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厢记》天下夺魁

论“《西厢记》天下夺魁”黄季鸿（东北师范大学，吉林长春 130024）摘要：〖HT5”K〗本文对《西厢记》在古典戏曲中应占何种地位进行了讨论。

从元杂剧与《西厢记》的关系，《西厢记》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及场上之曲，历史对《西厢记》的检验等方面，再次论证并肯定了“《西厢记》天下夺魁”的结论。

同时指出，不仅局限于元杂剧，即使从中国古代戏曲全方位的角度来考察，《西厢记》也是一部无与伦比的戏曲杰作。

关键词：《西厢记》；元杂剧；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场上之曲；戏曲杰作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508(2003)02－0049－０4《西厢记》在元杂剧中的地位问题，明代中后期曾有过热烈争论，扬者谓“《西厢记》天下夺魁”，抑者甚至诋毁否定者亦有之。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戏曲佳作如《琵琶记》、《牡丹亭》等不时诞生，若欲衡定《西厢记》在戏曲史上的地位，还必须将这些新的佳作纳入比较的视野。

今日论者虽有论述偶尔触及到这个问题，但意见多不明朗，也不一致。

笔者认为，即便在整个中国戏曲史上，《西厢记》“天下夺魁”依然当之无愧。

此问题靠一篇短文并不能阐释清楚透彻，其来龙去脉、是非始末相当复杂，本文只想就自己的研究、体会从三个方面对此扼要地做一些论证与说明。

一、《西厢记》“天下夺魁”对元杂剧的影响如果就《西厢记》与元杂剧的关系加以考察的话，《西厢记》对元杂剧的影响与反响远非其他杂剧可以比拟，故元明之际的曲家贾仲明(1343—1442后)首作“《西厢记》天下夺魁”之评。

贾仲明为明初永乐帝三大侍臣之一。

永乐二十年（1422）贾氏为元钟嗣成《录鬼簿》中未撰吊词的作家补撰了吊词，贾氏为王实甫所补撰的［陵波仙］吊词如下：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排剑戟，翠红乡雄赳赳施谋智。

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

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

这里，贾仲明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西厢记》天下夺魁”结论。

那么这个结论表明的难道只是贾仲明自己的艺术识见与判断吗？果若如此，那就难免有人不同意贾氏的结论或观点了。

事实则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西厢记》与元杂剧的关系极为密切，其它剧本对《西厢记》的引用或提及仍可以使我们想象它在元杂剧中的巨大影响远非其它剧所能比拟。

霍松林先生曾指出至少有十四本元杂剧引用或提到过《西厢记》，究竟有多少本呢？这个问题颇为复杂，若认真加以具体考察的话，有些现象还很难说清。

不过就《西厢记》有关联的元杂剧进行统计的话，现在起码可找到四十本左右（笔者另撰有《元杂剧引述〈西厢记〉考》一文，对此作专门探讨），这种现象实属独一无二，唯《西厢记》有之。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剧本折光地透露出了《西厢记》的影响与地位，如《绯衣梦》反面人物贾虚有这样的道白，他说自己“幼习儒业，颇看《春秋》、《西厢》之记”。

《春秋》传为孔子所作，此系儒家经典，在封建时代的政治与学术上有着至高无上的尊位。

剧作是让贾虚自己出乖露丑，从而对他进行嘲讽与戏噱。

在儒学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时代，《西厢》岂可与《春秋》同日而语？但在贾虚那里却成了他幼习儒业的骄傲的资本，真是无知得可笑。

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这则材料无意中又透露出了元代勾栏曲肆视《西厢记》为杂剧“《春秋》”的事实，否则贾虚便不会有这样的比附。

《绯衣梦》一说为关汉卿作，果若如此，此则材料则是将《西厢记》与《春秋》牵连到一起的最早的文字记录，《西厢记》被称为《春秋》，也许就是因此而来；此外宫天挺杂剧《范张鸡黍》第二折中也有一例，其中有无学小人王仲略将《春秋》直谓为《西厢记》的言谈。

剧中范巨卿针对权贵不学无术，感慨“《春秋》不知怎的发”时，王仲略与范巨卿则有如下一段对白：（王仲略云）春秋这的是庄家种田之事。

春种夏锄，秋收冬藏，咱秀才们管他做什么？（正末云）不是这等说，是读书的《春秋》。

（王仲略云）小生不曾读《春秋》，敢是《西厢记》王仲略是“天官主爵都尉兼学士判院门下女婿”，后为“杭州佥判”，王仲略对儒家经典《春秋》竟一无所知，实际就是范巨卿所说的不学无术之流，但可笑的是王仲略虽然不知晓《春秋》，却知晓《西厢记》，这表明当时有将《西厢记》别称为“春秋”者在。

将《西厢记》与《春秋》并称，除了戏噱之外，折光反射出来的则应该是元代勾栏曲肆中艺人、观众对《西厢记》情有独钟的偏爱及其对《西厢记》的一种高度肯定。

从我们所统计的与《西厢记》有关联的元杂剧数字来看，《西厢记》的影响与反响在元代剧坛上远非他剧所可比。

这再次表明“《西厢记》天下夺魁”决非偶然，贾仲明的评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不只是一个评论家自己的心声。

二、《西厢记》在所有古代戏曲作品中依然“天下夺魁”“《西厢记》天下夺魁”是就《西厢记》与元杂剧立论的，明清两代对此问题有过热烈的争鸣，“要在流传至今天学界对这个问题基本达成了共识，其结论正如徐朔方先生所表述过的一样，今的一百六十本左右的金元杂剧中挑选一部作为压卷之作却非《西厢记》莫属。

”元杂剧所取《西厢记》又是元杂剧最伟大的创作，得的高度成就及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人们有目共睹，按理说，它与后代戏曲创作中同样取得了伟大成就的作品应该难分高下才是，这或许就应该说成是“双峰并峙”（或曰“数峰并峙”）吧！事实上却并非如此，有的学者说，高明的《琵琶记》是“戏曲中的《红楼梦》”，也有学人以为“《牡丹亭》优于《王西厢》”。

这些学人的论述，并非在做简单无聊的排位游戏，论述可以启发人们从某一个视角更加深入地体会《琵琶记》、《牡丹亭》的成就所在，但其结论则令人不敢苟同。

我认为即便在整个中国古代戏曲史上依然说“《西厢记》天下夺魁”，也未尝不可，此处只能就最重要的两个评价标准略申理由如下。

其一，《西厢记》塑造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最为成功。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曾有过这样的论述：“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典型人物的塑造对于通俗文学、叙事文学的小说与戏曲来说，其重要性远非一般因素可比。

以《西厢记》、《牡丹亭》来论，二者都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伟大作品，但在典型人物的塑造上，《西厢记》则更高更完美地实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塑造。

试看莺莺在追求爱情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羞涩、矛盾、斗争等思想性格特征，与崔莺莺所生活的家庭环境、所生活的文化氛围是多么的自然与谐调！与《西厢记》相比，《牡丹亭》尽管也可以说成功地塑造了典型人物，但其与“典型环境”的结合上，则不如《西厢记》完美自然。

杜丽娘以一次春梦的经历，就为此殉情而死，不能不令人感到多多少少的有些勉强。

它对于揭露理学戕残生命、害人之深，固然颇有力度，这种思想也极为可贵，但我们不能因为作品宣传了进步的文化思想，对其艺术上的不足就视而不见，《牡丹亭》在许多地方却存在着以观念代替形象创造的不足，这一点，不惟主要人物杜丽娘如此，在次要人物如陈最良身上也是如此。

陈最良是个古板迂腐者，怎能让他的口中道出“既见君子，云胡不瘳”的恶噱？这种不足，《牡丹亭》远较《西厢记》为多。

至于《琵琶记》，明清人所云的“《琵琶》教孝”优于《西厢记》的“无裨风教”说，这在今天已经完全没有讨论的必要了。

然而李渔《闲情偶记》所论的《琵琶记》硬伤，如“子中状元三载，而家人不知；身赘相府，享尽荣华，不能自遣一仆，而附家报于路人，赵五娘千里寻夫，只身无伴，未审果能全节与否，其谁证之”云云，真可谓“一经点破，便觉拂情”！两相比较，《西厢记》艺术绝无如此粗糙，二者高下也应该极为显而易见。

这也是《西厢记》超越元人或明清人其他剧作之所在。

此处可以元代四大爱情剧之一的《墙头马上》为例做一点说明。

《墙头马上》中的李千金在作者的笔下是作为一个名门闺秀来塑造的。

以“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去检验，《墙头马上》远不及《西厢记》。

李千金虽说是官宦之女，其行事风格其实与青楼女子更相接近。

试想：李千金乍一望见裴少俊，就对使女夸道“好一个男子也”，随后就传诗递柬，就私下结合，就“比翼齐飞”了！时代发展到今天，良家女性有如此者乎？此类事件若为“倚门卖俏”的烟花女子所为，人们自不会感到奇怪，但李千金在作者笔下毫无疑问是一位名门闺秀。

我以为，“《西厢记》天下夺魁”，曲词之优美等纯形式问题倒在其次，她进步超前的文化内涵、精妙绝伦的典型塑造才是更为主要的方面，这里由于受到论题及篇幅所限，不能详尽展开，只择要做如上说明。

其二，《西厢记》更禁得起“场上之曲”的检验。

《西厢记》线索清晰，情节紧凑，便于场上演出。

在这一点上，令其他作品如《琵琶记》、《牡丹亭》等明清传奇很难比拟。

动辄几十出的明清传奇，常常只能作为文人的案头阅读之作，很难全本演出，《琵琶记》、《牡丹亭》亦不例外。

明清传奇作品常常是有选择地进行场上表演，不能全本演出对于戏曲剧本的创作来说，不能说不是缺陷。

从是否是一部优秀的场上之曲来讨论的话，“天下夺魁”依然非《西厢记》莫属。

沈德符《顾曲杂言》云汤显祖“《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有人以为是《牡丹亭》胜过《西厢记》的记录，其实沈德符说的再明白不过了，只是“几令《西厢》减价”，《西厢记》实际上并未减价，因此戏曲杰作的地位亦未曾动摇。

三、《西厢记》“天下夺魁”经得住历史的推敲与检验《西厢记》地位认识的分歧始自元末明初。

贾仲明倡言“《西厢记》天下夺魁”后，明初的两个藩王曲家朱权与朱有火敦也对《西厢记》作出了自己的评价，二人与贾仲明虽未直接展开论战，但他们对《西厢记》的认识与评价与贾仲明实际上则有着较大的分歧。

朱权在《太和正音谱·古今群英乐府格势》中评价王实甫为：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

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

极有佳句，若玉环之出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

这里，朱权以形象比喻化的说法，对王实甫的创作风格给予了褒扬。

“花间美人”之喻，是称美《西厢记》和谐优美的艺术风格，他借助通感的修辞手法，对《西厢记》强烈感人的艺术效果予以形象生动的阐释，此评深得明人首肯，被广为征引。

不过朱权的“花间美人”之喻，绝非视王实甫或《西厢记》为元人第一，这与贾仲明是有区别的。

据学者研究，朱权的风格论采用的是形象比喻的方式，其“象喻”之“象”有三大类型：一、神物与动物，二、自然景观，三、人物形象，此外还有极少数的器物（如美玉）。

“象”的次序为：神物—自然景观—人物形象，“象喻”中包涵着相对的高下之分。

朱权评价最高的是元人马致远，说“马东篱之词，如朝阳鸣凤。

其词典雅清丽，可与‘灵光’、‘景福’而相颉颃。

有振鬣长鸣，万马皆●之势。

又若神凤飞鸣于九霄，岂可与凡鸟共语哉？宜列群英之上”（参见李昌集《中国古代曲学史》P261-266，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他以为马致远的曲作才堪称元曲的压卷之作。

朱有火敦对《西厢记》的评价见于《继母大贤·序》，序云：予观近代文人才士，若乔梦符、马致远、宫大用、王实甫之辈，皆其天才俊逸，文学富赡，故作传奇清新可喜，又其关目详细，用韵稳当，音律和畅，对偶整齐，韵少重复，为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