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甲《六经图》说略
尾如流星首渴乌 -- 漫谈渴乌的工作原理
尾如流星首渴乌 -- 漫谈渴乌的工作原理作者:麻庭光中国的历史,主要是农业社会的发展历史,其实也是提水技术发展的历史。
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取水工具是渴乌,甚至出现在现在的小学课本中,可是由于历史的久远,文献的缺乏,实物的不存,导致对渴乌的认识也是相当模糊的,可以说是语焉不详。
历代的文人不断提及渴乌的使用,可是他们提到的渴乌是最早的渴乌吗?这里用物理学原理来重新认识渴乌的工作原理,发现我们的祖先还是蛮有智慧的,只是文献的记载有缺失,后人多误解,导致了目前对渴乌的种种迷思。
最早的渴乌结构简单,利用重力差工作,没有运动部件,却包含物理学三大原理(帕斯卡定律、虹吸原理和回燃现象,分别属于静力学、动力学和热力学),值得深入分析。
渴乌的工作原理渴乌是什么?最简单的解释是古代吸水用的曲筒,就是应用虹吸原理制造的虹吸管,在中国古代又称作“过山龙”。
渴乌的最早出处是《后汉书·宦者传·张让》:“(毕岚)又作翻车渴乌,施於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费。
”唐代(章怀)太子李贤在唐初为《后汉书》的这段文字作注解时认为:“翻车,设机车以引水;渴乌,为曲筒,以气引水上也。
”也就是说,渴乌是一个弯曲的筒状物。
其形状类似饮水的乌鸦。
它的工作原理是“以气引水上也”,即利用大气压力的原理来引水。
翻车是从低程向高程送水,而渴乌是从高程向低程送水,需要有大气压的帮助。
以竹子为材料的大管径的渴乌,在唐代已经投入使用。
现存的最早记载竹制渴乌的制作和使用方法的文献是唐代中期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杜佑的《通典》。
其原文是:“渴乌,隔山取水。
以大竹筒雌雄相接。
勿令漏泄。
以麻漆封裹。
推过山外。
就水置筒。
入水五尺。
即于筒尾取松桦乾草当筒放火。
火气潜通水所。
即应而上。
”北宋康定年间(1040)曾公亮在所著的《武经总要前集》对这种取水方法也有类似的记述。
从这几句话中可以看出渴乌的工作原理,包括:帕斯卡定律、虹吸原理和回燃现象,这里分别细述。
古人的计时器——西汉铜漏
古人的计时器—西汉铜漏文 图/苏海通漏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计时器,叫法甚多,以刻漏、漏刻、漏壶之称为最。
史载漏为黄帝所发明,《隋书·天文志》云:“昔黄帝创观漏水,制器取则,以分昼夜。
”又梁代《漏刻经》谓:“漏刻之作,盖肇于轩辕之日,宣乎夏商之代。
”铜漏即铜制刻漏,目前所见铜漏实物年代最早的在西汉时期。
据不完全统计,考古出土的汉代刻漏已有10件,年代皆为西汉。
铜漏的考古发现1958年,陕西兴平东门约1公里外修建砖厂时发现一座西汉空心砖墓,墓中出土一件铜漏壶。
该铜漏器身为圆筒形,素面,下有三足,近底部有漏斗状流管。
盖口和提梁中央有正相对的长方形小孔各一,孔长1.75厘米,宽0.6厘米,提梁高6厘米。
在壶内出水口处有一紧贴在壶壁呈不规则圆、直径约4厘米的云母片,疑为控制漏水的装置残片。
196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满城发掘队对满城汉墓进行发掘,出土的随葬品中有一件铜漏,呈圆筒形,下有三足,流管残断但仍可观察到其漏斗状特征,盖口和提梁各有一正相对的方形小孔。
墓主中山靖王刘胜是汉景帝之子,武帝的庶兄。
1976年,在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沙丘内偶然发现一件西汉铜漏。
该器自铭“铜漏”,器身有三处铭文,器内底铸阳文“千章”,器表阴刻铭文“千章铜漏一,重卅二斤,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四月造”,提梁的第二层梁阴刻“中阳铜漏”。
此铜漏被称为千章铜漏,壶身为圆筒形,重8.25千克。
底有三蹄形足,近壶底处斜下出约25°的流管。
盖上有双层梁,自盖顶至第一层梁距6.5厘米,自第一层梁至第二层梁距6.1厘米。
壶盖和两层梁的中央有上下相对应的三个长方形孔。
1977年,山东巨野红土山西汉墓地出土一件青铜筒形器,无足无盖,腹中部饰有2个对称的铜环。
距器底5厘米处有漏斗状流,长5.8厘米。
出土时器内满是泥土,并有朽木痕迹。
根据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发掘者认为墓主可能为汉武帝之子昌邑哀王刘髆,即海昏侯刘贺之父。
杨甲《六经图》之礼图考论
杨甲《六经图》之礼图考论乔辉【摘要】宋人杨甲撰《六经图》六卷,此后历朝多所增删补缀,碑本书本流传至今,以四库本为要.其《周礼文物大全图》、《礼记制度示掌图》二种与杨复《仪礼图》并为宋代三礼别图代表作.然此《周礼》、《礼记》二礼图少人问津,迄无考论.笔者以宋版《六经图》为底本,结合传世、出土等文献,考索此二图,以为此二图部分内容与文献所言有相符之处,亦有抵牾之处,藉相关文献以补正其说.【期刊名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年(卷),期】2016(000)003【总页数】4页(P162-165)【关键词】杨甲;《六经图》;周礼图;礼记图【作者】乔辉【作者单位】西安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54【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023宋人杨甲,史书无传,仅《宋史·艺文志一》载“杨甲《六经图》六卷”。
[1](P5071)有关其生平,见于《两宋名贤小集》、《四库全书总目》、《遂宁县志》等。
然其字、里籍,文献所载有异。
宋·陈思编《两宋名贤小集》卷三百七十四《棣华馆小集》:“杨甲,字鼎卿,重庆昌州人,大观时游京师,颇有声望。
尝仕于蜀,旋以事去官,寓居灵泉山中,有《棣华馆小集》一卷。
”[2](P1206)《四库全书总目·五经总义类》“六经图”云“宋杨甲撰,毛邦翰补。
甲字鼎卿,昌州人(今重庆永川市)。
乾道二年进士,《成都文类》载其数诗而不详其仕履”。
(清乾隆五十二年)《遂宁县志》云:“杨甲字嗣清,遂宁人(今四川省遂宁市),乾道二年(1166)进士,其弟杨辅字嗣勋,遂宁人,与甲同科进士,《宋史》有传。
”清陆心源《仪顾堂题跋》亦言“杨甲字嗣清,四川遂宁人。
乾道二年对策,言恢复之志不坚者二事,上览对不悦,置第五,赐文林郎,清议推之,有声西州……隐居灵泉山,著有《棣华小稿》。
”《宋史》卷三百九十七《杨辅传》言杨辅字嗣勋,遂宁人,则其兄杨甲亦为遂宁人无疑,其字当为嗣清。
《两宋名贤小集》、《四库全书总目》所言“杨甲,字鼎清,昌州人”有失。
中国古代易图学中的图形信息设计
一、易图学与图形信息设计思想美国著名的信息设计、用户体验专家内森•谢卓夫(Nathan Shedroff)在文章《交互信息设计:设计的统一理论》(Information Interaction Design:A Unified Field Theory of Design)中指明所有的设计都可以分为信息设计、交互设计和知觉设计三个部分。
信息设计针对的是设计生产者所要表达的信息,交互设计针对的是产品对设计消费者的响应(以往理论中的功能设计可以纳入其中),知觉设计则是从审美、知觉心理学的角度进行设计。
在这个框架内理解信息设计,可以得知,虽然信息设计是一个新的概念,其所指的内容却由来已久了:从古代皇室对特定信息的专权、官员按等级着装到现代城市的交通标识系统无不存在信息设计。
本文要讨论的易图学是中国古代图形信息设计成果的集中表现。
《周易》一书中的《易经》部分本来是周代的卜筮之书,目的是为占卜之用,本身包含的哲学内涵虽广博却隐于文本之后,并无有意识的进行系统的表述。
不过《易经》作为中国古代第一本经典,是先秦诸子百家共同的理论基础,加上在后世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和道家均把《周易》作为第一典籍,两千多年来历代学者从各种角度对《周易》进行解释和扩充,把《周易》的思想哲学化、体系化,形成了体系庞大的易学,中国古代思想中一切哲学思想都深深的存在着易学的烙印。
易图学是易学的一个分支,这一分支推崇用图形的方式表现易学思想。
目前保留下来的易图多是宋代以后创造的,宋、元、明三代是易图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到了清代,由于对明末浮燥的学风的痛恨和清廷的高压,整个易学界向训诂和考据的方向发展,对于探讨哲学问题的易图学失去了兴趣,易图学走向衰落。
在易图学中包含了现今图形信息设计的图表设计领域的大部分内容,有些表现方式(如《水火匡廓图》中的成分比例加逻辑关系的表现法)甚至比现今常用的图表设计方法有更强的表达能力。
易学中最早的图形当属与爻相关的图形了,在通行本的易经中使用“—”和“--”两种符号表示阳阴两种爻。
儒、道之隐逸观研究——以种放为例
儒、道之隐逸观研究——以种放为例栗艳【摘要】摘要:种放为宋代著名隐士,隐居终南山三十年,系道教著名道士陈抟的学生,种放具备道家式隐逸的条件。
种放在宋真宗朝出仕,宋真宗于种放有知遇之恩,种放亦具备儒家济世的条件。
种放徘徊于儒道之间,其间五次出仕,五次归隐,其一生深刻体现了儒、道两家隐逸观的矛盾。
通过分析种放出仕与归隐的选择,论述影响其思想的儒、道之隐逸观不同。
【期刊名称】科学·经济·社会【年(卷),期】2015(033)001【总页数】5【关键词】关键字:种放;儒家;道家;隐逸;陈抟一、隐逸概述隐逸研究是关于个人与社会、政府之间关系的研究,隐士是选择有原则地从政治介入或社会参与中退出的人。
个人选择隐逸不仅仅是个体行为,由此会引发来自政府和社会方面的种种回应。
中国拥有历史悠久的隐逸文化传统,历代正史均设《隐逸传》、《高士传》或《逸民传》,历代王朝都曾制定过招纳隐士入职的政策,说明国家与社会重视这个群体。
古代用以指称隐士的词很多,如隐者,幽人,逸民,岩穴之士,山人,高士,处士,处人等。
《易蛊》曰: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南史·隐逸》云:“(隐士)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
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
”《旧唐书·隐逸》称“所高者独行,所重者逃名。
”隐士与普通人的区别不在于他们身在山林还是身在闹市,而在于他们德行高尚,具备治理国家的学问与才能,而选择不与政权合作。
早期中国学者多从社会责任与政治关怀的角度出发,认为隐逸是消极的,自欺的,和虚伪的,是导致社会政治加速倒退的消极因素。
鲁迅先生的《隐士》认为真的隐士是不会出现在史家的视野中,出现的只有假隐士。
[1]蒋星煜《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亦对隐逸持有敌意。
部分学者认为隐士是反抗专制制度,争取自由的斗士。
以上研究多站在儒家用世和社会功用的立场,本文侧重从哲学的角度研究隐逸。
中国古代隐士就其哲学思想而论,主要可分为儒家之隐与道家之隐。
《文物》杂志2006年第8期--琮璧名实臆测_王仁湘
古代琮璧向来是玉器研究中备受关注的对象,关注的核心是它们的形制和用途。
不过关于琮璧的名称,却没有见到太多议论。
笔者对这两种玉器的名称和用途进行猜测,并对过去人们不太注意的琮璧的另类用途略抒己见,希望能引起相关学者的兴趣。
一琮、璧与宗、辟琮璧的名称让人颇费思量。
依《说文》的解释,这两个字的部首,是表玉质,“宗”与“辟”则都是表音。
这两个音,我觉得其实应是实名,并不是单纯的注音,它们各有来历。
先说辟。
《诗经》中有辟王,如《大雅·朴》:“济济辟王,左右趣之。
济济辟王,左右奉璋。
”《周颂·载见》:“载见辟王,曰求厥章。
”这里的“辟王”就是周天子。
孔颖达《毛诗注疏》解读“荡荡上帝,下民之辟”,说上帝是托言君王,辟就是君,是天子。
《尚书》中也有“辟”,也指的是天子。
如《尚书·尧典》:“嗣王戒哉,祗尔厥辟。
”《书传》云:“辟,君也”。
《尚书·洪范》:“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尚书全解》引王肃语曰:“辟,君也”。
古人注《书》解《诗》,均以“辟”为君,为周王,为天子。
《尔雅》上也说,皇,王后;辟,君也。
此外,《汉书·五行志》曰:“辟遏有德”,应劭注云,辟为“天子也”。
汉晋称皇帝的诏书为“辟书”,称天子征召为“辟命”。
如《后汉书·贾逵传》:“隐居教授不应辟命”。
这样的说法,显然并不是汉代时的创造。
贾谊《新书·审微》中提到这样一个故事:卫侯要觐见周天子,周行人问他的名号,回答曰“卫侯辟疆”。
周行人听了不高兴,对卫侯说:“启疆、辟疆为天子之号,诸侯是用不得的。
”卫侯不得已更改了自己的名字,如此天子才接受了他的朝见。
可见“辟”字的用法还是有明显的限制的。
《礼记·王制》云:天子之学曰辟雍。
《韩诗外传》说,辟雍“圆如璧,壅之水。
”班固《白虎通》:“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礼乐、宣德化也?辟者,象璧圆法天;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
辟雍之义,本取像于璧,《论衡》干脆写作“璧雍”。
梅花易数卦例故事
邵康节《梅花易数》卦例邵康节《梅花易数》卦例一、傍晚有人借斧有一年冬天,下着大雪。
傍晚时昏,邵康节正与他的儿子在家里烤火。
突然听到院子外面有人叩门,先敲一声,停了一下再敲五声,并且说是来借东西的。
当时,邵康节正在教儿子研习《易经》,为了使儿子能够理论联系实际,使《易经》学以致用,叫儿子暂不开门,先用所学的《梅花易数》推断一下,这个邻居将借什么东西?他儿子按敲门声起卦,得到天风姤卦,4爻动变巽卦,他儿子分析卦意说:"这是一个器具,木长金短的,一定是借锄头了。
"邵康节看了一下卦象,果断地说:"你错了,他一定是借斧子的。
"并且叫他把斧子拿到院子外门口去,果然,邻居借的是斧子。
为什么邵康节断分如此神奇?他的《易经》八卦思维是这样的:根据《天风姤》卦的卦象,上乾为金,下巽为木,变卦又为巽为.必定为金木之物,且金短木长。
按象数易理,锄头、斧子都类象。
但邵康节治易义理细致入微,加入时空分析:傍晚下雪天是砍柴起炉烤火之时,必非下田锄地之时候,再分析变卦、动爻。
变卦是巽也是为木,说明这个金短木长的器具是为克木之用的东西。
因而果断判定为邻居借斧劈柴之用。
邵康节微观断事可谓精矣!二、观梅预测少女折花跌伤股骨在辰年十二月十七日申时,邵康节与朋友在观赏梅花的时候,突然看见二只麻雀在一树枝上争斗,两鸟相继坠地。
根据事物的动态,邵康节用《易经》进行占测。
按照当时二鸟坠地的时间轴的断面,起成八卦:即辰年为5,再加上月、日数(5十12十17)除以6余数为4,为上卦;再加入申时为9,即(5十12十17十9)除以8余数为3为下卦;(5十12十17十9)除以6余数为1为动爻,得到《泽火革》变《泽山咸》卦。
据此,邵康节果断得出结论明天晚上,一定有一位姑娘来此折花,有人去追赶她,姑娘,惊慌坠地,跌伤股骨。
果然,第二天晚上,附近的一位姑娘到花园采摘梅花,管理员以为是小偷,就拼命追赶她,结果那姑娘摔倒在地,磕伤了大腿。
六经皮部示意图
六经⽪部⽰意图太阳⽪部“关枢”太阳是三阳之“关”,主⼀⾝之表,统营卫⽽应⽪⽑,是卫外屏障,为诸经之藩篱,所属⽪部称“关枢”。
阳⽓卫外⽽为固,外邪侵犯⼈体,太阳经⾸先受病。
《灵枢·百病始⽣》说:“是故虚邪之中⼈也,始于⽪肤,⽪肤缓则腠理开,开则邪从⽑发⼊……”外邪束表,正⽓向外抗邪,于是出现恶寒发热,故脉应之为浮。
⾜太阳经脉从头⾛⾜,⾏于⼈体的背部,卫⽓郁阻,经络之⽓不畅,则头项强痛;外邪初袭,卫阳被遏,则见恶寒;正⽓抗邪,邪正交争,则出现发热。
这些症状都是太阳病的病理反映,因病位在表,故称为表证。
由于感邪的不同和体质的差异,所以同是太阳病,⼜有恶风、发热、⾃汗出、脉浮缓,以及恶寒、发热、头⾝疼痛、⽆汗⽽喘、脉浮紧等不同证候。
因腠理⽪⽑之关枢失调,邪⽓因⼊,故善治者治⽪⽑,治疗当以解表。
阳明⽪部“害蜚”阳明为阳⽓亢盛,是三阳之“阖”。
多⽓多⾎,⽓⾎旺盛,为五脏六腑之海。
所属⽪部称“害蜚”,蜚即阳⽓飞扬的意思。
外感病过程中,阳明病是阳⽓偏亢,邪热最盛的阶段。
邪热⼊⾥,症见⾝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等,为阳明热证。
邪热亢盛,内传与肠中糟粕相搏,燥热实积结聚肠腑为阳明腑证。
《伤寒论》说:“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是也”。
⾥热实证聚合到阳明,阖病的症状表现如柯韵伯所说:“阳明为阖,故阳明必以阖病为主,不⼤便因阖也,不⼩便亦阖也,不能⾷,⾷难⽤饱,初欲⾷,反不能⾷皆阖也。
⾃汗盗汗表开⽽⾥阖也,反⽆汗内外皆阖也”。
治疗当以清下实热,保存津液为主。
少阳⽪部“枢持” 少阳是三阳之“枢”,外邻太阳,内接阳明,介于太阳阳明之间,职司升降和运转,可出可⼊如枢机,所属⽪部称“枢持”。
少阳病⼤多见于太阳转阳明的过渡阶段,其病变属半表半⾥证,病机为枢机不利,表现为“寒热往来,胸胁苦满,嘿嘿不欲饮⾷,⼼烦喜呕”等症,治宜和解枢机。
太阴⽪部“关蛰”太阴是三阴之“关”,亦为病邪出⼊门户,寒邪直中,太阴先伤,病从⼝⼊,直侵太阴。
大足石刻
大足县始建于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取“大丰大足”之意而得名。
唐末昌州刺史、静南军大使韦君靖在龙岗山开建永昌寨,开创北山石刻。
南宋名匠赵智凤在宝顶山用毕生精力建造宝顶山石刻。
元顺帝至元3年(公元1337年)韩法师起义,称“南朝赵王”。
明嘉靖44年(公元1565年)蔡伯贯起义,建国号“大唐”,号“大宝”。
清光绪年间,余栋臣三打教堂,两次起义反洋教。
清宣统3年(公元1911年)张桂山组织保路同志军进县城,宣告大足独立,并攻克富顺,被推为富顺都督。
1928年2月,中国共产党大足县支部成立。
1949年12月13日大足解放。
此外,还有南宋杨甲著《六经图》中之《十五国风地理之图》是世界上最早的刊印地图;反清革命者、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饶国梁;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唐赤英(红三军代政委)。
【自然地理】大足县位于四川盆地东南部,重庆市西北部,地处川中丘陵与川东平行岭谷交接地带,介于东经105°28′至106°02′、北纬29°23′至29°52′之间。
东连铜梁县,南临永川市,西接荣昌县,北依潼南县、四川省安岳县。
西距成都市269公里,东离重庆市80公里。
县东南部为低山,最高海拔934米,中部为浅丘带坝,西北部为深丘。
全县幅员面积1392平方公里,耕地面积68万亩。
【旅游资源】大足县以“大丰大足”之意而得名,境内山川毓秀,古迹众多,人文景观星罗棋布,自然景观丰富多彩,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是长江三峡旅游热线的起点、重庆市唯一的世界遗产胜地、全国首批甲级旅游开放县、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大足石刻是重庆市的旅游精品之一。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多达75处,造像5万余尊,铭文10余万字,其中尤以北山、宝顶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石窟最具特色。
大足石刻植根于巴蜀文化沃土,在吸收、融合前期石窟艺术精华和儒、佛、道三教思想精髓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极工穷变,以鲜明的民族化、世俗化、生活化特色,成为具有中国风格的石窟艺术典范,与敦煌、云岗、龙门石窟一起构成了一部完整的中国石窟艺术史。
中华传世名著精华丛书-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三章经部二十三礼类存目一《周礼补亡》-六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元邱葵撰。
葵字吉甫,莆田人。
《闽书》作同安人,未之详也。
是书本俞庭椿、王与之之说,谓冬官一职散见五官。
又参以诸家之说,订定天官之属五十九、地官之属五十七、春官之属六十、夏官之属五十、秋官之属五十七、冬官之属五十四。
又云:“先王不能以禄食养无用之官,故《周官》虽曰三百六十,而兼摄相半。
如掌葛徵絺绤、掌染草敛染草之类,每官掌一事,无是事未必有是官也。
”其说皆自信不疑。
《周礼》一书,不过阙《冬官》耳。
至南宋淳熙、嘉熙之间,俞、王二家倡为异说,而五官俱乱。
葵又从而推波助澜。
《闽书》称宋末科举废,葵杜门励学,居海屿中,因自号钓矶翁。
所著有《易解义》、《书解义》、《诗口义》、《春秋通义》、《四书日讲》、《周礼补亡》。
”今诸书散佚,惟此书为世所诟病,转以见异而存。
据葵《自序》,书盖成於泰定丙子,葵年八十一矣。
虚殚一生之力,使至今谈《周礼》者称俞庭椿为变乱古经之魁,而葵与王与之为煽助异说之党,不亦傎欤?其书世有二本。
其一分六卷,题曰《周礼注》。
其一即此本,不分卷数,而题曰《周礼冬官补亡》。
《经义考》又作《周礼全书》,而注曰:“一作《周礼补亡》。
”案此书别无他长,惟补亡是其本志,故今以《补亡》之名著录焉。
《周礼集注》-七卷(两淮马裕家藏本)明何乔新撰。
乔新字廷秀,江西广昌人。
景泰甲戍进士,官至刑部尚书。
谥文肃。
事迹具《明史》本传。
是书谓《冬官》不亡,大约沿俞庭椿、王与之、邱葵及晏璧伪托吴澄之说,臆为窜乱。
如引邱葵说,谓太史直笔而书,为天官之属无疑,不知《太史》之文曰“读礼书而协事”,又曰“以书协礼事”,又曰“执其礼事”,然则《太史》当入《春官》,《经》有明文可据。
《唐职官志》以太史合属礼曹,是其遗意。
今并入《天官》,既不通经,且不明史矣。
又如引伪本吴澄《考注》说,谓诸子掌国子之倅,使之修德学道,当入教官之属,不知《诸子》之职曰“若有兵甲之事,则授之车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军法治之”,盖主以戎事诏国子,故隶《司马》。
谈所谓“阴阳鱼的太极图”的来源
谈所谓“阴阳鱼的太极图”的来源郭彧一般所谓“阴阳鱼的太极图”,最先见于明初赵撝谦的《六书本义》,称作“天地自然河图”。
其后,章潢收入《图书编》,并更名为“古太极图”。
至清初高雪君编篡《易经来注图解》时,把进一步演变而来的《心易发微伏羲太极之图》辑入卷末“周易采图”(见下图中的最后一图)。
对于“阴阳鱼的太极图”的来源,清代张惠言于《易图条辨》中说得很清楚。
他说:“为此图者,盖由朱子发《纳甲之图》,用周元公《太极(图)》之法,圆而入之。
”朱震的《纳甲之图》是八卦初爻画于外之图,而杨甲《六经图》中的《伏羲八卦图》也是八卦初爻画于外之图。
今以是图“圆而入之”,即得《心易发微太极之图》。
如果,从杨甲《伏羲八卦图》推衍到《心易发微太极之图》,要使结果完全与之吻合,关键在于三个同心圆半径的比例。
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到,内同心圆的半径正是外同心圆半径的二分之一,中同心圆半径是外同心圆半径的四分之三。
推衍的过程是:1、将杨甲《伏羲八卦图》的爻画符号代之以黑白弧形块,作三个同心圆,八分为八个扇区。
三白者为乾卦,……三黑者为坤卦。
是为第二图。
2、以反“∽”曲线依次中分六个扇区中的黑白弧形块。
是为第三图。
3、有去、有补而成第四图。
4、将“离卦上爻”和“坎卦上爻”的扇形变画作水滴状的“鱼眼”,抹去内二同心圆线。
是为第五图。
5、将黑白“水滴”状“鱼眼”变画作黑白圆点,抹去八分线。
是为第六图。
6、将八卦原本符号标于相应位置,再加上有关文字。
是为第七图。
这一推衍过程,笔者早在六年前就已完成,并有文章发表在孟津县郭校等先生所办《易学研究》内部刊物上。
今天之所以要“老声”常谈,是因为在“孔子2000”网站上看到了一篇文章(《易图的哲学内涵及有关宇宙的五个推论》周吉善)。
周先生说“阴阳鱼的太极图”:“是先民们就以圆表示宇宙整体或现实生活中的任一事务。
……为了表示一切都在变易的动态模式,又在圆内加了一条S曲线,形成被称为阴阳鱼的太极图。
这就是中华先贤对世间万象及宇宙本身作出的最高抽象,即一切动变皆源于阴阳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而用代表两种符号推演出必然出现8种本质不同的态,太极图周围又加添了八卦符号。
关于建立大足学的可能性探讨
关于建立大足学的可能性探讨李传授地域学,在我国有名的是敦煌学、徽学、藏学。
说起建立地域学的必要性各地都可以根据本地的需要列上好多条。
要建立一门新学科最主要的应探讨这门新学科能不能建立得起来和如何建立起来的问题。
对于这个重要的可能性的探讨则很少谈及。
我这个“井底之蛙”,不揣冒昧,只作几声井底之鸣,以引起更多的专家学者发出划破长空之宏论。
关于建立大足学的必要性,大足石刻研究院黎院长等已有充分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笔者只在建立大足学的可能性方面进行初浅的探讨。
一、地域学的研究对象我国在一千多年以来,就逐渐形成了传统的地方志的编纂和研究,创建了方志学。
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从中央到省(市)、地(府州)、区(县)层层都有专门机构和人员记述和研究当地的历史沿革、山川形胜、建置、政治、经济、人物、武备兵防、民情风俗、宗教、异闻,等等,无所不载,应有尽有,包含了一地自然与社会的各种现象,实乃“一方之全史”,“一地之百科全书”。
当今方志学认为:志书是一地资政、存史、教化之书,是一地分门别类记载地方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性的地方文献。
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就没有必要再重复建立某地的地域学。
即使要建立地域学也多是重复方志内容,跳不出某地地方志书的范围,意义不大。
全国地域划分,各级地名越千上万,真正建立起地域学的则寥寥无几,恐怕就是这个原因。
我认为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某地的资料特别丰富,在全国全世界又有重大价值,并能引起全国全世界的专家学者的关注和兴趣,只要有人倡导,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主动前来研究,这样才能建立起某地的地域学。
地域学与方志学相同点都是以某地域为出发点进行研究。
其研究对象都离不开这个地域。
但不同点是,方志一般述而不作,作者的观点、意见,除在概述、小序等处公开、直接表明自己的观点外,主要用事实叙述或通过事实排比等方法表达作者的观点。
因此要求方志不能越境而书。
地域学则不只是记述,而是在史实的基础上,或者说在方志记述的事实基础上,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分门别类的研究、论述。
读吴长庚《六经图碑本研究》
中图分类号:K877㊀㊀文献标识码:A㊀㊀文章编号:1004G2237(2019)02G0119G02D O I:10.3969/j.i s s n.1004G2237.2019.02.021读吴长庚«六经图碑本研究»姜广辉(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湖南长沙410082)㊀㊀经学是中国文化的根干,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经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为 六经 , 六经 被称为中华元典,由孔子所删修整理.自汉武帝接受董仲舒 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建言后,儒家经学一直占据思想统治地位.然而 六经 文简义富,历代儒者虽然 皓首穷经 ,致力于经典的诠释,仍很难说得到了 六经 的本意.尤其是经典中有许多哲学㊁政治学㊁社会学等概念,这些概念之间往往呈现出一种复杂㊁交叉的立体层次关系,如果只是用语言表达会有一种治丝益棼的感觉.为此,宋人杨甲发明了«六经图»,试图用图表的形式来理清经典中各概念之间的关系.可惜时至今日,杨甲的«六经图»很少有人关注,并且也难以看懂.值得庆幸的是,吴长庚的«六经图碑本研究»为我们弥补了这个学术空白和遗憾.我与长庚相识较早,上个世纪80年代,国内首届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召开,我们便见了面.随后社科院历史所与上饶师专合作创办«朱子学刊»,我们就有了更多的接触.后来长庚带领几位老师参与了«儒藏»春秋类文献的整理,在北大儒藏中心多次召开的会议上都有机会见面交谈.我所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也邀请长庚参编撰稿.早在十多年前,他就告诉我,正在对«六经图»开展研究.今年年初,他又告诉我,书已经出版,并邮寄到岳麓书院,希望我读后谈谈对该书的看法.但该书部头甚巨,洋洋七十万字,通读固为不易,只能在浏览之余,谈一点个人感想.宋人解经,锐意创新,而以易学为尤著.宋代周易象数学中有一项创造,就是发明了许多易图(旧称 图书 ).易图的功能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用以推演天地造化的基本原理,一是用以说明«周易»六十四卦之间的复杂关系.前者是要以易图或易数形式建构一种宇宙图式,后者是要进一步揭示隐藏于六十四卦之间的易数与卦变等等的规律.综合地看,«六经图»作者对此是有深刻认识的.在«周易图»解析中,作者对«周易»经传的有关概念㊁历代易学家发明总结的义理规律㊁易学与天地事物的关系等等,都作了较清晰的阐释.正如吴著在后记中指出:以图解经无疑为经学解释提供了方便,但宋人的图已经不是简单的事物形态的再现,而是用以表现抽象的哲学概念,这多集中于«周易图»中.但作者并没有周旋于这些繁琐的哲学概念之中,而只是就图及图所涉及的经典问题给出思考答案,或历述古今各派观点,启发读者思考领悟.如«三变大成图»和«四易之易图»的解析,引用历代典籍,详加比较分析,使读者对图意有清晰的理解.书中,关于«先天图»和«中天图»的解析也颇有特色.随着科举制度的推动,宋代的经学教育开始全面展开.为适应这种需要,以图解«易»的方法也很快推广于整个经学教育之中,一方面,宋儒以解经的方式建构其思想理论体系,图学能简单明了地说明其经典概念㊁范畴之间的层次㊁从属关系.如«周礼»述大宰掌治㊁司徒掌教㊁宗伯掌礼㊁司马掌政㊁司寇掌刑㊁司空掌事等问题,文字都很繁冗,而列为图,则一目了然,线索清楚.另一方面,在«周礼»«仪礼»中,都有许多古代名物制度的知识,如各种冠冕㊁礼服㊁第39卷第2期2019年4月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上饶师范学院学报J O U R N A LO FS H A N G R A O N O R MA L U N I V E R S I T Y㊀㊀㊀㊀㊀V o l 39,N o 2A p r 2019收稿日期:2019G04G10作者简介:姜广辉(1948G),男,黑龙江达县人,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经学史.EGM a i l:j i a n g75117950@q q.c o m礼器㊁祭器㊁乐器,或如天子大射㊁五等礼文㊁治朝燕朝㊁燕射宾射等制度,«考工记»中车马各部件的名称等,若无图示,则很难明白.所以,以图解经的方式虽然是儒家经学的一个支流,但对于儒家经典诠释的发展却又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作者注意到, 六经 之书,各有其不同的理论内容和社会功用,因而在诠释中能把握住点与面㊁轻与重㊁难和易的关系.所谓面,是指在各图普遍性的诠释中,立足经典原著,理顺历代经学家的理论发明,动态地阐述理论发展变化的历史.所谓点是指重点,即 六经 流传后世最重要的理论内容.«六经图»之中,最难的是理论体系的揭示.但图只是个体的存在,图与图之间或有体系,并不都构成横向联系.所以在面上,各图的诠释都单独成篇,相对独立.尽管如此,作者还是注意到各经的主体内容,并作出相应的重点揭示.如«周易图»的易有太极㊁河图洛书㊁释象释爻㊁十三卦取象之类;«尚书图»的山川地理㊁帝王世次㊁天文历法之类;«诗经图»的风雅比兴之类;«周礼图»的官制㊁政制和礼制,井田之法之类;«礼记图»中对礼制的分析判断,如礼以义起㊁非古之礼㊁非礼之礼的判断;而在«春秋图»中,则注重对春秋笔法义例的揭示.杨甲«春秋图»中,从四个方面总结归纳了 春秋总例 的不同方面,共有四图,而作者对此都引用了原典的例子,并一一作出诠释分析.将经图刻诸于碑,一在确定定本,防止纷争;二在期以传之久远.作者之所以选择宋元碑本,是在详考«六经图»流传演变的基础上而作出的有眼光的选择.自«六经图»问世后,学者多以己意改动,至明清以后,已改得面目全非.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历代修改并非全无意义,但杨甲原创的价值,自非后世改本所能取代.尤其是原碑今已无存,重刻仅剩残段的条件下,上饶的碑本就显得更为重要.今吴长庚教授依据所发现的元代所刻六经图碑的完整拓片,进行整理㊁研究㊁出版,无疑将大大有助于经学思想研究的推展.尤其是其中12幅大的碑版,为«四库全书»所未存,其文献学的意义十分重大.这里,我要稍微谈一下«六经图碑本研究»课题的难度.«汉书 艺文志»论及治经之难说,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在古代,儒者能通一经就很难,过去有 老学究 一词, 老学究 的原意就是 学究一经 .治一经其难如此,因而像郑玄㊁朱熹等极少数能遍注群经的大儒,被推尊为 大贤 功臣 .«六经图碑本研究»虽然不属于遍注群经,但若作者对 六经 及各家注疏不熟悉,那也绝对做不好这一课题.吴长庚教授花了整整十年的时间独立完成了这个课题,其间的艰辛可想而知.现在许多高校开设了儒家经典研习课程,我相信这部书对于读懂儒家经书会起到一种 按图索骥 的功效.倘如此,则吴长庚教授功莫大焉!我曾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四卷六册)300万字,部头不可谓小.但挂一漏万之处,所在多有.特别是于宋代杨甲«六经图»这部重要成果全未曾措意,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所幸作为当时课题组成员的吴长庚教授后来弥补了这个缺憾.这使我想起唐代孔颖达主持编纂«五经义疏»(又称«五经正义»),而于«仪礼注»«周礼注»«春秋穀梁传»«春秋公羊传»皆未作义疏,其后由贾公彦补作了«仪礼注疏»和«周礼注疏»,由杨士勋补作了«春秋穀梁传注疏»,由徐彦补作了«春秋公羊传注疏».其中贾公彦和杨士勋皆曾是孔颖达«五经义疏»编纂团队的成员.所以,当吴长庚«六经图碑本研究»出版并赠书于我时,我十分高兴,有一种 与有荣焉 的感觉,遂书此数语以表庆贺之意.[责任编辑㊀许婴]021上饶师范学院学报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2019(第39卷)。
《四清图》考论
《四清图》考论
张眠溪
【期刊名称】《中国书画》
【年(卷),期】2014(000)002
【摘要】一、钱榖与《四清图》钱榖、张洽、华冠、钱维城、钱载《四清图》合卷,纸本设色,辽宁省博物馆藏。
《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中定其画题为《梅花水仙图》并不准确。
根据画中题跋,钱维城、钱载均以“四清”称之,因此这件作品定名为《四清图》是恰当的。
【总页数】27页(P46-72)
【作者】张眠溪
【作者单位】不详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J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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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六经》考
《医学六经》考
苏星菲;杨东方
【期刊名称】《安徽中医药大学学报》
【年(卷),期】2022(41)2
【摘要】《医学六经》一书收录了《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灵枢》《针灸甲乙经》等6部医籍,颇受学界重视。
《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中国医籍大辞典》等著录该丛书为明代顾从德所编纂,由吴勉学刊刻。
通过查考原书、梳理相关资料,结果表明此书与吴勉学所刻《古今医统正脉全书》前6部医书内容及版式相同,疑为后人将此6部医书从《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析出,另名《医学六经》。
顾从德与吴勉学并非《医学六经》的编纂者与刊刻者,学界考察医籍版本时所说的“六经本”实际上就是“医统正脉本”。
【总页数】3页(P4-6)
【作者】苏星菲;杨东方
【作者单位】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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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图》碑本书本之流传与演变
《六经图》碑本书本之流传与演变
吴长庚;冯会明
【期刊名称】《江西社会科学》
【年(卷),期】2003(000)002
【摘要】以图解经,是宋人的一大创造.理学家以图解《周易》,以图解五经,杨甲等
编撰《六经图》,使后世以图解经盛极一时.后世其书之流传沿着两条线索发展,一从昌州石本到信州碑本,一从程森刻本到吴继仕刻本,再到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收书本一种,而碑本则无存.新发现之碑本有拓片12大张,三百余图,与书本比较,无论图与说,皆有不同.兹为述于后,以饷同道.
【总页数】5页(P64-68)
【作者】吴长庚;冯会明
【作者单位】上饶师范学院,江西,上饶,334001;上饶师范学院,江西,上饶,334001【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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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甲《六经图》说略
宋人杨甲首撰《六经图》,是书在经学、地理图学等领域影响深远。
本文结合相关史料、文献典籍对杨氏《六经图》编撰体例进行考索,以为杨书因袭宋代图学之“左书右图”体,又有创新,首创地图学之体例,在图学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标签:杨甲;六经图;体例;文獻价值
宋郑樵《通志总序》云“图成经,书成纬,一经一纬,错综而成文。
古之学者,左图右书,不可偏废。
”,在《通志》二十略中,郑樵首次将《图谱略》列入其中,这也是自汉代刘歆、班固废“图谱”之学后文献目录中首次出现图作,彰显了宋代图学的地位。
六经图文献作为研治“六经”的重要成果,肇端于宋代,宋人杨甲首撰《六经图》,是书因袭了宋代“以图解经”之注疏方式,在此基础上又有创新。
本文拟对杨甲《六经图》编撰体例、价值进行考索,以明其在经学史、图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概说
《诗》、《书》、《礼》、《易》、《春秋》是先秦时期的五部典籍,历代学者对五经皆有研究,然以图解五经者乃宋人杨甲首撰。
杨甲撰《六经图》,以简驭繁,刻之碑版,以图解经,使经义繁复难懂处一目了然,此乃宋人一大创造。
杨甲《六经图》集诸家之长,自为体例撰作是书,在经学史上影响甚大。
有关杨书,史籍多有记载。
《宋史·艺文志一》“经解类”载杨甲《六经图》六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云杨甲《六经图》六卷,朱睦楔《授经图》卷四言杨甲《六经图》六卷,《天禄琳琅书目》卷七言杨甲《六经图》一函六册,《四库全书》本杨甲《六经图》凡十卷,包括《大易象数钩深图》《尚书轨范撮要图》《毛诗正变指南图》《周礼文物大全图》《礼记制度示掌图》《春秋笔削发微图》。
清朱彝尊《经义考》卷二四三载杨甲《六经图》六卷。
《四库全书》所载卷数与《宋史》、《经义考》所言有异。
《四库全书》言十卷乃将《周礼》图分为四卷、《礼记》图分为两卷,其他图皆一卷。
《宋史》、《经义考》等言六卷乃按每经一卷分为六卷。
故杨甲《六经图》六卷本与十卷本实为一本。
二、体例、价值说略
1、体例
宋代经学昌明,《六经图》作为研治六经的重要成果,其编撰体例因袭“左书右图”体,然与宋初聂崇义《三礼图集注》之“集解体”有异,其编撰特点如次:
第一,杨甲《六经图》总的编撰体例为:首列篇目之总纲,次列具体图文内容,每经图说解或图或谱,体例不一,经图最后皆附有经书传授图。
撰图说解者如《尚书轨范撮要图》首列五十八篇数、逸书篇数,之后按照篇目顺序进行撰图,所撰图目大致涉及帝王世次、天文、地理、山川、河流、乐器、礼器、兵器等需要绘图说解之处。
遇有难解之处,则引经据典注释说明,如“四时测中星图”、“玑衡图”;对于经书中常见内容则绘图而已,几无文字说明;经图最后附有“汉儒传授书学图”。
列谱说解者如《春秋笔削发微图》,首列春秋经篇目,按照帝王世次、春秋一百二十四国爵姓、诸国地理图、王族诸氏等顺序配以谱说明,皆无图。
最后说明春秋总例数、春秋三传传授图。
杨甲《六经图》文字部分皆不言引书之名,行文简略,较少考说,直接结论。
第二,具体图的编撰既依古人“左书右图”体而又有所不同:每经图皆按经书内容之目录先后绘图,文字辅以其后,大多数图有文相附,少部分或有图无文,或有文无图。
与之前图作如聂崇义《三礼图集注》、杨复《仪礼图》不同,杨甲《六经图》大多数有图有文,文图相配,少部分有图无文,聂图、杨复图皆有文有图;聂书、杨复书皆以文为主,文字解说较多,图仅为辅助而已;杨甲书则以图为主,以文为辅;杨甲书重在以图解经,文字仅为辅助而已,与之前图作相较实乃侧重点有异。
杨甲《六经图》文字较之前图作,文字乃从属地位,真正做到了“以图解经”,图为主,文字乃从属。
《周礼文物大全图》凡六十五图,其内容包括冕服、宫室、尊彝、鼎俎、玉瑞、旌旗等图,部分图有图无文,以图释经,一目了然;《礼记制度示掌图》凡四十三图,内容涉及明堂、月令、宗庙、养老、投壶、昏礼器、燕礼、室中昭穆等图,文字部分较少,有之仅为简要释说。
《尚书轨范撮要图》之“诸侯玉帛图”、“十二章服图”、“九韶乐器图”、“费誓兵器图”皆有图无文。
《毛诗正变指南图》之“释鸟图”、“释草图”、“释木图”皆有文无图。
2、价值
首先,杨甲《六经图》属历史上首次对除《仪礼》之外的其他六部经书进行撰图立说,填补了经学研究史上一大空白,具有重要的六经样图价值和经学学术意义。
自宋儒聂崇义《三礼图集注》、杨复《仪礼图》以来,学者多关注于礼图方面的撰作,对于《尚书》《周易》《诗经》《春秋》等经书的解读甚少有学者从图的角度去研治,布衣杨甲积多年之功,致力于另外经书的图作,于南宋绍兴中撰成《六经图》,即《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周礼》、《礼记》等图,此图作秉承宋初“以图解经”的训诂方式,首次对六经进行图说,后人读经,藉以图解,一目了然,影响较大。
此后历朝对此书多所增删补缀,版本众多,书名亦有变化,如宋毛邦翰《六经图》、元卢天祥《六经图》、明吴继仕《七经图》、清
江为龙《六经图》、清杨魁植《九经图》等。
宋元以来六经图文献撰作较多,杨氏《六经图》在编撰体例等方面具有样本价值,在经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之价值。
其次,杨甲《六经图》首撰古之地理图作,将古之地名绘于图中,按照方位绘图注名,这一体例实乃首创,影响较大。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五经总义类》载:“《六经图》六卷,宋,杨甲撰,毛邦翰补正,载图三百二十二。
”杨甲竭一生之力,钻研经学,将《诗》、《书》、《易》、《周礼》、《仪礼》、《春秋》中有关地理,绘制成图,开地理图学之先河。
据金应春、丘富科所著《中国地图史话年表》称:“1155年(南宋绍兴二十五年)杨甲编著的《六经图》中之《十五国风地理之图》,是目前世界上最早刋印的地图”。
此图作领先于世界三百多年。
如《周易》之“俯察地理图”将四方九州对应于八卦之相应的方位,东南方乾卦对应雍州、南方坎卦对应冀州、西南方艮卦对应兖州、西方震卦对应青州、西北方巽卦对应徐州、北方离卦对应扬州、东北方坤卦对应扬州、东方兑卦对应梁州。
如其言“四方九州鸟兽草木十二支之属,凡丽于地之理者,八卦无不统之”。
又如《尚书轨范撮要图》之“禹贡九州疆界之图”,根据九州之方位进行分域划分,又有河道之图,纵横交错,一目了然,远胜于文字描述方位之晦涩难懂。
又如《毛诗正变指南图》之“十五国风地理图”按照《诗经》所涉十五国之疆域进行分域撰图,国名与所涉地名一一详细绘出,可谓泾渭分明。
再次,杨甲《六经图》多据经文,自为一图,又批判继承,敢于疑古,另立新图。
宋代,“疑经辨伪”之学术风气在杨甲《六經图》中表现较为突出。
杨氏撰经图时对旧说、旧图等有所质疑则另辟蹊径。
如卷五《圭璧璋瓒藻藉制图》之“桓圭”形制与聂崇义图有异,“大璋”言“天子以巡守”,聂图无;《舞师乐师舞制图》之“旄舞”言“旄舞以氂牛毛为之”,聂图无,今人钱玄《三礼辞典》作“旄舞以氂牛尾为之”;《鼓制图》载“建鼓”、“靁鼓”、“灵鼓”、“鼗鼓”、“路鼓”、“鼖鼓”、“鼛鼓”之图与聂图有异,“朄鼓”,《周礼·春官·大师》有文,聂图无;《乐器制图》载“牍”、“雅”,其形制与聂图有异;“籈”则据《尔雅》“所以鼓敔谓之籈”另立新图,聂图无。
卷六《祭器制图》言“豋”与豆同,画饰异耳,杨说与聂说相异,据《尔雅》等载,知豋、豆乃材质有异,二者形制仅相似,非完全同。
《六尊制图》“献尊”乃刻全牛之形,凿背为尊,“象尊”以象骨饰尊,二尊图与聂图异。
最后,宋元以来六经图文献蔚为大观,这一现象为图学中兴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具有重要的图学价值。
古人尝言“左图右书”,二者不可偏废,然宋之前“图作”大都消亡。
对此,郑樵《通志·图谱略》曾有解说,“河出图,天地有自然之象;洛出书,天地有自然之理。
天地出此二物以示圣人,使百代宪章,必本于此,而不可偏废者也。
……汉初典籍无纪,刘氏创意总括群书,分为七《略》,只收书不收图。
艺文之目递相因习,故天禄、兰台、三馆、四库内外之藏,但闻有书而已。
萧何之图自此委地,后之人将慕刘、班之不暇,故图消而书日盛。
……隋家藏书富于古今,然图谱无所系,自此以来荡然无纪。
至今虞夏、商、周、秦、汉上代之书具在,而图无传焉”,可见自汉代刘昕、班固以来,图学呈消亡之势。
然宋代六经图文献的出现改变了“图学”现状,特别是后世学者对杨甲《六经图》的重视,此图被刻于石壁,并颁行全国的府州县,奉为六经图文献之圭臬,这一举措不仅改变了知识阶层对于礼学的认知方式,使文人从“望文臆想”的文字空间进入到“观其形模”的图像世界,而且为图学在北宋的发展开了一个好头。
三、结语
杨甲《六经图》对于六经的解读有着独特的经学价值和图学价值,是书沿宋初图作之体例,亦有独创之处;内容上既依经文,又有己见,其图作与聂图内容有异,体现宋人疑经之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