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拼音的发展过程

汉语拼音的历史我国原来没有拼音字母，采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来给汉字注音。

直音，就是用同音字注明汉字的读音，如果同音字都是生僻字，就是注了音也读不出来。

反切，就是用两个汉字来给另一个汉字注音，反切上字与所注字的声母相同，反切下字与所注字的韵母和声调相同。

周有光先生称反切是“心中切削焊接法”。

这两种注音方法，用起来都不方便。

唐代守温在分析汉语声母韵母和声调的基础上，制定了描述汉字语音的三十六字母，说明当时我国的语音分析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可惜他用汉字来表示这些声母和韵母，因此，这样的字母没有进一步发展成拼音文字。

500年前我国部分穆斯林少数民族中曾经使用“小经”文字，这种文字是一种阿拉伯文字。

用阿拉伯字母来拼写汉语，比唐代守温用汉字来表示声母和韵母又进了一步。

共有36个字，其中4个字母是特有的，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的用来拼写汉语的拼音文字，它不再带有汉字的痕迹，完全采用拼音字母。

“小经“同时也为东乡、撒拉等民族使用。

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为了学习汉字，他们开始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汉语。

1605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其中有4篇汉字文章加了拉丁字母的注音。

这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出版物，比“小经”用阿拉伯字母给汉字拼音稍晚，“小经”大概是最早用字母文字给汉字拼音的尝试。

《西字奇迹》原书已不容易找到，据说，梵蒂冈图书馆尚有藏本。

1626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

注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的。

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方案是以“官话读书音”为标准设计的，适于拼写北京语音。

这种新颖的拼音方法给中国学者以很大的启迪。

明末音韵学家方以智说：“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

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

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清朝学者杨选杞说：“辛卯户糊口旧金吾期翁家，其犹子芸章，一日出《西儒耳目资》以示余，予阅未终卷，顿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为一定之法”。

但是，在两三百年间，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方案只是在外国传教士中使用，没有在中国人当中广为传播。

1815年到1823年之间，在广州传教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编了一部《中文字典》，这是最早的汉英字典，字典中用他自己设计的拼音方案来拼写汉语的广东方言，实际上是一种方言教会罗马字。

接着，在其他的方言区也设计了不同方言的方言教会罗马字。

其中厦门的“话音字”1850年开始传播，仅在1921年就印刷出售五万册读物，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大约还有十万人左右使用这样的方言教会罗马字。

其他各地的方言教会罗马字，在南方的通商口岸传播，主要用来传教。

1867年，英国大使馆秘书威妥玛(Thomas F. Wade)出版了北京语音官话课本《语言自迩集》，他设计了一套拼写法，用拉丁字母来拼写中国人名、地名和事物的名称，叫做“威妥玛式”。

1931年到1932年间，有两个外国传教士提出了“辣体汉字”，这是一种根据《广韵》设计的、以音节为单位的汉语拉丁字母文字，同音字几乎都有不同的拼写法，拼写的是方言。

这些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的方案，为以后的汉语拼音运动提供了经验。

汉语拼音的近代史中国人自己的汉语拼音运动是从清朝末年的切音字运动开始的。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挽救民族危亡和振兴中华的热情，激发着一些爱国知识分子提出了教育救国的主张，梁启超、沈学、卢戆章、王照都一致指出，汉字的繁难是教育不能普及的原因，因此，掀起了一场“切音字运动”。

梁启超在《沈氏音书序》中指出，“国恶乎强？民智斯图强，民恶乎智？尽天下之人而读书，而识字，斯民智矣”。

沈学说：“欧洲列国之强，……有罗马之切音也。

人易于读书，则易于明理，理明，利弊分析，上下同心，讲求富强”。

卢戆章说：“以切音以识汉文，……全国皆能读书明理，国家何致贫穷？人民何致鱼肉？”王照说：“列位啊，咱们个人都要点儿强吧，瞧瞧咱们中国都成什么样儿啦？”“中国政府非注意下层教育不可，欲去下层教育的障碍，非制一种沟通语言的文字使言文合一不可”。

卢戆章(1854-1928)是我国第一个创制拼音文字的人。

1892年，他在厦门出版《一目了然初阶》，公布了他创制的“中国切音新字”，用拉丁字母及其变体来拼厦门音，声韵双拼，左右横写，声母在右，韵母在左，另加鼻音符号和声调符号，增加声母后还可兼拼泉州音和潮州音。

他认为，汉字“或者是当今天下之文字之至难者”，而切音新字“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这样一来，“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卢戆章并不要求废除汉字，他主张“切音字与汉字并列”。

后来，他又编写了《中国字母北京切音教科书》和《中国字母北京切音合订》，用切音字来拼写官话。

继卢戆章的《一目了然初阶》之后，开始了延续20年的切音字运动。

几乎每隔一二年就有新的切音字方案出现，如吴敬恒的《豆芽快字》，蔡锡勇的《传音快字》，沈学的《盛世元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谱》，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劳乃宣的《增订合声简字》等。

这些切音字方案多数是声韵双拼式的汉字笔画式字母方案的，大多数只在小范围内传习，没有广泛推行，只有王照的官话字母和劳乃宣的合声简字推行较广。

王照(1859-1933)曾参加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受日本假名的启发开始拟定汉语拼音字母，1900年秘密回国，以“芦中穷士”的笔名发表《官话合声字母》，采用汉字笔画作为字母基础，声韵双拼，并且主张以北京话为标准官话。

他说：“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官者公也，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

他并不主张废除汉字，他说：“有力读书，有暇读书者，仍以十年读汉文为佳”，“汉文俗话并行，互相补助，为益更多”。

1903年，王照在北京设立“官话字母义塾”，为了取得合法身份，他自首入狱，得到释放后全力推行他的官话字母，“十年之中，坚忍进行，传习至十三省境”，其精神令人钦佩。

劳乃宣(1842-1921)是音韵学家，他积极支持王照的方案，在官话字母的基础上补充方言字母，拟定了南京、苏州、福建、广东等访言的方案，统称“合声简字”。

推广这种“合声简字”的成绩十分显著，“不识字之妇女村氓，一旦能阅读书报，能作函札，如盲者之忽而能视，其欣快几乎无可名状”。

切音字创制者的目的，虽然不想用它来代替汉字，但是他们希望切音字能够成为一种拼音文字，与汉字分工，并行使用。

然而，他们的愿望没有实现。

在切音字运动中提出的拼音字母方案是多种多样、琳琅满目的，大致可以归纳为三大系：①假名系：模仿日文假名，采用汉字部首作为拼音符号。

1892年卢戆章的《一目了然初阶》一书中提出的“中国切音新字”，1901年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等都属于假名系。

②速记系：采用速记符号作为拼音符号。

1896年到1897年两年间出版的蔡锡勇的《传音快字》、沈学的《盛世元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谱》等书中提出的方案都属于速记系。

③拉丁系：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拼音符号。

1906 年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1908年刘孟扬的《中国音标字母》和江亢虎的《通字》、1909 年黄虚白的《拉丁文臆解》等书中提出的方案都属于拉丁系。

1913年2月，读音统一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审定一切字的国音发音”和“采定字母”。

会议开了三个多月。

在这次会议上，审定了6500个汉字的读音，用各省代表投票的方法确定了“标准国音”；拟定了一套注音字母，共39个，这套字母采用汉字笔画式，字母选自古代汉字，音节采用声母、韵母和声调的三拼制，对双拼的反切法进行了改进，其用途仅在于标注汉字读音，不作为拼音文字。

这套注音字母后来减为37个（声母12个，韵母13个，介母3个，比双拼切音字的方案中的字母几乎减少了一半。

会议对于注音字母的作用和地位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决定注音字母的作用是给汉字注音，不能与汉字并行使用。

黎锦熙明确指出，注音字母的职能是“伺候汉字，偎傍汉字”。

注音字母通过之后，搁置了五年，才于1918年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

1920年，全国各地陆续开办“国语传习所”和“暑期国语讲习所”，推广注音字母，全国小学的文言文课一律改为白话文课，小学教科书都在汉字的生字上用注音字母注音。

北京还成立了注音字母书报社，印刷注音字母的普及读物，还办了《注音字母报》。

从1920年到1958年，注音字母在我国使用了近40年的时间。

这对于统一汉字读音、推广国语、普及拼音知识起了很大的作用。

1930年，上层官员中有人觉得“注音字母”的名称不好，改称为“注音符号”，以强调这不是一种与汉字并行的文字。

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高度评价了注音字母的作用。

他说：“辛亥革命之后产生了注音字母，这是中国第一套由国家正式公布，并且在中小学校普遍推行过的拼音字母。

注音字母对于识字教育和读音统一有过一定贡献。

尽管今天看来，注音字母还有不少缺点（例如，作为各少数民族的共同基础和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工具，注音字母显然远不如拉丁字母），但是注音字母在历史上的功绩，我们应该加以肯定。

对于近四十年来的拼音字母运动，注音字母也起了开创的作用”。

五四运动之后，于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四卷四期上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的文章，提出了“废孔学”、“废汉字”的主张。

他说：“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甚至说：“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他提出：“废汉文之后”，“当采用文法简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之人为的文字Esperanto（世界语）”。

这显然是一种非常激进的言论，而且把汉语和汉字混为一谈，分不清语言和文字的区别，在学术上是错误的，因而受到了陈独秀的批评。

陈独秀指出，语言和文字“此二者关系密切，而性质不同之问题”绝不能混淆，所以，是“仅废中国文字乎？抑并废中国语言乎”还值得研究，因此他提出了“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书之”的意见。

这个意见得到了《新青年》同人的支持。

钱玄同也接受陈独秀的意见，一同倡导国语罗马字，开始了国语罗马字运动。

1923年，《国语月刊》出版了《汉字改革专号》，采用罗马字的呼声达到高潮，国语罗马字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钱玄同发表《汉字革命》的论文，否定汉字，说“处处都足以证明这为老寿星的不合时宜，过不惯二十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所以汉字革命，改用拼音是绝对可能的事”，“惟有响响亮亮的说汉字应该革命！如此，则汉字改革的事业才有成功的希望”。

他不满足于注音字母，认为“汉字根本改革之根本改革”应该采用罗马字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