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取消农业税后的利弊

浅谈取消农业税后的利弊刘阳核摘要：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是我国税收制度变革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一个里程碑。

这项改革增加了农民的公民权利，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

但农业税取消后一些缺陷也逐渐暴露，这些问题急待采取相应的配套措施加以解决。

关键词：取消农业税利弊分析解决对策2004年，我国政府开始实行减征或免征农业税的惠农政策，到2005年已有近8亿农民直接受益。

2005年岁末免除农业税的惠农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让9亿中国农民彻底告别了缴纳农业税的历史。

这使在中国大地上延续了2600年的“皇粮国税”——农业税，终于走进了历史。

全面取消农业税以来，农民得到了真正的实惠，老百姓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政策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并找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一）减轻农民负担，促进生产力发展。

1.当前我国农村和农业的发展还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农村设施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不足、农民收入来源单一收入低等问题还很突出。

“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性、体制性矛盾长期积累的产物，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重视的大问题。

我国是农业大国，只有农民富裕了国家才真正富裕起来。

只有农村稳定，国家才真正的稳定。

2.农民是我国低收入群体，取消农业税消除了地方各类费的搭车收取，可直接减轻农民的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民生产积极性。

（二）体现城乡公平负担原则。

首先，农民是我国的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大大低于市民而各种税费负担却大幅度高于市民，且在就就业、社保等方面也不能与市民享有同等待遇。

其次，农业税征收却没有起征点和免征额，将农业总收入视为农业总收益全额纳税，增重了农民的负担，这明显违背了城乡居民公平负担原则。

（三）工业反哺农业。

我国工业化建设时期，农业曾通过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农业税渠道为工业化积累了大量资金，有力地支持了工业化的进程。

如今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已建成现代化的工业基础，总体上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若以工业反哺农业，必将可促进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加快新农村建设，加快消除城乡差别的步伐。

（四）国外农业的兴衰及启发。

19世纪70年代，英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这一时期，包括应该在内的欧洲国家均出现了农业危机，农产品依赖国外进口。

但与其他国家相比，英国农业危机经历的时间是最长的，受到的打击是最严重的，并导致了英国农业的持久性衰落。

英国在工业化过程中走过了一条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路子。

在工业化实现的同时，农业却衰落了。

二战后英国对于国内农业大力的度实行补贴惠农政策及各项保护政策，为其注入大量资金。

时至今日，振兴英国农业依然是历届英国政府面临的棘手问题之一。

而目前依然征收农业税的国家已不多，均实行不收反补政策。

因此可吸取国外失败教训借鉴成功经验，取消农业税，加大对农村的投入，确保较高的粮食自给率，维护我国的社会稳定保护国家安全。

二、相关理论简介（一）现实研究：中国已具备取消农业税的条件和能力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张元红研究员认为：“在现阶段，只有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取消农业税，的确有这个必要，而且也具备这个能力。

”有必要，是因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难点和重点都在“三农”。

取消农业税，能降低农业生产经营成本，调动种粮农民积极性，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维护国家粮食安全。

同时也将把农业、农村的发展纳入整个现代化进程，让亿万农民共享现代化成果。

有能力取消农业税，是因为目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家财力不断壮大，国家财政有能力、有实力承担取消农业税这个成本。

正因为如此，中央提出了对农村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并且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大力加强转移支付力度。

（二）前景瞻望：取消农业税为新农村建设铺平道路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说：“如今废除农业税条例，从表面上看，是为减轻农民的负担，但从深层次来说，积极意义在于国家充分意识到农民的弱势地位，通过减轻农民的负担，提高农业的竞争力，它标志着我国的政治文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作为农业大国，维护农民的利益，不仅关系到减轻农民负担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

假如农民的利益不能得到有效维护，假如不合理的税费不能得到及时废除，那么，和谐社会的目标将难以实现。

三、取消农业税后我国的现状（一）消除农业税的成就。

1.减轻农民负担，农村经济稳步发展。

农业税取消后确实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农民手中的的现金，拉动消费、扩大内需激发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对农民减负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取消农业税也消除了一些地方政府借农业税“搭车收费”的平台，堵住了农民成为“无底洞”的“三乱”，减负效果明显。

切实保护了农民的自身利益，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2.改善了干部与群众的关系，促进构建和谐社会。

农业税征收工作量大，征管成本高，处理不当还会直接影响农村党群、干群的关系。

取消了农业税消除了干部一年到头村头村尾讨农业税税的现象，缓和了干部与人民群众紧张的关系。

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也可以有力的促进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职能转变，把更多精力放到履行社会管理，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来。

从而进一步改善和密切政府与农民的关系，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构建和谐社会。

同时减少了下乡征税过程中所花的费用及制止贪污腐败不正之风的滋生蔓延。

3.保护了农民种植自主权。

因地方各种费税的搭车导致农民每年要上交的税费负担加重，多数农民对纳税产生了消极反抗。

地方为解决农民不愿缴税的问题，由现金缴税改为实物抵交。

而能够抵交税费，政府能拿去换钱的只能是大综农产品。

政府为方便集中征收会向农民下达种植计划，这严重损害了农民的种植自主权。

(二)消除农业税的不足。

1.地方财政减少，基层政权运转困难。

取消农业税前，乡镇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各项税费收入。

农业税取消以后，农业附加税自行消失，村级运转资金来源大量减少。

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将成为村级正常运转的惟一来源，村级收支缺口会更大，从而制约基层政权功能的发挥。

2.农村基础设施更显不足。

农业税一直是乡镇收入的米源，乡镇通过“三提”“五统”向农民筹款来进行道路建、农田水利维修。

取消农业税乡镇政府财政收入失去了主要来源，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更是有心无力。

村委会要供给公共产品，必须筹集资金，而国家所给予的资金有限，难以满足需要。

农业税、“两工”取消后，村内小型水利建设可以通过“一事一议”的方式解决，但跨乡、跨村的道路水利设施建设工程难以开展，基础设施因没有经费投入而陷入停滞状态。

3.农村债务化解难度加大。

取消农业税前，由于有各种费税附加，村级还债还可以勉强通过税收来还上一些。

取消农业税后，村级失去了收入来源，造成债务无法解决。

庞大的乡村债务危机已成为影响行政管理危机，各种问题凸显。

4.农村基础教育及技术培训难以开展。

取消农业税后，严重影响到农村基础教育开展，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越来越少，缺乏经费是最大的问题。

农村基础教育将面临学校危房没有资金维修，学校办公经费严重不足的困难境地。

另外，许多县、乡为适应农村结构调整，引导农民致富，多次为农民举办各类职业技术培训班，向农民传授种植、养殖、栽培等多种生产技术，深受农民欢迎。

现在资金来源中断，使得各类培训班无法继续开展下去，农民生产技能无法进一步提高，不利于农业长期高效发展。

5.农民征收不容乐观。

取消农业税后，虽然减少了农民的税收开支，但是却不见得农民收入增加了。

涉农物资市场价格的变化引起农民负担加重。

现在物价上涨飞快，部分抵消了取消农业税带来的政策效力，甚至一些地方感到农民负担较农业税取消前有所增加。

农用物资的涨价使农民生产性支出增加，甚至超过了减负的速度，吞噬了减负给农民带来的收益。

四、现状的成因(一)基层政府财政压力问题成因1.基层政府对农业税依赖过度。

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地的农业税收对本地经济的贡献率也不相同，农业税在地方税收中的份额由东向西逐渐增大。

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农业人口的减少，农业税在地方税收收入中所占比重不到1%，并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因此这些地区完全有能力自行解决由于取消农业税造成的财政收入的缺口。

但在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特别是农业特产税比较集中的地区，农业税取消前，县乡财政对农业税依赖程度较强。

取消农业税后，县乡财政收入的主体税种缺失导致财政收入萎缩，县乡财政的自给能力大幅降低。

2.上级政府拨款难已满足需求。

现在，基层财政收入除少部分依靠非农产业以外，大部分依靠上级财政预算和转移支付资金。

并且中央和省的转移支付主要是维持政府运转的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能够用于建设的财力非常少。

公用经费开支巨大导致财政运转困难，存在不同程度的资金缺口，加之县乡支出刚性增加，调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能力十分有限。

虽然上级财政从预算内给予了一些考虑，但与乡村财政支出水平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进步不断提高的实际相比，收入缺口依然较大，乡镇及村级组织正常运转困难。

普遍存在收入难增、支出难控、资金难筹、负债难清等问题。

（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成因随着我国财政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中央财政的事权向地方转移，由中央政府或省级政府承担的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转向由县、乡级政府承担。

但县、乡政府财政紧张，对农村大型的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显得无能为力，导致了农村急需的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

取消农业税前，农村集体经济的来源主要是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农业税及其附加和“一事一议”。

现在取消了农业税，农业税附加也随之不复存在，只剩下转移支付和“一事一议”两项收入来源。

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数量十分有限，仅用于解决农村贫困户救助、社会综合治理和村干部的误工补贴就已非常紧张，根本无力解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

而“一事一议”由于操作设计方面的缺陷和基层民主制度的不健全，往往难以统一大多数农民的思想，有些事情只要有一少部分人反对也会夭折。

特别是一些跨流域水利工程，由于其外部性较强，受益区域涉及几个乡甚至几个县，在减少农村税负绝对水平却没有充分考虑建立健全地方公共财政体系的情况下，这些公共品的供给可能会出现严重不足。

资金补足导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已成为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三）乡债化解难度大成因乡镇债务问题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并伴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而大面积出现，并随着乡镇财政体制改革和乡镇机构人员膨胀而不断增长，本世纪初农村税费改革特别是免征、取消农业税，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增加了乡镇财政收支矛盾，取消了乡镇政府原有筹措偿债资金来源渠道的制度安排，乡镇债务继续保持增长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