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马建忠和《马氏文通》

再谈马建忠和《马氏文通》郭锡良十年前写过一篇短文——《马建忠和〈马氏文通〉》，今年是《马氏文通》出版一百周年，再来做这个题目，我只能是老生常谈，但是也可能并非毫无意义。

一马建忠是什么样的人？十年来我们对马建忠知道得越来越多，认识也越来越深入。

马建忠是一个为了中国的繁荣富强、站在时代前列、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

他虽然生活在洋务派的圈子里，思想却达到了维新派的高度，是同时代最激进的社会改革家之一。

他办过外交，虽然失利，却不愧为一个机敏的外交家。

他搞过航运、纺织，是颇有才干的企业家。

他写过经济方面的论文，提出过不少富国利民的经济建设的主张，是颇具远见的经济学家。

梁启超在《适可斋记言记行·序》中称赞马建忠：“每发一论，动为数十年以前谈洋务者所不能言；每建一议，皆为数十年以后治中国者所不能易。

嗟夫！使向者而用其言，宁有今日，使今日而用其言，宁有将来。

”这并非谀词，而是出自深有了解的朋友之口的惋惜。

但是，作为社会活动家的马建忠是失败的。

作为学者的马建忠，他至少懂得希腊、拉丁、英文、法文、俄文等五种语言文字，有一定的西方语言学理论修养，在仕途失意的情况下，退居家园，本着开发民智、教育救国的理想，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马氏文通》，开创了中国现代的语法学。

百年后的今天还被人们当作汉语语法学的创始人来纪念，这大概是他自己没有料到的。

二怎样评价《马氏文通》？《马氏文通》出版后，风行一时，早期评价颇高，渐有质疑、刊误。

二十年代对它就有了模仿外国文法的批评；三十年代在文法革新的大潮中，对《马氏文通》“机械模仿”的批评声浪更高。

这是可以理解的，是学术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

因为引进一门学科，开始模仿的成分多一些是难免的；研究深入以后，人们对此不满，要求更注重汉语自己的语法特点，批评过头一些，只是矫枉过正罢了。

但是，八十年代又冒出一种彻底否定《马氏文通》、甚至彻底否定自《马氏文通》以来的整个汉语语法研究的噪音，这是难以令人首肯的。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眉叔是深通西文的人。

这部书（指《文通》）是把王、俞之学融会贯通之后，仿欧人的文法书把语词详密分类组织而成的。

”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近世俞荫甫为《古书疑义举例》，禀高邮学，而分别部居之。

而最近则马眉叔建忠著《文通》，亦凭借高邮（眉叔著书时，余在上海，居相邻，往往有所商榷，知其取材于《经传释词》《古书疑义举例》者独多也。

），创前古未有之业。

中国之有文典，自马氏始。

推其所自出，则亦食戴学之赐也。

”梁启超指出了《马氏文通》的两个来源，这是符合实际的评价。

王力先生在《中国语言学史》中说：“《马氏文通》可以说是富于创造性的一部语法书。

”这个评语一点也不过分。

我们今天应该明确，《马氏文通》决不是机械模仿、一律照搬，而是“以西方语法作为模特儿来研究语法”（王力语）。

马建忠在《后序》中明确说：“斯书也，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他相信中西语法的相同规律，也注意了它们的差异。

因而作出了多方面的创新和成绩：(1)西方语言有形态变化，讲语法主要是讲形态；马建忠认识到“中国文字无变也”，完全不讲形态。

他在《例言》中说：“是书本旨，专论句读。

”指出讲字类也是为了讲句读。

实际上他在分卷讲字类时是在讲各类词的句法功能，把句法和词法结合起来讲。

这同讲形态的西方语法有很大的不同，怎么能说是机械模仿呢？德国汉学家加贝伦兹1881年所写的汉语语法，在西方一直受到推崇；但是它模仿拉丁语、德语给汉语立五个格，大讲“格论”（注：参看王力《中国语法理论·导言》，《王力文集》一卷，10页。

）对比之下，更说明马建忠不是机械模仿。

(2)马建忠说：“助字者，华文所独，所以济夫动字不变之穷。

”在词类中专设助字一类，这是明显的创造。

(3)马建忠看到了汉语句子不一定要有主语的特点，总结出几种没有主语的句式，比如他说：“大抵议论句读皆泛指，故无起词，此则华文所独也。

”这也是很大的创造。

(4)马建忠继承训诂学研究虚词的传统，重视虚词和词序的分析研究，结合西方的语法学，把汉语的虚词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更是他的重要贡献。

正如王力先生在《中国语言学史》中说的：“有许多人都批评他照抄西洋语法，这其实是没有细读他的书。

”应该说，《文通》的写作，是一种融会中西的作法，这是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

由于马建忠中西学术根底都很深厚，把传统语文学的虚词研究和西方的语法学结合起来，做得比较出色，因而《马氏文通》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它比后来的许多汉语语法著作、包括今天的许多古汉语语法论著都高明。

王力先生说：“马氏精通拉丁语和法语，他拿西洋语言来跟汉语比较，是全面而精到的，与后来那些一知半解、仅凭一部《纳氏文法》来比附的相比较，有上下床之别。

”（注：《中国语言学史》，175页。

）朱德熙先生说：“只要看《文通》问世二十余年以后出版的一批语法著作，无论就内容的充实程度论，还是就发掘的深度论，较之《文通》多有逊色，对比之下，就可以看出《文通》的价值了。

”（注：《汉语语法丛书》序。

）他们的评论是中肯的。

我们只拿《汉语大字典》来作个比较，有关虚词的训释就大多不如《马氏文通》。

例如“而”字，《马氏文通》指出：“‘而’字为连字，不惟用以承接，而用为推转者亦习见焉。

然此皆上下文义为之。

不知‘而’字不变之例，惟用以为动静诸字之过递耳，是犹‘与’‘及’等字之用以联名代诸字也。

”这就是说，“而”字的根本作用是连接两个谓词性成分。

马建忠的分析论述是非常高明而精确的。

《汉语大字典》却把这种“而”字分立为13个义项：副词义3个：“相当于‘才’”，“相当于‘只’‘惟独’”，“相当于‘犹’‘还’”。

连词义7个（略）。

助词义2个：“相当于‘之’‘的’”，“相当于‘以’”。

语气词义1个：“相当于‘岂’‘难道’”。

这是杂采传统训诂学的释义而成的，是虚词训释中最庞杂不可取的典型。

《马氏文通》关于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的分析论述都相当精彩，往往胜过某些后出的语法论著。

五十年代以来，《马氏文通》的影响越来越大，正是由于它的内容充实，发掘有深度，直到今天还有重要参考价值所致。

三怎样看待百年来的汉语语法研究？汉语语法的研究原是训诂学的附庸，《马氏文通》的出版开创了汉语语法学的领域，并日益壮大，已经成为显学。

把百年来的汉语语法研究都归作机械模仿西方语法的历史，固然是荒谬的；许多语法学史的论著对百年来汉语语法研究的论述也很片面，往往是从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的角度来立论的。

我们知道，《马氏文通》研究的对象是古汉语语法，它引用的资料，上起周秦，下迄韩文，跨越一千多年。

这是一种泛时的语法研究。

《马氏文通》出版后二十多年之间出版的一批语法著作，大都是沿袭《文通》的模式写成的国文法，也就是所谓的文言文法。

这是汉语语法学的泛时语法研究阶段。

“五四”前后提倡白话，语法研究转向研究国语方法，这是一种共时的语法研究。

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是最早的代表作。

三十年代末有文法革新的讨论，四十年代有王力的《中国语法理论》《中国现代语法》、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

三四十年代虽然也有一些古代的专书语法研究和古代的专题语法研究，如黎锦熙的《三百篇之“之”》、王力的《中国文法中的系词》、丁声树的《释否定词“弗”“不”》、吕叔湘的《释您、俺、咱、昝，附论们字》等。

这还只能算是汉语历时语法研究的开始阶段。

总的来看，三四十年代是以研究现代语法为主的时期，成果主要表现在现代汉语语法方面。

这是汉语语法学共时语法研究为主的阶段。

五十年代以来，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从原来的一统天下的传统语法到结构主义语法的兴起，再到转换生成语法、格语法、系统功能语法的多头引进；分析方法也从一统的成分分析法到层次分析法转为主流，再到变换分析法、语义特征分析法、语义格分析、语义指向分析的运用。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理论方法在不断改进，研究的广度、深度都有长足的进展。

丁声树等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陆志韦等的《汉语构词法》、张志公等的《暂拟汉语语法教学系统》、朱德熙的《语法讲义》、吕叔湘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等是这个时期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的现代汉语语法著作。

这无疑是快半个世纪汉语语法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

但是，我们却不能不看到，五十年代以来汉语历史语法的研究也是发展非常迅速的。

王力的《汉语史稿》中册1958年出版，第一次给汉语语法的历史发展勾画了一个轮廓，大大推动了汉语历史语法的研究。

八十年代汉语历史语法研究形成了全面开花的局面，既有古代汉语专题语法研究，也有古代专书语法研究，还有断代语法研究。

研究方法也更重视语言的历时性、系统性和定量分析。

王力的《汉语史稿》中册和八十年代改写而成的《汉语语法史》、刘世儒的《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管燮初的《西周金文语法研究》、吕叔湘的《近代汉语指代词》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这应该说，已经形成了汉语古今语法研究平分秋色的局面，是共时语法研究和历史语法研究并驾齐驱的第三阶段。

总之，《马氏文通》开创的研究汉语语法的道路越来越宽广，现代汉语语法的研究和汉语历史语法的研究都在中国语言学研究领域中占有非常显著的地位。

它在二十世纪已经形成为一个成绩斐然的新学科，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在走向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由马建忠创建的汉语语法学必将获得新的发展，更加成熟起来。

（文章来源：《中国语文》1998年第6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