浅析经济增长中的制度因素.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贸易经济类核心期刊99浅析经济增长中的制度因素易斯认为,在影响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中,决定增长的主要经济因素是自然资源与人的行为。在《经济增长理论》一书里,他着重从人的

行为出发,探究经济增长的原因,他认为,经济增长背后的人类行为的直接原因是,进行经济活动的努力、知识的增长与运用以及资本积累,而决定这些直接原因的因素是观念与制度。这表明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深层次推动力。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是制度和技术两方面的共同创新。对于后者而言,技术创新为许多国家所接受,但是仅仅有技术上的创新,而没有制度领域创新的有力支持,即使经济体在开始时有所增长,也是难以为继的。因而,为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制度领域的创新活动非常必要,制度创新的关键和目的在于,促使参与主体获取经济活动的自由,激励经济机会的把握,从而最终促进经济的增长。制度实施机制与经济增长作为约束经济活动参与各方行为的规则,制度本身是不完全的,而且容易受经济行为主体主观偏好,例如机会主义等因素影响,因而制度实施机制对于其功能实现非常重要。对于非正式制度而言,由于它是经济行为主体在长期的重复博弈过程中经过自发的演化所形成的,会产生自我刘■隆刚(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武汉430072◆中图分类号:F224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制度是经济增长的

深层次推动力。本文首先分析了制度实施机制与经济增长的问题,接着在讨论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基础上,研究我国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现实问题。关键词:经济增长制度实施制度变迁实施特征。然而,正式制度的实施,一般需要通过独立的第三方来进行。对于制度的实施机制,它影响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由第三方进行实施的成本,对于不同的制度实施机制,存在不同的制度执行成本;实施机制的公正性大小,即所谓的机会主义行为。由于制度实施机制不同,因而存在交易费用方面的差别。对于经济增长的有效促进机制,应当是实现“自我实施”的最大可能,从而使得交易费用降低。由于作为经济活动参与各方的“共有信念”存在,制度是规范的,也是规制的。所以,

制度实施时,必须通过经济活动参与各方的合作,只有制度实施机制满足经济活动参与各方的个人利益,制度才可能得到实施。这对于拥有“集权惯性”的转轨国家极为重要,长期以来,更多的是对国家和社会利益的强调,试图利用社会强制手段来实现统治阶层目标。如果制度的设计必须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同时个人并不都是利他的,肯定会导致偏高的执行成本。在渐进式改革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往往反映了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制度实施困境。

由于第三方实施机制的公正性,经济活动参与各方能够获得相对稳定的预期,通过对“违规”行为的威慑,实现制度有效的实施。由于国家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成为主要的第三方实施主体,尤其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但国家在制度实施的过程中无法做到完全意义上的“公正”。根据“诺

斯悖论”,政府在官僚体制和利益集团的功能下,不能保证进行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实施,时常有违法行为。在实践中,有效政府和有限政府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转轨国家,关键是打破“软”的政权,实现经济活动参与各方在制度面前的平等,维护法律权威。在渐进式改革中,有效政府应作为全社会利益的代表,而不会受制于利益集团,促进增进社会福利的制度和政策的实施。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制度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生活中所遵循的规则和习惯的总和。制度的功能在于,确立生产与分配框架,使个人的收益与风险得以明晰,经济不确定性降低,从而给予微观经济主体合理的预期,促使交易成本的降低和经济效率的提高。制度存在的意义在于,通过强制人们遵守履行共同的准则,以简化交换和谈判的过程,节省交易费用。在现实中,制度安排无法保证对增长起积极的功能,从历史上看,不利于发展的无效制度时常存在。诺斯曾指出:“政府的财政要求可能导致对某些不是促进增长而是有碍增长的所有权的保护,因此我们不能担保一定出现生产性的制度安排。”而且,由于存在制度的自我强化机制,即便一个社会采用了非效率的制度,也难以摆脱,这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路径依赖的问题存在会显著带来低效率制度均衡的长期保留。即便均衡是低效甚至无效的,放弃该均衡的成本却很高,这导致低效的制度均衡会长期存在于诸多后发国家,无法出现帕累托最优的制度。正如前苏联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所指出的,苏联问题的根源在于粗放的增长方式,其第九个五年

发展规划开始确定重点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外延为主导向内涵为主的转变,但这种转变直至1991年苏联解体也未能实现。对于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问题,首先需要考虑影响制度变迁供给的因素。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供给的影响因素包括:宪法秩序和规范行为准则。政府的强制性方案可能产生极高效益,因为政府可利用强制力,对由任何自愿的谈判都无法实现的方案强制实现。制度设计成本和预期成本。当政府性安排为大众接受后,其推广的政治成本会下降;通过某项计划所确立的官僚政治基础,经常可以相对便宜地向另一个方案上进行扩展。社会科学的进步和制度选择集的改变。林毅夫提出了制度选择集的概念:“一种制度安排是从一个可供挑选的制度安排集合中选出来的,其条件是,从生产和交易两方面考虑,它比这个制度安排集合中的其他制度安排更有效。”上层决策者的净收益。制度变迁一般是对增长的动态需求积累到相当

程度的强烈反应,是原有制度对经济增长的抑制达到十分严重的地步以至于经济处于崩溃边缘而提出的要求。从逻辑上讲,体制变革是释放经济增长潜力和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但实际上,并非所有变迁都会绝对的促进经济增长,制度变迁并非完全存在高效率。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

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制度变迁伴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进行。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方面,中国一直以来关注于技术改进、产业结构调整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等方面,但事实上,如詹姆士・A・道与史迪夫・H・汉科指出的:“许多发展…专家‟们忽视了现实,忽略了产权和市场价格在发展进程中的功能。恰当的经济推理被社会工程化和过于简单的模式所代替,这种模式强调了资本积累和外援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但没把对资本有效利用和动态贸易收益等至关重要的制度体系考虑进去。”在种种促进技术提高、效率改进的努力都没能有效转变增长方式时,人们发现博弈规则是制约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因素。

(一意识形态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