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填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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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填四川

“湖广”一词,最早是指元代设立的“湖广行省”,相当于湘、鄂、桂及粤黔部分地区,元末明初,因连年战乱,湖广一带田园荒芜,人口减少,明朝政府将江西等省民众迁徙至湖广地区,允许其“插旗占地”,明末清初,历经战乱的四川荒凉凋敝,地旷人稀,清政府鼓励外省人入川垦荒,这就是广泛流传于巴蜀地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民谣的历史背景。

湖广填四川是指发生在中国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两次大规模的湖南、湖北(即湖广行省)、广东(主要是客家人)等省的居民迁居到四川各地的移民潮。根据考证表明,还有江西、福建、广西等十几个省份的居民迁入。清康熙初年,四川巡抚张德地经重庆到泸州,沿途巡查,乘船组了好多天,张德地都没有看到几个人,为此感到好生奇怪:当地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呢?随从回答:都死了。原来,明末清初的30多年间,四川境内战乱频发,加上灾荒、瘟疫不断,造成四川人口锐减。据考证,清初四川人口只剩下50来万,重庆城(现朝天门到七星岗通远门一带)只剩下数百家人,重庆所辖的州县内,有的只剩下十几家人!张德地赶紧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朝廷。康熙下旨,鼓励向四川(包括重庆)大规模移民,清政府还为此颁布了一系列移民优惠政策。湖南、湖北、广东、河南等省的移民,浩浩荡荡往四川涌来,长达数十年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活动由此拉开序幕。《四川通志》:“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据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经历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省仅余人口9万余人,清朝康熙年间,经历过兵荒马乱、刀光剑影的四川盆地终于平息下来,一批批新任地方官员也开始走马上任了。在这些踌躇满志的官员眼中,四川不知是怎样的丰肥沃土。然而当他们骑马、坐轿赶到新的官邸以后,才发现传说中的天府之国竟然是这般的荒凉残破、千疮百孔。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忧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表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他说:“我被皇上荣幸地任命为四川的最高地方官员,来到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地方一展宏图。但现在当我站在满目疮痍的昔日天府,增赋无策,税款难征,使我感到局促不安、寝食俱废。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惟有精忠报国效忠朝廷。经过几日思索,我觉得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惟有招徕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除此似无别的良方上策。”《明清史料·户部题本》。张巡抚还在奏折中提及了一些移民办法。比如,可以命令与四川相邻各省的地方官清查那些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四川原籍人口,加以登记注册,然后由四川“差官接来安插”。或者直接由政府出台一项移民政策,通过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的人民移来四川。康熙皇帝坐在紫禁城的龙椅上也正为全国的税收和重建问题焦头烂额。他接二连三地接到四川地方官的奏折,召集相关部门听取有关汇报,正式颁布了一份名为《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的诏书,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

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背景

在今天的四川汉族地区,如果你去访问一些老人,问他祖籍何在,十有八九会是同样的回答:“我家祖辈是湖广填四川迁进来的。如继续问:“你是否知道为什么你们的祖辈会有湖广填四川的行动呢?”往往还是同样的回答:“八大王剿四川嘛!”由此可知,大多四川人都认为境内的汉族人的祖辈都不是四川土著,而是从湖广迁入的。而迁入的原因又是因为八大王即明末农民战争时张献忠(张献忠起义不久,即以八大王为称)剿四川。这种说法的影响很广深。所谓“湖广”,是指湖广行省。元初时管辖今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海南六省区和

四川局部;元末时辖今湖南、贵州、广西、海南四省区和湖北、四川、广东三省局部;明朝时辖今湖北、湖南两省。唐代的巴蜀地区在全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居于最前列。到了宋代,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仍在全国处于先进行列之中,特别是南宋时期,巴蜀地区的人口占整个南宋的23.2%,可是其财赋收入却占整个南宋1/3,供应的军粮也占1/3,是南宋坚持抗战的主要经济基地,乃至有"蜀亡则宋亡"之叹。四川历史上历经七次大移民。第一次是在秦灭蜀、巴之后,秦移民万家入蜀,约四、五万人;第二次是从西晋末年开始,全国性的北方人口南迁,在此期间,邻近四川的陕西、甘肃移民大量从秦岭进入四川;第三次在北宋初年,又发生了全国性的北民南迁,在这个时候,陕、甘移民入川;第四次是元末明初,以湖北省为主的南方移民入蜀;第五次是清代前期十余个省的移民入川,这次以湖北、湖南(当时行政区叫“湖广省”,还辖广西一部份)移民最多,移民人口达100多万,而今民间传说的“湖广填四川”,是在老川人血泪快要流尽的时候发生的大移民,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即指这次前后长达一百多年大移民。第六次是抗日战争前期到全国解放,有不少人逃难或“南下干部”定居四川;第七次是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三峡大移民,有许多人落户四川。那么,为什么会有"湖广填四川"呢?

(一)、长期的大规模战争在巴蜀军民尽最大努力坚持了长期的抗金战争,终于取得了使金兵未能进入四川盆地的巨大胜利之后,又坚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抗蒙战争。这场战争基本上是在盆地内部进行的。蒙古军先后曾三入成都,而蒙古大汗蒙哥也被击伤而死于钓鱼城下。长期的拉锯战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失。从整个四川地区来看,以至有"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虞集:《史氏程夫人墓志铭》,见《道园学古录》卷二〇)的记载。这些文字难免有某些渲染夸张的成分,但经济极度残破,人口急剧锐减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因为在近50年的拉锯战中,除了战火的破坏,还有长期战事带来的农业生产的凋残而严重缺粮,“沃野千里,荡然无民,离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畴不辟,堰务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种”(见上引吴昌裔疏),这是当时必然存在的现实。此外,宋朝官军中也有不少军队在战乱中趁火打劫,残害百姓,或“剽掠于民财”,或“焚毁于仕族”,以至“骚动惨于敌祸,……故田里有内敌甚于外敌之谣,此害非一日矣”(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这些记载都出于当时的蜀人笔下,应当是可信的。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元代巴蜀地区的人口锐减到不足南宋时期的十分之一,具体数字见前《民族与人口》一章。面对宋元之际巴蜀地区如此严重的残破局面,元代的统治者除了实行屯田用以保证军粮的基本需求之外,没有采取由官方出面组织移民的措施。没有劳动力,生产就不可能恢复。所以,在元代的将近100年间,巴蜀的经济一直未能得到较明显的恢复。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的统计材料,四川行省在元代向中央政府所上交的赋税收入,在全国10个非少数民族省区中居于倒数第三,仅占全国岁入的0.96%。此外,据《元史"食货志》的资料,四川行省在各省区之中,酒税占倒数第三,醋税占倒数第一,商税占倒数第三。这种情况较之南宋时期占整个南宋王朝岁入大约三分之一的地位,简直是降到不能再降了。元代末年,红巾军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四处燃烧,原来属于徐寿辉部下的明玉珍率军攻入巴蜀,以后在重庆自称陇蜀王,再改元称帝。明玉珍是湖广随州(今湖北随县)人,他的军队也基本上是湖北地区的农民。明玉珍不仅带来十几万军队,也有大量少田缺地的农民随之进入人少地广的巴蜀地区开垦务农。这应是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开始。如吴宽在《刘氏族谱序》中所说:“元季大乱,湖湘之人往往相携入蜀”(见《匏翁家藏集》卷四)。明玉珍的“大夏”政权只存在了两世9年,就被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所统一。明代初年,湖广地区的移民继续大量入川,到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人口就上升到146万,外地移民,特别是湖广移民占了这一时期所增加人口的主要部分。正如光绪《潼川府志》卷五所载明人王维贤《九贤祠记》所说:“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格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杨立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明初,中江县开设,土著人户业七八家,余皆自别省流来者。”这些移民,不久也就成为四川人。康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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