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智慧与策略(谈雍正)

康熙说雍正“为人轻率”，这也只是雍正的一个方面。雍正此人性情复杂、劲气内敛、喜怒无常、城府极深。如以清代而言，雍正和他的曾祖父皇太极的年轻时期极为相似。雍正对储位的热衷程度相当之高，但是，他深知乃父严肃的讲过“诸阿哥中如有钻营谋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断不容。”的话，所以，他改头换面，借用“参佛悟道”的手段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无心世事的“富贵闲人”，当然，雍正喜欢谈论佛道、重视释迦也是事实，可在他皇子时期，他主要是把这些作为一个政治面具。雍正曾经自行辑录了一些和佛教有关的文字，汇编成集即《悦心集》，内中收录一个《布袋和尚呵呵笑》，词云：“我笑那天上的玉皇，地下的阎王，与那古往今来的万万岁，你戴着平天冠，衣着衮龙袍，这俗套儿生出什么好意思，你自去想一想，苦也么苦，痴也么痴，着什么来由，干碌碌大家喧喧嚷嚷的无休息。”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完全无意于皇位、无意于权力甚至无意于人世间所谓俗务的头等参禅者的身影。然而，这不过是表面文章罢了。康熙诸皇子在太子出缺的情况下纷纷参与争夺，雍正何能例外？他之所以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参禅悟道”的“闲人”既有正面回避乃父的谕旨即不准营求太子之位的考虑，也有籍此麻痹对手们的作用。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后秦帝国的建立者姚弋仲曾告诉他的儿子们，他要送给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礼物，诸子闻听或者盘马弯弓、或者跃跃欲试、或者喜形于色，只有姚兴安坐一边、神色自若，姚弋仲大为满意，他所说的“重要礼物”也就是皇位，他看到儿子姚兴能在关键时刻沉住气就认定他一定能够继承大业。（事后证明姚弋仲的眼光并不错，后秦帝国在姚兴的统治下果然称霸黄河两岸）同样的例子还有王羲之，当年东晋太尉郗氏招取女婿，他选择的是门第高贵的王家子弟，他让仆从去告诉都在读书的王家子弟这一消息，因为是太尉招亲，所以，王家子弟中不少人都兴奋不已甚至手舞足蹈，只有坐在东床的王羲之依旧故我，后来仆从把情况汇报给太尉，郗太尉就说那个坐在东床吃着麻饼异常坦然的小伙子就是我的女婿，脍炙人口的成语“东床快婿”也是由此而来。据此看来，所谓的“不争”也就是“争”，而且这种“不争”比之赤裸裸的“争斗”更有力度、更为成熟。
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生于清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日（公元1678年12月13日），他是康熙的第四个儿子（清制：早夭不序齿）。因为他即位后的年号是雍正，所以，后来，人们习惯用这个年号来称呼他。如果按照齿序，雍正前面有三位兄长即皇长子胤礻是、皇太子胤礻乃和诚亲王胤祉，雍正本人并不占有优势；如果按照生母的家庭背景，雍正的外祖父威武也才是一个护军参领（正三品），还算不得显达，雍正的生母乌雅氏在诞育雍正之后也才进位德嫔。至于说到深得乃父康熙的喜爱程度，雍正也不在前列。清康熙三十七年，康熙第一次大封皇子，皇长子、皇三子都受封为郡王，年长的雍正仅封贝勒，大臣建议把皇子们都封为王爵，康熙不以为然，他在陈述了一番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时期的历史经验以后便指出雍正不封的另一个理由：“朕于阿哥等留心视之已久，四阿哥为人轻率???。”这段话透露出康熙对雍正的缺点的关注。后来，康熙还说起雍正存在着“喜怒不定”的缺点，康熙虽为皇帝，可在生活细节上面素来留心，他对皇子们的喜怒哀乐、性情品格了如指掌，他指出雍正的“为人轻率”、“喜怒不定”颇有见地，这些缺点在雍正后来的行事中也多有流露。从以上康熙的谈话我们还可以知道至少截至清康熙三十七年，老皇帝对雍正还没有表示出特殊的喜爱，也没有把他放在特殊的位置上去。尽管此前，康熙带着雍正或出巡、或出征、或祭祀、或视察，但这些活动其它皇子也都有份，而且有的皇子诸如皇十三子胤祥等得到的机会远要比雍正多一些。雍正真正进入乃父视野的是在第一次废黜太子前后。
，就对胤礻是说：“你不奏，我就奏。”胤礻是这才被迫向康熙陈奏胤礻乃的陈述，康熙事后赞赏他们做的对。康熙还表扬雍正说：“前拘禁胤礻乃时，并无一人为之陈奏，惟四阿哥性量过人，深知大义，屡在朕前为胤礻乃保奏，似此居心行事，洵是伟人。”这段话来自于《清圣祖实录》卷235，考虑到这部《实录》在编撰过程中所受到的来自最高当局的暗示和压力，其中很多内容都已经并非原貌，康熙说雍正“洵是伟人”应该是来自后者自己搞出来的溢美成分。康熙说雍正“性量过人”，还体现在后来册封雍正为王爵上面，雍正受封的雍亲王的“雍”字本身就有这层涵义，康熙给诸子的封爵的称呼都不是率性而为，而是有过认真考虑并且针对诸子各自的风格、性情拟定的，比如皇十子胤礻我的爵位是敦郡王，“敦”就有厚道的意思，康熙本人就夸奖过胤礻我“忠厚老实”；再比如皇七子胤礻右的爵位“淳郡王”，“淳”就有厚朴的意思，胤礻右其人的性格大抵如此。康熙评价雍正“性量过人”的时间按照《清圣祖实录》记载是清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间，而雍正受封和硕雍亲王是在清康熙四十八年，这两者之间显然有着一定的必然联系。当然，这也不排除雍正的矫情任算给老皇帝造成的虚假印象。
雍正大规模的搞政治清洗特别是铲除胤禩集团不但有当年争夺储位的宿怨，也包括他和胤禩、胤禵等人在治理天下的有关解释上的巨大分歧，后者在雍正上台后成为他和胤禩之间的主要矛盾所在。康熙晚年有憾于皇太子废立，很有倦勤的趋势，他大谈所谓的“宽仁”为本，实际上就是因循，以不生事为己任，皇帝如此，下面就更加不堪了。康熙自己也承认在他的后期统治中，部院大臣很难找到廉洁奉公之辈，贿赂公行、贪污舞弊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从清康熙五十年开始，各地开始出现零星的农民起义，这就基本宣布了康熙“盛世”的告终。雍正当时作为皇子，对此洞若观火，他很早就主张对这些弊端进行严惩，他手下的重要亲信戴铎公开就和大学士李光地讲雍正是“恩威并济”，雍正即位后更是正式提出要搞“严猛”政治，进行全方位的“严打”，口号是“振数百年颓风”，雍正敢于提出这样的口号，和他在洞悉下情上面的自负有很大关系，他说过：“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种种恶劣之习，皆朕所深知灼见”。雍正这番道白并非吹牛，像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这些个戏法其实都是他夺储过程中玩剩下的，自然了如指掌。胤禩则与之相反，胤禩的主张还是继续维持康熙晚年的既定方针即“宽仁政治”，他这套做法很得人心，特别是很得像鄂伦岱、马齐、阿灵阿这些既得利益者的“人心”，这也就是胤禩在群臣中的威望一时无二的缘故，应该说胤禩这时候主张宽仁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它当作一个手段借以笼络人心，等到雍正即位后，他和雍正的分歧还在宽仁、严猛之间，不过，这时候胤禩所力主的“宽仁”则较之夺储期间有了一定的不同，因为胤禩考虑到如果最高当局力主“严猛”，在封建时代的人治格局下，很容易形成“楚王好细腰、宫人多饿死”的形势，也就是说皇帝喜欢严猛，那么臣下就会涌现很多酷吏、苛法，严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而且掌握不好就会发展成为“严苛”，事实上胤禩的担忧还是很有道理的，雍正宠臣中田文镜、王士俊这些个不顾民生、只顾仕途的酷吏始终层出不穷，雍正“振数百年颓风”的出发点不能说不好，可是再好的出发点也必须建立在切实保证实施上完整的基础上，雍正的严猛政治到了他的后期弊端就逐渐体现出来了，乾隆一即位就指责这个严猛政治，“臣下奉行不善，又多有严刻之弊”，他虽然给乃父遮羞，把弊端说成是下面造成的，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为尊者讳的把戏。从这一结果来看，雍正的严猛政治不宜过分给予褒扬。
雍正一面用“释老”之术掩盖自己对储位的热衷，一面又加紧展现他的八面玲珑、绵里藏针的政治本领。在已经形成的争夺储位的几大党派集团中，以胤禩集团最为强大，雍正就十分注意结好胤禩、胤禟兄弟。雍正的府邸毗邻胤禩的住处，两个人来往很方便。雍正在建造康熙赏赐给的园子即京郊别墅时也注意保持与胤禩、胤禟的联络，而这时胤祉、胤祺这些人则已经同胤禩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一废太子时，胤礻乃因为言语触怒康熙，康熙命令以后胤礻乃的话不必上奏。后来，胤礻乃鸣冤说他没有加害父皇的意思，请看管他的胤礻是、雍正代为陈奏，胤礻是以康熙前面有话不准胤礻乃上奏为理由拒绝帮忙，胤禟就找到雍正说：“这件事关系重大，应该替废太子上奏。”雍正同意胤禟的见解
就雍正替胤礻乃上奏这件事来看，他是在胤禟的提示下完成的，如果两个人的关系很泛泛的话，雍正何必听取胤禟的意见？胤禟的管家秦道然后来在雍正清算胤禟时被捕做过一个口供，口供中提及一废太子期间，雍正曾和胤禟说过，他要救护皇太子。秦道然被捕前后，胤禩、胤禟集团已经行将覆灭，所以，秦应该不敢胡说。从秦道然的口供我们知道，雍正在一废太子前后与胤禩、胤禟的关系比较亲近，远不像即位后的雍正所说的那样，更不像一些文艺作品描绘的雍正与胤禩、胤禟素来势同水火。雍正自己在即位的第二年时也承认：“朕向日并无希望大位之心??????他人容或不知，深知朕者，无过允禩（胤禩）也。”【注10】一句“深知朕者，无过允禩也”更加表明雍正在一废太子时期同胤禩、胤禟的关系的真相。雍正结好胤禩、胤禟目的很明确，因为胤禩的声望在他之上，而且手伸得很长，一废太子之后，胤禩又主管内务府，雍正没有必然开罪于他们，同时也可以利用结好他们的机会探知胤禩集团的内幕，这是雍正比较胤禩、胤祉乃至胤禵等人心思缜密的地方。
对雍正的政治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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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温相 发布日期: 2008-1-05 查看数: 9045 出自:
民间传说雍正“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奸佞”，而这些所谓的传闻都不是空穴来风。例如“酗酒”，雍正自己说他不善饮，其实并非如此，早在藩邸时代，他呵斥他的“四大金刚”之一的戴铎就曾经专门提到过“酒”的问题，他说：“天下无情无理，除令兄戴锦，只怕就算你了（指戴铎）。一年差一两次人来诉穷告苦，要两坛荔枝酒草率搪塞，可谓不敬之至。”另据《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一册，第832页中介绍，雍正曾经给亲信年羹尧密谕，要年羹尧多弄一些羊羔酒来饮用，他说：“朕甚爱饮它，寻些进来???不要过百瓶，特密谕。”虽然雍正在这份密谕中也说“不必多进”，可“不要过百瓶”的数量也是不在少数的，此前他自称“朕之不饮出自天性”，既然天生不喝酒，那么又何来“朕甚爱饮它，寻些进来”呢？他大搞两面手法蒙混乃父康熙，为了皇位不惜对自己的兄长胤祉、弟弟胤禩、胤禟等人大开杀戒，虽然手段很为隐秘，可也掩盖不住其中的残忍。母亲乌雅氏不满他的所作所为，他仍旧不以为意以致于老太太暴死，疑云至今未解。雍正还在当皇子的时候就暗中利用门人大搞法外生意，和胤禟等人并不实质性区别，有的清史研究者考证清雍正八年以后，雍正逐渐走向纵欲、迷恋丹药，这点应该比较属实，否则雍正最后也不会死于丹药中毒。而历史上举凡酷爱炼丹的皇帝除了追求长生不老以外，就是在床第之欢中寻求更多的愉悦，当然纵欲是封建帝王的通病，不独雍正一人。说到“怀疑诛忠”应该指的是他杀戮年羹尧、隆科多，年、隆虽然骄横，但对雍正本人却是忠心不贰，尤其隆科多对于国家、民族的利益还能据理力争，说明他的忠心不单对准君王，也是对准国家利益的。“好谀奸佞”则指的雍正喜欢祥瑞、信任像田文镜这样的政治侏儒。清雍正八年，河南水灾，身为封疆大吏被雍正许为“模范督抚”的田文镜居然不予上报、不予救济，反而胡说“民间家给人足”，灾民有的饿死、有的逃亡，外省的督抚上奏，田文镜反而予以抵赖，对于这样严重的罪行，雍正给田文镜百般辩解，而且就是这个田文镜，对于老百姓的死活漠不关心却对“报祥瑞”最为热衷，是雍正宠臣中最能汇报祥瑞者之一。朝鲜的史料中记载“清皇（雍正）为人自圣，多苛刻之政，康熙旧臣死者数百人。”雍正在位十三年，前面六年差不多一半的时间里屡兴大狱，不管是政敌还是亲信，不论是骨肉还是鹰犬都相继予以屠戮，其规模、程度、范围在清朝入关后是绝无仅有的，说他“好杀”并不冤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