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与融合中的牺牲——浅谈崔浩之死

第30卷第3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8年5月 Vol.30 No.3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May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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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7-11-01

作者简介：王朝峰（1978-），男，山东聊城人，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6级硕士研究生。 - 111 -

交流与融合中的牺牲

——浅谈崔浩之死

王朝峰

（西华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2）

摘 要：“国史案”是北魏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许多人认为崔浩被诛是因为在主编国史《国记》时，“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崔浩被诛是由各方面的原因促成的，主要为崔浩与鲜卑贵族的矛盾；士族政治理想与鲜卑统治阶级利益的冲突；汉族与鲜卑族的隔阂。

关键词：崔浩；国史案；崔浩之死；鲜卑贵族；民族隔阂

中图分类号：K23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8)03-0111-02

Sacrifice of Exchange and Fusion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Death of Cui Hao

WANG Chao-fe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Sichuan Nanchong 637002, China)

Abstract: “The Historiographer Case”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vents in the history of Bei Wei, Many historians believed that the reason of Cui Hao’s death was “states affairs to prepare not standard.” for many years. The opinion is worth discussing. The article analyzed the reasons of Cui Hao’s death with three aspects. Firstly, it i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Cui Hao and the nobles of Xian Bei . Secondly, it is the confliction between the bachelor’s political belief with the ruling class’ interest. Thirdly, it is the gap between Han nationality and Xian Bei nationality.

Key words: death of Cui Hao; Historiographer Case; nobles of Xian Bei; nationality gap

崔浩（381-450年），字伯渊，小名桃简，清河郡东武城（今山东武城县）人。南北朝时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历仕北魏道武、明元、太武三帝，多次在关键时刻出谋划策，对国家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崔浩却因为完成于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的《国记》，被尽诛全族，并且临刑前，“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1]。如此功臣，却受如此侮辱，当权者简直丧心病狂。更有甚者，当崔浩被诛以后，“清河崔氏无远近，及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其秘书史以下尽死”[2]。于是乎，有人认为最终为崔浩惹下杀身灭族惨祸的是《国记》事件。因为崔浩负责主编国史《国记》，其直书鲜卑源起，“尽述国事，备而不典”[1]。对北魏皇族的老祖先多有不敬，又涉及北魏王朝许多同族杀戮、荒暴淫乱的史实。对于这种观点，很值得商榷。

一、崔浩与鲜卑贵族的矛盾

崔浩在明元帝即位后，被拜为博士祭酒，赐爵武城子，后来屡屡升官进爵，加侍中、特进、抚军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崔浩受此殊荣，鲜卑贵族不能不多忌惮。因为时间越长，崔浩的影响就越大，这样矛盾就出现了。“崔浩弟恬闻慧龙王氏子，以女妻之。浩既婚姻，及见慧龙，曰：‘信王家儿也。’王氏世齇鼻，江东谓之齇王。慧龙鼻大，浩曰‘真贵种矣’数向诸公称其美。司徒长孙嵩闻之，不悦，言于世祖，

以其叹服南人，则有讪鄙国化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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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祖知道以后，“怒，诏浩责之。”最终“浩免冠陈谢得释”。其次，“初李灵为高宗博士谘议，诏崔浩选中书学生器业优者为助教。浩举其弟子箱子与卢度世、李敷三人应之。给事高谠子佑、尚书段霸儿姪等以为浩阴其亲戚，言于恭宗。恭宗以浩为不平，闻之于世祖。”[4]此处不论谁为是，然浩与太子之怨可见。牟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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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先生认为：“以浩阿其亲戚，不诉之太武，而诉之晃；而晃即以为言。苟非有隙，安至于此？”[5]再者，崔浩与太子晃亦有争，“初，崔浩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数十人，各起家郡守。恭宗谓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选也，在职已久，勤劳未答。今可先补前召外任郡县，以新召者为郎吏。又守令宰民，宜使更事者。’浩固争而遣之”[6]。难怪“（高）允闻之，谓东宫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胜于上，何以胜济’”[6]。由此看来，当时鲜卑贵族极力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对汉人的排斥，不仅禁止汉人在思想上有轻辱鲜卑之意，在政治上也处处掣肘。鲜卑贵族的保守派，绝不容许汉人凌驾于他们之上，他们认为以崔浩为首的汉族势力是一种威胁，所以借“国史案”杀掉了崔浩。这是崔浩被诛的表面原因。

二、士族门阀政治理想与鲜卑统治阶级利益的冲突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民多流离。而北方少数民族间多次混战，破坏尤甚，世家大族多尽南迁，其余留下之汉人多筑坞堡以自保，形成了凝聚力极强之地方势力。而北方掌权胡人亦特别注重与此汉人大族之关系。故陈寅恪先生认为：“当时北部之统治权虽在胡人之手，而其地之汉族实远较胡人为众多，不独汉人之文化高于胡人，经济力量亦远胜于胡人，故胡人之欲统治中国，必不得不借助于此种汉之大族，而汉人大族亦欲藉统治之以实现其家世传统之政治理想，而巩固其社会地位。”[7]北魏开国之初，几位皇帝都留心汉化。“后司马德宗荆州刺史司马休之等数十人为桓玄所逐皆将来奔，至陈留南，分为二辈，一奔长安，一归广固。太祖闻休之等降，大悦，后怪其不至，诏兖州寻访，获其从者，问故，皆曰：‘国家威声远被，是以休之等咸欲归阕，及闻崔逞被杀，故奔二处。’太祖深悔之。自是士人有过者，多见优容。”[8]可知当时少数民族知汉人之地位重要，文化之源远流长而不可断。故北魏治国，必用汉人。恰好崔浩凭借自己出身北方高门世族，再加上自己的才智，深得明元帝赏识。后来，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逐渐推行了太武帝的汉化，以实现他“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的政治理想。那么何谓“齐整人伦，分明姓族”呢？王永平先生如此解释：所谓“齐整人伦”，就是整肃世风，用儒家的道德观念来规范人们的言行，特别是规范选官用人制度。而所谓“分明姓族”，就是强调士族门阀观念，严格分别士庶[9]。对鲜卑贵族而言，这种制度如若建立，则标志着鲜卑统治阶层建立于血统基础上的贵族政治理想的破灭，对于那些氏族出身、门第身份、人文修养都不如汉人大族的鲜卑贵族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他们对鲜卑汉化产生一种恐惧感和危机感。同时，他们又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利益，所以当“铭刻《国记》于石碑

之上，竖立道旁供人浏览”时，鲜卑贵族纷纷上疏告发崔浩借修国史，“暴扬国恶”，所以崔浩被诛成为必然。这是崔浩被诛的根本原因。

三、民族隔阂的结果

范文澜先生在谈到拓跋部与汉族文化差异时指出，汉士族最讲究礼制，鲜卑族却非常落后。汉士族以衣冠自诩，当然看不惯游牧民族的习俗。拓跋部同姓通婚（484年才下令禁止），更被看作野蛮[10]。而汉士族长期保持着汉魏以来的社会身份和地位，他们自相标榜，传播为士族统治服务的传统和文化，这又和鲜卑贵族的利益格格不入，所以当鲜卑族在实行封建化，并且重用一些汉族士人时，由于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民族隔阂便产生了。崔浩力主恢复五等封建制，是要世家大姓的首领在本人势力所在地，按势力大小受五等爵号，也就是要北魏皇帝承认世家大族历代相传的割据势力为合法。在北魏统一后，太武帝也曾宣布让那些鲜卑勋贵“以爵归第”，另外“更举贤俊，以备百官”。拓跋贵族在朝中的势力被削弱，受到汉士族的排挤。这肯定要引起拓跋贵族新的不满情绪，加深了拓跋族和汉族之间的矛盾。而在许多问题上一贯不睦的崔浩，又在这时乘机大批举荐汉族士人，大肆鼓吹分明姓族，这在拓跋、汉之间的矛盾中自然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崔浩修国史又伤害了拓跋贵族的民族自尊心，进一步触犯他们，致使他们“相与构浩于帝”，太武帝也被激怒，崔浩便只有死路一条了。这也可以看作北魏统治者调和政权内部拓跋、汉之间关系的一种特殊手段。通过此事，一方面震慑汉士族，警告他们不要像崔浩那样不知自儆，另一方面则缓解了拓跋贵族对汉士族的不满情绪。这是崔浩被诛的深层次原因。

[参考文献]

[1] (北齐)魏收.魏书·崔浩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826. [2] (唐)李延寿.北史·崔浩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789. [3] (北齐)魏收.魏书·王慧龙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875. [4] (北齐)魏收.魏书·李訢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039. [5] 牟润孙.注史斋从稿·崔浩与其政敌[M].北京:中华书局,1987.88. [6] (北齐)魏收.魏书·高允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069. [7]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崔浩与寇谦之[M].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1980.126.

[8] (北齐)魏收.魏书·高逞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758. [9] 王永平.拥抱文明——十六国北朝改革的启示[M].江苏: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8.

[10] 范文澜.中国通史(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594.

(责任编辑、校对：马桂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