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当代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和大家讨论一下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相关问题。

其实呢，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这样的提法，是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中的。

那究竟什么叫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其实我们说的就是社会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都会有着与其他阶段所不同的发展目标、发展需求、发展环境、发展状态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一些不同就构成了这一个发展阶段的阶段性特征。

我们现在谈的这个“阶段性特征”，主要定位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

所以，今天我们就共同讨论一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一些跟过去既有很大不同又有密切关联的发展特征。

科学认知、深刻把握、正确应对这些发展特征，对于中国社会未来的快速健康持续发展是重大意义的。

一、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的变化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些变化对中国社会来说意味着什么？这就是第一部分内容要回答的问题。

我们的观点是，30年的快速发展，让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路径与方式。

中国社会要想继续往前走，必须审时度势，对已经发生的变化有清醒的认识并且能够积极地去面对。

总体来说，有五个方面的变化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和重视。

（一）社会结构日益多元。

所谓社会结构，就是社会中的社会群体在社会中的分布状况。

在改革开放以前啊，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一个什么状况呢？当时的中国社会结构是很单一的，约定俗成的说法就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而知识分子阶层属于工农阶级的一部分。

所以当时的中国社会说到底就两大阶级，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利益群体。

虽然事实上也存在一些其他阶层的残余，但在社会政治领域里是不被予以承认的。

在这样的状况下，只要把工人、农民这两大阶级的事情办好就行了。

而且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运行方式是计划经济，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想解决两大阶级的生活和发展问题应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

更重要的是，这两个阶级之间没有直接的矛盾和对立，因为他们的利益都是党和国家给的，所以这两个阶级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特别强调高度统一，当时中国人的衣服基本上都是蓝颜色的。

外国人到中国来一看，像是蓝色海洋，就说中国人是蓝蚂蚁。

为什么是偏偏叫蓝蚂蚁呢？大家都知道，蚂蚁就是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

而当时中国社会的高度组织纪律性恰恰就是来源于社会结构的异常单一。

改革开放20多年后，中国社会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

2001年江泽民同志在建党80周年座谈会上说，中国社会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比如民营企业家阶层、职业经理人阶层、科技经营者阶层等等。

这个讲话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这个说法就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在中央文件上正式承认中国社会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

这个提法出现的意义应该说还是非常重大的。

2002年修改《宪法》的时候，大家也知道，那就是关于“人民”的定义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在2002年之前的《宪法》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指的是谁呢？指的就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等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爱国人士。

那到了2002年的《宪法》里面，人民的内涵被扩充为工人、农民等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新兴社会阶层等社会主义建设者。

别看只是几个字的差别，但是大家千万不要低估这种说法的背后体现出来的一种变化。

这个提法确定之后呢，中国社会的状态也开始发生了非常微妙的变化。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前些年东南沿海闹民工荒，这是因为20多年来东南沿海地区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一直都是很低的。

按理说，一个地区的劳动力价格应该随着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得到相应的提升。

而20年来东南沿海地区的发展速度有目共睹那是相当快的，但工人的工资水平却一直提高不起来。

为什么提高不起来呢？因为东南沿海的那些企业主要都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他们的主要竞争优势就是这个廉价的劳动力，如果给工人加了工资，那这些民营企业家的所得的利润就相对减少了。

这种状况如果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前那是不可想象的，谁敢对工人兄弟不好啊？你这个企业还想不想办下去啊？政府一声令下，说加多少你就得加多少。

但是现在我们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那就不可能那样做的了。

因为劳动力的价格也是要接受市场的调节的。

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政府突然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再向民营企业家们施加这样的压力了。

因为那些民营企业家会说，啊，这个工人和企业家对你中国共产党来说，对你政府来说，可手心手背都是肉啊！逆让我们给农民工一月加100块钱，农民工的日子是好过了，可是我们活不下去了呀，怎么办？虽然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之间应该是没有根本冲突的，不同阶层可以有机结合、互相融合，但是真的到了具体的经济政治实际中就不再那么简单了。

因为事实上它是有冲突的，甚至个别时候还是比较强烈的冲突。

那面临这些冲突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觉得只能靠兼顾、靠协调，再也不能搞一刀切、清一色，因为当今社会的社会结构已经是多元化的了，每一个社会阶层也都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

你看现在大家说“团结”这个词的已经少了，可是说“和谐”这个词的比比皆是，因为照我的理解，团结那是要建立在有着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这样大家就可以紧密无间地走到一起；而和谐呢？和谐是承认每个群体都有着不同的利益，大家彼此之间要互相地磨合，互相地妥协。

（团结和和谐的图片对比）（二）社会需求逐渐提升。

我们可以说，经济建设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所取得的最大的成就。

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使得人民群众摆脱了贫困、跨越了温饱，实现了小康，而且现在已经开始向全面小康迈进。

但是在我们刚刚满足于和陶醉于经济建设取得这么重大成就的同时，突然间发现有种我们没有想到的问题出现了，那就是百姓对政府好像越来越不满意了，越来越不买账了，抱怨的情绪越来越大，叫苦的声音越来越响亮。

有一个地方，干群关系一度特别紧张，搞调研的同志就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希望通过调研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结果去了之后才发现，从县委书记到乡镇书记乃至村干部，大家异口同声地说，现在的老百姓都太没有良心了。

调研人员就让乡镇干部找几个最没良心的百姓，想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个没良心法的。

结果那群乡镇干部就有点不乐意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做是出于不相信干部。

我们都知道，搞调查研究就是应该把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的人都了解到才对啊。

面对调研人员的坚持，乡镇干部不好再说什么。

那就找呗，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小九九：如果找一些到外面打过工、见过世面的年轻农民，伶牙俐齿，万一说些不好听的话大家都下不了台。

于是他就净找那些个没出去打过工、没见过世面的老实巴交的老农民，量他也说不出什么来的那一种。

于是，乡镇干部就带着调研人员去见了一个60多岁的老农民，这人一看就是一个很不善表达的人。

但是乡镇干部还是提前给他打起了预防针，对他说，这是中央来的大领导，想问你对我们有什么意见和看法，你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说。

调研人员感觉有点不太对味，赶紧接上去说，我们就是些老师，来了解了解情况，写写调研报告的，就跟你们村里的教书先生是一样的，这次来就是想跟你聊聊天，你看行吗？老农说，好啊。

调研人员说，我看你们家的日子过得也还不错，新盖的三间大瓦房，您身上穿的这个棉衣质量也不错，这不都是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实惠吗？不都是乡镇干部们带领大家勤劳致富得来的吗？那个老农抬起头来看了调研人员半天，说，是啊，我们现在日子好过了，吃的饱，穿的暖，感谢改革开放，感谢邓小平。

可是你看我们家后院养的那三头猪，每天我喂它们几把谷糠，它们也能吃的很饱；我给它们铺上几捆稻草，它们也能睡的很暖和。

那你说，我这人跟我们家后院的猪有什么区别？说完这些，老农就什么话也不说了。

这个老农民说的实在不实在？非常实在！这人跟猪有什么区别啊？这个人是有做人的尊严的，有着人类的精神追求、政治追求、文化追求。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在我们没有吃饱穿暖之前，的确是顾不上这些东西的。

但是吃饱穿暖之后呢，这些就变成了自然而然的需求了。

生理层面的问题好解决，怕就怕心理发生问题，就怕头脑发生问题。

我们经常说，能让中国老百姓吃饱穿暖，这是改革开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而现在的问题是吃饱穿暖之后的下一步应该怎么办？邓小平同志晚年曾经说过，我们总认为发展慢不行，现在看发展起来之后的问题一点也不比发展慢要少，甚至还要多得多，复杂得多，棘手得多。

我们如何能在老百姓吃饱穿暖、实现经济小康的情况下，满足他们政治小康、文化小康的需求，这才是今天中国社会人民群众的新的要求和愿望。

但是，满足这些新期待对于咱们中国共产党来说还是一项新的挑战和新的任务。

再比如说，过去这些年，我们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有时稀里糊涂的不讲法律、不讲民主，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现在我们只要一不按照法律来做事情，老百姓就会拿起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大家设想一下，在十多年前，我们搞拆迁，有哪个老百姓会拿着《宪法》去捍卫自己的权益啊？但现在的钉子户是越来越多，钉子户的增加固然对我们搞经济建设的同志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但对于中国社会的健康繁荣发展进步来说，我们应该把它看待成一件好事，因为这说明了我们国家人民群众的法制意识、民主意识正在逐渐地增强。

我国的下一轮发展必须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往前走，所以呢，我们也必须要适应这样的变化，并以此为基础，开展下一步的工作。

（三）社会状态更加开放。

经过了30年的发展，中国的社会是越来越开放，越来越透明。

具体地说，有这样两个特点：1、中国社会现在的人口流动规模、频率、范围都是空前的。

目前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中国社会有1.5—2亿人是在流动的，这种人员的流动让社会状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高度停滞化的社会，一个工人年轻时到一个工厂里做工，可能一辈子都在这个工厂里干下去，直到退休。

也就是说从参加工作的那一天就可以看见是如何退休的了。

当时中国老百姓要想流动那可是真的不容易啊，出门坐个火车都需要开介绍信。

当年文化大革命搞大串联时，外国人看起来好像中国已经内乱了似的，其实中国社会的内部控制依然相当有效，原因就在于户籍制度高度固定化的社会控制模式起的作用。

30年来，人员的流动已经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重庆的一个乡村，这里的支部书记我们支部名义上有25个党员，除了5个65岁以上的党员在家里外，其他的党员都在外边，很多党员的党费都收不上来，他们一会儿在深圳，一会儿在北京，后来连这个支部书记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

这种社会人口的流动的确给社会管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种挑战是过去的那种发展模式所难以考虑到的。

2、尽管这种流动性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困惑，但是目前来看，压力还不算是太大。

更大的压力其实来自于另外一个变化：那就是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互联网络的出现，社会啊已经变得越来越透明，越来越公开，资讯的无障碍传播让我们突然发现，今天的社会就像是在一个玻璃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