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陵文化资料

江南历史文化名城来了洋学者

吉安市的许多居民都看到了几个高鼻子、蓝眼睛的老外，他们戴着草帽、顶着烈日在一些村落间穿行寻觅。这一行人格外引人注目，于是就不时有人向当地的陪同人员打听，这些外商是来投资什么项目的。老外在旁边一听，都哈哈大笑，然后用流利的普通话说：“看来吉安的招商引资真是深入人心了。我们不是来投资项目的，我们是来研究庐陵文化的，我们要把吉安优秀的文化传统向世界介绍。”这位老外就是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法国远东学院院士劳格文，他会同法国巴黎大学博士果格力、法籍华人、古陶瓷研究专家赵冰，专程来吉安考察研究传统文化。

劳格文1946年出生于美国，1975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因太太是法国人，一家便移居法国。这位在欧美很有名气的汉学家，每年都要到中国作几个月的学术访问。这次吉安之行便是他深入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系列活动之一。56岁的劳格力博士魁伟健壮、思维敏捷、举止优雅，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普通话。

从研究客家到研究庐陵

劳格文介绍，他在年轻时就对庐陵文化有所了解，知道秦代就设有庐陵县，唐中宗还曾封为庐陵王，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代文宗欧阳修自称是庐陵人。在美国，他还读过一本书，名叫《明朝的一个社会——泰和》，可见，庐陵文化早已引起世界的关注。劳格文对庐陵文化产生研究兴趣则是从研究客家文化而引发的。1992年，劳格文与福建省社科院合作，从事客家研究。他与同行们走村串户，搜寻口头资料和地方文献，从老百姓的叙说和日常习俗中追寻历史。在研究中发现，闽西有的客家谱牒中，记载他们的祖先从江西庐陵迁来，粤北的客家也有类似信息。劳格文和同行们认为，客家研究必须拓宽范围，追溯渊源。这样，古称庐陵的吉安便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原来，从中原陆续迁往南方的客家人，有相当一部分过长江后溯赣江而上，在中游的庐陵落脚，或早或迟再往闽、粤迁移。庐陵成为客家南迁的中转站和重要基地。庐陵文化的优良传统对遍及天下的客家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优秀的客家文化也融汇到庐陵文化之中。1996年，劳格文第一次到吉安，寻找一个叫定光和尚的踪迹。因为他在福建江州一带民间调查时，发现许多乡村都供奉定光和尚，视作保护神。据史料记载，定光是唐末宋初的高僧，属禅宗青原派系，曾在庐陵郡城内的西凤寺传道。劳格文在吉安找到了定光和尚及西凤寺的文字记载，十分高兴。劳格文还发现不少闽西、粤北一带的客家人，都称自己的祖先是文天祥的部将，族谱中也是这样记载的。他们把文天祥尊为神灵，世世代代引以为荣。而文天祥也是庐陵人，可见庐陵文化影响之大，这都引起了劳格文浓厚的兴趣。

庐陵文化引人入胜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闪现过夺目光辉的庐陵文化，是在怎样的土壤中孕育成长的？这是劳格文关注的一个课题。他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方水土一定有什么特别之处，才造就了辉煌的文化。这次，劳格文每到一个县、区都要请当地政府召集熟悉地方文化的人士座谈，饶有兴趣地听他们谈当地历史沿革、民情风俗及故事传闻。对不太明白的事情还详细询问，听到趣闻趣事便开怀大笑。在万安的潞田、百嘉村、泰和的蜀口村、吉州区的钓源村、安福县的文庙和文塔、青原区的美陂村、富田村，劳格文认真听陪同人员的介绍，仔细观赏文物古迹，不时发出“真了不起”、“太神奇了”的赞叹。

劳格文在吉安的研究考察主要是到田间地间、街头巷尾去搜寻民众口头资料，再参照地方史籍，如实整理，这一做法给当地的庐陵文化研究者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因为传统的研究方法是整理、分析、诠注历史资料，被称之为“文献派”。但劳格文认为文献资料是前人的研究成果，他不想重复前人已做过的事情。他走的是大众化、民间化之路，不当“文化贵族”，要当“田野派”。他认为，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是官方的、贵族的文化，反映的自然是统治者的意志，中外莫不如此。可是，历史是民众创造的，民众的生存方式、人际关系、思想信念、风俗习惯等等，传统的文献常常是一笔带过的甚至根本不提，以至后人也难以知道前辈到底是怎样生存生活的，这十分可惜。文化之链是不能中断的，可知道或熟悉传统民间文化的人已越来越老，越来越少，如不尽快抢救，许多东西将有被埋没的可能。

劳格文说，来吉安之初本打算出一本书，介绍吉安传统文化，现在看来仅这些天的考察没有三五本书是容纳不下的。他希望尽快完成书稿，然后在香港正式编辑出版，向全世界发行。并决定今后还要多来几次吉安，要继续探寻庐陵文化的神奇魅力之所在。

庐陵之名

江西中西部,赣江中游,有一方方正正的板块，这就是今天的吉安。她以丘陵山地为主、平原水面为次,号称“七山半水两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自江而南,

吉为富州……骈山贯江,扼岭之冲……土沃多稼”,唐时皇甫是在《吉州庐陵县令厅壁记》中曾这样描述过这块以红壤为主的土地。我们的祖先是什么时候在这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可惜境内的崖洞崖壁没有留下他们的崖画石刻,没有留下他们曾经

生存的印记;也可惜我们的祖先生于草泽,没于蒿莱,结绳记事,没有留下他们的竹简帛书,使我们无法遥想他们是如何含辛茹苦,耕渔劳作。但是,吉安市河东镇的案山古人类遗址出土的磨制石器,证明至少距今5000年前这里已有先人生息繁衍。永丰县佐龙镇尹家坪文化遗址出土的稻谷、稻秆,证明在新石器晚期这里就有水稻的栽种。新干县大洋洲一座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墓中,出土青铜器约480余件,陶器约300余件,玉器饰品100余件,震惊了中国以至整个世界!青铜器数量之多，品类之全,纹饰之精,全国罕见。巨型“中华钺王”、青铜犁铧,全国仅此一例。这些青铜器背后隐伏的文化“密码”委实是太多了,至少证明3000多年前在吉安的土地上曾经有过一个经济、文化十分发达,与中原商殷王朝并存发展的另一奴隶主政权。可是,为什么不见诸任何历史记载甚至民间传说?破译了这个谜,中国古代史的某些史实甚至有些重要的史论将要重写。

儒家文化（书院文化）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还是“治于世”的儒家思想。经西汉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孟学说被当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工具。

南唐五代,文化凋零,庐陵学人如在严冬里蓄芳待发,默默传递儒家薪火。南唐先主李?力图文治,大兴教化,却发现连首都金陵都找不齐典籍图册。不得不下令向各郡县搜求。吉州刺史贾皓发现庐陵县的儒生鲁崇范家里还藏有整整一屋子书,于是向他购买。鲁却谢绝报酬,无偿献出,并发表了一番类似今天答记者问的高论:“坟典,天下公器,世乱藏于家,世治藏于国,其实一也。吾非书肆,何酬价为?”(《十国春秋》)南唐先主即授予他“太子洗马”官职。南唐中主李王景以及后主李煜在政治上无甚作为,但他们的文学成就,如诗词《相见欢》、《虞美人》等曾倾倒天下多少才子!而哺育了这父子两代,即文学史上“双子星座”的正是庐陵贡献的典籍和师资!

儒家思想“治于世”的功利性吸附一代代读书人头悬梁锥刺股,汲汲惶惶,不绝于途。隋朝开始的以儒家经典为本的开科取士,唐时更加完善,中下层乡绅、知识分子甚至平民要取得政治地位,只有读书,应考,金榜题名。唐太宗李世民看到新科进士们鱼贯而出,曾十分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就像前些年千军万马挤高考独木桥,因而刺激了各种高考补习班应运而生一样,科举取士刺激了私塾、书院兴起。儒家思想是通过对典籍的诠注解读来传播的，而对典籍的解读又离不开私塾、书院的师长。因此讲到儒家文化的传播,不能不涉及书院文化。据统计,吉安市先后创建的书院多达269所。唐贞观年间吉州通判刘庆霖寓居吉水醪桥乡固洲村,创“皇寮书院”,这位“退休干部”发挥余热,收徒讲课,该学院为吉安也在有记载的较早创建的私人书院。但办成“星级学校”的,还是泰和县罗韬于后唐长兴年间(930-933年)创办的“匡山书院”。学问超群的罗先生,或许看到王冠一打打落地,不愿从政,或许矢志继绝学、匡人心,便托辞说有病,不受朝廷拟征聘为“端明殿学士”,在家乡创办私人书院,而且很有教绩,民风日淳,消息传到天子耳里,唐明宗颁教书予以褒奖:“尔还乡后学者云从,馆起匡山之下,民风俗成东鲁之区。”还命翰林学士书“匡山书院”并制成匾额赐之。

说到吉安市私塾、书院,白鹭洲书院、青原会馆和西原会馆不能不提。南宋淳礻右元年(1241年),九江都昌人江万里,任江西提举兼吉州知州,他见赣江中流的白鹭洲绿树点点,白羽飞飞，真是读圣贤书澄明心境的好地方,于是在洲上构筑精舍,创办书院。初创时,这位后来官至宋朝宰辅的硕儒达官自任山长(相当于今天的校长),后延请吉安永和的大儒欧阳守道出任山长。守道主持书院10年,白鹭洲书院成了“国家级重点”学府。宝礻右四年(1256年)临安开考,吉州生员中进士40名,占该年"高考"全国录取进士总数的九分之一,其中文天祥以他的文才、志向,或许还因他的大号“宋瑞”被钦点为状元,宋理宗御笔亲题“白鹭洲书院”的匾额以示褒奖。于是,白鹭洲书院与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并称江西三大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