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英国飞机的命名

与其他国家不同，英国皇家空军（RAF）和舰队航空兵（FAA）更倾向使用名字，而不是字母和数字的组合来命名飞机。

当然，这些名字并非随意之选，而是皇家空军从1918年成立时起就采用的一套复杂的命名系统的一部分，而在二战脚步临近时，该系统已大幅修订过。

与广为流传的说法相反，尽管1918年的命名体系确实强制要求过，头韵（即首字母相同）并不是RAF/ FAA的命名体系贯彻始终的规定。

不过，传统的力量毕竟强大，在二战期间甚至战后的不少飞机名字上仍有所反映，如霍克“飓风”（Hawker Hurricane）、肖特“斯特林”（Short Stirling）、布莱克本“博塔”（Blackburn Botha）、费尔雷“管鼻燕”（Fairey Fulmar）等。

大部分二战时期的飞机是以1932年或1939年的命名系统命名的，这两者除了用于海上的飞机外并无多少区别。

1937年，舰队航空兵（FAA）从皇家空军回归皇家海军，海上飞机的起名权因此回到海军部手里。

飞机的名字或者由生产厂家所起，或出自军方之手。

有一个精彩的段子，也许是虚构的，讲到雷金纳尔德•米切尔听到他设计的伟大的战斗机被命名为“喷火”时发出如是感叹：“这就是他们会选的那种傻到根的名字！”Spitfire，除了解释为“喷吐火焰者”和“一种烟火”外，还指“a highly emotional and quick-tempered person (especially a girl or woman)”，“一个高度情绪化和易怒的人（特别是女孩或妇女）”，这简直是“泼妇”嘛！难怪米切尔大叔不高兴呢。

想到中文译名“喷火”，基本搭调，又体现了英国空军部对战斗机名字“速度、活力或攻击性”的要求，还没有英语里的一词多义的不良联想。

生产厂家当然也有自己的内部的飞机命名体系，通常使用字母和数字的组合。

德•哈维兰公司的内部命名系统也许是最广为人知的，比如“虎蛾”（Tiger Moth）教练机的公司内部编号是D.H.82，著名的“蚊”式（Mosquito）战斗轰炸机则在公司内被称为D.H.98。

其他的公司也与此相类，“桑德兰”式（Sunderland）水上飞机在肖特公司的编号是S.25，“兰开斯特”（Lancaster）对阿弗罗公司来说是Type 683（638型）。

然而，这些只是公司内部的编号，并不是皇家空军命名系统的一部分。

按照1932年或1939年的命名系统，各类飞机的起名规则如下：
战斗机被给予“通用的词，表现速度、活力或攻击性”。

这样笼统的规定给起名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气象学名词被普遍采用，如“飓风”（Hurricane）、“旋风”（Whirlwind）、“闪电”（Lightning）和“台风”（Typhoon）等。

其他被使用的还有快速的动物，比如“野马”（Mustang），甚至合适的形容词，比如“挑战”（Defiant，由于汉语和英语的差别，形容词性不容易在汉译名中体现出来，至于有人翻作“挑战者”的，则根本不通，连词性都不对，且容易与Challenger混淆）。

不知道为什么那种曾经是印第安人赖以为生的食物的北美野牛Buffalo会被选中，因为似乎既无速度，又无活力或攻击性，也许与该战斗机的发福臃肿的机身有关？更可能的是得名于凶猛得多的非洲水牛，但机身看起来确实像野牛Bison。

值得一提的还有皇家空军使用的美国飞机，这些从三十年代末期批量入役的飞机也被入境随俗地纳入了命名体系。

只要有可能，美国造的飞机也按同一规则取名，但更自由些。

按照皇家空军的规矩，轰炸机、运输机和船身式水上飞机都用英国本土或英帝国的地名。

美国飞机则被适当地赋予了美国地名，如道格拉斯“波士顿”（Douglas Boston）、寇蒂斯“克里夫兰”（Curtiss Cleveland）、马丁“巴尔的摩”（Martin Baltimore）以及联合“卡塔利娜”（Consolidated Catalina）等，基本上也符合以地名命名的规则。

一些已经由他们的美国生产商命名的飞机进入皇家空军后则保留了原来的名字，如贝尔“空中眼镜蛇”（Bell Airacobra），原本皇家空军准备重新命名为“北美驯鹿”（Caribou）的，但最终还是沿用原名，显然更符合其火力强大的凶猛本色。

许多产家起的名字并不符合皇家空军命名规则，但也有例外，如“雷电”（Thunderbolt）。

有趣的是，不少英国人起的名字还跨过大西洋，“返销”美国，成为美国陆航和海航正式采用的名字，诸如“卡塔利娜”和“闪电”等。

大多数在加拿大生产的英国飞机仍沿用原名，只有一例引人注目的例外：加拿大产的布里斯托尔“布莱尼姆”（Bristol Blenheim，根据英语读音，该词不能读作布伦海姆，因为h不发音）轰炸机被称作“博林布鲁克”，博林布鲁克既是历史上英国国王的姓，也是地名，按照命名规则，似乎应该是后者。

寇蒂斯公司素有将其战斗机命名为“鹰”（Hawk）的传统，皇家空军善解人意地承续了这一做法，把
P-36（Hawk-75）战斗机命名为“莫霍克”（Mohawk，原住纽约州的印第安人部落，虽然不是鹰，但名
字里毕竟有个hawk），P-40被称为“战斧”（Tomahawk，印第安人的战斧，也带个hawk），以及“小鹰”（Kittyhawk）。

改装“默林”发动机的P-40F原打算叫“苍鹰”（Goshawk）的，最终还是被称为“小鹰Mk.II”。

布里斯托尔的Beaufighter是个有趣的例子。

Beaufighter是同一公司的“博福特”式（Beaufort）鱼雷轰炸机的战斗机版，最大程度地使用了“博福特”的部件，这种血缘关系也从名字反映出来，Beaufighter 是略显笨拙啰嗦的Beaufort Fighter（博福特战斗机）的缩写版本，虽然字面上不甚雅致明了，但听上去还算不错。

至于他的中译名，普遍用的“英俊战士”，则可谓谬以千里了。

Beaufort其实是指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博福特公爵，根本与“英俊”之类的无涉，也许始作俑者略知法语吧（beau在法语里有“美好”的意思），但这个名字实在不怎么样，令人不良地联想到“空中X国庆”，呵呵。

实际上，还是老实地叫“博式战斗机”吧。

1937年后，海军战斗机不再遵循皇家空军的命名规则，常常以海鸟命名，如费尔雷“管鼻燕”（Fairey Fulmar）。

采用的空军战斗机也通常在原名前加以“海”（Sea）的前缀，如“海飓风”（Sea Hurricane）和“海斗士”（Sea Gladiator），“海火”（Sea Fire）则是“海喷火”（Sea Spitfire）的简写。

起先皇家海军还把采用的美国海军战斗机改名以符合英国的规则，如“野猫”（Wildcat）被改称“无足鸟”（Martlet，也指欧洲燕），“地狱猫”（Hellcat）被改称“塘鹅”（Gannet，一种海鸟），但到了1944年，皇家海军舰队航空兵又把所有英美不同名的飞机统一采用美国名字以避免混淆。

轰炸机以“地名——与英帝国或英国历史有关联的内陆城镇”命名。

我们可以找到许多以英国地名命名的轰炸机：阿弗罗“兰开斯特”、汉德利•佩奇“哈利法克斯”（Handley- Page Halifax），还有阿姆斯特朗•威特沃斯“惠特利”（Armstrong-Whitworth Whitley）。

在此之前的命名规则则是，轰炸机以动物命名，如费尔雷“狐狸”（Fairey Fox）、霍克“雄鹿”（Hawker Hart）等，但以此规则命名的轰炸机到了二战时已基本淘汰了。

费尔雷公司的Battle似乎是个例外（在国内被无一例外地译作“战斗”），但事实并非如此。

巴特尔（Battle）是黑斯廷斯（Hastings）附近的一个城镇，1066年黑斯廷斯战役的发生地。

维克斯“威灵顿”（Vichers Wellington）是个特例。

有两个英国城镇和一个新西兰城镇叫威灵顿，因此技术上来说符合轰炸机的命名规则，但也许更是为了纪念著名的威灵顿公爵。

维克斯公司的前一种轰炸机是“韦尔斯利”（Wellesley），威灵顿公爵家族的姓，似乎更佐证了这种推测。

大英帝国内的非英国本土的城镇也被选来命名轰炸机，如布里斯托尔“孟买”（Bristol Bombay），皇家空军使用的大部分美国轰炸机符合英国命名规则，但是，按照“内陆城镇”的规条来命名道格拉斯“波士顿”（Douglas Boston）和马丁“巴尔的摩”（Martin Baltimore）的大爷显然手头缺一本地图册。

波音“飞行堡垒”（Boeing Flying Fortress）和联合“解放者”（Consolidated Liberator）都保留了原来生产产家起的名字，没有按照英国规则重新命名。

运输机以“英帝国的郡或区”命名，如阿弗罗“约克”(Avro York)，美国飞机的名字则被美国化，如道格拉斯“达科他”（Douglas Dakota）。

船身式水上飞机以“英帝国的沿海城镇和港口”命名，如肖特“桑德兰”（Short Sunderland）。

海上飞机公司“斯特兰拉尔”（Supermarine Stranraer），桑罗（桑德斯-罗）“伦敦”（SARO London）。

作为一种籍籍无名的双翼船身式水上飞机，竟然以堂堂帝国首都命名，也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吧。

那个以加州海岸外的卡塔利娜岛来命名联合公司的飞船的家伙，理应得到一枚勋章，读起来太顺溜了。

陆空协同飞机（Army Co-operation aircraft）以“古典的词”命名，外延也很宽泛。

这类飞机常以古希腊和罗马人物命名，既有神话的，如阿姆斯特朗•威特沃斯“阿特拉斯”（Armstrong-Whitworth Atlas）和霍克“赫克托尔”，也有真实历史人物，如韦斯特兰“莱桑德”（Westland Lysander），莱桑德是斯巴达著名的海军将领和政治家，死于公元前395年。

通用/鱼雷/侦察机冠以“英国历史上的名字”。

如前所述，布里斯托尔“博福特”（Beaufort）鱼雷机以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博福特公爵命名。

阿弗罗“安森”（Avro Anson），一种沿岸侦察机，以与海洋有关的人物命名，即皇家海军18世纪著名的海军上将乔治•安森。

这使得皇家海军颇为不快，海军不愿意看到空军的飞机顶着海军偶像的大名在眼前晃来晃去。

海军部和空军部后来达成协议，空军不再使用
与海军有关联的名字，但当时不只是安森爵士，还有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纳尔逊的旗舰舰长哈尔迪（Hardy）也被空军用来命名霍克公司的一种双翼通用飞机。

教练机和拖靶机以“表示教学和教育场所（但不包括皇家空军的训练机构）”命名。

比如空速公司“牛津”（Airspeed Oxford）和“剑桥”（Cambridge）皆得名于著名学府，而阿弗罗“导师”（Avro Tutor），迈尔斯“大师”（Miles Master）、“教师”（Magister）、“严格要求者”（Martinet），也都是与学校有关的。

美国造的飞机通常以美国大学命名，如北美“哈佛”和“耶鲁”（North American Harvard and Yale），还有费尔柴尔德“康奈尔”（Fairchild Cornel）。

德•哈维兰“虎蛾”（Tiger Moth）显然不符合这个规则，因为“虎蛾”原是民用飞机，后被空军采用。

杰弗里•德•哈维兰爵士看起来是个热心的鳞翅类昆虫学家，用蛾命名了许多他的飞机。

“虎蛾”是如此的声名卓著，皇家空军为了避免产生不良后果，竟也没有以其规则为之改名。

滑翔机被名之以“历史上的军事首领”。

某位无名氏私下决定滑翔机的名字都以H开头，此君要么是被某种荒谬念头缠身，要么是闲得蛋疼。

让我们逐个来看看，因为他们堪称最古怪的一类军用飞机名字。

通用飞机公司“莽汉”（General Aircraft Hotspur）因亨利•珀西爵士（Sir Henry Percy）得名，莽汉是他的外号，依稀记得他是一个14世纪的历史人物，曾被莎士比亚写入戏剧。

瓦科“哈德良”（WACO Hadrian）得名于下令建造著名的哈德良长城的罗马皇帝，该石砌长城用来保护作为罗马帝国殖民地的英格兰免遭皮克特人的侵扰。

通用飞机公司“哈米尔卡”（General Aircraft Hamilcar）命名的原型是一位迦太基将军，大名鼎鼎的汉尼拔的父亲，为什么不用名气更大的儿子呢？也是H开头的呀，实在不得其解。

此外还有斯林斯贝“汉吉斯特”（Slingsby Hengist）和空速公司“霍尔莎”（Airspeed Horsa），汉吉斯特和霍尔莎是兄弟俩，都是日耳曼人的酋长，于公元449年入侵英格兰。

用德国人祖先还是侵略者命名的主力突击滑翔机来击败德国，多少有点令人啼笑皆非。

按1932年的命名规则，海上战斗机以神话名字命名，海上战斗/侦察/轰炸机以海鸟命名，鱼雷轰炸机以海洋命名，海上观测/侦察机以海洋哺乳动物命名。

这很好地解释了诸如此类的名字：海上飞机公司“海象”（Supermarine Walr），布莱克本“贼鸥”（Blackburn Skua），费尔雷“长尾鲛”（Fairey Seafox）。

布莱克本公司不成功的炮塔战斗机Roc大概也可以归入此类，Roc是一种《一千零一夜》里的神怪大鸟，实际上，还是叫石头（Rock）更合适，因为这种飞机的空气动力特性跟一块石头差不多。

但是，另一方面，英国最成功的海军飞机——费尔雷“剑鱼”，却完全不符合这一命名规则。

海军部以1939年的规则命名海军飞机，因此1939年后的飞机名字出现了许多鱼、海鸟和海洋哺乳动物，如费尔雷“梭子鱼”（Fairey Barracuda），费尔雷“大青花鱼”（Fairey Albacore），当然当你坐在一架以大金枪鱼命名的飞机里参战，士气和信心不见得会怎么高吧。

此外，还有格鲁曼“无足鸟”（Martlet）和海上飞机公司“海獭”（Supermarine Sea Otter）。

一些飞机的名字似乎不符合命名规则，“蚊”非常适合德•哈维兰公司的这种战斗轰炸机，但显然不符合轰炸机取名于英国城镇的惯例。

英国人用字母和数字的组合来表示发展型和亚型。

二战伊始，使用的是罗马数字，每种飞机的首个生产的发展型被称为Mk.I，第二批Mk.II，以此类推。

除非发动机和机体的重大变化，一般不轻易分配新的型号名，但这也导致同一型别（Mk）的飞机之间可能有重大的差别。

例如，同样是“飓风” Mk.I，机翼可以有金属的，或蒙布的，螺旋桨既有两叶木质的也有三叶金属的。

所有生产的“飓风”超过14000架，全部属于三个型别：Mk.I，Mk.II，Mk.IV。

显然，这些飞机间有着诸多不同。

这种情况到“喷火” M k.IX （“喷火”9）时达到了荒谬的程度：有常规座舱的，也有气泡式座舱的，尖的或圆的方向舵，常规的或截短的机翼，高、中或低空发动机，常规的或热带的滤清器，以及许多不同的武器配备。

有时，一架改进的飞机是如此与原型不同，以至于要加一个标记。

用于617中队特种任务的“兰开斯特”轰炸机变动很大，被称为“兰开斯特”B.I（特别型），但却没有指明到底如何改进了，也许是与英国人的保密传统有关吧。

小写字母后缀用来表示武器的配置。

“飓风”Mk.II是个很好的例子：Mk.IIa有八挺机枪，Mk.IIb有十二挺，Mk.IIc则配备四门20毫米机炮，Mk.IId有两门40毫米炮。

这类后缀仅用来表示武器配置的变化。

随着战事的进展，更明确地标明机型变化显得非常迫切，命名体系也因之作了修订。

大约在1942年中，笼而统之的Mk.I、Mk.II命名有时被表明飞机特定用途的字母替代，例如“喷火” LF.IXb，表明是一种配备专门用于低空的发动机的“喷火”9战斗机，武器则是机炮和机枪混载。

有时也被写作LF.Mk.IXb，但不久Mk就被普遍省略了。

其他表明飞机用途的命名有“兰开斯特”B.III，一种轰炸机（B表示bomber）；德•哈维兰“蚊” NF.II，一种夜间战斗机（NF表示night fighter）；布里斯托尔“博式战斗机” TF.X，一种鱼雷/战斗机。

由于不可知的原因，该命名系统并非没有例外。

比如霍克“暴风” Mk.V，从来就没有被称为“暴风”F.V。

1944年，阿拉伯数字代替了罗马数字。

这个过程花费了一段过渡时期，并非一夜完成。

“喷火”F.21始终用阿拉伯数字，但“喷火”F.14经常被写成F.XIV，甚至Mk.X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