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宫廷政治之弊：中央外戚专权 地方豪强称雄

汉代宫廷政治之弊：中央外戚专权地方豪强称雄西汉早期政治：宫廷与政府权力分割王莽之所以能够篡夺西汉的皇位，制度上的原因，就在于西汉政治的宫廷化。

这是从汉武帝开始才有的事情。

汉初，宫廷斗争对于西汉的政局影响不大。

刘邦死后，吕后专政，宫廷争斗极为血腥。

但当时社会上却风平浪静。

萧规曹随，清静无为，人民得以休养生息，成为那一段历史的佳话。

其背后，除了“无为”的政治理念之外，更有政治制度上的保障。

那时，宫廷归宫廷，政府归政府。

皇帝的家事，对国家政局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

国家的领袖是皇帝，政府的领袖是丞相。

陈平曾经说过，丞相的责任，就是辅佐皇帝，按照天地阴阳和四时流行的自然法则来治理国家，使万事万物都各得其所，使邻近部族畏威怀恩，使天下百姓亲近顺从，使拥有“卿”和“大夫”之爵位者获得合适的任用。

陈平是何等谨慎小心的人物！丞相的权力，若非制度上的赋予，他是决不至于夸这样的海口的。

那时的丞相，身为“百官之长”，凡事“无所不统”。

曹参继萧何为汉朝的丞相，郡守和王国丞相的任免都一个人说了算，凡事都按萧何立下的规矩办，也不请求皇帝的意见。

汉惠帝对曹参是很不满意的，认为曹参故意轻视自己。

曹参却对惠帝说：“高皇帝和萧何共定天下，法令已制定得明明白白，如今皇帝只须安坐皇位，我和大臣们按规矩办事，不是很好吗？”这样的口气，的确有些教训的味道。

身为开国功臣，曹参是有些自负。

但作为丞相，他也确实有这样说话的份量。

文帝时的丞相申屠嘉，资历远不及萧何、曹参和陈平，封户只不过五百。

但申屠嘉入朝奏事，只因为文帝的宠臣邓通对他有所“怠慢”，即将邓通召至相府教训。

他对邓通说：“这个朝廷，是高皇帝的朝廷啊！你邓通不过是个小臣，在宫殿之上这样没有规矩，罪属大不敬，理当斩首。

”若不是文帝及时派人解救，邓通就被这位申丞相杀掉了。

汉文帝和景帝，对于丞相权力太大的问题，一直耿耿于怀。

文帝曾故意刁难丞相周勃，逼得周勃不得不主动让位于既能干又乖巧的陈平。

陈平死后，周勃再次出任丞相，但不久就被文帝找借口打发回封地去了。

周勃的儿子周亚夫，在景帝时也做了丞相。

周亚夫总是干涉景帝行事，景帝罢了他的官不算，最终还要了他的命。

文、景二帝，对丞相权力太大，都心存疑惧。

武帝令“宫廷政治”成型至汉武帝在位时，开始从制度上削夺丞相的权力。

武帝利用中书和尚书控制朝政。

那时，中书传达政令，是国家的“枢机”所在；朝廷百官的任命，则由尚书负责。

这样一来，汉朝的宫廷，倒成了政治的大本营，成为地地道道的“宫廷政治”了。

武帝雄材大略，以一人之力，运筹于宫廷，而指挥天下。

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

宫廷政治之下，外戚、阉宦和宫廷弄臣，反而成了政治的主角。

吕思勉先生曾经就此说道：武帝临终顾命，把国家大事都托付于一个不学无术的霍光，而同受顾命的金日磾、上官桀，皆为“小廉曲瑾便辟侧媚”之流。

“小廉曲谨”，就是貌似谨小慎微。

而“便辟侧媚”，就是擅长邀宠取媚。

这样一些人，显然都是只知道听从皇帝命令，而心怀叵测的“小臣”。

当武帝死后，西汉的宫廷，就落入了这样一群小臣手中。

昭、宣、元、成、哀、平六代，基本上是外戚专政；间或亦有一些宦官和佞臣掌握了大权。

成帝在位二十余年，王氏亲属先后有十人封候，五人拜将，占据着宫廷要津。

刘姓的江山，实际已由王姓当家。

成帝死后，哀帝继位。

哀帝对满朝王氏一概斥退，而重用祖母傅氏、母亲丁氏的家人。

但哀帝在位只有六年头，傅氏、丁氏又先他而死，两家皆不成气候。

故哀帝一死，身为太皇太后的王政君，就召回王莽，重掌宫廷。

这时，对于王莽来说，篡取皇位本身并不是一件难事。

宫廷政治之下，谁控制了宫廷，谁就控制了政治的机枢。

就这一点而言，处心积虑要篡夺皇位的王莽，实在是一个历史的幸运儿。

但是，王莽其实是一个很不幸的历史人物。

他篡夺了西汉的皇位，但那不过是一个权力的空壳。

以他所处的环境而言，他其实是什么事也做不成的。

那时，天下遍布豪强，与西汉的地方官勾结在一起，早就不再听命于朝廷。

西汉亡于王莽，亡的不过是宫廷。

这件事，也须从头说起。

宫廷政治之弊：上用“小臣”，下用“小材”汉初，郡的权力甚大。

但郡守的选任取决于丞相；丞相对郡守亦握有监察与制裁之权。

另一方面，丞相的选任既取决于皇帝，皇帝对丞相亦拥有监察与制裁之权。

就总体而言，西汉在武帝之前，皇权与相权之间，是有制衡的；而中央与地方之间，也是有制衡的；西汉的中央集权，正是建立在这种权力制衡的基础之上的。

而武帝削弱相权，则使郡一级权力，成为皇权的直接延伸。

郡太守的选任一出于尚书，实际是皇帝的亲自任命。

故对于郡守的监察与制裁之权，从此只能由皇帝直接行使。

另一个问题，就是选什么样的人为郡太守。

按汉朝的规矩，贵戚和二千石以上官员的子弟，拥有入宫充任郎官的特权；财力雄厚人家的子弟，也可以花钱买一个郎官做。

这些人，久在宫廷行走，或官至郎中、中郎，有身份有地位，却也渐渐养成了“小廉曲谨便辟侧媚”的性格。

武帝时，官员的任命，既已由尚书负责，这些郎中、中郎，与皇帝最为接近，也最易于为尚书所注意，遂被大量委派到地方充任郡太守。

董仲舒曾经向武帝提出，这类人不过是“小材”；委任他们做太守，会把做太守必具的品德和能力标准都颠倒混淆了。

而进一步的问题，则是汉朝的郡太守，有权任命各级属官。

太守若为“小材”，则其选任的各级属官，也大都不会称职。

这样一来，汉朝的地方治理，就成了大问题。

宫廷政治，上用“小臣”，下用“小材”。

而“小臣”、“小材”一旦大权在握，就会败坏国家大事（“秉君威，以害正事”）。

如武帝实行盐铁和商业官营，结果是权贵、官吏与富商大贾勾结在一起，私自经营工商业牟利，败坏王法，逞其私欲，占据山泽，控制市场，囤积居奇。

其他方面，也是一样。

这样的问题，武帝最初是想用酷吏来解决的。

但是，酷吏大都非常势利，无非是看武帝的眼色行事。

得势者，即便犯法如山，酷吏一般碰都不会去碰他们。

失势者，即便是贵戚，酷吏也不会放过他们。

中央监察机制的失效：地方豪强坐大对于地方豪强势力，武帝是尤为重视的。

武帝曾用杨可推行“告缗”法，把地方中等以上的富户大都搞得家破人亡。

然而，这些都是缺乏权力背景的豪强。

那些真正拥有权力背景的豪强，因与朝廷权贵和郡、县官吏勾结，却迅速膨胀起来。

为此，武帝于酷吏之外，又设置刺史，以强化朝廷对地方的监察。

监察的内容，一是豪强兼并，欺凌百姓；二是郡太守违法乱纪，营私聚敛；三是郡太守滥施刑赏，苛刻暴虐，妄言吉凶；四是郡太守任人为亲，贤愚颠倒；五是郡太守子弟不法；六是郡太守勾结豪强。

概括而言，就是要通过法律监察，解决豪强与郡太守在地方上违法乱纪和相互勾结的问题。

然而，宫廷政治之下，一切权力的设置，在本质上都具有皇权专制的性质。

行政系统如此，监察系统也是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官员被赋予的权力越大，权力的滥用就越严重。

以宫廷政治为核心的专制皇权，既不能从制度上限制权力的滥用，则刺史之设决不能收普遍、长远的监察之效。

其时，各地的郡太守普遍作奸舞弊（“天下郡太守多为奸利”），而具有权贵背景者尤无忌惮。

武帝之后，问题就更严重了。

到处因“多豪强”而“难治”，或因“多贵人宗室，难治”。

在一些地方，豪强甚至成为真正的领袖，地方官吏甚至宁愿得罪郡太守，也不愿得罪豪强（“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

长安天子脚下，豪强违反王法，扰乱吏治，如入无人之境。

汉元帝曾哀叹：百姓受豪强欺压，刺史、太守却不能为他们伸冤！其实，那时的郡太守，如没有什么背景，稍有小过，亦难免被刺史举劾。

他们为官一任，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其中品行低劣者，凡事只是从私利出发。

按照法律，太守如果不敢执法，或疏于执法，是有“放纵”之罪的。

但是，由于法不治众，这项罪名最后也只好撤销掉。

王莽改制：在一个中央权力的空壳下发动的改革上面说，王莽想要对社会来一翻彻底改造。

他推行“王田”和“五均六筦”，照吕思勉先生的说法，就是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

平均地权，真正的豪强是没有人敢动的。

史书上说，“王田”推行后，天下一片愁苦声，许多人都遭受刑罚。

但真正有势力的豪强，显然是动不了的。

愁苦之声，显然来自那些没有势力背景的中小土地占有者，受刑罚处分的当然也是他们。

这都由是官吏营私舞弊造成的。

而“五均六筦”，也导致豪强“与郡县通奸”。

这同样说明，王莽为节制资本而实行的工商业官营政策，也被豪强与郡县官吏利用为勾结牟利的工具。

地方上，官吏与豪强勾结之势已成，王莽真是什么事也做不成。

为重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王莽想重新规画地方行政。

他设立州牧，作为更高一级地方行政，以重振郡县，却难挽狂澜于既倒。

有一位州牧在上任之前，说到了地方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放弃改制，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这与王莽要他强化对于荆州的控制，可谓大相径庭。

王莽一怒之下，就把这位新任州牧撤掉了。

那时，天下乱极，造反者层出不究。

用王莽自己的话说，就是天下“麻沸”，即人民造反如乱麻沸汤一般的。

然而，对这样的造反，郡县官吏一概敷衍塞责，“县欺其郡，郡欺朝廷”，瞒报少报，态度极为消极。

所以，对造反者的镇压，王莽派出的军队，虽然也打过一些胜仗；但造反者此起彼伏，只能眼看着蔓延而为搅动天下的绿林、赤眉。

那时，许多豪强都组织武装，加入造反的队伍。

公元23年，昆阳之战，王莽四十余万精锐，竟不敌更始军一万多人的夹击，全军溃败。

新朝之不堪一击，暴露无遗，从此四面受敌。

当更始军进攻长安、洛阳之际，遍地乘势而起的豪强，风从响应，起兵杀州牧，杀郡太守，“旬月之间，遍于天下”，遂将天下割据完毕。

而当更始军进攻长安时，长安“大姓”纷纷拥众追随更始军向王莽进攻。

回顾王莽“从成功走向失败”的这一段历史，当初，正是西汉的宫廷政治，为王莽提供了篡汉的条件。

而这种宫廷政治，在其发展过程中，因权力无法制衡，而无从监督，遂为天下豪强势力的膨胀提供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可能。

另一方面，强大的豪强势力，因反对王莽推行的政策，先是坐视他陷于灭顶之灾，随后又趁火打劫，与起义的农民一起将他推翻。

从这一意义上说，王莽亡于豪强，亡的是天下。

王莽覆灭之后，刘秀建立了东汉。

但东汉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才将遍地割据的豪强武装消灭，真正统一了天下。

但东汉，照范文澜先生的说法，亦不过是一个豪强政权。

整个东汉，就是在宫廷政治下度过的。

宦官和外戚交替专政，是东汉政治的特点。

东汉的宦官、外戚和官僚，则都有豪强的背景。

东汉末年，天下分裂割据；之后数百年，虽有西晋的短暂统一，但总体上仍是天下分裂的形势，其基础也是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