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马建忠和《马氏文通》

再谈马建忠和《马氏文通》

郭锡良

十年前写过一篇短文——《马建忠和〈马氏文通〉》，今年是《马氏文通》出版一百周年，再来做这个题目，我只能是老生常谈，但是也可能并非毫无意义。

一马建忠是什么样的人？

十年来我们对马建忠知道得越来越多，认识也越来越深入。马建忠是一个为了中国的繁荣富强、站在时代前列、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他虽然生活在洋务派的圈子里，思想却达到了维新派的高度，是同时代最激进的社会改革家之一。他办过外交，虽然失利，却不愧为一个机敏的外交家。他搞过航运、纺织，是颇有才干的企业家。他写过经济方面的论文，提出过不少富国利民的经济建设的主张，是颇具远见的经济学家。梁启超在《适可斋记言记行·序》中称赞马建忠：“每发一论，动为数十年以前谈洋务者所不能言；每建一议，皆为数十年以后治中国者所不能易。嗟夫！使向者而用其言，宁有今日，使今日而用其言，宁有将来。”这并非谀词，而是出自深有了解的朋友之口的惋惜。但是，作为社会活动家的马建忠是失败的。

作为学者的马建忠，他至少懂得希腊、拉丁、英文、法文、俄文等五种语言文字，有一定的西方语言学理论修养，在仕途失意的情况下，退居家园，本着开发民智、教育救国的理想，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马氏文通》，开创了中国现代的语法学。百年后的今天还被人们当作汉语语法学的创始人来纪念，这大概是他自己没有料到的。

二怎样评价《马氏文通》？

《马氏文通》出版后，风行一时，早期评价颇高，渐有质疑、刊误。二十年代对它就有了模仿外国文法的批评；三十年代在文法革新的大潮中，对《马氏文通》“机械模仿”的批评声浪更高。这是可以理解的，是学术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因为引进一门学科，开始模仿的成分多一些是难免的；研究深入以后，

人们对此不满，要求更注重汉语自己的语法特点，批评过头一些，只是矫枉过正罢了。但是，八十年代又冒出一种彻底否定《马氏文通》、甚至彻底否定自《马氏文通》以来的整个汉语语法研究的噪音，这是难以令人首肯的。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眉叔是深通西文的人。这部书（指《文通》）是把王、俞之学融会贯通之后，仿欧人的文法书把语词详密分类组织而成的。”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近世俞荫甫为《古书疑义举例》，禀高邮学，而分别部居之。而最近则马眉叔建忠著《文通》，亦凭借高邮（眉叔著书时，余在上海，居相邻，往往有所商榷，知其取材于《经传释词》《古书疑义举例》者独多也。），创前古未有之业。中国之有文典，自马氏始。推其所自出，则亦食戴学之赐也。”梁启超指出了《马氏文通》的两个来源，这是符合实际的评价。王力先生在《中国语言学史》中说：“《马氏文通》可以说是富于创造性的一部语法书。”这个评语一点也不过分。

我们今天应该明确，《马氏文通》决不是机械模仿、一律照搬，而是“以西方语法作为模特儿来研究语法”（王力语）。马建忠在《后序》中明确说：“斯书也，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相信中西语法的相同规律，也注意了它们的差异。因而作出了多方面的创新和成绩：

(1)西方语言有形态变化，讲语法主要是讲形态；马建忠认识到“中国文字无变也”，完全不讲形态。他在《例言》中说：“是书本旨，专论句读。”指出讲字类也是为了讲句读。实际上他在分卷讲字类时是在讲各类词的句法功能，把句法和词法结合起来讲。这同讲形态的西方语法有很大的不同，怎么能说是机械模仿呢？德国汉学家加贝伦兹1881年所写的汉语语法，在西方一直受到推崇；但是它模仿拉丁语、德语给汉语立五个格，大讲“格论”（注：参看王力《中国语法理论·导言》，《王力文集》一卷，10页。）对比之下，更说明马建忠不是机械模仿。

(2)马建忠说：“助字者，华文所独，所以济夫动字不变之穷。”在词类中专设助字一类，这是明显的创造。

(3)马建忠看到了汉语句子不一定要有主语的特点，总结出几种没有主语的句式，比如他说：“大抵议论句读皆泛指，故无起词，此则华文所独也。”这也是

很大的创造。

(4)马建忠继承训诂学研究虚词的传统，重视虚词和词序的分析研究，结合西方的语法学，把汉语的虚词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更是他的重要贡献。

正如王力先生在《中国语言学史》中说的：“有许多人都批评他照抄西洋语法，这其实是没有细读他的书。”应该说，《文通》的写作，是一种融会中西的作法，这是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

由于马建忠中西学术根底都很深厚，把传统语文学的虚词研究和西方的语法学结合起来，做得比较出色，因而《马氏文通》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它比后来的许多汉语语法著作、包括今天的许多古汉语语法论著都高明。王力先生说：“马氏精通拉丁语和法语，他拿西洋语言来跟汉语比较，是全面而精到的，与后来那些一知半解、仅凭一部《纳氏文法》来比附的相比较，有上下床之别。”（注：《中国语言学史》，175页。）朱德熙先生说：“只要看《文通》问世二十余年以后出版的一批语法著作，无论就内容的充实程度论，还是就发掘的深度论，较之《文通》多有逊色，对比之下，就可以看出《文通》的价值了。”（注：《汉语语法丛书》序。）他们的评论是中肯的。

我们只拿《汉语大字典》来作个比较，有关虚词的训释就大多不如《马氏文通》。例如“而”字，《马氏文通》指出：“‘而’字为连字，不惟用以承接，而用为推转者亦习见焉。然此皆上下文义为之。不知‘而’字不变之例，惟用以为动静诸字之过递耳，是犹‘与’‘及’等字之用以联名代诸字也。”这就是说，“而”字的根本作用是连接两个谓词性成分。马建忠的分析论述是非常高明而精确的。《汉语大字典》却把这种“而”字分立为13个义项：副词义3个：“相当于‘才’”，“相当于‘只’‘惟独’”，“相当于‘犹’‘还’”。连词义7个（略）。助词义2个：“相当于‘之’‘的’”，“相当于‘以’”。语气词义1个：“相当于‘岂’‘难道’”。这是杂采传统训诂学的释义而成的，是虚词训释中最庞杂不可取的典型。《马氏文通》关于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的分析论述都相当精彩，往往胜过某些后出的语法论著。五十年代以来，《马氏文通》的影响越来越大，正是由于它的内容充实，发掘有深度，直到今天还有重要参考价值所致。

三怎样看待百年来的汉语语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