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人大个案监督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出路

地方人大个案监督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出路

近年来，个案监督成了人大实施法律监督的一个重要形式，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但由于全国性的个案监督法尚未出台，个案监督缺乏统一的规范。随着实践的深入，个案监督中存在的问题逐步显示出来。从对湖南省岳阳市、益阳市、娄底市等地的实地调查来看，个案监督中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

一、个案监督受到普遍欢迎

在最初实施个案监督时，人大及人大代表是有顾虑的。他们主要担心个案监督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而个案监督在司法理论界又争议颇多。通过对各种法律法规的反复学习与领会，他们逐渐认识到了实行个案监督的合法性与必要性，增强了进行个案监督的信心。

宪法明确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在这里，宪法明确赋予了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权，个案监督是监督的一种形式，显然没有超出宪法的规定范围。地方组织法也明确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担负“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的职权，人大常委会要“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理群众对上述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

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中可以为人大的个案监督找到明确的法律依据。其中第十条规定：“对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重大典型违法案件，委员长会议可以交由专门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应当向委员长会议报告，委员长会议可以根据情况，要求有关机关限期处理，有关机关应及时报告处理结果。必要时，委员长会议可以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对特别重大的典型违法案件，常委会可以依法组织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因此，人大的个案监督是处理公民申诉、控告、检举的一种必要形式。

有了法律依据，人大实施个案监督的信心增强了，力度也逐渐加大了，人大个案监督的成效开始逐步显示出来。一方面加强了对“一府两院”工作的有效监督，强化了人大及人大代表的监督意识，调动了人大及人大代表的工作积极性，提高了人大及人大代表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个案监督对人大及人大代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又促进人大及人大代表努力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开展各种社会活动，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人大的全面建设。从对人大及人大代表的调查来看，他们普遍重视个案监督工作，且希望我国的个案监督工作进一步规范

化、制度化。

对司法机关来说，人大的个案监督对它们既是一种监督，也是对它们工作的一种巨大的鞭策与支持。“个案监督”无非是通过抓住那些有重大影响、具有典型意义的重大违法案件进行监督，以监察、督促司法机关更好地行使司法权，保证案件的审理无论是在程序方面还是在实体方面，都能公正合法，从而达到司法公正的目的。人大通过个案监督来监督司法机关的司法行为，在司法机关的头上悬起一把利剑，使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不敢徇私枉法，有效地防止了司法腐败和其他司法不公行为。从对岳阳市与益阳市两地司法机关的调查来看，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来自人大的个案监督普遍持欢迎的态度，也非常自觉地接受人大的个案监督。据来自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数据，该院每年收到人大提交的个案都在20起以上，一般都能给予认真的、及时的答复。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每年都要重点督办人大提交的个案4～5个，定期答复人大。由于得到人大的有效监督，一些影响很大的案件得到了纠正，一些长期难以执行的案件得到了顺利的执行。

个案监督也普遍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个案监督一方面扩大了他们反映自身要求与呼声的渠道，增加了他们申诉的途径。另一方面，一些当事人通过个案监督实现了他们的正当权益。人大通过受理审查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申诉，对法律依据不足的案件当事人，向其讲清道理并动员其息讼，大大减轻了司法机关的工作负担。对有充分法律、事实依据的案件，则督促司法机关认真办理，真正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从而也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人大及人大代表普遍反映，这些年来，到人大各有关部门致谢的事例不断增加，人大成了密切党群关系的一个重要纽带。

事实证明，个案监督在我国是有生命力的，它的潜能还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只要我们正确地运用个案监督权，它完全能够在我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二、人大个案监督中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

个案监督在我国毕竟还是一个新事物，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也没有具体的法律、法规来进行规范。因而，在实施个案监督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的问题，亟须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第一，集体监督不足，个人监督太多。对于“个案监督”来说，人大只要介入，则必须时刻跟踪，随时监督，而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职权的方式却是定期举行会议，人大工作方式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其对“个案监督”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而且，人大集体行使职权方式是通过民主投票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决议，但不可能把“个案”拿到人大会议上去讨论表决。由于集体行使职权难以操作，使得“个案监督”在很多情况下变成了人大的某个人或某个处室在监

督案件，更有些人大代表或人大机关工作者利用其特殊身份和手中权力，对与自己有利益关系的案件或其他非典型案件提出“个案监督”申请，甚至参与“个案监督”，对案件的审理施加影响。这样一来，人大对“个案”的集体监督权被完全架空，“个案监督”纯粹成为一种个人行为。这是司法机关反映最多的一个问题。

第二，受案标准不确定，所监督的案件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由于没有形成统一的规定，只要当事人提出申诉，人大及人大代表一般即予以受理，这使得个案监督的案件数不断增加。由于人大不是专门的司法机关，没有足够的人、财、物力用于解决具体的案件，受理案件的增加无疑加大了人大及人大代表的工作量。尤其是人大监督成功的案例引起公众注意之后，又有更多的案件涌入这一渠道，这就使得人大不堪重负。另一方面，受理的案件越多，司法机关的负担越重，办案的效果就难以得到保证，个案监督的效果同样大打折扣。据法院反映，虽然人大每年交办的个案多达20余起，但真正认真加以督办的案件只有4～5起，而最终加以改判的案件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第三，事前监督多，事后监督少。诉讼程序法已经就个案的承办程序作出了严格的规定，正处于法定程序之内的个案，如果遭遇外来力量的影响，法定程序势必会被破坏或干扰。而一些地方人大常委会往往一受理案件就介入办案程序，或者案件还没有经过正式处理就要求司法机关前往汇报，既干扰了司法机关的正常办案程序，也往往使得司法机关无所适从。另一方面，在实施个案监督以后，对司法机关的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这是个案监督处理的一个通病，只要个案实体得到了纠正，其他如错案责任追究、实体纠正后的执行情况、类似错案在办案单位的继续处理情况以及经验教训的总结与汲取等问题，都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第四，对案件的实体监督多，程序监督少。司法权要由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因此，人大不能直接参与办案，不应就案件的实体问题向司法机关发号施令，人大监督的焦点不应是案件的实体问题，而应该是案件的程序问题。实际情况却恰好相反。据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反映，人大在实施个案监督时，往往把重点放在案件的实体问题上，只注重对实体的监督。相反，对可以很好发挥人大优势的程序监督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第五，个案监督的途径太多。司法机关普遍反映，人大在实施个案监督的时候，督查的途径种类繁多，极不规范。人大常委会、人大机关的主要领导人、人大的一些主要部门、工委、信访部门、人大代表个人都经常直接向司法机关提出个案，要求司法机关作出答复。而且，在实施督查时，还常常不是向司法机关的专门督查部门提出，往往直接找到司法机关的主要领导人或司法机关的具体承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