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与海》艺术特色探析

《老人与海》艺术特色探析

《老人与海》描写了一位老渔夫在海上捕鱼，经过了84天，他还没有捕到一条鱼，大家都说他运气不好，不吉利，等到第85天，他决定去渔夫们从未去过的深海去打鱼，以证明自己的能力和勇气。在海上，老人发现了一条很大的马林鱼，它克服了重重困难，经过艰难的搏斗，终于在第三天早晨，把鱼叉刺进了马林鱼的心脏。在返回的途中，老人与到了鲨鱼的五次袭击，他用鱼叉、船桨和刀子勇敢反击。当他驾驶小船回到港口时，马林鱼只剩下一幅巨大的白骨架。

《老人与海》的艺术特色主要有：

一、完美的照应。《老人与海》非常讲究照应的完美。老人独自一人住在海边一座简陋的茅棚里，第85天的黎明他从这里扛着工具由孩子送他出海；两天后的黎明，他独自驾着小船又回到了海边。扛着工具又进了小茅屋，孩子第一个来看他，整个故事就是这样，在时间、地点、人物及道具方面形成了照应关系，有头有尾，产生一种完满的美感。这种首尾完全相呼应的照应并不是简单的重复，他引导人们去思考：一去一回都是黎明，地点依然是小茅棚，人物依旧是老人和孩子，用具还是那些捕鱼的工具，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惊奇的变化，但这里已经蕴藏了不同的内容：出海前老人精神抖擞，充满信心；孩子为老人担心、祈祷、祝福；老人的工具是完好的；小茅棚在老人的心目中并不是至关重要的。归来后，老人已经疲惫不堪，面临着精神和肉体上的全面崩溃；孩子为老人的受伤而哭泣，为老人的归来而欢乐，为将来能继续跟老人学习本领而庆幸；老人用作战斗武器的捕鱼工具已残缺不全；小茅屋此时成了老人衷心向往的处所。可见前后已发生了本质上的巨大变化。使用这样的照应头绪清晰，有助于对作品进行全面集中的把握，整体感很强。

二、强烈的对比。老人的性格威力就是在不懈地出海――捕大马林鱼――斗鲨等一系列冲突中逐渐显示出来的。大马林鱼、凶鲨它们强壮有力，是海中的无敌将领，毫无畏惧，为所欲为；而老人年老体弱，孤单一人而临这样的强大的敌手，展开交锋和冲突是非常激烈的，老人能在最后打退一切进攻者，这种威力不能不让人赞叹。这种以弱对强的斗争，能够强化矛盾的冲突，更鲜明地突出主体性格的深厚层次（坚强）。

三、鲜明的形象。《老人与海》成功地塑造了桑提哥的形象。“人并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他可以被消灭，可不会被打败”这就是桑提亚哥的“硬汉精神”。

首先，桑提亚哥是精神上的胜利者。从表面上看，他不是最终的胜利者，因为大马林鱼最终还是让鲨鱼吃了，他带回的只是大马林鱼的白骨架子。可从精神上来看，他是胜利者，因为他始终没有向神秘莫测的大海，也没有向巨大的马林鱼，更没有向凶狠的鲨鱼妥协和投降。尽管命运多舛，生活无情，让桑提亚哥屡遭厄运，但他那股永不服输的精神，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其次，桑提亚哥的精神世界中充满了自信与乐观。哪怕在极度困苦的环境之下，老人也能表现出乐观向上的精神。连续出海八十四天，一条鱼也没有捕到，可是“那双眼睛啊，像海水一一样蓝，是愉快的，毫不沮丧的”。作者仅仪将“那双眼睛”轻轻一点，就让读者感受到他那乐观向上的精神。也正是这种乐观精神，使桑提亚哥可以在精神世界中超越现实，让一切失败都转化为精神上的胜利。老人对胜利充满着渴望，他时不时梦见那“金黄色的狮子”。狮子象征着老人永不服输的精神。可以说，在桑提亚哥的精神深处，无时无刻不在呼唤着胜利，充满着成为雄狮，成为王者，成为屡败屡战、百折不挠的胜者的冲动和梦想。

四、丰富的情感

在表现人物的感情世界时，海明威删掉小说中一切可有可无的东西，以少胜多，从不过分渲染人物的感情，也几乎没有心理描写，使文章包含着丰富的潜台词，给读者以最大的感受空间。如《老人与海》的结尾部分，桑提亚哥在经历了整整三天二夜惊心动魄的生与死的较量后，筋疲力尽，最终只拖回家了大马林鱼的巨大鱼骨。在三天三夜生与死的较量中，桑提亚哥内心应该经历许多微妙、复杂的感情：紧张、忍耐、惊恐、痛苦、无奈⋯⋯但海明威仅仅用了“鲨鱼打败了我”就充分表达出桑提亚哥的痛苦与无奈，而没有运用过多笔墨去喧染老人在捕鱼斗鲨过程中曾五次自言自语道：“要是孩子在这儿多好啊!”表明桑提亚哥对孩子曼诺林充满了期待、求助、思念⋯⋯可见到曼诺林时仅说了一句：“这几天我真想念你。”海明威将诸多丰富多变的感情外国游历冒险小说的特点

五、深刻的主题

海明威大量使用象征、隐喻等手法，把作品主题思想高度抽象化。《老人与海》的人物少得不能再少，除了一个孩子曼诺林，就是一个老人桑提亚哥。情节简单得不能再简单——老渔夫独自出海捕鱼。就是这个简单的故事，却隐藏了一个富于哲理性的主题：人同自然的斗争中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面对失败，人仍要保持尊严，在厄运的重压下表现出勇气和优雅的胜者风度。“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你可以消灭他，但永远无法打败他。”

《老人与海》是现代美国小说作家海明威创作于1952年的一部中篇小说，也是作者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小说。它一经问世，便在国际上应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当时的文学界掀起了一阵“海明威热”。它再次向人们证实了海明威作为20世纪美国杰出小说家的不可动摇的地位和卓越的功绩。这篇小说相继获得了1953年美国普利策奖和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