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宫廷政治之弊：中央外戚专权 地方豪强称雄

汉代宫廷政治之弊：中央外戚专权地方豪强称雄

西汉早期政治：宫廷与政府权力分割

王莽之所以能够篡夺西汉的皇位，制度上的原因，就在于西汉政治的宫廷化。这是从汉武帝开始才有的事情。

汉初，宫廷斗争对于西汉的政局影响不大。刘邦死后，吕后专政，宫廷争斗极为血腥。但当时社会上却风平浪静。萧规曹随，清静无为，人民得以休养生息，成为那一段历史的佳话。其背后，除了“无为”的政治理念之外，更有政治制度上的保障。那时，宫廷归宫廷，政府归政府。皇帝的家事，对国家政局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国家的领袖是皇帝，政府的领袖是丞相。陈平曾经说过，丞相的责任，就是辅佐皇帝，按照天地阴阳和四时流行的自然法则来治理国家，使万事万物都各得其所，使邻近部族畏威怀恩，使天下百姓亲近顺从，使拥有“卿”和“大夫”之爵位者获得合适的任用。陈平是何等谨慎小心的人物！丞相的权力，若非制度上的赋予，他是决不至于夸这样的海口的。

那时的丞相，身为“百官之长”，凡事“无所不统”。曹参继萧何为汉朝的丞相，郡守和王国丞相的任免都一个人说了算，凡事都按萧何立下的规矩办，也不请求皇帝的意见。汉惠帝对曹参是很不满意的，认为曹参故意轻视自己。曹参却对惠帝说：“高皇帝和萧何共定天下，法令已制定得明明白白，如今皇帝只须安坐皇位，我和大臣们按规矩办事，不是很好吗？”这样的口气，的确有些教训的味道。身为开国功臣，曹参是有些自负。但作为丞相，他也确实有这样说话的份量。文帝时的丞相申屠嘉，资历远不及萧何、曹参和陈平，封户只不过五百。但申屠嘉入朝奏事，只因为文帝的宠臣邓通对他有所“怠慢”，即将邓通召至相府教训。他对邓通说：“这个朝廷，是高皇帝的朝廷啊！你邓通不过是个小臣，在宫殿之上这样没有规矩，罪属大不敬，理当斩首。”若不是文帝及时派人解救，邓通就被这位申丞相杀掉了。

汉文帝和景帝，对于丞相权力太大的问题，一直耿耿于怀。文帝曾故意刁难丞相周勃，逼得周勃不得不主动让位于既能干又乖巧的陈平。陈平死后，周勃再次出任丞相，但不久就被文帝找借口打发回封地去了。周勃的儿子周亚夫，在景帝时也做了丞相。周亚夫总是干涉景帝行事，景帝罢了他的官不算，最终还要了他的命。文、景二帝，对丞相权力太大，都心存疑惧。

武帝令“宫廷政治”成型

至汉武帝在位时，开始从制度上削夺丞相的权力。

武帝利用中书和尚书控制朝政。那时，中书传达政令，是国家的“枢机”所在；朝廷百官的任命，则由尚书负责。这样一来，汉朝的宫廷，倒成了政治的大本营，成为地地道道的“宫廷政治”了。武帝雄材大略，以一人之力，运筹于宫廷，而指挥天下。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宫廷政治之下，外戚、阉宦和宫廷弄臣，反而成了政治的主角。吕思勉先生曾经就此说道：武帝临终顾命，把国家大事都托付于一个不学无术的霍光，而同受顾命的金日磾、上官桀，皆为“小廉曲瑾便辟侧媚”之流。“小廉曲谨”，就是貌似谨小慎微。而“便辟侧媚”，就是擅长邀宠取媚。这样一些人，显然都是只知道听从皇帝命令，而心怀叵测的“小臣”。

当武帝死后，西汉的宫廷，就落入了这样一群小臣手中。昭、宣、元、成、哀、平六代，基本上是外戚专政；间或亦有一些宦官和佞臣掌握了大权。成帝在位二十余年，王氏亲属先后有十人封候，五人拜将，占据着宫廷要津。刘姓的江山，实际已由王姓当家。成帝死后，哀帝继位。哀帝对满朝王氏一概斥退，而重用祖母傅氏、母亲丁氏的家人。但哀帝在位只有六年头，傅氏、丁氏又先他而死，两家皆不成气候。故哀帝一死，身为太皇太后的王政君，就召回王莽，重掌宫廷。这时，对于王莽来说，篡取皇位本身并不是一件难事。

宫廷政治之下，谁控制了宫廷，谁就控制了政治的机枢。就这一点而言，处心积虑要篡夺皇位的王莽，实在是一个历史的幸运儿。但是，王莽其实是一个很不幸的历史人物。他篡夺了西汉的皇位，但那不过是一个权力的空壳。以他所处的环境而言，他其实是什么事也做不成的。那时，天下遍布豪强，与西汉的地方官勾结在一起，早就不再听命于朝廷。西汉亡于王莽，亡的不过是宫廷。这件事，也须从头说起。

宫廷政治之弊：上用“小臣”，下用“小材”

汉初，郡的权力甚大。但郡守的选任取决于丞相；丞相对郡守亦握有监察与制裁之权。另一方面，丞相的选任既取决于皇帝，皇帝对丞相亦拥有监察与制裁之权。就总体而言，西汉在武帝之前，皇权与相权之间，是有制衡的；而中央与地方之间，也是有制衡的；西汉的中央集权，正是建立在这种权力制衡的基础之上的。

而武帝削弱相权，则使郡一级权力，成为皇权的直接延伸。郡太守的选任一出于尚书，实际是皇帝的亲自任命。故对于郡守的监察与制裁之权，从此只能由皇帝直接行使。另一个问题，就是选什么样的人为郡太守。按汉朝的规矩，贵戚和二千石以上官员的子弟，拥有入宫充任郎官的特权；财力雄厚人家的子弟，也可以花钱买一个郎官做。这些人，久在宫廷行走，或官至郎中、中郎，有身份有地位，却也渐渐养成了“小廉曲谨便辟侧媚”的性格。武帝时，官员的任命，既已由尚书负责，这些郎中、中郎，与皇帝最为接近，也最易于为尚书所注意，遂被大量委派到地方充任郡太守。董仲舒曾经向武帝提出，这类人不过是“小材”；委任他们做太守，会把做太守必具的品德和能力标准都颠倒混淆了。而进一步的问题，则是汉朝的郡太守，有权任命各级属官。太守若为“小材”，则其选任的各级属官，也大都不会称职。这样一来，汉朝的地方治理，就成了大问题。

宫廷政治，上用“小臣”，下用“小材”。而“小臣”、“小材”一旦大权在握，就会败坏国家大事（“秉君威，以害正事”）。如武帝实行盐铁和商业官营，结果是权贵、官吏与富商大贾勾结在一起，私自经营工商业牟利，败坏王法，逞其私欲，占据山泽，控制市场，囤积居奇。其他方面，也是一样。这样的问题，武帝最初是想用酷吏来解决的。但是，酷吏大都非常势利，无非是看武帝的眼色行事。得势者，即便犯法如山，酷吏一般碰都不会去碰他们。失势者，即便是贵戚，酷吏也不会放过他们。

中央监察机制的失效：地方豪强坐大

对于地方豪强势力，武帝是尤为重视的。武帝曾用杨可推行“告缗”法，把地方中等以上的富户大都搞得家破人亡。然而，这些都是缺乏权力背景的豪强。那些真正拥有权力背景的豪强，因与朝廷权贵和郡、县官吏勾结，却迅速膨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