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灭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明朝灭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土地兼并严重，造成大量流民明朝初年，朱元璋对土地的管理是比较紧的，贫寒出身的朱元璋当时已经意识到兼并土地会造成农民变成流民，从而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

因此，他曾下达诏令，“耕者验其丁力，计亩给之。

使贫者有所资，富者不得兼并。

若兼并之徒多占田为己业，而转令贫民佃种者，罪之。

”朱元璋限令王公大臣们“其山场水陆田地，亦照原拨赐例为主，不许过分占为己业”，他还铁榜九条申诫公侯，严禁功臣和公侯之家倚势强占官民田产。

为了让农民安心耕田，朱元璋制定了“路引制度”。

路引相当于通行证，需要向官方申请。

没有路引，就不能随便离开土地，这种制度将农民的行动限制在很小的范围。

到了朱元璋的后代统治时期，明朝的土地制度渐渐发生了变化。

明朝中期开始出现了太监直接管理、收税的皇庄，这样就出现了大规模强占土地的问题。

明孝宗年间，有皇庄四处，官田不到两千顷，后来逐渐发展到五处皇庄，占地一万二千八百顷。

明武宗年间，皇庄增加到三十六处，占地五万三千多顷。

皇室开皇庄占地之风，其他皇亲贵戚纷纷仿效。

据《明会要》记载，洪武二十六年，田地总数是八百五十多万顷，到了弘治十五年，减至四百二十二万顷，这减少的一半就是被皇亲贵戚们兼并了，所以这些数字都不在官册。

土地的大量被兼并，使得无数农民无地可种，从而流离失所，又因为明朝的路引制度，这些流亡到外地的农民被官府追捕，自然而然成了所谓的“流民”。

明末流民的数量到底是多少无法统计，但有一个数字比较能够说明问题，1639年（崇祯12年），躲在商洛山中的李自成带着只有50来人的队伍重出商洛，轻骑走河南。

河南流民听说后，纷纷前来投奔，李自成一下子发展到了七、八万人的队伍。

说明当时的流民实在是太多了。

二、朝廷赋税增加，农民苛捐杂税沉重土地少了，朝廷的赋税反而增加了，有地可种的农民担负着更加沉重的苛捐杂税，于是有田的农民也开始大规模弃田出逃，加入了“流民”的队伍。

明朝由于外忧内患，使得军费大幅度增加，朝廷不得不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而更重要的是增加赋税。

万历年间，因明神宗的贪婪而加重了对民间的收括，天启年间更是再加赋税，到崇祯时更是大加特加。

崇祯末年，加派辽饷900万两、练饷730余万饷，一年之中，单是军费就达到2000万两，而万历初年全国岁出不过400万两左右，国家财政和全国经济在这样大的压力下已濒于崩溃。

从明万历四十八年（1618年）至崇祯十年（1637年），明朝的赋税竟然增加了6倍。

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三》记载：“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

”当时福建的粮食亩产最多三石（不到300公斤），正常年景不过卖一两银子。

就算福建粮价疯涨，三石大米也不过卖六两银子，再加上地方各级官员的层层盘剥，一亩产出六两银子的田地，至少要交纳十几两的税。

所以到了崇祯末年，盗贼四起，年谷屡荒，人们都以无田为幸运（钱泳《履园丛话》），从而导致流民遍天下的现象。

很多史学家认为，过度的征税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另外，由于开支紧张，崇祯皇帝不得不采取紧缩银根的措施。

崇祯二年（1629年），崇祯皇帝大规模裁减驿站（相当现在的邮电局兼地方招待所），崇祯三年（1630年），李自成不幸被列入裁员名单之中，失业下岗，当时正值农民起义风起云涌，24岁的李自成杀死驿站上司，出了被裁员的恶气，加入到他的舅舅高迎祥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中，当了一名八队闯将，从此走上推翻明朝政权的道路。

三、军队纪律涣散，严重害民扰民朝廷发不出军饷，剿贼剿寇的官兵便到处害民扰民。

明朝郧阳巡按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记载，崇祯十四年（1641年），他奉命驻守郧阳，在他抵达郧阳前的十几天，左良玉率领的官兵路过此地，二三万官兵一涌入城，城中没有一家没有官兵的，“淫污之状不可言”。

住了几天大军开拔，又将城里所有人家清洗一空，十多天后他到了，竟然找不到米和菜，士绅和百姓见到他，无不痛哭流涕，不恨贼而恨兵。

李清在《三垣笔记.下.弘光》中说，左良玉的兵一半要算强盗，甚是淫污狠毒。

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将人夹住，小火烧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

他们抢掠妇女，公然在大街上奸污。

将她们拉到船上抢走时，有人望着岸上的父亲或丈夫哭泣，立刻被这些兵砍下脑袋来。

官军抢劫百姓，主要是官府严重拖欠军饷。

1644年初，军饷欠缴已达数百万两，而从南方来的税款只有几万两，国家的粮仓实际上已经空了，没有足够的大米充军饷，户部就买杂粮凑数。

当北京被围时，驻军已有5个月没有发饷，执行任务的军队没有炊事用具，每个士兵领到100枚铜钱，由他们自己买东西吃。

明朝大臣马世奇在向崇祯皇帝解释老百姓起义的原因时说：“非附闯也，苦兵也。

”“苦兵”，是因为官军破家、杀人、屠城，“人之居者、行者，不得安保其身命”。

老百姓“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

当时，朝廷用官军剿“寇”，而百姓望“寇”剿官军，可见民心所向。

这样的军队早已军心涣散，不能打仗。

据明朝人写的《甲申传信录》中讲，李自成攻北京时，明朝守北京大营的军队是40万人，部将数以千计，“临敌力战，死于疆事者仅二人而已。

嘻！”40多万人的军队打仗，死于战场的只有二人，可见人心军心早已不想打了，明朝的气数已尽。

四、攘外安内军事失败内忧外患元气大伤就实力较量而言，明朝实际上是在内忧外患、内外夹击两重打击下走向灭亡的。

明万历年间，北方女真部落崛起，努尔哈赤经过30多年的东征西杀，先后统一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和黑龙江女真，形成了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女真人空前强大和统一。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58岁的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即兴京）建立了女真少数民族政权大金，史称后金，努尔哈赤成为“覆育列国英明汗王”，建元天命。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天命三年），努尔哈赤发布明军“七大恨”檄文，公开打出反明旗帜，向明朝宣战。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集结十多万兵力，分兵四路反攻努尔哈赤。

结果在萨尔浒被努尔哈赤打得大败，从战争开始到结束只有5天时间，明军的十多万人损失了6万，文武将官死了300多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被列入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100次战争。

战后，明朝元气大伤，东北部边境形势更加严峻，从此辽东局势起了根本变化，明朝在军事上失去主动进攻的力量，被迫处于防守地位，而后金则由防御转入进攻。

此后，明军又相继在宁远、锦州、大凌河、松山等战役中失败，尤其是松山失陷，对明朝影响极大，从此明朝在关外已不能再战，完全无力应付辽东局面。

在抵御努尔哈赤的同时，明朝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生产落后，赋税徭役严重，加之连年发生灾荒，农民生活困苦，引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

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大旱，庄稼颗粒无收。

澄城知县张斗耀不顾饥民死活，仍然催逼赋税，白水县农民王二聚集数百农民冲进县城，杀死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王二率先起义后，各地饥民纷纷响应。

崇祯元年（1628年），陕西府谷人王嘉胤率领饥民起义，安塞人高迎祥号称“闯王”，揭竿而起；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在陕西延安据十八寨起义。

农民起义很快形成燎原烈火，遍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四川、湖广、安徽、甘肃、宁夏等地，与明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农民军起义之初的几年，崇祯皇帝采取剿抚兼施的政策平息农民起义，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几度控制了局面。

在形势的逼迫下，农民军开始联合起来。

崇祯八年（1635年），各路农民军会师河南荥阳，共13家，72营，在一起共商对敌之策。

此后，李自成伏商洛、出河南、声势更加壮大，张献忠占四川，掠湖广，成为一支重要力量。

明朝在剿灭农民军的斗争中元气大伤。

五、用人和策略上失误，军事将才被冤杀罢斥,自毁长城错过良机明朝重文轻武，军队的统帅基本都是文人出身，都是作八股文考中的进士。

文人当中出真正的帅才很不容易。

然而，明朝的运气不错，明末出了三个功勋卓著的名将，熊廷弼，万历二十六年的进士；孙承宗，万历三十二进士第二名（榜眼）；袁崇焕，万历四十七年进士。

这三人都是难得的军事人才，可惜熊廷弼、袁崇焕先后被杀，孙承宗被罢斥。

熊廷弼在萨尔浒大战之后出任辽东经略，出关指挥辽东军事。

担任广宁巡抚的王化贞认为熊廷弼影响了他的地位，千方百计阻挠熊的指挥。

天启二年（1622年），努尔哈赤向广宁进攻，王化贞带头逃进关内，熊廷弼只好保护群众退到山海关内。

广宁失守，明朝政府追究责任，不问青红皂白，将熊廷弼和王化贞一起关进大牢。

魏忠贤趁机向熊廷弼敲诈勒索，要熊拿出四万两银子，被熊严词拒绝，于是阉党就诬陷熊廷弼贪污军饷，将熊廷弼斩首，熊廷弼被处死后，其首级被传遍九边（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山西、固原），以为警戒。

孙承宗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天启元年（1621年）以左庶子充日讲官，进少詹事。

当时沈阳、辽阳相继失陷，孙承宗因为知兵被任命为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

孙承宗上任后，采纳袁崇焕的意见，主守宁远。

经过数年艰辛努力，布置成了一道坚固的宁（远）锦（州）防线，成为清骑兵不可逾越的障碍。

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始终未能完全打破这道防线，在屡次碰壁后，迫使他们望宁远而却步。

这道防线不仅确保了山海关免受攻击，而且在此后20多年间，基本上稳定了辽西走廊的战局。

魏忠贤为了长久把持朝柄，拉拢孙承宗，多次进行试探，均遭到拒绝，于是怀恨在心。

天启五年（1625年）8月，山海关总兵马世龙误信自清军逃归的刘伯强的情报，派兵渡柳河，想袭取耀州，结果中了埋伏，大败而归。

阉党借机小题大做，围攻马世龙，并参劾孙承宗，使孙承宗去职。

袁崇焕被凌迟处死以后，孙承宗再次被任命为辽东经略，仍坚持积极防御的方针，继续加强宁远防线，并重筑大凌河、右屯二城。

崇祯四年（1631年）8月，动工筑城才20天，大凌河城墙刚刚修完，雉堞仅修完一半，清军突然围城。

至十月，大凌河已被围三月，守军粮尽援绝，城中发生吃人的惨剧，守将祖大寿假装投降，奔还锦州，城复被毁。

大凌河失守，引起朝廷内部相互倾轧，孙承宗连疏引疾求退，崇祯为平息朝议，准其归籍，孙承宗第二次被排挤下台。

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兵深入内地，11月9日围攻高阳，赋闲在家的孙承宗率全城军民与之血战。

三天后城破，孙承宗被俘，因拒不投降，被活活勒死。

天启五年孙承宗被参劾去职后，高第出任辽东经略。

他一上任，就下令拆撤宁锦防线，要各路明军全部撤进山海关内,这一决定遭到袁崇焕的坚决反对。

高第说服不了袁崇焕，只好答应袁崇焕带领一部分明军留在宁远，并令其余所有明军限期撤退到关内。

命令下达后，各地守军毫无准备，只好匆忙撤退，把储存在关外的几十万石军粮丢得精光，明朝在关外苦心经营的防御体系以及稳定的军事形势顷刻陷入一场新的危机。

此后，以袁崇焕为首的广大将士浴血奋战，于天启六年正月、天启七年五月相继取得“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奇迹般挡住了清军的凶猛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