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化医学应用现状及其困境分析

转化医学应用现状及其困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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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医学作为一种科学理念，从着名医学杂志TheLancet于1996年刊文提出“转化医学”的概念至今已近17年。纵观这些年的发展历程，无论是生物医学研究者，亦或是临床医学专家，都正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尽力将先进的成功基础理论与成果向“以患者为中心”的临床医学应用转化，即通过双向转化通道，在基础研究与临床医学之间建立联系的桥梁，进而推动基础研究向临床医疗诊治快速转化与应用。但是，通过长期实践，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仍严重脱节，先进的基础研究成果难以向有实际需要的临床医学转化，使转化医学面临诸多困境。

因此，面对基础研究与临床医学实践的脱节，有必要找到转化医学理念应用的瓶颈所在，使基础研究向临床医学实践顺利转化。

1.转化医学应用现状

转化医学指基础医学与临床应用之间的双向转化过程，是基础医学与临床应用之间连接的桥梁，属于一种循环式的科学体系，即基础研究的新成果及时转

化到临床应用领域（包括医疗、预防、护理等多个方面），为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更先进的措施和方法。另外，在临床应用中及时修正，并将相关信息反馈回基础研究中，进一步使其完善、发展，而最终目的是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转化医学属于双向转化过程，但人们更加关注的是基础研究向临床应用的转化，而这则是最困难的事情，涉及到时间、经费、伦理等诸多因素。

纵观国内外的各种基础医学研究，很大一部分在向临床实践进一步转化的过程中，难以将基础研究成果再次重复。因此，基础研究成果缺乏可重复性，是目前转化医学失败的首要原因，使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相互脱节，基础研究的优秀成果难以为临床实践服务。尽管在转化医学实施的过程中有许多经典的案例，但从国内外对疾病诊治的相关转化医学应用效果来看，应用现状仍不容乐观。

肝细胞癌的转化医学研究

肝细胞癌（以下简称“肝癌”属于较为常见的肿瘤，是恶性度较高的肿瘤之一。据统计，在我国，肝癌是恶性肿瘤死亡原因的第二位，就全世界而言，则位于恶性肿瘤死亡原因的第三位。近10年来针对肝癌治疗研究的技术领域不断扩展，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方法包

括基因组学、蛋白质学、代谢组学以及转录组学等，使对肝癌的基础研究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肝癌发生与发展相关的分子机制和关键分子方面也取得了较为领先的地位。但是，从临床对肝癌诊治的过程中看，肝癌的总体预后依然很差，难以与基础研究的快速发展相平衡。2004年，Mankoff 等的一组数据可以说明问题：就全世界而言，肝癌的发病率仍持续上升，年发病和死亡人数较10年前明显增加，由10年前年发病万人上升到万人，年死亡人数由万人上升到万人。目前，肝癌的5年生存率仍然不足5%。

我国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我国是肝癌高发国，患者数量占全世界肝癌人数的一半以上，因此对肝癌诊治的相关研究较为突出，但治疗情况不容乐观。因此，仅就肝癌的转化医学研究而言，转化医学在此领域进展颇微，虽然相关的基础医学发展迅速，高新技术不断更新，但是在检验基础医学应用效果时，其在临床中的应用，肝癌的疾病治疗却进展缓慢，肝癌的基础研究没有达到提高肝癌预后生存率的效果。与国外相比，虽然我国的肝癌人数占世界肝癌人数一半还多，但相关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没能通过转化医学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有效治疗手段，仍有相当大的差距，转化

医学的真正意义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心肌梗死治疗的转化医学研究

目前，对于心肌梗死缺血性心脏病的治疗，经过多年的临床实践，治疗经验的总结，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实践的应用，已经通过转化医学实践验证达成了比较清晰的共识，一般认为放置血管内支架是治疗缺血性心脏病的最有效的方法，因此，我国对于缺血性心脏病的治疗，使用心脏支架的态势呈现疯长。据统计，心脏支架的使用量连续3年每年增加6万例，但是心血管疾病的病死率仍然呈逐年上升态势。一种治疗方法是否有效，要通过预后的效果来判断，即预后的生存时间。冠脉支架和/或搭桥手术，对心肌缺血性心脏病的病死率下降仅为3%?5%。从上述例子可知，我国应用转化医学的近10年间，在心肌梗死治疗领域仍然属于探索阶段，还没有达到满意的效果。虽然，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心肌梗死最重要的治疗手段就是冠脉支架，因为冠脉支架能快速畅通冠脉，但对于一种临床应用技术的判断不能仅看近期的治愈情况，还应该对临床治疗后的患者进行长期随访，做客观评判。但是预后却难以令人满意，转化医学的效果也同样难以让人满意，需要临床与基础研究的相关人士共同努力协作发展转化医学，共同寻求最佳的诊治策略。

实验外科应用的转化医学发展

实验外科是外科学的一个分支，主要是用实验医学的方法探讨、验证外科领域的未知问题。首先，是通过动物实验来验证手术方法的效果，通过各种实验技术和方法，验证临床诊治应用的合理性等；其次，是外科疾病的病因、诊断、防治与预后等内容，利用循证医学进行判定。

通过上述可知，实验外科是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具体说应该是与外科临床医学相联系的重要枢纽，应属转化医学的范畴。在外科临床诊治的过程中发现问题，通过实验外科的基础医学的相关内容来判断或验证这种问题可解决的办法，进而通过临床实践将基础研究的成果应用于临床诊治。

近30年来，虽然我国的实验外科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其中主要表现在[9]:(1)在国际上有标志影响力的先进成果不多；（2)每年在SCI具有影响力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很多，但是真正能将基础研究在临床实践中进行重复验证的却寥寥无几，多数是为了基础研究而进行基础研究；（3)对疾病进行诊治的临床知名医生很多，但能真正在临床中发现问题进而转入实验外科研究的高层次人才匮乏；（4)临床外科手术创新不够，高

新技术成果及应用较少，多为国外新技术的跟踪引进和重复应用，一些重要的技术和设备仍受制于人，临床研究的创新指数和证据级别也有待提高。比如，外科手术技术最先进的达芬奇手术机器人，是因临床中难以达到精细操作应运而生的，从2000年首次应用，到2010年短短10年的时间，全世界范围内，欧美国家的装机数量迅速增长[1°]。截至2010年12月底，全球的达芬奇手术机器人装机数量为1753台。其中，美国1285台，占73%以上；欧洲316台，占18%;亚洲及其他地区152台，占%。亚洲国家和地区共有96台，其中，韩国34台；中国大陆10台，仅占%;中国香港6台；中国台湾7台；日本20台；印度7台；其他国家共12台[11]。由此可见，我国外科学的发展在世界高新技术领域难有竞争力，因此，作为转化医学范畴的实验外科应从战略高度出发，重视医学科学内部学科间的相互转化，提高我国医疗的整体水平，合理运用转化医学，培养“实验室一临床一实验室”综合型人才，使我国成为高新技术领域的强国。

转化医学资金投入及其成果发表情况与转化医学初衷相悖

美国国家肿瘤研究院在过去30年间共耗资2000亿美元，用于基础医学的相关研究，最终发现8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