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ECD国家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与教训
经合组织《2018年教育政策展望：以学生的学习为中心》述评
把学生的学习置于教育体系的中心，是社会、民主、文化和经济繁荣的核心，也是各国教育追求的目标。
但这一理念转变为实践并非易事，需要精心制定的教育政策的引领，包括清晰的政策目标与完善的政策方案。
在这一过程中，各国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与教训，这些经验与教训不仅属于各国，也是世界教育发展与变革的宝贵财富。
对此，经合组织（OECD）于2018年6月11日发布《2018年教育政策展望：以学生的学习为中心》（Education Policy Outlook 2018:Putting Student Learning at the Centre ）报告，以“学生学习为中心”为主题，分析了43个教育体系（包括国家和地区）在这一主题下的优先教育政策，通过对比各国2008-2014年与2015-2017年在这一主题下的优先教育政策，探讨了哪些政策受到各国的持续关注、哪些政策是各国应对新发展新提出的，最后结合各国政策的实施效果总结出促进政策发展与成功变革的四项原则。
诚然，各国教育政策所处的政策生态系统不同，不同国家的发展背景、资源状况、体制设置对教育政策的设计、实施与效果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因素对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起着关键作用。
但同时，各国人力资本的培养不断面临着全球发展提出的新挑战，各国教育体系也反映出在质量、公平等多个方面的相似问题。
其他国家在教育政策方面的举措虽然不能直接为一国所用，但了解更大范围内各国教育政策的内容、实施效果及发展方向，可以作为一国制定教育政策的重要依据与灵感来源。
OECD 依据如下分析框架（见表1）选择教育政策及确定其实施效果，这一框架自2012年《教育政策展望》以来沿用至今，帮助利益相关者从学生、机构、系统三个角度审查一国的教育制度。
促进教育系统的公平与质量，是指从早期教育、中等教育、职业教育与培训和高等教育入手，为所有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和获取资源、取得成功的平等条件。
在解决教育公平与质量问题方面，消除社会经济背景造成的学生成绩差距[2]、提高早期教育和护理（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ECEC）的可及性与质量[3]是众多国家2008-2017年优先教育政策的持续目标。
天然气需求因素分析：OECD国家天然气发展的历程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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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然 气 需 求 因素 分析 ： Ｏ Ｅ Ｃ Ｄ国家 天 然 气 发 展 的历 程 及 启示
钟 红 霞 ，从 荣 刚
（ １ ．常 州 机 电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江 苏 常 州 ２ １ ３ １ ６ ４ ；２ ．隆德 大 学 环 境 与 气 候 研 究 中心 ，瑞 典 隆德 ２ ２ ３ ６ ２ ）
天 然气 需求 的重要 影响 因素进行 总 结 。相 关 结论 可 以为 中 国天 然 气产业 未 来的规 划提 供 一 定的借
鉴 意义 。
关 键 词 ： 能 源 经 济 ； 天 然 气 需 求 ；Ｏ Ｅ Ｃ Ｄ 国 家 ；发 展 趋 势 ； 影 响 因素
中 图 分 类 号 ：Ｆ ４ １ ６ ． ２ ２ 文 献标 识码 ：Ａ 文 章 编 号 ：１ ０ ０ ７ — ６ ８ ７ ５（ ２ ０ １ ３ ）０ ｌ 一 ０ ０ ３ ９ — ０ ７
在 １ ９ ９ ０年 以 前 ，天 然 气 与 一次 能 源 消 费 增 速 差 异
咖
摘 要 ：随 着石 油资 源的 开发和 利 用进入瓶 颈 ，作 为 一种 清洁 高效 的替代 能 源 ，天然 气在 中 国未 来几 十年 的 能源利 用 中的地 位将得 到 进一 步 的提 高。 对 中国未 来天 然 气需求进 行预 测 ，已经成 为
政府 和相 关企 业 的重要课 题 之一 。借 鉴 Ｏ Ｅ Ｃ Ｄ 国 家天 然 气 产 业 发 展 历 程 中 的 经 验 和 教 训 ， 对 影 响
方 米 ，年 均 增 长 １ ． ７ ５ ％ ，要 高 于 一 次 能 源 消 费 总
随 着 石 油 的 勘 探 和 开 发 进 入 瓶 颈 ， 天 然 气 已经
中国对外开放的经验教训及前景
中国对外开放的经验教训及前景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对外开放一直备受关注。
过去几十年间，中国通过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吸引了大量外资和技术，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的对外开放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和经验教训，需要不断总结和改进。
本文将从经验教训和前景两个方面展开对中国对外开放的分析和探讨。
一、经验教训1. 依赖于外资和技术的风险中国对外开放以来，大量的外资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这也导致了对外资和技术的过度依赖，使得中国经济的发展受制于外部因素。
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中国经济就会受到冲击，举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中国经济也受到了较大的影响。
中国要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减少对外部资本和技术的依赖，才能更好地应对外部风险。
2. 贸易顺差过大的问题中国的对外贸易一直保持着顺差，出口远远大于进口，这导致了中国与各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
中国的贸易顺差不仅引起了各国的不满，也使中国与各国之间的经济关系过于依赖出口，对国内经济形成了一定的制约。
中国要调整外贸结构，加大对进口的开放力度，提高进口比重，使贸易关系更加平衡。
3. 对外投资的风险近年来，中国的对外投资规模在不断扩大，但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风险和挑战。
首先是政治风险，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时需要面对各国政治体制和政策的不确定性，这可能会影响到投资的稳定性。
其次是市场风险，不同国家的市场环境和法律法规都不尽相同，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时需要充分了解当地市场环境，降低投资风险。
最后是文化风险，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时需要尊重当地文化习俗和法律法规，避免出现文化冲突和法律纠纷。
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时需要谨慎选择投资项目，制定合理的风险管理策略，确保投资的安全和稳定。
4.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中国对外开放的过程中，知识产权保护一直是一个争议焦点。
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着知识产权侵权的指责，这不仅影响到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也使中国经济面临着技术壁垒和贸易壁垒。
公共研究的治理：OECD国家经验与启示
２ 世纪 ５ 年代以来， ０ ｏ 公共研究的开支规模迅速增＿ ， 长 公共
研究部门不断膨 胀 ， 公共研 究的执行与管理成 为政府公 共行政 管理 的重要 内容。由于经济科技发 展水平 、 国家政 治行政体 制 、 历史文化传统 、 甚至国家规模大 小等方面 的不 同 ， 各国在公 共 研究的治理结构和管理机 制方面都存在着较 大的差异 。 而 目前我国公共 研究事业发展缓慢 ， 投入资金 的利 用率比 较低， 自主研发能力明显落后于发达 国家 。在公共研究 治理方 面， Ｃ ＯＥ Ｄ国家起步较早 ，有健全的绩效考评标准和 良好 的发 展模式。为改善我国公 共研究的治理 ， 高财政资金在基础 上 提 的投入效率 ， 我们需要借鉴 ＯＥ Ｄ国家的经验和启示 。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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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营 战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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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 我 国在公共研 究治理方面的体制还 不健 全 ， 而 摘 从
阻碍 了公 共 研 究 的进 一 步发 展 。 文 首 先 分 析 了 ＯＥ Ｄ 国 家在 本 Ｃ 公 共 研 究 中优 先 领 域 的 设 置 、 目资助 的 内部 机 制 等 方 面 的优 项 势 ．概 括 总 结 了 ＯＥ Ｄ 国 家在 公 共 研 究 治 理 方 面 的 可 借 鉴 之 Ｃ 处， 最后 对我 国公 共研 究政 策提 出 了建 议 。
教 育研究和创新 、 ｌｂｄ ａｅ等 ６ Ｃ ｕ ｕＳｈｌ 个半 自治 的代理机构。 包括
个健康而持续发展 的研 究基 础 ， 政府和 公共研究资助机构 已
经对此作出了回应或对优先领域选择方式进行了改革。为了把 产业 的利益纳入到 国家科技研发政 策进程中 ， 韩国政府设立了
了几乎所有发达 国家 ， 国民生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总值 占全世界三分之二。 Ｅ Ｄ ＯＣ
东亚奇迹的教训与反思
东亚奇迹的教训与反思莫倩云1摘要：东亚8个经济体只用了三十年就完成了工业化，这期间他们经济的高速增长，让世界感到大惑不解，被称为东亚奇迹。
这个奇迹依托的是亚洲人高储蓄和努力工作的价值观，及良好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包括对基础教育的高投入、出口导向战略、低通货膨胀率、合理的政府干预等。
东亚奇迹的本质则是物质资本和劳动力资源的大量投入。
如果不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不改善经济发展的质量，这样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而给人民提供自由的空间，有助于促使生产效率的提高。
关键词：东亚奇迹亚洲价值观要素增长模型一、东亚经济增长的奇迹欧洲国家用了近百年的时间才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拉丁美洲也历经了二战前后90多年缓慢的工业化。
当东亚国家只用了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这短短三十年时间就完成了社会的工业化和人的工业化。
这三十年间，香港、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台湾及泰国这8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5.5%，比东亚其他国家快2倍，比拉丁美洲快3倍。
2这些东亚经济体的迅猛增长震惊了世界，被称为东亚奇迹。
他们的起点曾经很低。
1960年，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的人均GDP 水平分别为7093美元、1110美元、2203美元、3022美元和1012美元，分别相当于当时美国人均GDP水平的50.2%、7.9%、15.6%、21.4%和7.2%。
三十年后，大部分东亚国家和地区踏入了中等发达经济体的行列。
到2004年，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的人均GDP水平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分别达到39195美元、12743美元、23636美元、27597美元和13609美元，分别相当于美国人均GDP水平的106.5%、34.6%、64.2%、75.0%和37.0%3。
他们占世界出口的份额由1965年的9%增加到了1990年的21%。
这一奇迹引发西方发达社会的广泛关注，各派学者围绕亚洲社会和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方式和文化架构对经济的影响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对我们的几点启示(一)
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对我们的几点启示(一)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也是当代中国的主题。
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
回顾发达国家在发展中所走过的历程，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
一、抓住机遇，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一切都从头走，后起的国家通过大力吸收先进国家已有的经验和成果，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和自身的特点，选择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完成可以实现跳跃式发展。
当英国工业革命从18世纪中叶全面展开时，美国只是一个刚刚在政治上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国家.长期的殖民贸易造成了美国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并在国内资本结构中占据统治地位。
而在制造业领域，由于前宗主国的限制束缚，美国十分落后，直到19世纪初期，美国经济对英国的依赖程度依然相当强，主要出口自己丰富的农产品，进口英国的工业制成品，基本上还是英国的一个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
由于劳动力匮乏，美国对机器的输入怀有浓厚的兴趣。
同时，英国企业主在国内制造业市场基本饱和的情况下，为了寻求更大的市场，不惜打破政府的技术保密规定，向外输出机器设备和工艺技术，这也为美国引进技术创造了条件。
在输入、仿制英国技术的基础上，美国大力推进发明创造，独立发明、设计和制造机器愈加成为主流。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815年诞生的机床，是美国工业革命对世界工业发展的特殊贡献。
因为机床的发明和通用部件的使用，美国工业革命带有自己的特点，即机械制造业较为领先，克服了对英国的依赖，机械化生产普及比较迅速。
作为后发国家，德国的工业一开始便建立在电气基础上，集中精力投资于电气、化工、炼钢、光学等最新科技部门，并占据遥遥领先的位置。
德国善于学习、引进外国的先进科技，将其转化为生产力。
19世纪许多重大科技发明都是首先在英国开花，却率先在德国结果。
在学习、引进的过程中，德国形成了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科学研究与生产过程有机结合的机制，大大缩短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使得德国的工业革命较老牌的英、法具有速度快、周期短、内容新、程度彻底、范围广泛等显著特征，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中心之一。
中国经济改革与开放的国际经验借鉴
中国经济改革与开放的国际经验借鉴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这一成就主要归功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
然而，中国也借鉴了许多国际经验，为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指导。
本文将探讨一些在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过程中产生的国际经验，并分析其对中国经济的启示和借鉴。
一、市场化改革与自由贸易市场化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中国取得成功的关键。
国际经验表明，市场机制的引入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激发经济活力。
中国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方面从欧美等发达国家借鉴了很多经验，例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设立专业的资本市场、加强产权保护等。
自由贸易是推动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因素。
中国积极借鉴了国际上的经验，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和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打破了贸易壁垒，拓宽了市场开放度。
尤其是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二、创新驱动发展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和提高竞争力的关键。
在中国经济改革与开放的过程中，创新被确定为战略支撑，借鉴了国际上的成功经验。
例如，中国积极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人才，推动技术创新和科研成果转化。
同时，中国也加强了知识产权保护，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法律保障。
同时，中国也积极推动创新创业的生态系统建设，为创新者提供了支持和激励。
国际上一些创新中心和孵化器的经验和模式得到了借鉴，例如硅谷的创新生态系统、以色列的创业氛围等。
这些经验为中国的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示。
三、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进程中的重要议题。
中国借鉴了一些国际经验，积极推动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
中国加强了环境立法和监管，推动清洁能源的发展和利用，提倡绿色生产和消费。
此外，中国也从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家借鉴了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经验。
例如，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承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利用。
东亚人口转变和经济增长理论及经验
东亚人口转变和经济增长理论及经验(一)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影响经济增长人口转变理论告诉我们，人口再生产类型从传统模式(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向现代模式(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转变过程中会依次形成年龄结构和经济负担不同的三个阶段，用人口抚养比表示依次为：高少年儿童人口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高老龄人口抚养比。
在第一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呈金字塔形状，人口抚养比以少儿抚养比为主，人口的经济负担重。
在第二阶段，人口年龄结构表现出橄榄形状，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之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于总人口增长，人口的经济负担持续减轻。
在第三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呈倒金字塔形状，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长期保持着低水平，人口抚养比以老龄人口为主，人口的经济负担又加重。
一般来说，在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社会负担率较高，生产性较低，对经济增长不利。
而在第二阶段，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高，则有利于经济增长。
通常把所有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看作是人口对经济的负债(简称“人口负债”)，而把那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看作是人口对经济的红利(简称“人口红利”)。
所以，人口转变带来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影响经济增长。
1．人口红利促动经济增长。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红利从三个方面促动经济增长：一是劳动力人口供给充分，且价格比较便宜，如果充分就业，会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二是因为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较轻，使得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会加速经济增长；三是因为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
2．人口负债缓减经济增长。
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国民收入中用于非生产性消费支出如养老、老人的护理、医疗等不得不大幅度上升，私人储蓄和公共投资减少，导致总产出和人均国民收入下降。
所以，对一个国家来说，人口红利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机会窗口”和战略机遇。
推迟退休年龄对青年失业率的影响来自OECD国家的经验证据
推迟退休年龄对青年失业率的影响来自OECD国家的经验证据一、本文概述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推迟退休年龄成为许多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面临的重要政策议题。
本文旨在探讨推迟退休年龄对青年失业率的影响，并基于OECD国家的经验证据进行深入分析。
文章首先回顾了推迟退休年龄的背景和原因，指出老龄化社会对劳动力市场带来的挑战。
接着，文章通过文献综述和实证分析，探讨了推迟退休年龄与青年失业率之间的关联机制，包括就业机会的减少、职业发展的阻碍以及青年劳动力市场的失衡等方面。
文章结合OECD国家的实践案例，总结了推迟退休年龄对青年失业率的影响及其政策启示，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参考依据。
在接下来的部分，本文将详细阐述推迟退休年龄对青年失业率的具体影响，分析其作用机制和传导路径。
文章还将对OECD国家的实践案例进行梳理和评价，提炼出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
文章将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旨在平衡人口老龄化与青年就业之间的关系，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发展。
二、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推迟退休年龄作为一种社会保障政策，其理论基础主要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劳动力市场的可持续性考虑。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延长，这使得传统的退休年龄设定面临挑战。
推迟退休年龄的理论基础在于通过延长劳动参与年限，增加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从而缓解因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推迟退休年龄还涉及到代际公平和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
从代际公平的角度看，推迟退休年龄可以减轻年轻一代的养老负担，实现代际之间的资源分配更加公平。
从公共财政的角度看，延长工作年限可以增加劳动者的税收贡献，同时减少养老金支出，从而有助于公共财政的稳健运行。
关于推迟退休年龄对青年失业率的影响，已有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探讨：一方面是对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对青年劳动者就业机会和职业发展的影响。
在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方面，一些学者认为推迟退休年龄可能会导致劳动力市场供给增加，从而对青年就业产生挤出效应。
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教训
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教训
世界上曾经存在或正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发展历程，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面临了一些教训和挑战。
以下是一些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教训：
计划经济的弊端：计划经济模式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导致了资源配置的低效和浪费。
中央集权的计划难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导致了生产不足或过剩。
政治权力集中：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存在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问题，导致决策的局限性和缺乏反馈机制。
这可能导致领导人的错误决策难以及时纠正。
社会创新不足：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长期的计划经济和政治集权下，社会创新能力相对较弱，难以适应科技和经济的快速发展。
社会平等的实现难度：追求社会平等是社会主义的目标之一，但在实际操作中，有时可能导致资源分配不公和动力不足，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活力。
全球化和开放的挑战：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封闭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了经济和文化的挑战。
开放与全球合作成为了推动发展的关键，而过度封闭可能导致经济滞后。
历史文化传统的冲突：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理念之间存在冲突，难以有效整合，影响了国家的社会发展。
官僚主义和腐败：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这不仅影响了治理效能，还损害了人民对体制的信任。
自由权利的限制：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可能对个体的自由权利进行限制，这引起了一些人权和民主方面的争议。
总体而言，这些教训提醒着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需要更加灵活、开放，并更加注重市场经济和社会创新，同时保障人权和民主制度的实施。
导 言 - OECD中文官方网站
导 言导 言中国的经济发展受到经合组织国家及其它地区日益广泛的瞩目，此外，中国在政策层面面临的许多主要挑战也与经合组织的工作重点越来越趋于一致。
《聚焦中国：经验与挑战》汇集了2011年经合组织对中国所做的调查分析，并选择性地说明了一些对中国特别具有针对性的工作。
这份报告具有双重目的：第一，帮助中国决策者和专家了解相关的经合组织报告，为中国的现状和挑战提供一个国际视角；第二，加深政策界（包括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验的理解。
目前中国和经合组织国家面临着许多共同的挑战。
有些挑战，例如改善国际贸易和投资机制或抑制气候变化，属于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全世界协同解决，相应地也需要通过政策对话来促进彼此之间的理解。
而另一些挑战则反映了中国正朝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迈进。
目前中国已跻身中等偏高收入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接近一些经合组织成员国。
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都对中国有着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本报告首先对宏观经济做了一个概括总结（第一章），接着从国际视角分析“十二五”期间面临的两大挑战（第二章和第三章）：在发展的过程中，如何确保以人为本，以及如何应对经济快速发展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这两大挑战正好与经合组织的两大重点工作相呼应，即如何实现绿色增长和包容性的增长。
第四章和第五章阐述如何通过深化结构性改革来推动竞争，从而维系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
第六章讲述了中国政府对教育和技能的重视，讨论如何强化劳动者技能、促进中国经济（包括农村经济）的长期发展及顺利转型。
第七章从另一种角度审视了人力资本和社会福利，讲述了中国在改善医疗保健方面取得的进展，并讨论了从长远来看，为何中国必须像许多经合组织国家以及其它新兴经济体一样重视非传染性疾病。
第八章回顾了中国的核能利用战略，并讨论了中国加强与经合组织核能署的合作可能获得的益处。
最后，第九章回顾了中国经济转型的历程、减少贫困的经验并针对援助政策做出了相关结论。
经合组织经济司中国事务处密切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动态，而《经合组织经济展望》年刊曾两次对中国的发展状况进行预测。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全周期项目评估的经验与启示
OVERSEAS INVESTMENT & EXPORT CREDITS摘 要：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双边发展援助机构之一，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全周期项目评估体系。
该评估体系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是对所有类型援助项目均采用PDCA循环评估机制，使评估流程规范化；二是运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的评估标准，使评估标准国际化；三是引入第三方机构，并建立评估咨询委员会，使评估组织体系科学化；四是注重评估结果运用，使项目经验可转化。
全周期项目评估体系在实践上取得了积极成效，动态确保了对外援助的质量，提高了对外援助的效率和美誉度，值得我国金融机构借鉴。
关键词：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全周期项目评估事后评估马冬烨刘守峰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全周期项目评估的经验与启示一、背景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成立于2003年10月1日，前身是成立于1974年的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
JICA作为日本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的实施机构，负责与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合作，在日本的对外援助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截至2020年11月，除东京总部外，JICA已有16个国内办事处、96个海外办事处，在约190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各类援助，是世界上最大的双边发展援助机构之一。
根据日本国家发展战略和对外援助政策，JICA 受理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申请，对援助项目全周期进行评估，①并结合技术合作、ODA贷款、无偿赠款等援助手段，向受援国提供必要的经济社会援助，助力其发展。
JICA开展的援助项目以其广泛的领域、专业的水平和严谨系统的运作模式，在海内外广受赞誉。
JICA在项目推进的各个环节中，以标准化、规范化运作著称，注重充分调动企业、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高校、媒体等的资源，既保证了项目质量，又为推动日本企业、人才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机制保障。
二、JICA 的全周期项目评估体系JICA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全周期项目评估体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验和启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验和启示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转型升级，其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最为重要的一项。
这项改革主要是指，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强化创新驱动和质量效益导向，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水平，从而实现供给质量和结构的优化升级。
在这项改革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经验和启示。
一、加强创新驱动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所在。
因此，在改革中，我们需要加强创新驱动，提高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的贡献率。
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构建创新型国家。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需要发挥好引导作用，鼓励企业加大自主创新的力度，优化创新生态环境，提高产业链的创新水平。
在这方面，一些政策的引导和补助不可或缺，例如，优化研发经费补助、落户补贴、税收优惠等，还可以通过加强技术转让等手段，提高技术创新的应用程度。
二、提高产业链质量水平当前全球产业链的竞争非常激烈，不同国家的产业链质量水平是影响经济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
因此，在供给侧改革中，提高产业链的质量水平非常重要。
具体来说，我们需要加大产业链的高端引领和中低端改造力度，通过有效投资提高基础设施和生产要素供给质量，提升产品质量、品牌价值以及市场竞争力。
产业链的质量提高了，才能够从根本上促进企业的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形成产业新优势。
三、深化简政放权简政放权是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必备手段，也是实现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方式之一。
通过减轻企业负担，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等措施，降低经济运行成本，提高市场效率，促进供给结构的优化。
在简政放权这个过程中，政府需要加强对市场主体的监管，保障市场公平竞争和消费者权益。
还可以通过加大企业中小微利税政策支持，加强扶持政策、减税政策等手段，稳定市场预期，缓解产能过剩所造成的社会失业、财政减少等问题。
四、提高服务质量在供给侧改革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需要加强对市场需求的应对和服务质量的提高。
高质量的服务可以减少市场不确定性，增加对市场的信任度和期望值，同时加速产业链的质量提升和创新实践。
经合办工作总结及工作目标和措施总结
经合办工作总结及工作目标和措施总结经合办工作总结及工作目标和措施总结为了全面落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与中国之间的互助合作关系，经合办作为OECD在中国的唯一代表机构，着重在推动经济合作、促进政策对话、提高政策分析和制定能力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在过去一年的工作中，经合办团队始终按照OECD愿景和经合办工作计划，持续推进工作进程，完善工作机制，稳步提升工作质量，积极开展各项工作。
一、工作目标和任务作为OECD的中国代表机构，经合办的主要工作方向是促进OECD成员国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与交流，推动中国政策的改革和完善，以及提高中国经济、社会政策的制定水平。
为了达到这些目标，经合办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了工作：1. 促进政策对话及研究合作经合办与OECD各业务部门、OECD中国中心及个别OECD 成员国的驻华机构以及国内有关政府部门、行业、研究机构等开展对话、磋商和研究合作，提高政策制定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具体来讲，就是进一步加强与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的合作，推动中国的财税改革和市场化改革等各项政策改革；加强与医保局等有关部门的合作，探讨如何提高医保和医疗体系的服务质量，降低医疗费用等。
2. 推动中国加入OECD加强对中国加入OECD的宣介、推动并为之提供政策论证和相关技术支持，引导和协调中国政府在加入OECD进程中的关键问题讨论。
3. 进行经济政策分析及评估协助OECD提供有关中国经济政策和评估的信息和分析。
就是要积极推进OECD专项研究报告，分析得出中国当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而提出解决方案，推进政策实践的进程。
4. 推动经济合作和交流推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支持三方合作，推进产业和技术交流。
尽可能多地参与举办各种跨学科、跨文化、跨行业领域的研讨会、学术会议，推进人才培养、知识传播、技术推广等。
5. 做好中国通信维护与各业务合作伙伴及参与部门的联络和沟通。
就是协调各个部门之间的工作，做好沟通、协调和汇报工作，与OECD总部及各相关部门的对接，防止信息交流造成困难，走一条高效快捷的沟通路线。
教育经费投入强度结构体制的宏观分析
教育经费投入强度结构体制的宏观分析打开文本图片集【摘要】目前，中国正由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实现教育现代化需要加大教育经费投入。
文章从教育经费投入强度、投入结构和投入体制三个方面，对2005—2022年中国教育经费配置与OECD国家教育经费配置特点和规律开展时间序列和聚类分析对比研究，为中国教育经费进一步优化配置提供参考坐标。
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进一步加大教育经费投入强度、在继续加大公共财政教育投入的同时，坚持完善多渠道筹集非义务教育办学经费的体制和机制;优化调整教育经费投入结构，公共财政增量资金适度向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倾斜;加强教育经费监管，进一步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教育经费;投入强度;投入结构;投入体制;OECD一、引言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建设教育强国的奋斗目标，并把教育事业置于优先发展和保障的位置。
作为世界第一教育大国，中国面临的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办好教育的大课题。
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离不开强有力的教育经费投入保障。
教育经费保障既要立足于国情，也要参考世界教育发达国家教育资源配置的经验。
纵观世界教育发达国家教育经费配置的历史，无不体现出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对教育经费投入的重点保障，教育一直是公共财政支出的重点方向。
由于教育发展历史、文化、经济发展水平和办学体制机制的差异，各国教育经费投入也存在一些显著的特色，如欧洲各国的教育高福利政策和英、美、韩、日等国的非义务教育（私立）和市场特色，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有值得我国借鉴的地方。
二、教育经费投入强度分析（一）投入总量占GDP的百分比按照当年价格计算，2005—2022年，我国教育经费投入总量呈上升趋势，如图1所示。
2005—2022年，我国教育经费投入总量从8419亿元增长到38888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5.08%。
其中2007年投入总量增长最快，增长率达到22.02%。
2005—2022年，我国教育经费投入总量占GDP百分比的逐年上升，平均保持在4.6%左右，如图2所示。
OECD国家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与教训：某些特征和政策
THE TRANSITION OF OECD COUNTRIES＇ GROWTH MODE： CHARACTERISTICS AND POLICY 作者： 杨春学[1]
作者机构： [1]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北京100836
出版物刊名：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页码： 5-14页
年卷期： 2012年 第12期
主题词： 增长方式;R&D体制;产业结构;激励机制
摘要：OECD国家之所以能够顺利实现增长方式的两次转变，虽然各国的各类具体政策有差异，但其基本的机制却是相同的。
那就是：政府巧立法规，形成系统性的政策激励；在此基础上，借助于市场机制的功能，有效促进R＆D及其成果运用，实现产业结构的自然升级。
虽然它们的第二次转变付出了较大的成本，但这种成本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高。
德国、日本和美国
企业部门控制污染的资本支出最高时也只占工业投资的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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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国家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与教训：某些特征和政策杨春学2013-05-13 16:43:49 来源：《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京)2012年12期【内容提要】OECD国家之所以能够顺利实现增长方式的两次转变，虽然各国的各类具体政策有差异，但其基本的机制却是相同的。
那就是：政府巧立法规，形成系统性的政策激励；在此基础上，借助于市场机制的功能，有效促进R&D及其成果运用，实现产业结构的自然升级。
虽然它们的第二次转变付出了较大的成本，但这种成本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
德国、日本和美国企业部门控制污染的资本支出最高时也只占工业投资的4%～5%。
【关键词】增长方式/R&D体制/产业结构/激励机制最早提出“增长方式转变”问题的是前苏东国家，但直至它们的体制崩溃，也未能实现转变。
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就一直强调转变增长方式，但迄今为止，仍未见显著成效。
OECD主要国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这种问题，却较顺利地实现了转变。
对我国政策的制定来说，如何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与教训，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虽然国内已经有不少文献来讨论这个问题，但几乎都没有在时间序列上明确区分增长方式转变的两个阶段，即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从集约型向环保型或“可持续”增长的转变，而且，仅仅只是以全要素生产率对GDP增长率的贡献是否超过50%作为“转变是否实现”的衡量指标。
这就不仅误解了增长方式转变的复杂性，而且也导致这些文献在讨论政策问题时的时间错位。
一、OECD增长方式转变的进程（一）第一次转变：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如果以工业产值的比重超过农业产值的比重作为指标的话，发达国家早在第二次产业革命结束时（20世纪初）就已经进入工业化时代，确切地说是进入“初级工业化社会”。
这种工业化社会是以煤炭、冶金、化工等为基础的，虽然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明显，但却主要依赖于资本积累，以对各种自然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和利用为基本特征。
如果以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来衡量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的话，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主要发生于20世纪50—60年代的“高级工业化社会”。
这是一个已经彻底完成制造业的重心由轻工业转向重工业的时代。
对这两个工业化阶段的增长类型的差异，日本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和神门善久利用美国和日本的生产率增长核算资料，进行了较精细的说明。
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资本一劳动比率的增长率超过实际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意味着资本一产出比率提高较快；同时，全要素生产率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大大小于资本一劳动比率增长（即资本深化）的贡献，例如，1855—1890年，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对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的贡献仅为36%，日本1900—1920年的同类指标仅为11%。
到工业化的高级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超过资本—劳动比率的增长的贡献，表明集约增长类型的形成。
例如，1929—1966年，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对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的贡献达到78%，日本在1958—1970年间的同类指标达到54%。
[1]特别地，随着这种增长类型的转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率的相对贡献大幅度提高，成为最重要的增长源泉。
可以说，借助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事技术的民用化和第三次科技革命，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工业化国家基本上实现了向集约增长类型的转变（见表1）。
从表1中的（1）行、（2）行、（3）行的对比中，可以明显地看出，（3）行所示的要素生产率对GDP增长率的贡献几乎都超过了50%，其中，知识进步的贡献最大。
这一事实表明，它们经济增长方式已转入集约为主型，即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第一次转变。
与这种增长方式转变的实现相对应的是，这些国家从“工业社会”开始向所谓的“后工业社会”形态过渡，即进入了一个大部分工人不是受雇于农业、制造业、矿业和建筑业的商品生产工业的社会。
这种社会经济形态既表现在就业结构的变化上，更反映在经济结构的革命性变化上。
经济结构的革命性变化表现为服务性产业开始占据主要地位。
具体地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生产率的极大提高和新兴产业部门的发展，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中，物质生产部门的比重不断下降，第三产业迅速扩展。
例如，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已经从过去重视购置房产、汽车和家庭用具的大规模消费经济转向服务经济。
这可从表2国民收入来源的重大变化中看出。
其他发达国家也基本实现了类似的产业结构转变。
（二）第二次转变：从污染型增长向环保型增长的转变早在工业化初期过程中，伴随着煤炭、冶金、化学等重工业的建立、发展，主要发达国家就在不同程度上遇到环境污染问题。
据估算，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世界范围内工业生产和家庭燃烧所释放的二氧化硫每年高达几千万吨，其中三分之二是由燃煤产生的。
[2]虽然在这一阶段，也出现过严重烟雾中毒、河流等水体严重污染等事件，但这些似乎还只是个别区域的现象。
进入20世纪50年代之后，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特别是重化工业的发展（见表3），一方面带来资源和原料的大量需求和消耗，另一方面使得工业生产和城市生活的大量废弃物排向土壤、河流和大气。
加之农业对农药和化肥的依赖，以及大规模消费的垃圾累积，最终造成环境污染的大爆发。
例如，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全国处处都存在水污染、空气污染、垃圾污染、热污染和审美污染”，以至于“美国公众普遍关切整个环境问题，成为60年代的新现象。
”[3]更为典型的是日本。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日本的重工业化时期，重化工业在工业中所占的比重从1960年的53.7%上升到1970年的68.9%，[4]（P94）石油工业区排放的二氧化硫导致大面积的大气污染，日本一度被称为“公害列岛”。
上述事实表明：虽然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超过50%，但这不意味着增长方式已经实现了彻底的转变。
虽然这些国家在20世纪50—60年代工业在GDP中的比重只是30%多，但在制造业中重化工业所占的比重较大。
因此，发达国家在其第一次增长方式转型的后期就面临着以“环境问题”为核心的第二次增长方式转变问题。
发达国家在环境污染发生初期，也采取过一些限制性措施。
但是，由于人们尚未搞清污染以及公害的原因和机理，仅采取一些限制性措施或颁布某些保护性法规，未能阻止环境污染蔓延的势头。
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罗马俱乐部报告、石油危机等一系列事件综合作用的结果，最终促使这些国家下决心转变增长方式，开始全面重视“可持续增长”的问题。
1972年6月联合国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是一个标志性的起点。
会后，发达国家开始了对环境的认真治理，工作重点是制定经济增长、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长期政策，由此进入了环境保护运动的黄金时代。
这类政策和制度的强有力实施，以及相应的设备改造的结果，工业化国家的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量指标大幅度下降。
到20世纪80年代末，这些国家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工业废料、废水、废气污染等常规污染问题，普遍较好地解决了国内的环境问题。
OECD1991年的一份报告描述了其成员国1970—1988年间所取得的某些成就：到1988年，获得清洁的饮用水、充分的卫生设施、城市垃圾站等已经普及；颗粒物排放量下降60%，硫氧化物减少38%，空气质量大为改善；在北美洲，铅排放量下降85%，绝大多数西欧和北欧国家下降50%；如DDT，PCBs和水银含量等持久性污染物也在不断减少；几乎所有国家的成林面积、受保护的土地栖息地都在增加。
[5]人们的健康状况也得到了实质性的改善。
例如，到20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和日本，人体血液中的含铅水平仅为70年代中期水平的三分之一。
[6]（P52-53）特别值得注意的是，OECD国家在环境质量获得显著改善的同时，其经济在同期增长了近80%。
这表明，它们的经济增长正在与“污染脱钩”，见图1。
增长方式的第二次转变是以高科技产业和广义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的方式实现的。
与此相对应，社会已经转变成为成熟的“后工业化社会”。
这在美国表现得最为典型。
1970—1990年，美国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从64.5%上升到73.5%，第二产业的比重从32.2%下降到24.1%。
[7]特别地，第二产业的内部结构本身也发生巨大变化。
经过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调整，在整个制造业中，高科技含量的汽车、宇航、电子、机电占据了优势地位；高能耗的钢铁、石化等部门的产值比重逐步下降。
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是这些高能耗的产业，其生产技术也已经过了巨大的改造。
可以说，到20世纪80年代末，发达国家已经基本上实现了本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它们所面临的环境问题主要是涉及全球性的问题。
二、高效率的R&D及其成果运用的科研体制这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最根本基础。
OECD国家的增长方式转变过程，其实就是科技不断进步并逐步在生产和生活中得以广泛运用的过程。
根据美国科学委员会2000年的一份报告，全世界的研究与开发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工业化国家。
1997年，28个OECD国家在研究和开发上的总投入约为5000亿美元，其中85%来自7个国家，即美、日、德、法、英、意、加。
在这7个国家中，日本、美国和德国在1996年获得的专利总数约占其他国家专利总数的70%以上。
[8]（P82）其实，在此之前的历史时期，也一直是这些国家占绝对的地位，但不同类型国家的R&D体制各有特色。
（一）“政府主导型体制”的典型：美国以自身科技进步和新产品开发为核心来促进增长方式转变方面，最典型且最有成效的是美国。
这是它比较特殊的科研体制的直接产物。
长期以来，美国政府一直是R&D活动的主要推动者。
这从表4可以获得直接的证实。
1975年之后，产业部门投入R&D的经费才超过联邦政府的投入，但超过的比重较小。
但是，仅仅以政府R&D支出的增加和其在整个R&D支出中的比重，还不足以说明美国科研体制的特性。
最显著的特征是，联邦政府的R&D支出是非常有针对性的，明确区分科学政策（基础研究）和技术政策（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R&D 经费的主要投入者是政府，但R&D的主体是企业和大学。
这种R&D体制对推动美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和R&D成果的产业化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它有效地把市场与政府在促进R&D中的独特作用结合了起来。
[9]具体地说，联邦政府主要的R&D资金用于支持“技术开发”。
其中，绝大部分属于国防项目。
[10]这类国防技术开发则基本上是与私营产业部门合作进行的。
或者说，这种以军事目的为主的研究与开发，是以世界上独特的军事工业联合体的形式开展的，曾经极大地促进了航空、电信、计算机等高科技产业的诞生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