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新亚学报》发刊辞,《新亚学报》第一卷第一期(19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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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新亚学报》发刊辞,《新亚学报》第一卷第一期(1955年)。

钱穆:《新亚学报》发刊辞,《新亚学报》第一卷第一期(1955年)。
钱穆:《新亚学报》发刊辞,《新亚学报》第一卷第一期(1955年)。
此数十年来,中国学术界,不断有一争议,若追溯渊源,亦可谓仍是汉宋之争之变相。一方面高抬考据,轻视义理。其最先口号,厥为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继之有窄而深的研究之提倡。此派重视专门,并主张为学术而学术。反之者,提倡通学,遂有通才与专家之争。又主明体达用,谓学术将以济世。因此菲薄考据,谓学术最高标帜,乃当属于义理之探究。
抑且学问广博,如大海不见其涯涘,人之才性既殊,聪明有限,又兼年力短促,材料搜集,亦多限制。若求兼通博涉,此非尽人可期。学术分工,各务专门,其必趋于窄而深之一途,亦情势所难免。
至于学术之于时务,其事可相通而不必尽相合。时事之变,瞬息异状。即以此三四十年言,变化多端,几难回想。若必以追随时变为学的,曲学阿世哗众取宠者勿论,而学术探究,必积年岁,时务需要,迫在当前。其事如夸父与日竞走,心意浅露,程功急促,不仅害学术,亦将害时务。转不如两各分离,使潜心学术,一旦有所成就,转可多方霑溉,宏济时艰。则为学术而学术,其事又何可议?(以上第1页)
然学术与时代脱节,事终不美。此数十年来,国内思想潮流乃及一切实务推进,其事乃操纵于报章与杂志期刊,大学讲堂以及研究院,作高深学术探讨者,皆不能有领导思想之力量,并亦无此抱负。转若隐退事外,腾身云雾,一国众群在回惶迷惘之中,惊扰震荡之际,而学术界游心膜外,不仅无所主张建白,抑若此等无足厝意,遂使学者如坚瓠之不可食,此岂社会之所望于学术界者?
夫考据之价值,亦当就其对象而判。清学初兴,最先理论,则曰经学即理学也,又曰: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其所悬以为考据之对象者,仍在义理。厥后颓波日下,始散而为音韵训诂,降而为校勘辑逸,为饾饤琐破,为烦称博引。而昧失本原,忽忘大体,人人从事于造零件,作螺丝钉,整个机器,乃不知其构造装置与运用。论其考据方法,或操而愈熟,运而益精。然究其所获,则不得不谓愈后而价值愈低。此数十年来,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其最先旨义,亦将对中国已有传统历史文化,作澈底之解剖与检查,以求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所悬对象,较之晚明清初,若更博大高深。而惟学无本原,识不周至。盘根错节,置而不问。宏纲巨目,弃而不顾。寻其枝叶,较其铢两,至今不逮五十年,流弊所极,孰为关心于学术之大体,孰为措意于民物之大伦?各据一隅,道术已裂。细碎相(以上为第2页)逐,乃至互不相通。仅曰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纵谓尽科学方法之能事,纵谓达客观精神之极诣,然无奈其内无邃深之旨义,外乏旁通之塗辙,则为考据而考据,其貌则是,其情已非,亦实有可资非难之疵病也。

阳明学者——钱穆先生(1895-1990)

阳明学者——钱穆先生(1895-1990)

阳明学者——钱穆先生(1895-1990)“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热,他(钱穆)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

我(余英时)去看他,心里真感到为他难受。

我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做吗?他说:他想读王阳明的文集。

我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来。

我回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钱先生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个子虽小,但神定气足,尤其是双目炯炯,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

”这两段文字,出自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的文章《犹记风吹水上鳞》,回忆钱穆先生上世纪50年代初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的艰苦岁月。

新亚书院曾经是新儒学的重镇,也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之一。

余先生曾正式受业于钱穆先生,1950年从当时的燕京大学历史系转入新亚书院,是新亚第一届毕业的三位学生之一。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是完全靠自修成功的,并没有受过完整的现代教育。

因为早年的一篇文章《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胡适认可后,到北京大学任教,现在北大的“未名湖”的名字即出自钱先生。

在北大,他与胡适都因以演讲的方式上课而驰名学校,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学生中有“北胡南钱”之说。

1949年以后,钱穆去了香港,1967年去了台湾,1990年去世,1992年归葬故乡江苏无锡。

钱先生去了香港之后,四个子女留在大陆,其中长子钱逊也是著名国学专家,现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著名科学家钱伟长是钱先生的侄子。

“韩文公所谓因文见道者,其道别有在,于是转治晦翁、阳明。

因其文渐入其说,遂看《传习录》、《近思录》及黄、全两《学案》。

”钱先生自述为学经历,先接触了曾国藩编选的《经史百家杂抄》和姚惜抱的《古文辞类纂》,从唐宋八大家的古文读起,逐步深入,接触到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

钱先生的著作中,广为人知的是《国史大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书;其实钱先生曾经专门介绍王学的书《阳明学述要》,原名《王守仁》,初版于1930年。

钱穆谈中国经济史(套装共两册)

钱穆谈中国经济史(套装共两册)

第五章西汉时期经济
一、西汉币制的变迁 二、西汉货币币值及用途 三、汉代的役赋与田租 四、汉代有“素封”千户侯 五、先秦诸子对农商的评价 六、高祖武帝轻商恤农政策 七、汉武帝时代经济思想学说 八、西汉的盐业与铁业发展 九、王室财政与政府财政之划分
第六章新朝时期经济
一、王莽辅政,兴利除弊 二、针对贫富悬殊,行均田废奴婢 三、王莽四改币制扰民 四、新朝的五均六筦制度 五、政策推行过急致新朝败亡
中国的文化发源地,最初并不在黄河两旁,而是在其支流渭水、浦水、汾水与洛水一带,但这已是后期。因 中国最古之文化并非在水边,亦非在平原,而是在高原上。
目录分析
新版自序 绪论
第一章中国古代农业 经济初探
第二章上古时代的井 田制度
第三章封建时期的工 商业
第四章秦代经济
第五章西汉时期经济 第六章新朝时期经济
作者介绍
同名作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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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观看
一、唐代以来的丝绢纺织业 二、元明时期的棉织业 三、宋明的陶瓷业 四、唐宋的雕版印刷术 五、唐宋的造纸业 六、宋代的钞票发行 七、元明时期的匠人
第十八章宋代之“飞洒”与明代之税制
一、宋之“飞洒”与明之黄册、鱼鳞册 二、明代之一条鞭法
第十九章清代社会经济情况
一、清代之地丁合一税 二、清代之消亡 附:民国时代之赋税
一、唐代科举社会之特征 二、宋代近代社会之特征 三、宋后中国农村新体貌 四、唐宋明之考试制度
第十二章宋代兴起之新制度
一、宋代之书院制 二、宋代之社会制度 三、宋代之遗产处理 四、宋代之保甲制度与乡约
第十四章明代经济情况
一、明代南北经济情况之转变 二、宋元明时黄河与运河情况

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作者:吴锦娟来源:《西部论丛》2019年第33期摘要:学习历史,遇到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组织考据、义理、词章。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有学术上的独立价值;又是史语所的组织工作纲领,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本文尝试就本意以及其核心观点“史学只是史料学”作粗略探讨。

关键词:历史语言、“史学只是史料学”、意味·真味·美味(一)作者简介与解题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

1913年始求学于北大国文门;五四运动中任北大学生领袖之一;同年,公费留学伦敦大学主修心理学、生理学;1923年留学柏林大学主修比较语言学等;1926年回国,先后在中山大学、北京大学任教,并带领创建了历史语言研究所。

主要学术著作《民族与中国古代史》、《性命古训辩证》等。

主张推进文字改革,提出“史学只是史料学”。

傅自评一生“非官非学”,世人多认为其组织领导贡献更在学术贡献之上。

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与“语言”并列,欧阳哲生引用了朱家骅的观点“根据德国洪保尔德一派学者的理论,经过详细的考虑而决定的”。

孔详成也认为兰克语言学的治史方法对傅影响深刻。

桑兵考证实际上傅心目中的典范乃来自法国。

[1](二)文章结构《旨趣》文章结构大致如下:1)欧洲、中国历史学和语言学各自发展特征和近况;提出(近代史)史学只是史料学;批评章氏排斥使用新材料。

2)史语所设立的宗旨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扩张研究材料;扩张研究工具。

反对“国故”概念;反对疏通;不做或者反对所谓普及。

3)史语所组织规划。

“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高呼三口号:……《旨趣》一文有学术上的独立价值,比如《傅斯年全集》就把本文收在学术卷而不是史语所卷;又是史语所的组织工作纲领,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学者作了不少的深入研究。

[2]由于阅读与水平所限,本文竭力理解前人研究成果,尝试作粗浅写作。

(三)本意所在乍一看,似乎傅开创了与章、胡等大相径庭的学术理念;似乎傅过分地强调考据、排斥义理、词章。

2022年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洞井中学高二语文模拟试题含解析

2022年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洞井中学高二语文模拟试题含解析

2022年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洞井中学高二语文模拟试题含解析一、现代文阅读(35分,共3题)1.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13—16题。

(共23分)青衣花旦海飞村主任在县剧团找到青衣和花旦的时候是下午,她们正在练功房里练功。

她们看到斜阳把村主任的脸劈成了半明半暗的两半。

村主任很年轻,但是穿得很土。

村主任说我是球山村的村主任。

她们就问球山村在哪儿?村主任说球山村在很高的山上。

她们这才看到年轻的村主任脚上的解放鞋沾满了黄泥。

村主任看到了她们的目光,就很局促地移了移自己的脚步。

村主任又说想请青衣和花旦去村里唱一场戏,清唱就行了。

青衣和花旦相互看了看,她们不愿意去,她们就说我们要收钱的。

村主任说收就收吧。

她们说很贵的,村主任问多少?她们就说了多少。

沉吟了许久,村主任说,贵就贵吧。

她们说,我们怎么去,得坐车吧,还有山路怎么吃得消走?村主任说,我们早就有人等在山脚了,我们准备了轿子。

如果你们不去,那么我也不回去了,请不到你们村里人不准我再回去。

青衣和花旦对视了一眼,只好点点头。

于是她们就去球山村。

跟着村主任乘了两个小时的车,到一座山脚时,看到了两乘简陋的轿子,她们就上了轿。

又走了三个小时的山路,她们终于到了那个叫球山村的地方。

许多村民围过来看,他们的表情很漠然,他们没有看过穿得这么光鲜又长得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青衣和花旦往山脚下一看,怎么也没见底,云雾一片。

青衣和花旦就面面相觑,吐了吐舌头。

村主任指挥着大家干这干那,村主任说去把大爷、大婶接来,那两乘小轿就又开始工作了。

简易的戏台已经搭了起来,村主任在家里招待青衣花旦吃过晚饭后,就陪着她们去了晒场戏台上点起了松明灯,台下也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火把,全村人都赶来了。

青衣花旦就上台,她们是收钱的,而且也不便宜,所以她们唱得很认真很卖力。

她们唱了很多折子戏,从《楼台会》到《送凤冠》,又从《宝玉哭灵》到《黛玉葬花》。

她们看到台下第一排坐着一对老夫妇,四周站满了人。

演出快结束的时候,村主任站到了台上,松明灯噼噼啪啪的响声中,村主任中气很足地说:乡亲们,从今后,桂子的爹妈就是我们球山村人的爹妈!台下一片寂静,一会儿,呼声如潮:桂子的爹妈就是我们的爹妈!青衣和花旦被吓了一跳,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陈寅恪与近代“新宋学”之建立_

陈寅恪与近代“新宋学”之建立_

2023 年第 6 期第 63 卷(总 306 期)No.6 2023Vol.63 General No.306陈寅恪与近代“新宋学”之建立 *张凯摘要:近代学术,经史嬗变。

20世纪30年代前后,各派学人群趋编纂宋史,陈寅恪对宋代学术推崇备至,倡导建立“新宋学”复兴民族文化。

在历史语境中梳理陈寅恪的学术渊源与问题意识,结合“新发现”陈寅恪关于“李翱思想起源”的课程笔记,既可展现民国“宋学”与宋史研究的复杂旨趣,更能获悉陈寅恪贯通“史事”与“义理”的尝试,深入认识陈寅恪宋学与宋史观念的演化及其实践。

以此为基础,揭示陈寅恪提倡建立“新宋学”的旨趣与机制,为时下超越分科与专题的学术研究方式提供有效参考。

关键词: 陈寅恪; 新宋学; 近代学术DOI :10.13471/ki.jsysusse.2023.06.0081955年,钱穆总结道:“此数十年来,中国学术界,不断有一争议,若追溯源流,亦可谓仍是汉宋之争之变相。

”①“新汉学”与“新宋学”的建立与分合成为民国学术流变的主线。

目前学界关于宋学大体有三种定义:其一指相对汉学,区别于经文考据、重经义阐述的义理之学;其二指宋明理学,“宋代新儒家学派”;其三指陈寅恪从历史文化角度提出的“新宋学”②。

陈寅恪对宋代学术推崇备至,旗帜鲜明地提出,我国学术“将来所止之境”,“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③。

然而,在现存著作中,陈寅恪没有直接论述宋代的专题研究著述,已有学人在民国经史递嬗学术语境中,考察民国学人宋代研究路径的复杂性,探寻陈寅恪宋代研究与“新宋学”的旨趣④。

在历史语境中梳理陈寅恪的学术渊源与问题意识,结合“新发现”陈寅恪关于“李翱思想起源”的课程笔记,或可更深入理解陈寅恪“新宋学”观念的演化,揭示陈寅恪提倡建立“新宋学”的因缘与机制,为实现“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与“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相反而适相成”的文化出路提供有效路径。

一、“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清代汉学突破了宋明先天预成的形而上学,走向考证学的知识实践,注重道德实践的义理学逐步丧失独立价值。

国学大师钱穆简介[宝典]

国学大师钱穆简介[宝典]

国学大师钱穆简介钱穆是中国当代著名学者和教育家。

他居住台湾,一生的言论未必精当,但是他教书70多年,史学、教育各方面著书60余部,对中国教育事业的贡献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令国内外学者瞩目。

钱穆原名恩荣,字宾四,曾用过公沙、梁隐、孤云等笔名。

1895年7月30日出生于江苏无锡,1990年8月30日在台北市杭州南路的家中去世,享年96岁。

1912年春,钱穆18岁,为谋生计,在家乡教小学度过了10年寒暑。

1921年秋,到厦门集美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师9年。

1930年他到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处任教。

1949年,钱穆去香港,艰苦创办新亚书院。

1967年离港去台,在台北阴明山华岗文化学院历史系任教。

钱穆一生刻苦治学,著作甚丰。

钱穆著作首先震动学术界的是《刘向刘歆父子年谱》。

该文是为了辨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谬误,纠正一味疑古的学风偏向而作。

自戊戌变法后,《新学伪经考》在学术界有巨大的影响。

《刘向刘歆父子年谱》则是对其的一次挑战,钱穆用“实事既列,虚说自消”的观点和方法,考述刘向刘歆父子生卒及任事年月,把康有为的错误曲解昭示得明明白白。

《刘向刘歆父子年谱》在《燕京学报》1930年7期发表后,很快受到推重,转载于《古史辨》第6册。

钱穆北上后8年的学术生涯,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

钱穆是以文化史观治中国文化的当代著名学者,这期间写成的《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这3部著作,是他前半生的精心结撰之作。

他的“将以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求以合之当世,而不必尽当于著作之先例者”的治学胸襟、学术胆量及奋斗精神,在3部著作中大体已现。

1943年,钱穆到华西大学文学院任教。

时值讨论中国文化的热烈时期,他着手撰《中国文化史导论》。

该书是他积多年的学术功力,把对中国文化的探讨意见系统化理论化的结晶。

它不仅把文明与文化区分开来,而且把人类文化分为三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

钱穆——精选推荐

钱穆——精选推荐

二十二、钱穆(初稿)钱穆(1895—1990年),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

江苏无锡人,历史学家,国学大师。

曾任新亚书院院长。

关键词:性情、风华、求学、潜沉、传道、推崇、礼遇、异见、不谐、主张、爱国、逸事、嗜好、婚姻、抉择、苦痛、素书、眷恋、归去、评说日期:2009-03-1715:00:40性情1928年,钱穆的妻子邹氏、新生婴儿及兄长钱声一先后逝世。

钱穆在接连失去三位亲人后开始关注养生,他说:“人生不寿,乃一大罪恶”,于是于日常生活中注重起居规律和锻炼,强化生存意识,欲挣脱命运的“劫数”。

钱穆自幼吸烟,后来在小学任教,课本有劝戒烟一节,他自忖:自己嗜烟,何以教学生,遂决然戒之,后数十年不吸。

接近钱穆的人说他无论做何事均“能提得起,放得下,洒落自在,不为物累”。

燕大当年发通知多用英文。

有一次钱穆接到一份水电费缴费通知,上面全是英文。

当时水电费须按月缴,因他英语不好,接到英文通知很气愤,干脆不缴,年底学校来人问他收到通知没有,他说收到了。

来人又问:为何不按月缴费?钱穆愤然回答:吾乃国文教师,不必识英文,何以在中国学校发英文通知?对方一时哑然。

钱穆坚持己见,从不隐瞒自己观点。

一次讲上古史时,钱穆说:“事有可疑,不专在古,上古也有很多不可疑之处。

比如有人姓钱,此钱姓便属古,没有可疑。

近来有人却不姓钱,改姓…疑古‟,这是什么道理!”这是讽刺钱玄同“疑古玄同”的别号。

有人告诉他主张疑古的北大名教授钱玄同的公子就在班上,让他讲课时注意一点,别引起麻烦,但他并不回避,仍当众声称“若言疑古,将无可言”。

不久,钱穆和钱玄同在一个宴会上碰面,钱玄同说:“我儿子很相信你的话,不听我的!”1941年夏,钱穆回乡省亲。

他的老师吕思勉邀其回母校常州第五中学讲演,钱穆恭敬从命,钱穆在昔日老师面前仍句句以学生自居。

他谆谆告诫那些年轻的校友:“此为学校四十年前一老师长,带领其四十年前一老学生,命其在此演讲。

钱穆先生小传-文学与思想

钱穆先生小传-文学与思想

钱穆先生小传钱穆先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六月初九(公历7月30日)生于江苏无锡,于1990年8月30日卒于台北,享年96岁。

这位世纪老人以其博学精思、著作等身而享誉世界,是本世纪中国不可多得的一位国学大师、著名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

钱先生原名恩幸,字宾四,民元(1912年)改名穆。

钱家世居江苏省无锡县南延祥乡啸傲泾七房桥村。

七房桥以钱家先世七房受名。

钱穆曾祖绣屏为国学生,祖父鞠如为邑咽生。

祖父治五经和《史记》。

穆父承沛,字季臣,幼时有神童的美称,16岁时县试,考取第一名为秀才,由于身体多病,未求取功名。

母蔡氏,乡里称淑德。

钱穆有一兄一姐两弟。

钱穆七岁入私塾,十岁进无锡荡口镇私立果育小学。

四年间得到良师钱伯圭、华倩朔、华紫翔、华山、顾子重等先生的民族精神、人文素养的启发、获益匪浅。

钱穆十二岁时遭父丧,家徒壁立,靠本族怀海义庄抚恤为生。

他十三岁考入常州府中学堂,深受校长(时称监督)屠孝宽的爱护。

历史、地理老师吕思勉的教诲对钱穆影响很大。

1910年冬钱穆因故退学,次春转入南京钟英中学读书。

辛亥革命爆发后,学校被迫解散,钱穆辍学回乡,从此结束了他的学生时代,开始了乡间教书的生涯。

1912年,钱穆十八岁,任教秦家水渠三兼小学。

次年任教鸿模小学(其前身为果育小学),教高小国文、史地课程。

他研读《孟子》、《史记》和毛大可的《四书改错》,又喜读《东方杂志》和严译数种。

时钱穆以未上大学为憾,见北京大学招生广告说投考者须先读章学诚《文史通义》,即求其书读之。

他又读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因其为北京大学教本,故读之甚勤。

他后来著《先秦诸子系年》,订正《史记六国年表》,即是受夏书的启发。

1914年夏,钱穆任教设于梅村镇的无锡县第四高等小学,同时兼任鸿模小学的课。

一年后才专在县四高小任教。

在繁忙的教书工作之余,坚持读书,效法古人“刚日读经、柔日读史”。

钱穆授《论语》课,正好在读《马氏文通》,即仿其例论句法,成《论语文解》。

高二上学期第三次月考试题 6

高二上学期第三次月考试题 6

2021年秋县一中高二第三学月考试语文试题第一卷〔阅读题70分〕一.现代文阅读〔36分〕〔一〕阐述类文本阅读〔此题一共3小题,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假如我们把目光放大到人类文明的宏大背景,寻求文明开展的轨迹,就会发现青花瓷展开的契机和过程,与16世纪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时空巨变有着严密联络。

16世纪,明代一边是货币化,货币经济需求日益增长,引发了整个社会的急剧变化;另一边是场经济加速萌发,使得瓷业消费到达一个顶峰,青花瓷由此得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成长机遇。

嘉靖朝以后,伴随晚明社会变迁急剧开展,人们的主流审美取向发生了由单色釉向彩色釉主体转化的趋向。

明代青花瓷大量消费和流行,逐步取代了单色釉瓷场的份额,占据了瓷器的主流地位。

而至万历时大批量消费,由海外场所激发,东南沿海新的青花瓷窑址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形成了青花瓷普及全国的实态。

青花瓷的空间开展轨迹说明,在文明成长过程中,青花瓷完成了从地方向大一统国家的扩展,其成长不仅是自身的纵向繁衍,还在对域外的横向传播中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中华文明得到了域外的认识和交融开展。

在内外场环境的互动作用下,青花瓷的展开,见证了世界进入到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从传播范围来说吧,青花瓷达于亚、非、欧、美各地;就从事贸易的商船而言,包括中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HY和东南亚各国船只。

假设从时间是上看,16世纪是中西开场直接交往的世纪。

随中西直接交往发生的是西传欧洲的享誉世界的瓷器交流。

迄今为止,学者普遍熟知青花瓷在HY、安南的大量仿制活动,也理解青花瓷传入欧洲后,促使意大利佛罗伦萨等地区大量仿造青花陶器的历程,更清楚的知道欧洲直至1710年德国迈森成功研制出瓷器。

但是,对于率先将青花瓷传入欧洲,开启了中国风的葡萄牙于17世纪初已产生了青花彩陶规模消费的事实,却鲜为理解——青花瓷出如今欧洲和美洲乃至世界各地人们的家庭与餐桌上,替代了以往的银器、陶器和木器,这种事实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文明交流的革命。

国学大师钱穆生平资料

国学大师钱穆生平资料

国学大师钱穆生平资料钱穆,中国学家。

1930年因发表《刘向、刘歆父子年谱》成名;1950年在创办新亚书院获政府尊崇;1968年膺选中研院院士。

下面是的大师钱穆生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国学大师钱穆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著名学者,著书数量众多,致力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认为历史是贯穿的,他的观点在当时不被人认同,但钱穆用他的坚持赢得了后人的赞同。

在学术巅峰时期,由于时局动乱他放弃了学术研究,转而办学,创办了新亚学院,给流亡到的学生一个栖息地。

虽然有人评论他为了荒废学术,导致后期再无建树,但是老先生对于国学的奉献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

国学大师钱穆创办学院新亚学院,办学中秉持着不牟利原那么,坚持用中文授课,这些要求表达了他的一颗中国心,当时许多学校的老师慕名而来,授课,一时新亚学院的学习风气浓厚,吸引了许多学子。

钱穆先生的后半生历程从广州开始到台北结束,并没有划上一个圆圈回到起点,浓烈的爱国之情处处表达在他的中,新亚学院的创办表达了这种爱国之情,在民族存亡之际,弘扬中国,传递文化薪火。

后来与其他两所学院合并,老先生亲自命名为“中文大学”,从中文一词中可以看出先生对于祖国的浓厚思念之情。

史学大师钱穆先生的爱国情怀和为了教育事业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崇敬,艰辛的办学环境中,以书为伴,用书籍的力量慰藉自己的病体,晚年因病双目失明的他还醉心于教学,参加了多场讲座,他的授课受到学生们的广泛欢送,座无虚席,钱老先生一生奉献,无私教学,令人尊敬。

钱穆为讲课所写的讲义《国学概论》,该书用通俗的语言表述了学术思想的流转变迁,因其语言通俗、浅显易懂被作为中国学术思想史初学者的必读。

《先秦诸子系年》是其早期的代表作,该书涉及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考辩数篇。

是经典的文化著作,对其日后的作品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国史大纲》是他于时期所著的一本通史,这本著作也被视为国史上的经典著作。

这本书创作于独特的历史背景下,采用大学教科书体例编写,内容简要。

钱穆著述年表

钱穆著述年表

钱穆著述年表年代表重要著述1918 《论语文解》,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11月出版。

1919 《朱怀天先生纪念集》,上海自刊本,1919年8月出版。

1925 《论语要略》(国学小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3月出版。

1926 《孟子要略》,上海大华书店1926年出版。

1929 《周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出版。

1930 《墨子》(万有文库),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3月出版。

《王守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3月出版。

《刘向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第七期。

1931 《国学概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5月出版。

《惠施、公孙龙》,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8月出版。

1932 《老子辨》,上海大华书店1932年出版。

1935 《先秦诸子系年》上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出版。

1937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5月出版。

1940 《国史大纲》上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6月出版。

1942 《文化与教育》,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年6月出版。

《清儒学案》,重庆为国立编译馆写,1942年稿成佚失。

1943 《中国文化史导论》,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出版。

(待查)1945 《政学私言》(人人文库),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11月出版。

1948 《孟子研究》,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出版。

1949 《中国人之宗教社会及人生观》,香港自由中国出版社1949年5月出版。

1950 《中国社会演变》,香港中国问题研究所1950年10月出版。

1951 《中国知识分子》,香港中国问题研究所1951年出版。

《中国历史精神》,台北国民问题出版社1951年11月出版。

《庄子纂笺》,香港东南印务公司1951年12月出版。

1952 《文化学大义》,台北正中书店1952年1月出版。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香港自刊本1952年11月出版。

《中国思想史》,台北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2年11月出版。

考据又称考证

考据又称考证

考据又称考证、考正、考核、考信、考订、考鉴等,其初义是指对人或事物进行稽考取以据信,如《礼·学记》“中年考校”,《礼运》“以考其信”等;后引申为对书籍的考辨校订,如《史记·伯夷列传》“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南史·萧子显传》“考正同异,为一家之言”等。

而以其为学术之专名,则始于宋人。

如朱熹《答孙季和》信中论“读书玩理外,考证又是一种工夫,所得无几而费力不少”。

又如《宋史·郑樵传》即称郑氏“好为考证伦类之学”,考证即考据,伦类则指编纂而言。

到了清代尤其是乾嘉时期,关于考据学之称名与界定,在学术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如戴震、段玉裁、凌廷堪等人常称考核学,《四库提要》多称考证学,孙星衍、江藩等人则称考据学,另有朴学、实学、汉学、制数学、名物典制之学等通称,近今人则多称为乾嘉学术或乾嘉考据学。

这些称名皆以该学术的某一特征为命名之由,如称考据学、考证学、考核学是指其纠缪考辨、注重证据的治学特征;称朴学、实学是指其质朴求实、不尚虚谈的学术风气;称汉学是指其宗尚汉儒重小学训诂与名物考辨的学术特质;称制数学、名物典制之学则是指其注重辨名当物与考订典制;而称乾嘉学术或乾嘉考据学则是因其极盛于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故以时代为学术之代名。

诸家称名相殊,界定各异。

即考据学一词,各家所论也相去甚远,如段玉裁谓“考核者,学问之全体,学者所以学为人也。

故考核在身心、性命、伦理之间,而以读书之考核辅之”;而戴震、姚鼐、章学诚等人则以义理、考据、词章三分学术,王鸣盛更以义理、考据、词章、经济四分学术,以义理归之宋,以考据归之汉,具体所论又大相径庭;又袁枚以“补苴掇拾之学”即钞撮辑佚之学为考据学;江藩则认为“考据者,考历代之名物象数、典章制度,实而有据者也”;而阮元更以广引博证经传旧文者为“浩博之考据”,以明辨音训精审会通者为“精核之考据”,等等1。

近现代学者或认为考据学仅为一种治学的方法,如钱穆在《〈新亚学报〉发刊辞》中即论其学“是一种求真相的学术,遇有疑难,必通考据”;而顾颉刚在《〈古籍考辨丛刊〉序》中则又认为考据学“以书籍为主,要彻底弄明白许多书籍的文字意义和社会意义,来帮助人们了解历史”,因此他建议应当称为“史料学”。

晚近史的史料边际与史学的整体性_兼论相关史料的编辑出版

晚近史的史料边际与史学的整体性_兼论相关史料的编辑出版

・理论与方法・晚近史的史料边际与史学的整体性———兼论相关史料的编辑出版桑 兵 摘 要:晚近史料的种类与数量大幅度扩张,规模远超历代文献总和。

而搜集阅读之难,逾于古史;史料保存状况之劣,也较古籍更甚。

在史料不可能竭泽而渔,甚至难以把握边际的情况下,学人或分门别类,缩短战线;或随意比附,看朱成碧。

前者畛域自囿,后者隔义附会,使得晚近历史研究的整体性逐渐流失,盲目性不断增大。

要改变晚近史料收藏与利用的两难,恢复史学应有的整体性,当务之急在解开收藏、研究、出版各界相互制约的连环套,大规模出版各类文献资料,使学人处于大体平等的资料条件基础之上,促使其将重心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由借助外力条理史料转向理解文本史事的内在联系,探究进一步处理史料与史学复杂关系的良法,从而化弊为利,改善提升研究的格局与水准,以求在深度与广度上超越古史。

关键词:晚近史 史料 史学 整体性 编辑 出版今人研治晚近历史,①常常遭遇资料易得而难求其全的尴尬,由此引发一系列令人困惑的难题,并直接关系到研究的高下优劣与得失成败。

其中至少有三点牵涉全局。

其一,迫于史料繁多而不得不缩小范围,分段分类的专门之学日趋精细。

可是随着专题研究的细分化,历史相互联系的整体性逐渐丧失,不知具体在整体中的恰当位置与意义,反过来具体研究的准确度也会大打折扣。

分科治学起于晚清,而史料并不按此设列,用分科眼光看史料,即用后来观念解读前事,难免以偏概全。

专门化逐渐形成小圈子的学问,参与者的能力决定其整体的水准。

若无高明者领军,难免等而下之。

其二,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要想穷尽史料也几乎不可能。

依索引找资料,则会遗漏大量从题目、关键词无法反映出的重要史料,并且因为不知研究对象的关联范围,也就难以把握主题的史料边际究竟何在。

由此出现找不到材料(其实往往是视而不见)或材料太多不能驾驭的两种情形。

于是研究一个题目的材料究竟要掌握到何种程度才可以出手,变得难以拿捏捉摸。

疑古与考信——钱穆评古史辨派的古史理论_历史学论文_

疑古与考信——钱穆评古史辨派的古史理论_历史学论文_

疑古与考信——钱穆评古史辨派的古史理论 _历史学论文_疑古与考信——钱穆评古史辨派的古史理论 _历史学论文_【内容提要】自1923年顾颉刚先生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古史层累造成说引发古史大讨论以来,对古史辨派古史理论的评价便不绝于书,其中钱穆先生的评价就颇具有代表性。

本文以钱穆对古史辨派古史理论的评价为其线索,拟对他们古史理论的异同作一些探讨和分析。

一本世纪20年代初,伴随着“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潮流而在中国史坛上兴起了以疑古辨伪为职志、以怀疑传说神话古史的疑古派史学。

以顾颉刚先生等人为首的古史辨派,揭橥致疑、求真的旗帜,运用乾嘉考据方法和近代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方法,对中国上古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清理和检讨。

他们提出了层累造成的古史观,打破了人们对三皇五帝古史系统的迷信,廓清了上古史的许多迷雾,为中国史学向科学化方向迈进作出了相当的贡献。

诚然,自40年代特别是50年代钱穆居港台以来,他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滥觞和发展起来的疑古史学基本上采取了否定性的评价;把当时疑古派的史学观视之为“极端之怀疑论”,称他们“标新立异”、“妄肆疑辨”、“厚诬古人,武断已甚。

”(注:钱穆对疑古派古史观否定性的评价可参考他的《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62 页)等有关论述。

)但是这些否定性的言论,并不意味着钱穆自始自终就对“五四”以来的疑古史学采取了全盘否定的评价。

事实上,钱穆早年非但没有否定当时的疑古史学,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们考辨古史的理论和方法也作了相当积极的肯定和评价。

他在1928年写成的《国学概论》中曾明确指出:“清儒以尊经崇圣,而发疑古辨伪之思,……今则……去其崇圣尊经之见,而专为古史之探讨。

若胡适之、顾颉刚、钱玄同诸家,虽建立未遑,而破弃陈说,驳击旧传,确有见地。

”(注:参见钱穆:《国学概论》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47—149页。

钱穆的中华文化情结

钱穆的中华文化情结

山岩 岩 ,海深 深 ,地 博厚 ,天 高明 。 人 之 尊 , 心 之 灵 , 广 大 出 胸 襟 , 悠 久 见 生 成 。 珍 重 珍 重 ,这 是 我 新 亚精 神 ! 千 万 里 上 下 四 方 , 俯 仰 锦 绣 , 五 千 万 万 神 明 子 孙 ,
迁 中肩 负 起 维 护 中 国历 史 文 化 的 责任 。 ” 说
趁 青 春 , 结 队 向 前 行 。 珍 重 珍 重 , 这 是 我 新 亚精 神 。 这 首 歌 词 , 艺 术 地 概 括 了 中 华 民 族 的
完 这 句 话 ,钱 穆 挥 挥 手 走 下 了 讲 坛 。 钱 穆 晚 年 时 时 祈 盼 着 祖 国 早 日统 一 和 中 国文化 的复 兴 。他深 情 地写 了一 首诗 :
灸苗 一 纵 档
钱 穆 的 中 华 文 化 情 结
啸 马






学大师钱穆 ( 1 8 9 5 — 1 9 9 0年 ), 字 宾 秽 瀚 皇精 事 四 ,江 苏 无 锡 人 这 样 一 位 博 大 深免 的咕 学 术
出 来 巨 匠 , 很 难 想 象 是 从 偏 僻 的 乡寺 问似 走
东 海 西 海 南 海 北 海 有 圣 人 。 珍 重 珍 重 , 这 是 我 新 亚精 神 !
手 空 空 , 无 一 物 , 路 遥 遥 ,无 止 境 。
乱 离 中 , 流 浪 里 , 饿 我 体 肤 劳 我 精 。 艰 险
52


我 奋 进 。 困乏 我 多 情 。 千 斤 担 子 两 肩 挑 ,
1 9 4 9年 1 0月 , 钱 穆 应 聘 香 港 教 职 , 创
办 “ 新 哑书 院 ” 。新 亚 从 “ 流 亡 穷 窘 中 ” 诞

2020高考作文素材大家小传自学成才的历史学家钱穆(6页)

2020高考作文素材大家小传自学成才的历史学家钱穆(6页)

2020高考作文素材精编大家小传自学成才的历史学家钱穆民国时期的大师们是怎么成为大师的?换句通俗的话说就是“大师成功术”秘籍是什么?想了解?好。

我们选一个样本考察一下。

富贵子弟不选,他们有钱有闲,聘名师,上名校,留学比你进城还容易,他们的成功平常人学不来。

高学历学霸不选,他们一路读到国外名校博士,直接站在学术的顶端傲视群氓,他们的成功经历太过平静,起不了启示鼓舞的作用。

作家诗人不选,他们成功主要靠才气,天分大于勤奋,也没有样本的意义。

这样一扒拉,再在剩下的大师中选择,有一位大师很符合我们样本的要求:自学成才的历史学家钱穆。

钱穆,出生于无锡县一个破落的大家族,小时候刚吃的饱饭,到十二岁父亲去世后,一家人立即陷入贫困之中。

钱穆中学肄业后坚持自学,终成一代大家。

按照钱穆当时的情况,他成为大师的可能性很小。

所以,他的成功,有样本意义。

好,我们从他的成才之路上看看有什么值得借鉴的。

家庭很重要孩子成才的起跑线其实是父母,是家庭。

十月怀胎已经决定了孩子是赢是输。

民国大师们多数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就是例证。

钱穆的祖父、父亲都是秀才,良好的家庭文化熏陶使他启蒙早,接触传统典籍早。

母亲虽然不识字,却是一位传统中国妇女。

据钱穆回忆,“先父母对子女,从无疾言厉色。

子女偶有过失,转益温婉,冀自悔悟。

”家庭成员温良恭俭让,没有吵闹,没有幺蛾子,上下同心。

生在这样的家庭真的很温馨。

七岁,钱穆被送到私塾读书。

十岁,无锡出现新式学堂,钱穆即转去小学上学。

常州开办新式中学后,钱穆又和大哥一起考进中学。

十二岁时父亲去世,临终对钱穆遗言只有一句话,“汝当好好读书。

”家里生活困难。

一些亲戚劝母亲,让大哥辍学做工。

钱穆母亲哭着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我当遵先夫遗志,为钱氏家族保留几颗读书种子”。

哪怕是穷到年夜饭都是家族施舍来的地步,钱穆兄弟仍然继续学业。

如果不是辛亥革命爆发,钱穆读的南京私立钟英中学遣散师生,钱穆的学业还将继续。

这就是家庭出身的区别。

钱穆

钱穆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县人,字宾四,1895年7月30日生于江苏省无锡县延祥乡啸傲泾七房桥村的一个贫寒书香之家。

他天赋聪悟,7岁入私塾,10岁进无锡荡口镇华子才创办的果育小学读书。

1906年其父病逝,家徒壁立,寡母及兄弟四人,靠本族怀海义庄抚恤为生。

其间他就读中学,至1911年秋,辛亥革命爆发,学校被迫解散,遂致辍学。

1912年,因家境贫寒,升学无望,钱穆想通过教书自学谋求出路,遂应聘到小学任教,开始了乡间教书手涯。

在以后的十年中,他读了《孟子》、《史记》,毛奇龄的《四书改错》,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马建忠等的《马氏文通》,孙诒让的《墨子闲诂》,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等等名著,为以后的学术思想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自1922年始,他开始在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任中学教师,教授国文、文字学、《论语》、《孟子》、《国学概论》等课程,由于教者要自编讲义,故在讲《论语》时,“考孔子生卒行事,始有意作《先秦诸子系年》”。

所讲授的讲义,除文字学外,其他的如《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国学概论》等,后经改定均已出版。

1927年秋,钱穆应汪典存之邀,任教于苏州省立中学,并与吴梅相识。

此间,在课外的研究工作为撰述《先秦诸子系年》。

1930年春,应顾颉刚之请,钱穆把撰好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寄给他,顾氏看后,并不介意其观点与自己意见相左,把此文刊载在同年《燕京学报》第七期上。

正是这篇文章确立了钱穆在国内学术界的地位。

因为他根据《汉书·儒林传》的史实,逐年列出,进而指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说刘歆伪造古文经不通者有28处,绝对不存在刘歆以五个月时间编造诸经能欺骗其父,并能一手掩盖天下耳目之理,也没有造经是为王莽篡权服务之说。

这纯属康有为为了托古改制而杜撰的结果。

此书问世以后,对重新评估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同年6月,经顾颉刚推荐,燕京大学聘钱穆去任教。

国学大师钱穆简介_750字

国学大师钱穆简介_750字

国学大师钱穆简介_750字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男,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

江苏无锡人,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缪之后。

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

七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

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

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钱穆居北平八年,授课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名校。

并在清华、北师大兼课,与学术界友人时相切磋。

抗战军兴,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华西大学、齐鲁大学、四川大学、台湾大学等各大学。

撰写《国史大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被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

1949年秋,出任香港亚洲文商学院(夜校)院长。

1950年秋,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使流亡学生得以弦歌不辍。

因办学有成,获香港政府尊崇,于1955年获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1960年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学期结束,耶鲁大学特颁赠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

1965年正式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应聘马来西亚大学,前往讲学。

1967年10月,钱穆应蒋介石之邀,以归国学人的身份自港赴台。

次年,迁入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之素书楼,同年,膺选“中研院”院士。

江苏省苏州市蠡口中学2020年高一语文上学期期末试题含解析

江苏省苏州市蠡口中学2020年高一语文上学期期末试题含解析

江苏省苏州市蠡口中学2020年高一语文上学期期末试题含解析一、现代文阅读(35分,共3题)1.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小题钱穆: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一代国学大师。

钱穆读书治学始终充满一种理想和激情,一种民族情怀。

钱穆的学生、著名学者余英时曾说:“他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个子不高,但神定气足,尤其是双目炯炯,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

”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

这种思想在历史学界有很大影响,并得到政府支持。

但是钱穆却坚持自己的理想,做贯通的历史。

他在北京大学争取到一人把一门通史课讲完,其目的就是要说明历史应该是能融会贯通的,而不仅仅是考证史料,更重要的是他要说明中国历史是有其独特的规律和模式的,教师的任务就是让学生掌握它并对它保持信念。

通过多次备课和讲授,钱穆终于将上自太古,下至清末贯通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钱穆的民族情怀也贯穿在平时的生活中,在他初入北平,进燕京大学讲课时,就对校方用英文字母给教学楼命名表示不满,在他的提议下,燕京大学把外国名字均改为中国名字,也有了以钱穆名字命名的—穆楼。

据说,今天北京大学校园内的未名湖,也是钱穆命名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钱穆随学校南迁。

学校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建西南联合大学。

生活一度非常艰苦,钱穆曾和吴宓、闻一多、沈有鼎四人合住一屋。

在西南联合大拳,钱穆继续讲授中国通史课程,局面更胜以前。

著名历史学家、后来曾师从钱穆的严耕望讲述当时盛况:“校外旁听者争坐满室,先生上讲坛,须登学生课桌,踏桌而过。

”也是在这里,钱穆开始手不停挥地编写《国史大纲》,因为正值抗战期间,钱穆笔间感情更加充沛。

《国史大纲》跨越了几千年的风雨,不断重演着外族人入设与被同化的历史、中国人在面对外来挑战时所表现出的气节与智能”一在一个西方世界占据优势,中国正在映落自信的谷底的时刻,钱穆希望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历史保持若“温情与敬意”,该书一经出版发行,就成为全国大学的教科书,风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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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用心,必有所从入。学问非以争
奇炫博,非以斗胜而沽名。求以明道,求以济世,博古通今,明体达用,此真学问从入之大道。然循此而入,可以引而愈远,穷而益深,乃不见其涯涘所至。乃贵于自就才性,自限专业,此岂初学存心,即当悬此标的,深闭固拒,而谓莫与易乎?通学在前,专精在后,先其大体,缓其小节,任何一门学问,莫不皆然,此乃学问之常轨正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学问有始条理,有终条理,必金声而玉振之。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今之学者,不论主义理思想,或主考据,莫不诏初学以中人之上。莫不从事于终条理,因此有义理,有考据,而其实则无学问,无知识。筑基不广,单线直上,即其不广之基,初未坚筑,倾陷倒塌,可立而待。苟风气变而学术正,则此两途,本可合辙,故其事若难而并不难。最先当于心术入微处,端其趋向。迨其进入学问,则塗辙不可不正。古今中外,学业成就,与夫成就之大小,胥不由此而判。故最先必诱导学者以虚心真切从事于学问,必督责学者以大体必备之知识。其次始能自运思(以上第6页)想,自寻考据,孜孜于为学术而学术,趋向于专门成业之一境。其最后造诣,乃有博大深通,登高四顾,豁然开朗,于专门中发挥出绝大义理,罗列出绝大考据。彼其所得,又且不限于彼之所专业。如是之学,乃为天壤间所不可少,其为为学术而学术乎?其为以学术济时艰乎?到此皆可不论,而此固非初学之所骤企。则曷不为循循善诱,而必先悬举此至高之标的,使人高心空腹,游谈无根,为无本源之夸大乎?
故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乃始有事于考据。乃始谓之为学术而学术。如是者,可以守先而待后,学术传统可以不中绝,知识实得可以不失丧。此必先有下学工夫,必先对学问有一种更深更真切之旨义,故能不厌(以上第5页)虚心博涉。循而久之,其心中泛起有新问题,此始为值得考据之真问题,而此项问题与考据,切未存心必求其为窄而深,而自见其为窄而深。初未自负于成专家,而终不免其成为一专家。此乃由下学而上达,上达不可期必,我之实下工夫处在学问,我之确有了解处是知识,我之在学问与知识之不断进程中而遇有疑难,于是不得不运用我解决此项疑难之考据与思想。其由考据与思想之所得,则成为一种理论,此种理论,则可以前无古人,然此乃上达以后事,必以待之一时杰出之能者。然苟能真从事于下学,又焉知我之必不为一杰出之能者乎?人一能之,己十之。人百能之,己千之。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而后笃行之。专就学术言,学才著书立说,不问其为思想家,或为考据家,凡其确有创见新得,而发乎其所不得不发,言乎其所不得不言,是亦笃行之事也。
抑且学问广博,如大海不见其涯涘,人之才性既殊,聪明有限,又兼年力短促,材料搜集,亦多限制。若求兼通博涉,此非尽人可期。学术分工,各务专门,其必趋于窄而深之一途,亦情势所难免。
至于学术之于时务,其事可相通而不必尽相合。时事之变,瞬息异状。即以此三四十年言,变化多端,几难回想。若必以追随时变为学的,曲学阿世哗众取宠者勿论,而学术探究,必积年岁,时务需要,迫在当前。其事如夸父与日竞走,心意浅露,程功急促,不仅害学术,亦将害时务。转不如两各分离,使潜心学术,一旦有所成就,转可多方霑溉,宏济时艰。则为学术而学术,其事又何可议?(以上第1页)
故论学术,必先及于心术与风气,即此便具绝大义理,经得起绝大考据。学问本自会通,何必自筑垣墙,各相分隔乎?
抑且更有进者,此数十年来,国内学风,崇拜西方之心理,激涨弥已,循至凡及义理,必奉西方为准则。一若中西学术,分疆割席,俨如泾渭之清浊相异,又若薰莸之不同器。治中学者,谨愿自守,若谓中国学术,已无义理可谈,惟堪作考据之资料。其捍而肆者,则恣情谩骂,若谓中学不绝,则西学不流。西学不流,则中国之在天壤间,将绝不可再立足。彼不悟西学言义理,亦复多歧,有古今之别焉,有国族之别焉,有宗派之别焉,有门类之别焉。治西学者,亦当循考据途径。当知一学说,一义理,其兴起而臻于成立,各有传统,各有背景,各有据点,各有立场,复有立说者之个性相异,时代不同。若果细心考据,便知西方言义理,固亦非建诸天地而不悖,推之四海而皆准。何得孤引片言支辞,遽尊为金科玉律。而中
惟为学不当姝姝于一先生之言,彼一家之思想,我已研穷,又循次转治别一家。我之研治别一家,其所抱虚心,亦如研治前一家。不以前一害后一,此之谓博学好问,此之谓广收并蓄。而或两家思想各不同,或相违背,然则谁是而谁非乎?我当谁从而谁违乎?于是于我心始有疑。故疑必先起于信,起于两信而不能决。如此之疑,始谓之好学会疑。故即治思想,亦当知考据。我若笃信一家,述而不作,此亦一种考据也。若兼采两家,折衷异同,会而通之,此亦一种考据也。凡此皆虚心实学之所得。
然有病此之学者,曰:我知实事求是耳,我知考据而已耳。一若考据即尽学问之能事。凡遇运思持论,讲求义理,皆目为空洞主观,谓非学问中事。然如此者,其先亦不能虚心学问。书籍只当是一堆材料,已不成为一种学问之对象。一若手中把握有科学方法,即是无上工具,对付此一堆材料,即可成为专门绝业。遂一意于材料中找罅缝,寻破绽,觅间隙,一若凡书尽不足信,苟遇可信处,即是不值学问处,即是无从下工夫处。故其工夫着意处,尽在找前人之罅缝与破绽与间隙。最好是书有不可信,否则觅人间未见书,此所谓未经发现之新材料。因谓必有新材料,始有新学问。此乃以考据代学问,以钻隙觅间寻罅缝找漏洞代求知识。其所求为自己之知识者,在求知别人之罅缝漏洞而止。然此决非由于虚心内不足而始有意从事于学问之正轨。彼其心术已非,而学术随之。遂若一堆材料,一项方法,拈得一题目,证成一破绽,即是大发现,大学问。此其从事学问之本无甚深旨义,其所潜心考据之必无甚大关系,亦不问可知。是安所得谓实事而求是,又安可得谓客观之精神?然则主张学问必重义理,必当通今达用,不当在故纸堆中专务考据,其所讥弹,又何可非?
尝试论之,必先有学问而后有知识,必先有知识而后有理论。学问如下种,理论犹之结实。不经学问而自谓有知识,其知识终不可靠。不先有知识,而自负有理论,其理论终不可恃。犹之不先下种,遽求开花结果,世间宁有此事?此乃学术虚实之辨,而今日学术界大病,则正在于虚而不实。所以陷此大病,亦由时代需要,群求有思想,有理论,俾一时得所领导而向往,思想无出路,成为时代呼声,而学术界无此大力,学术与时代脱节,于是一般新进,多鄙薄学问知识,而高谈思想理论。不悟其思想理论之仅为一人一时之意见,乃不由博深之知识来。其所讲知识,皆浅尝速化,道听途说,左右采获,不由诚笃之学问来。若真求学问,则必遵轨道,重师法,求系统,务专门,而后始可谓之真学问。有真学问,始有真知识,有
然学术与时代脱节,事终不美。此数十年来,国内思想潮流乃及一切实务推进,其事乃操纵于报章与杂志期刊,大学讲堂以及研究院,作高深学术探讨者,皆不能有领导思想之力量,并亦无此抱负。转若隐退事外,腾身云雾,一国众群在回惶迷惘之中,惊扰震荡之际,而学术界游心膜外,不仅无所主张建白,抑若此等无足厝意,遂使学者如坚瓠之不可食,此岂社会之所望于学术界者?
窃谓上述两派之争议,平心论之,亦是各有立场,各有见地,合则两美,分则两损。欲为中国此后学术开新风气,辟新路向,必当兼综上述两趋势,而会通博综,以治之于一罏。而兹事体大,清儒自道咸以下,如阮元陈澧,早有此意,而终无大力负之以趋。因循迄今,时局日艰,而学术堕地且尽。今日而欲从事于此,较之道咸阮陈之时,其艰巨深微,又增万倍。然而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其道又舍此无从。
今之言怀疑者,先抱一不信心,其实对外不信,即是对己自信。故其读书,如踞堂皇而判阶下之囚,其心先不虚,先已高自位置,傲视一切,则如何肯耐心细心向彼学问?学问不深,如何有真训练,真能力,真知识?因此其运思构想,乃不肯承认向来自有成规,其本身思想,精疏矛盾,乃不自晓。其批判各家,一凭己意,高下在心,而(以上第4页)实非各家思想真实如此。彼先未有广博明白之知识为其自己所恃理论作后盾。彼之思想与理论,乃未经学问而即臻早熟,彼乃以自信代会疑,以批判代学问。彼以为思想与理论,可以如脱辔之马,不复受驾驭控勒,而可以逞驰骋之自由。以如此之学风,则鄙斥考据,事无足怪。
晚近学术界,因尊考据,又盛倡怀疑之说。古人亦言,尽信书不如无书,又曰:学必会疑始有进。然疑之所起,起于两信而不能决。学者之始事,在信不在疑。所谓笃信好学是也。信者必具虚心,乃能虚己从人。如治一家思想,首当先虚己心,就其思想为思想,由其门户,沿其蹊径。彼如何思入,如何转出,我则一如其所由入而入,所由出而出。此一家思想之先后深浅,层次曲折,我必虚心,一如彼意而求。迨其表里精粗,无不通透,所谓心知其意。此始于信奉彼一家思想,故悬为学问之对象也。我因学于彼而始得之己,遂知思想当如何运用,又对此一家思想之深细曲折处,皆有真知灼见,此为我之由学问而得知识也。然则即言学问义理思想,岂不仍是实事求是,有考有据,为一种客观之认识乎?
真知识,始得有真思想与真理论。而从事学问,必下真工夫,沉潜之久,乃不期而上达于不自知,此不可刻日而求,躁心以赴。此一种学风之养成,在今日乃若非易事。
其次当知,考据仅为从事学问之方法,学问已入门,遇有疑难,必通考据。然此乃学问有得以后事,非始学(以上第3页)入门事。学者自创新解,自标新得,必凭考据资人共信,考据诚所当重。然不当即以考据代学问。
而且见树不见林,竞钻牛角尖,能入而不能出。所谓窄而深之研究,既乏一种高瞻远瞩,总揽并包之识度与气魄,为之发踪指示,其窄深所得,往往与世事渺不相关。即在承平之世,已难免玩物丧志之讥,何论时局艰危,思想徨徬无主,群言庞杂,不见有所折衷,而学术界曾不能有所贡献。所谓为学术而学术,以专家绝业自负,以窄而深之研究自期,以考据明确自诩,壁垒清严,门墙峻峭,自成风气,若不食人间
钱穆:《新亚学报》发刊辞,《新亚学报》第一卷第一期(1955年)。
此数十年来,中国学术界,不断有一争议,若追溯渊源,亦可谓仍是汉宋之争之变相。一方面高抬考据,轻视义理。其最先口号,厥为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继之有窄而深的研究之提倡。此派重视专门,并主张为学术而学术。反之者,提倡通学,遂有通才与专家之争。又主明体达用,谓学术将以济世。因此菲薄考据,谓学术最高标帜,乃当属于义理之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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