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的由来及其他

丝绸之路的由来及其他

——与杨镰商榷

○戴问天

《文史知识》2009年第6期发表杨镰的《丝绸之路史二题》，读后觉得似有可商榷之处。

“丝绸之路”的由来

杨先生文章开头便说“从20世纪开始，出现了两个新的英文词汇，一个是SILK ROAD（丝绸之路），另一个是SERINDIA（西域），并且立即受到国际学术界异乎寻常的关注

。”丝绸之路这个备受国际学术界关注的词汇并不是20世纪才出现的，它早在19世纪就出现了，而且开始出现也不是英文而是德文。它是由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也是地质学家）李希霍芬（1833-1905）提出来的。德语叫“Seidenstraβe”，英语翻译为“Silk Road”。1860年以后，除一段时间在美国加州进行地质调查并发现金矿外，李希霍芬曾长期在东亚（主要是在中国）进行考察，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回国后写成五卷巨着《中国》。其特点，正如书名所示，是依据自己实地考察研究所得写成。

附带说说，丝绸之路之外，还有两个与中国有关、非常重要的学术名词也是由李希霍芬提出来的。一个是“Sinian”，指地质年代为“震旦纪”，指地层为“震旦系”。另一个是“L?β”（黄土），原来是指德国莱茵河流域一种黄或黄褐色、无层理但垂直节理发育、含陆生动物化石的松散粉状沉积物，源自l?sch（疏松的），英语译为loess。李希霍芬发现它在中国西北可厚达数百米，比在德国（一般不超过10米）厚得多。2003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刘东生先生，主要贡献就在黄土研究。

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这个术语不是偶然的，因为德语民族素有以主要货物命名“商贸之路”（德语叫“Handelstraβe”，英译“trade road”）及有关商站（trade post）的习惯。例如，琥珀是古代希腊、罗马和埃及上流社会非常喜欢的一种装饰品，主要产于波罗的海沿岸第三纪泥炭、褐煤层中。原来的东普鲁士、二战后成为俄罗斯一块飞地的加里宁格勒州，便有琥珀区之称。所产琥珀经中欧、东欧几条（琥珀之路）运往南欧乃至埃及，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就是琥珀之路上一个重要驿站。

欧洲历史上另一条重要商贸之路是“盐路”，德语叫“Salzstraβe”。原来，欧洲大陆北部的德国、波兰虽然都有规模巨大的岩盐矿床，但深埋地下，古时人们并不知道，自然也就谈不上开采。波

罗的海南岸大多数地方又是泥岸，涨潮退潮之间海岸线相距常达几公里甚至更多，不适宜晒制海盐，所以古代欧洲的食盐基本上都是在地中海地区生产，然后运销到其他地方去的。这样就形成一条从意大利翻越阿尔卑斯山，经奥地利西部通往德国和欧洲大陆中北部的贩运食盐的大路，莫扎特的家乡奥地利萨尔茨堡，便在这条“盐路”上，原意就是“盐路上的城堡”。知道这个背景，就不难明白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是很自然的事了。出现这种误“流”为“源”的情况，与一些人不知道英语成为国际通用语其实是很晚的有关。从19世纪到20世纪前期，德语曾经是科学界十分重要的跨国通用语言，因为在那段时间，德国科学技术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1901年首次颁发诺贝尔奖的时候，自然科学类三个奖项（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中的两项，都被德国人拿去。接着，这种情况又在1909、1918、1925、1931年四次发生，而1905年更是三个奖项全部落入德国人之手。从1901年到1933年，这三项诺贝尔奖总共颁发了85次（有的年份奖项空缺），获奖者总共103位（有的年份一个奖项由两人分享），其中德国28次30人，英国16次19人，法国11次14人，美国7次7人。不难看出，德国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但是，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大举迫害犹太人和其他“非雅利安”学者，大批科学家被迫流亡国外，尤其是大西洋彼岸的美国。这以后德国获奖者就大大减少，美国却大大增加。

丝绸之路的起止点

杨镰说：“大宛是丝绸之路或西域的起止点。”又说：“与大宛对应的、中原的丝绸古道起止点，一般认为是西安或洛阳。”但他认为应该是南阳，理由是“在中原的地名中，有另外一个‘宛’与之对应”。而南阳的别称就是“宛”。按照杨镰这个说法，丝绸之路的一端从西安或者洛阳延伸到了南阳，另一端却只到大宛、也就是现在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就终止了。此说大谬，而且有语病。一条路有起止点，“西域”是一个区域，何来起止点？实际上丝绸之路到中亚远未终止，大宛只是那条路上众多的中转站之一，把它看作丝绸之路的起止点是没有道理的。仅仅因为南阳别称“宛”，就把它看作与大宛对应的丝绸之路另一个起止点，自然也很荒唐。

根据现有资料，丝绸到达中亚以后，除一部分南下运往今天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及一部分销往西亚和非洲东北部外，大部分都继续西行，销往欧洲，其主要路线有南北两条。南边一条经波斯到地中海东岸的黎凡特（Levant），即现在的黎巴嫩、叙利亚一带，再通过海路运到罗马，在这个过程中得“地利”而垄断了中转贸易的波斯商人获利极丰。另一条路线先运抵黑海北岸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刻赤，再穿黑海，经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进入地中海，最后也到达罗马。古罗马作家笔下不乏关于中国丝绸的记述，陈娟娟、黄能馥的《丝绸史话》（中华书局1983年版）便写道：“罗马的恺撒大帝有一次穿着中国绸袍去看戏，大臣们认为那是破天荒的豪华。此后男人们穿绸的就慢慢多起来了。”显然，在另一端最符合丝绸之路止点条件的城市应该是罗马。沈福伟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中也说：“中国丝绸最大的主顾是罗马帝国。”这个说法十分正确。只有在强大繁荣的罗马才能找到足够的市场，大宛、黎凡特和刻赤，作为消费市场远不能和罗马相比，它们都是丝绸之路上的中转站。

运到罗马的丝绸除就地消费外，也有一部分销往帝国所属西班牙、高卢（现法国）和低地国家（现荷兰、比利时）以及大不列颠群岛。有记载说，早在公元二世纪，丝绸已经在当时还是罗马帝国一个海外行省的英格兰首府伦敦风行。

公元初年的古罗马着名人物老普里尼（Pliny the Elder, 23-79），曾经有罗马帝国在与东方贸易中支付大量黄金的记载。有人据此认为，与“丝绸西行”相伴的，应该有一个“黄金东来”。沿丝绸之路，直到长安，考古学家确实在不少地方发现了古罗马金币。考虑到当时罗马帝国没有什么可以和东方大汉帝国交换的货物，为购进丝绸，似乎也就只能用全球各地不约而同都接受的贵金属黄金来支付。遗憾的是中国古代没有使用外国货币的习惯，大量金币（可能还有银币）看来都被销熔并铸成金银器物了。

马与车在丝绸之路上所起的作用

在起与止之外，杨镰认为丝绸之路另一个内容是马与车。他说：“与汉代‘凿空’西域关系最直接的就是马。”“与马相关联的，是车辆。”“马与车，是古道存在的象征。”这些看法，似乎都值得商榷。

首先，虽然丝绸之路最受人关注是在汉代，即公元初年前后，有人甚至把它看作连接当时东西方两大帝国（东边的汉帝国和西边的罗马帝国）的纽带，但它是在民间商业往来的基础上经过长时间发展逐渐形成的，并不是哪位皇帝一次“凿空”行动的产物。有人指出，在一些古希腊绘画雕塑上人体肌肤凸显，看来当时应该已经有非常轻薄柔软的衣料，那恐怕就只能是来自遥远中国的丝绸。公元前四世纪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前356-前336）东征曾经到达今巴基斯坦、印度一带，留下在那里见到来自中国丝绸的记载。古希腊人称那个首先为他们提供丝织品的东方民族（“oriental people from whom silk was first obtained”）为“Séres”，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等人都认为它源自汉语“丝”（ssu, sse, sser）。后来多种欧洲语言表示“丝”的词都由这个词发展演变而来。显然，欧洲人最早是把中国看作“丝国”的，后来又曾经把中国看作“瓷器之国”（词首小写的英语词“china”便指瓷器）。欧洲原来的纺织原料主要是羊毛，植物纤维也只有比较粗硬的亚麻，都织不出艺术作品上女神所穿十分贴身、能够凸显肌肤的衣服来。丝绸之路的开通与汉代“凿空”西域并无关系，很可能它早在公元前四世纪、甚至五世纪，也就是中国的东周时代就开通了。

其次，杨镰说：“没有足够多的品质优良的种马，丝路永远神秘遥远，难以通畅，东西方的交流沟通，负载沉重，实际是出于抵消道路坎坷漫长的愿望。”这个说法有违史实。汉代从西域引进良种马不是为了解决丝路遥远、负载沉重等问题，而是为了对付以骑兵见长的匈奴，引进的良种马是军用骑乘之马，不是运输用的役马。杨镰还说：“丝绸之路的车与马，是古道存在的依托。”显然没有认识到在从河西走廊到中亚的漫长丝绸之路上，骆驼才是运输的主力。那一段丝绸之路，就在今天很多地段也是极难修筑道路的，在古代要修筑能让货运马车通行的道路，不要说技术上的困难了，单以要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就是不可想象的。穿过戈壁和沙漠，运输不能不主要依靠被称为“沙漠之舟”的骆驼。丝绸之路很大部分是驼帮踩踏出来的路，不是人工修筑的路。在运输主要依靠畜力的时代，“山间铃响马帮来”和“耳边响起驼铃声”，分别是云贵高原和丝绸之路的最大特色。

在被认为是西域长史府的“三间房”发现的车轮，杨镰说可能是长史的坐车，但那车显然只能在城镇及其附近十分有限的范围内行驶。这样的车对于丝绸之路的意义，恐怕不宜给予太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