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陵文化资料

江南历史文化名城来了洋学者
吉安市的许多居民都看到了几个高鼻子、蓝眼睛的老外，他们戴着草帽、顶着烈日在一些村落间穿行寻觅。

这一行人格外引人注目，于是就不时有人向当地的陪同人员打听，这些外商是来投资什么项目的。

老外在旁边一听，都哈哈大笑，然后用流利的普通话说：“看来吉安的招商引资真是深入人心了。

我们不是来投资项目的，我们是来研究庐陵文化的，我们要把吉安优秀的文化传统向世界介绍。

”这位老外就是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法国远东学院院士劳格文，他会同法国巴黎大学博士果格力、法籍华人、古陶瓷研究专家赵冰，专程来吉安考察研究传统文化。

劳格文1946年出生于美国，1975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因太太是法国人，一家便移居法国。

这位在欧美很有名气的汉学家，每年都要到中国作几个月的学术访问。

这次吉安之行便是他深入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系列活动之一。

56岁的劳格力博士魁伟健壮、思维敏捷、举止优雅，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普通话。

从研究客家到研究庐陵
劳格文介绍，他在年轻时就对庐陵文化有所了解，知道秦代就设有庐陵县，唐中宗还曾封为庐陵王，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代文宗欧阳修自称是庐陵人。

在美国，他还读过一本书，名叫《明朝的一个社会——泰和》，可见，庐陵文化早已引起世界的关注。

劳格文对庐陵文化产生研究兴趣则是从研究客家文化而引发的。

1992年，劳格文与福建省社科院合作，从事客家研究。

他与同行们走村串户，搜寻口头资料和地方文献，从老百姓的叙说和日常习俗中追寻历史。

在研究中发现，闽西有的客家谱牒中，记载他们的祖先从江西庐陵迁来，粤北的客家也有类似信息。

劳格文和同行们认为，客家研究必须拓宽范围，追溯渊源。

这样，古称庐陵的吉安便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原来，从中原陆续迁往南方的客家人，有相当一部分过长江后溯赣江而上，在中游的庐陵落脚，或早或迟再往闽、粤迁移。

庐陵成为客家南迁的中转站和重要基地。

庐陵文化的优良传统对遍及天下的客家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优秀的客家文化也融汇到庐陵文化之中。

1996年，劳格文第一次到吉安，寻找一个叫定光和尚的踪迹。

因为他在福建江州一带民间调查时，发现许多乡村都供奉定光和尚，视作保护神。

据史料记载，定光是唐末宋初的高僧，属禅宗青原派系，曾在庐陵郡城内的西凤寺传道。

劳格文在吉安找到了定光和尚及西凤寺的文字记载，十分高兴。

劳格文还发现不少闽西、粤北一带的客家人，都称自己的祖先是文天祥的部将，族谱中也是这样记载的。

他们把文天祥尊为神灵，世世代代引以为荣。

而文天祥也是庐陵人，可见庐陵文化影响之大，这都引起了劳格文浓厚的兴趣。

庐陵文化引人入胜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闪现过夺目光辉的庐陵文化，是在怎样的土壤中孕育成长的？这是劳格文关注的一个课题。

他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方水土一定有什么特别之处，才造就了辉煌的文化。

这次，劳格文每到一个县、区都要请当地政府召集熟悉地方文化的人士座谈，饶有兴趣地听他们谈当地历史沿革、民情风俗及故事传闻。

对不太明白的事情还详细询问，听到趣闻趣事便开怀大笑。

在万安的潞田、百嘉村、泰和的蜀口村、吉州区的钓源村、安福县的文庙和文塔、青原区的美陂村、富田村，劳格文认真听陪同人员的介绍，仔细观赏文物古迹，不时发出“真了不起”、“太神奇了”的赞叹。

劳格文在吉安的研究考察主要是到田间地间、街头巷尾去搜寻民众口头资料，再参照地方史籍，如实整理，这一做法给当地的庐陵文化研究者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因为传统的研究方法是整理、分析、诠注历史资料，被称之为“文献派”。

但劳格文认为文献资料是前人的研究成果，他不想重复前人已做过的事情。

他走的是大众化、民间化之路，不当“文化贵族”，要当“田野派”。

他认为，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是官方的、贵族的文化，反映的自然是统治者的意志，中外莫不如此。

可是，历史是民众创造的，民众的生存方式、人际关系、思想信念、风俗习惯等等，传统的文献常常是一笔带过的甚至根本不提，以至后人也难以知道前辈到底是怎样生存生活的，这十分可惜。

文化之链是不能中断的，可知道或熟悉传统民间文化的人已越来越老，越来越少，如不尽快抢救，许多东西将有被埋没的可能。

劳格文说，来吉安之初本打算出一本书，介绍吉安传统文化，现在看来仅这些天的考察没有三五本书是容纳不下的。

他希望尽快完成书稿，然后在香港正式编辑出版，向全世界发行。

并决定今后还要多来几次吉安，要继续探寻庐陵文化的神奇魅力之所在。

庐陵之名
江西中西部,赣江中游,有一方方正正的板块，这就是今天的吉安。

她以丘陵山地为主、平原水面为次,号称“七山半水两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

“自江而南,
吉为富州……骈山贯江,扼岭之冲……土沃多稼”,唐时皇甫是在《吉州庐陵县令厅壁记》中曾这样描述过这块以红壤为主的土地。

我们的祖先是什么时候在这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可惜境内的崖洞崖壁没有留下他们的崖画石刻,没有留下他们曾经
生存的印记;也可惜我们的祖先生于草泽,没于蒿莱,结绳记事,没有留下他们的竹简帛书,使我们无法遥想他们是如何含辛茹苦,耕渔劳作。

但是,吉安市河东镇的案山古人类遗址出土的磨制石器,证明至少距今5000年前这里已有先人生息繁衍。

永丰县佐龙镇尹家坪文化遗址出土的稻谷、稻秆,证明在新石器晚期这里就有水稻的栽种。

新干县大洋洲一座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墓中,出土青铜器约480余件,陶器约300余件,玉器饰品100余件,震惊了中国以至整个世界!青铜器数量之多，品类之全,纹饰之精,全国罕见。

巨型“中华钺王”、青铜犁铧,全国仅此一例。

这些青铜器背后隐伏的文化“密码”委实是太多了,至少证明3000多年前在吉安的土地上曾经有过一个经济、文化十分发达,与中原商殷王朝并存发展的另一奴隶主政权。

可是,为什么不见诸任何历史记载甚至民间传说?破译了这个谜,中国古代史的某些史实甚至有些重要的史论将要重写。

儒家文化（书院文化）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还是“治于世”的儒家思想。

经西汉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孟学说被当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工具。

南唐五代,文化凋零,庐陵学人如在严冬里蓄芳待发,默默传递儒家薪火。

南唐先主李?力图文治,大兴教化,却发现连首都金陵都找不齐典籍图册。

不得不下令向各郡县搜求。

吉州刺史贾皓发现庐陵县的儒生鲁崇范家里还藏有整整一屋子书,于是向他购买。

鲁却谢绝报酬,无偿献出,并发表了一番类似今天答记者问的高论:“坟典,天下公器,世乱藏于家,世治藏于国,其实一也。

吾非书肆,何酬价为?”(《十国春秋》)南唐先主即授予他“太子洗马”官职。

南唐中主李王景以及后主李煜在政治上无甚作为,但他们的文学成就,如诗词《相见欢》、《虞美人》等曾倾倒天下多少才子!而哺育了这父子两代,即文学史上“双子星座”的正是庐陵贡献的典籍和师资!
儒家思想“治于世”的功利性吸附一代代读书人头悬梁锥刺股,汲汲惶惶,不绝于途。

隋朝开始的以儒家经典为本的开科取士,唐时更加完善,中下层乡绅、知识分子甚至平民要取得政治地位,只有读书,应考,金榜题名。

唐太宗李世民看到新科进士们鱼贯而出,曾十分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就像前些年千军万马挤高考独木桥,因而刺激了各种高考补习班应运而生一样,科举取士刺激了私塾、书院兴起。

儒家思想是通过对典籍的诠注解读来传播的，而对典籍的解读又离不开私塾、书院的师长。

因此讲到儒家文化的传播,不能不涉及书院文化。

据统计,吉安市先后创建的书院多达269所。

唐贞观年间吉州通判刘庆霖寓居吉水醪桥乡固洲村,创“皇寮书院”,这位“退休干部”发挥余热,收徒讲课,该学院为吉安也在有记载的较早创建的私人书院。

但办成“星级学校”的,还是泰和县罗韬于后唐长兴年间(930-933年)创办的“匡山书院”。

学问超群的罗先生,或许看到王冠一打打落地,不愿从政,或许矢志继绝学、匡人心,便托辞说有病,不受朝廷拟征聘为“端明殿学士”,在家乡创办私人书院,而且很有教绩,民风日淳,消息传到天子耳里,唐明宗颁教书予以褒奖:“尔还乡后学者云从,馆起匡山之下,民风俗成东鲁之区。

”还命翰林学士书“匡山书院”并制成匾额赐之。

说到吉安市私塾、书院,白鹭洲书院、青原会馆和西原会馆不能不提。

南宋淳礻右元年(1241年),九江都昌人江万里,任江西提举兼吉州知州,他见赣江中流的白鹭洲绿树点点,白羽飞飞，真是读圣贤书澄明心境的好地方,于是在洲上构筑精舍,创办书院。

初创时,这位后来官至宋朝宰辅的硕儒达官自任山长(相当于今天的校长),后延请吉安永和的大儒欧阳守道出任山长。

守道主持书院10年,白鹭洲书院成了“国家级重点”学府。

宝礻右四年(1256年)临安开考,吉州生员中进士40名,占该年"高考"全国录取进士总数的九分之一,其中文天祥以他的文才、志向,或许还因他的大号“宋瑞”被钦点为状元,宋理宗御笔亲题“白鹭洲书院”的匾额以示褒奖。

于是,白鹭洲书院与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并称江西三大书院。

宗教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产生于东汉中期,是民间流行的方术、巫术与黄、老学说的某些部分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有理论教义、有行为仪程(如画符念咒、驱鬼祭神、炼丹导术等)的宗教。

道教如同其它宗教一样,追求“彼岸”幸福,祈求长生不老或升天成仙,为此,道徒们要寻找潜心修炼的“洞天福地”(道教中分10大洞天,36小洞天和72福地)。

吉安的山川形胜为他们提供了理想的场所,据清光绪年间编纂的《江西通志·胜迹篇》载,江西最早在东吴赤乌年间(238-250年)建造的道观中,就有吉安市泰和的崇道观、永丰的梅溪观、冲虚观等,证明道教创立不久,很快就传入吉安并落地生根、发芽。

安福境内武功山,海拔近2000米,终年草木摇翠,云雾缭绕,最高点的金顶白鹤峰有泉流不涸,是脱尘离俗的理想修炼场所,东汉末就已成为著名道场,传说魏晋时著名道家学者葛洪曾到山中修炼。

西晋末年,道教上清派的祖师魏夫人因其儿子刘遐出任安成(今安福)太守,随子入籍安福,传播道教。

太守高堂亲自布道,其权位效应、名人效应,无疑是对道教的有力推介。

在星罗棋布的江西道观中,峡江水边的玉笥山格外引人瞩目。

江西丰城人氏、元代大学者揭奚斯曾写道:“天下称大名山在大江之西者三,日匡庐,日阁皂,日玉笥；玉笥又为天下绝境。

”(《玉笥山万寿承天宫碑》)玉笥山为何成了天下绝境？论风光、论人文都应愧比庐山。

原来按道教的说法,玉笥山是“太秀、法乐”之洞天,又是“郁末”之福地,“兼有洞天福地之重”,所以在道家“联络图”上其份量便显得特别重了。

玉笥山道观经唐、宋、元不断增扩,声名日隆。

历代在此修道的人士很多,著名的有秦朝的孔丘明、汉朝的梅子真、梁朝杜昙永、肖子云、唐朝的罗子房、罗公远等。

玉笥山承天观里道士多时达500余人。

北宋天衰八年(1030年),玉笥山道人朱旦以医术受到仁宗召见,并赐其号为:“济处士”。

我们耳熟能详的成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说的是祖籍河南许昌的许逊修炼得道的逸闻。

许逊是南昌人,他弃七品芝麻宫的官帽如敝履,游历江湖,潜心道学,传播道术。

在水患连年的鄱阳湖边征服了“孽龙”治水有功,因而被江西人民奉祀为有神力的治水英雄,至北宋,被官方加封为“神功妙济真君”,人称“许真君”。

是江西共敬的神仙,晋代全省各处有纪念他的建筑物50余处,凡有河水泛滥成灾的地方,几乎都有“真君庙”;江西人流寓他省所建立的同乡会馆,也一律是纪念他的“万寿宫”。

这位道教神人在吉安也是家喻户晓的,吉州区西郊的真君山就因地处螺川河与赣江交汇处,山上建有“真君庙”才得名的。

每有暴雨成灾,山洪爆发,长辈人总要念叨:孽龙要出世了,于是就祈求许真君显圣显灵:斩孽龙、降洪魔。

农耕文化——
精神文明离不开物质文明的基础,吉安的农耕文化曾十分发达。

前面已述,南朝的陈霸先登上帝位,改朝换代,是吉安人民为他提供了大量军粮。

他积谷巴丘,委派胡颖为县令,沿赣江两岸广收军粮50万石。

若按当时全市人口33万计算,人均1.5石,折合为人均贡献90公斤,这件事发生在公元551年间,可证见当时吉安的粮食生产水平。

自唐、五代至宋、明、清,吉安市的丘陵，山地垦殖面积不断扩大,“自邑以及郊,自郊以及野,峻岩重谷,昔人足迹所未至者,今皆为膏腴之壤。

”(曾安止《禾谱》序)就是说,在宋代,吉泰平原就已成为赣中粮仓。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时任泰和县令的黄庭坚曾深入山区,考察民情,作诗10余首,有“清风源里有人家,牛羊在山亦桑麻”句;宋绍兴年间(1131一1162年)诗人张孝祥进入清江、新淦境内,见“沃址百里,黄云际天”,感叹“他处未有也”,并赋诗:“野水弥漫欲涨川,稻云烘日更连天……黄犊眠处高树荫,白鸡啼时远炊烟。

”
农耕文化发达的标志之一是宋哲宗时,泰和人曾安止撰写了农学专著《禾谱》。

仅从残存书稿来看,就已记录当时吉泰平原栽种的50多个水稻品种。

苏轼贬往岭南,过泰和,得见此书，惜其只记农作物而未记农器具:“过庐陵见宣德郎曾安止,出所作《禾谱》,文既温雅,事亦详实,惜其所缺,未谱农器也。

”于是东坡先生将他在湖北武昌见过的农器具秧马描绘一番,并作《秧马歌》附《禾谱》之末。

到南宋时,曾安止侄孙曾之谨“追述东坡作歌之志”,撰《农器谱》与《禾谱》配套,并寄给当时大诗人陆游,陆游赋诗感叹农艺农事不为世人所重。

曾氏祖孙能在那个重功名仕途的年代总结农业科学,并因此与当时文坛大家建立友谊,是吉安农耕文化的骄傲!还有麻、桑、茶、果的栽种,代有珍品,时有贡品。

手工业文化（陶瓷文化、工文化）——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指出:“野蛮时代的初级阶段是从陶嚣的应用开始的。

”陶的应用对人类文明的意义实在太大了,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铜、铁应用有限,日常生活的大量器具是陶瓷,是须臾不可离的。

吉安市陶瓷文化起源于新石器时代,青原区河东镇庄塘村东的案山,出土了印纹陶片。

沉睡在吉安市天玉乡簸箕岭上的千年临江古窑,是目前我国已发掘的最大古窑作坊遗址,它再现的制姿工艺全过程,能让人想象到昔日吉安瓷业的辉煌。

为保存这一对研究我国陶瓷史有重要价值的文化遗址,天字第一号的国家工程-一京九铁路不惜改道。

最有名的还是座落在赣江西侧吉安县永和镇的吉州窑,又称东昌窑、永和窑。

永和原属泰和,泰和谓西昌,故永和古称东昌。

到宋代因其陶瓷业发达而成为天下名镇之一,永和窑群中最出名有5家,5家中又以舒姓父女的“舒窑”价最高,特别是舒翁之女舒娇的陶瓷制品几乎与当时天下最有名、“一瓶一钵,动辄十数金”的浙江龙泉“哥窑”等价。

到南宋时,吉州窑烧制的紫黑釉瓷别具特色，其纹饰手法多种多样。

吉州窑这个时期的代表作至今尚被日本等国收藏为国宝。

吉州窑后来衰落了,但许多技术工人去了景德镇,对那里的陶瓷业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景德镇陶录》说:“今景德镇陶工故多永和人”,因此也有“先有永和镇,后有景德镇”这么一种说法。

吉安人民应该为自己的母亲河——赣江感到自豪。

它从万安良口入境到新干三湖出境,纵贯6县1市,全长264公里,它千年流淌,不舍昼夜,不但养育了两岸儿女,更主要的是在陆路、空中交通尚不发达的中古社会,曾是沟通中原与南粤,直至通向海外的主要交通。

千里赣江,舟楫如织,诏书、政令驰往百越,贡品、使臣呈向天阙,贬官商贾,戍卒举子,艺人浪人熙来攘往,给封闭的内陆吉安的农耕文化带来了人才流动、货物流动、信息流动,还有观念冲击,从而惠及了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

新干界埠的战国粮仓规模不小,它是官仓还是屯积的军粮?但它紧挨赣江,是古
代政治家或军事家利用赣江的物证；三国鼎立时,东吴大都督周瑜也曾在赣江的峡江河段操练水师。

南北朝时,本是江苏人的陈霸先发迹于岭南,于公元551年6月,趁赣江“水暴起数丈,三百里巨石皆没”(《陈史》),亲率大军从赣州顺抵泰和,得到赣江沿岸豪强大族的响应支持,筹集军粮50万石。

正是这种水利、人和成全了一代枭雄,使他得以取梁而代之,在南京建立了陈朝。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堂堂大宋皇帝的伯母隆佑太后被金兵追得仓惶南逃,曾留宿峡江的江边小村。

穷苦百姓们尽了良民的义务。

因国难中的这份难得情份,她给小村赐名“暮膳”,至今仍为巴邱镇一个自然村。

后来太后在万安皂口(今为造口)
舍舟登陆,才没蒙受当俘虏的国耻。

赣江保全了赵宋天子家的面子!南宋淳熙三年(1176年),爱国诗人辛弃疾在江西提典刑狱任上,一次赴赣州经万安,对这段辛酸国史感慨万端,提笔写下了传诵千古的《菩萨蛮•书江西皂口壁》:“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如今赣州城里建有郁孤台,这一旅游资源应是从万安“借”去的。

庐陵文化兴盛的原因
江西文化在宋明时期达到鼎盛，其中又以吉安的庐陵文化和抚州的临川文化为代表，而庐陵文化又胜临川文化一筹。

所谓庐陵文化，主要是指读书人多，文教设施多，建功立德者多，发表著述多，达官闻人多等等。

换言之，也就是状元进士多，宰相尚书多，学者专家多，忠臣义士多，文章诗词多，书院学堂多，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不仅人气旺，而且文风盛，特别是忠烈多，并且延续千年不衰，尤以宋明两朝为最。

其内涵可谓博大精深，其表现则为优美典雅，其精神却是刚正义烈。

以科举为例，吉安地区的考取进士数居全国州府之首，状元居全国第二，仅次于苏州。

庐陵远离黄河、长江，远离中国文化的中心，处于偏僻的山陵地区，竟有如此先进丰厚的古代文化，是什么原因呢？庐陵文化在宋明时期崛起不是偶然的，大致有以下几点原因：
1. 北方移民大量南下，在给吉安带来了大量人口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文化。

西晋的永嘉之乱后，北方少数民族占据中原，大量汉人南下，在给当时还是蛮荒之地的吉安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和生产技术。

当时吉安是地广人稀，在西汉时期，整个江西人口才30万，到了东汉，江西全省人口才170万人。

晋代，庐陵郡人口已经有一万二千二百户.，仅次于豫章郡（今南昌）。

而到了宋代，吉安人口已经跃居江西首位。

在宋代绍兴年间，江西全省人口总数为3221538人，吉州人口就有957256，占全省的30%。

到了元代和明代，吉安人口仍一直居全省首位。

2.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促进了吉安的经济发展。

在东晋时期，北方有五胡乱华，唐代中后北方有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南方相对比较安定，战乱很少，所以这一时期，南方的经济开始赶上并且超过北方，因此进入宋代后，吉安开始在经济和文化上迅速崛起。

以吉泰盆地为中心的庐陵，无论农业、手工业都兴旺发达，成为国家的财富之区，北宋时吉州供应国家粮食近40万石(一石120斤)，占江西全省的30%，占全国的7%；至南宋，吉州供应粮食给国家增至60万石，仍占江西全省的30%，占全国近10%。

因而吉州有“金庐陵”的美誉，不仅对朝廷的贡献重大，也为文化的兴盛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3. 岭南通道的开掘促进了吉安与南北方的经济文化沟通和交流。

自唐代张九龄开掘岭南通道，将中原与两广联接起来，从此天堑变通途，使处于偏远一隅的庐陵地区纳入全国南北的主要交通线上，从而大大地促进了庐陵经济和文化的繁荣。

4. 学院的繁荣促进了文化的发展。

从唐宋时起，在有识之士颜真卿、江万里等的倡导和推动下，庐陵大量地兴建书院学馆，前后近300所，达到江西全省四分之一以上，真是“序塾相望，弦诵相闻”，“人无贵贱，无不读书”，以至“三尺童子，稍知文章”，在一千余年中，培育了大量人才，这是庐陵文化兴盛最直接的原因。

庐陵文化的特征
著名历史学家周盔书教授在2001年4月回吉安所作的学术报告中认为,
庐陵文化的特征“其内涵是博大精深,其表现是优美典雅,其精神是刚正义烈”。

他从3个方面阐述:
一是重视教育,科举兴盛。

从隋至清的千多年间,朝廷通过科举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

于是科举考中进士的多少,往往成为衡量一个地方文风是否昌盛,
文化是否发达,人才是否众多,声望是否显扬的重要标志。

庐陵地区考取的进士近3000名,而文化发达的苏州只1771人,就一个州府而言,是全国最多的。

明代有两届科考,前三名都是吉安府人,“双连冠”在全国更是绝无仅有。

共考取状元21名,名列全国第二。

隋唐以后,官员多从举人、进士中任命,正宰相江西共28人,其中吉安就有8人,占28.6%；还有副宰相9人和众多的尚书、巡抚。

他们的为人行政,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为国家、为社会做了大量有益的事情,有的为国捐躯,名留青史,好几位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二是崇尚文化,成就突出,文学家、思想家多。

《全宋词》中作者1397人,其中江西174人,占12.5%,居全国第二；吉安有52人,占全国的3.7%,占江西的29.9%。

《哲学大辞典》收江西宋明时哲学家50人,其中吉安10余人。

他们有的是全国一流的哲学家,站在时代的前列,为追求理想奋斗不息。

庐陵还培育了许多史学家、地理学家、农学家、教育家等。

他们博学多识,为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做出了贡献。

三是忠贞节烈的精神和刚正坚毅的品格。

欧阳修、文天祥、胡铨、杨邦义、解缙、李时勉、刘球等,是庐陵先贤中的杰出代表；还有不少清官、义士、烈女等,他们饱读诗书,受到“忠君报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儒家思想熏陶,都很讲忠义,讲气节。

这种精神必然影响到庐陵的文风、士风以及民风,成为一种优良传统,代代相承。

庐陵文化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