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明灯的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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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明灯》的意旨

鲁迅塑造过两个精神病患者的形象。一个是《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一个是《长明灯》中的“疯子”。

“狂人”作为中国现代白话小说开山之作——《狂人日记》中的叛逆者,其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历来受到人们的关注;他那“救救孩子”的呐喊更是振聋发聩,尤如寒冬尽头的第一声春雷。然而对于《长明灯》中的“疯子”,人们却并不怎么留意,其“知名度”似乎远逊于“狂人”。但在鲁迅塑造的众多人物群像中,“疯子”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

和“狂人”一样,“疯子”也是旧制度的叛逆者。然而他所处的生存环境和自身状况,决定了他是一个与“狂人”完全不一样的叛逆者。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乃饱读诗书之人,大约属于士大夫阶层。“疯子”则大不一样。他生活在封闭落后的乡村吉光屯,平常“不大出行”,他愚昧、迷信、落后、阴鸷,可能还是个文盲,属于社会的最底层。所以他对历史和现实,对天下大事,不可能有什么清醒深刻认识;更不可能像“狂人”那样,能一眼看穿“古久先生”——中国几千年传统社会的“吃人”本质。这就决定了“疯子”的反抗,只能是基

于对自身生存状态不满的一种本能反映。在他的认知里,吉光屯宗庙里供奉的那盏长明灯就是一盏灾难之灯。他的以及吉光屯的所有的苦难和不幸,都是缘于这盏点燃了千年的“长明灯”。所以他要处心积虑地要吹灭这盏“长明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以为,没有了长明灯,吉光屯就真正大吉了;用“疯子”的话说,就没有了“蝗虫”和“猪嘴瘟”。可见“疯子”思想意识是愚昧的、迷信的;不过由于其生存状态,他的反抗又是彻底的、坚定的。

先来看“疯子”的愚昧和迷信。

“疯子”所赖以生存的吉光屯就充满着愚昧、迷信的气息。村民们深信,那盏点燃于梁武帝时代,亮了长达千年,“连长毛造反的时候也没有熄过”的长明灯是吉光屯的守护神;并由此取得了对“外路人”的心理优势,“外路人经过这里的都要看一看,都称赞……。啧,多么好……”。而疯子居然妄图消灭这位保护神,难怪要在吉光屯引发一场轩然大波,甚至欲置“疯子”于死地而后快。

然而就思想境界而言,疯子其实也并不比村民们高明多少。村民们从一个极端认定,吉光屯的平安和福祉全赖“长明灯”的赐予,“长明灯”一旦熄灭,吉光屯就“完了”,“就要变海,我们就都要变泥鳅”。因此村民们要坚决阻止“疯

子”的疯举,不惜用一切手段守灯护灯。而“疯子”则从另一个极端认定,吉光屯里的“蝗虫”和“病痛”,都拜这盏“长明灯”所赐;他本能地认为长明灯并未给吉光屯带来“吉光”,只有熄灭了长明灯,吉光屯才“不会有蝗虫,不会有猪嘴瘟”;为此甚至不惜烧掉供奉长明灯的宗庙。双方立场似乎针锋相对,截然不同,但其实不过是同一种愚昧迷信从两个方向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从思想认识角度来看,双方并无高下深浅之分。

既然如此,那么“疯子”执着于吹灭“长明灯”的意义何在呢?或者换一种问法,鲁迅塑造“疯子”这一独特的精神病患者形象,着力描写“疯子”灭灯、村民们护灯这一中心情节的意旨何在呢?

“疯子”的思想意识固然极为肤浅,但如果读者的认知也停留在这个层面,那就和“疯子”一样的肤浅了;没有领悟到鲁迅在小说中设置这盏点燃了千年的“长明灯”,以及疯子要吹灭这盏“长明灯”的深刻喻意。

事实上,在鲁迅笔下,长明灯象征着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切腐朽没落的渊薮。不论是村民惶恐于灯灭后村变大海,人变泥鳅,还是疯子憧憬于灯灭后没有了“蝗虫”和“猪嘴瘟”,都是受这些腐朽没落的思想文化毒害所致,都是农村封闭、落后、苦难的形象化反映。鲁迅试图通过对“疯子”坚定不移的灭灯烧庙行动,以及村民们守灯护灯的种种举措的描写,

告诉读者:作为这些腐朽没落思想文化具象化的“长明灯”,千年以来压在包括“疯子”在内的“吉光屯”民众的头上,造就了他们的迷信、愚昧、落后和麻木。我们由此深切地体会到,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那些腐朽没落的思想文化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深入了人们的骨髓;这样的社会,已经完全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已经无可救药!

然而人总是有所追求的,至少期盼着生存状态不断改善。这是人的本性使然,——不管他有多么迷信,多么愚昧,多么落后,多么麻木。在吉光屯,民众的这种期盼被“长明灯”压抑着、控制着,无法,或者不敢有所露头。但它潜藏于人们心底,一旦有合适的契机,便会暴发。“疯子”的发疯就是这样一个契机。由于精神“不正常”,“疯子”便无所顾忌,于是,潜藏在心底的对“长明灯”的憎恶,以及对由“长明灯”所导致的生存状态的不满,便来了个总暴发!

可见,鲁迅着力描写“疯子”的吹灯、烧庙,以及“疯子”对没有“蝗虫”和“猪嘴瘟”的向往,有着十分深刻的社会含义。只是作为迷茫的、本能的,甚至是弱智的反抗者的“疯子”,并没有那种认识上的自觉和深度。但这并不妨碍读者从鲁迅的描写中感受到吹灯烧庙的深刻内涵;也不妨碍读者从作品主人公的愚昧、迷茫中,领悟到作品主人公本能行为所蕴含着的社会意义。这就把“疯子”灭灯这一自发式的、浅层次的反抗与深刻的社会变革联系到了一起,作品

的主题立马得到了升华。这正是鲁迅高明之处。

“疯子”虽然是一位愚昧、迷茫的反抗者,但却是不屈不挠的叛逆者。这就不能不谈到他反抗的又一个特点:彻底和坚定。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对“古久先生”的认识固然深刻而清醒,但他的反抗却是不彻底的,甚至是半途而废的。狂人后来“病愈”了,回归了主流社会,“赴某地候补矣”,最终与传统旧势力妥协了。(顺便说一句,有人认为狂人“赴某地候补矣”是一种策略,是以退为进。我以为非也。这种说法在《狂人日记》中找不到任何文本依据。此论虽然可以给“狂人”贴金,让“狂人”形象更加高大完美,却降低了《狂人日记》的认识论价值和深刻内涵。)

但同样作为反抗者,“疯子”却比“狂人”彻底得多,坚定得多。他一共有两次反抗行动,虽然都是以失败告终,但一次比一次强烈,一次比一次坚决。

第一次,“疯子”先是与村民们“商量吹熄正殿上的长明灯”,在遭到村民们群起反对后,便“自己闯进去,要去吹”。于是村民们“给想了一个法:将长明灯用厚棉被一围,漆漆黑黑地,领他去看,说是已经吹熄了”。“疯子”信以为真,疯病就“治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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