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的《故都的秋》赏析

郁达夫的《故都的秋》是一篇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好散文。关于其中心，课文自读提示和教参都作了明确的分析和界定，认为“文章将自然界的‘客观色彩’——故都的秋色，与作家内心的‘主观色彩’——个人的心情，自然地融化在一起，……全文紧扣‘清’、‘静’、‘悲凉’落笔，以情驭景，以景显情，信手写来，浑然一体”，“通过对北平秋色的描绘，赞美了故都的自然风物，抒发了向往、眷恋故都的秋的真情，流露了深远的忧思和孤独感”，并且，为了增进学生对此的理解，自读提示和教参还注意联系了文章写作的时代背景，指出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作家移居杭州的个人生活背景。其实，郁达夫在文中流露的情感，固然跟当时的背景有关，也跟作家一生的身世命运和性格情趣有关，还跟中国传统文人的悲秋情结有关，当时的背景因素前已提及，本文即就后两点作些补充性的联想与阐释。一、身世命运和性格情趣作家赞美自然风物，抒发情感，其格调无非是热烈高亢、平和淡远和忧郁低沉三者之中各有选择侧重而已。而郁达夫偏偏持最后一种心态来描绘故都秋色，这和他的身世命运以及性格情趣是分不开的。作为一篇以真实为内核的散文，《故都的秋》所反映的这种清静悲凉心境和郁达夫一生的身世命运以及由此形成的性格情趣是紧密相连的。首先，从身世命运来看。“郁达夫三岁丧父，家道衰贫”（《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郁达夫”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86版），后来又经两度婚姻失败（先与结发妻孙荃，后与王映霞。作者注），再有两次丧子之痛（见郁达夫散文《一个人在途上》《记耀春之殇》），此外，郁达夫生活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先后目睹了晚清腐败、军阀割据的社会现实，亲自经受了蒋介石政府白色恐怖的威慑（1933年举家由上海移居杭州，过上流连山水的隐居生活，政治上一度表现消沉即由此而来。作者注），最后亲历抗日烽火，在南洋为日本宪兵秘密杀害。这样的一生，是悲凉的。其次，从性格情趣来看，他的身世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忧伤压抑的性格，从而影响着他在创作上的情趣倾向。他在亲撰的系列自传中说：“儿时的回忆，谁也在说，是最美的一章，但我的回忆，却尽是些空洞。第一，我所经验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对于饥饿的恐怖，到现在还在紧逼着我。”又说：“又因自小就习于孤独，困于家庭的结果，怕羞的心，畏缩的性，更使我的胆量，变得异常的小。”少年时代就沉浸在“水一样的春愁”里。（以上引自《郁达夫自传》，江苏文艺96版）日本十年留学生活，使郁达夫的性格继续生长发育着，自伤之中又添了对国家民族的忧虑及由此而来的自卑感，这一点，在他这一时期的创作中有明显流露，如小说集《沉沦》和《茑萝集》，都充满了感伤情绪乃至带有颓废色彩。他在1920年写给新婚妻子孙荃的一首诗中说：“生死中年两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剧怜病骨如秋鹤，犹吐青丝学晚蚕。一样伤心悲薄命，几人愤世作清谈。何当放棹江湖去，芦荻花间结净庵。”其实，作者这时才24岁。回国后，他说：“1922年，在日本的大学毕了业，回国来东奔西走，为饥寒所驱使，竟成了一个贩卖知识的商人……1923年的秋天，一般人对我的态度改变了，我的对于艺术的志趣，也大家明白了……就说我是一个颓废者，一个专唱靡靡之音的秋虫。”（《〈鸡肋集〉题辞》）为了更明确地显示郁达夫这种性格情趣，我们不妨来看在1923年写的《还乡后记》（《郁达夫散文全编》浙江文艺90版）中的一段文字：“ ……只教天上有暗淡的愁云蒙着，阶前屋外有几点雨滴的声音，那么围绕在我周围的空气和自然的景物，总要比现在更带有些阴惨的色彩，总要比现在和我的心境更加相符。若希望再奢一点，我此刻更想有一具黑漆棺木在我的旁边。最好是秋风凉冷的九十月之交，叶落的林中，阴森的江上，不断地筛着渺蒙的秋雨。我在凋残的芦苇里，雇了一叶扁舟，当日暮的时候，在送灵枢归去。小船上除舟子而外，不要有第二个人，棺里卧着的若不是我寝处追随的一个年少妇人，至少也须是一个我的至亲骨肉。我在灰暗微明的黄昏江上，雨声淅沥的芦苇丛中，赤了足，张了油纸雨伞，提了一张灯笼，摸到船头上去焚化纸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