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失败极其教训1

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极其教训

洋务运动产生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当时的时代背景总的特点是：以清政府为首的中国封建统治集团，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威胁下，已到了不能再照老样子统治下去的时候，拿李鸿章他们自己的感受来说，亦即所谓“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洋务运动便是在这以非变不可的大势所迫下产生的。洋务运动标榜着‘御辱’，‘自强’和‘排夷’的口号，但它是外国侵略者当时要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危急形式的必然产物，正如学者所说：“洋务运动所以能在十九世纪下半期的中国演出如此热闹的一幕，并不是偶然的事情，它是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在帝国主义的直接推动和支持下进行，并为帝国主义在中国建立‘新秩序‘的侵略利益服务的。它又是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当权派，在取得帝国主义支持的新的条件下，为强化自己的反动统治，镇压革命的人民所进行的自救运动。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反动的运动。它是中国封建主义勾结外国侵略者共同镇压中国人民革命的罪恶产物。它是清政府一部分统治集团为了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这一反动目的而搞起来的罪恶产物。它把近代中国导向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的罪恶产物。它又是臭名昭彰的大刽子手大汉奸大卖国贼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发起和把持的罪恶产物。总之，它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很不光彩的一页。那么它的失败原因是什么？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首先，洋务运动是企图移西方近代生产技术之花，来接中国封建体制之木，即利用近代生产技术为手段，来实现其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手段。在这里存在着明显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洋务运动的根本矛盾，也是导致洋务运动破产的根源。洋务运动这一根本矛盾，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的“是想要把现代的生产和交换工具勉强重新塞进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只能是既反动、又空想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性质，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规律。西方近代生产技术，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战胜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洋务运动派头头们，由于时代的限制和阶级属性的限制，当然不可能懂的这一规律。他们只是从狭隘的本阶级和本集团利益出发，妄图照搬一下西方近代生产技术，不敢也不肯丝毫触动旧的生产关系，自以为便可以达到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结果是事与愿违，国内人民革命，虽然暂时被血腥镇压了下去，但正在孕育着更大的矛盾，和外国侵略者虽然暂时取得了妥协，但更大的侵略却接踵而来。洋务运动对封建统治只是起了强心剂的作用，根本救不了命，移植在封建之木上的西方近代生产技术之花，根本结不出果来，只能全部枯萎了事。这就是洋务运动目的和手段这一根本矛盾所带来的必然命运。

洋务运动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也是矛盾重重，突出表现在洋务派和顽固派之间的矛盾。当时清政府统治阶级，本来都是顽固派，洋务派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从顽固派中分化出来的。洋务、顽固两派在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动机和目的两方面，反动立场是完全一直的，但在如何达到这一反动目的的手段和方法上，则是截然相反，争论不休。洋务派主张在保持封建统治的基础上，搬用西方近代生产技术，借以“图强”和“求富”。顽固派则死抱住封建信条，坚决反对西方学习和兴办洋务。因此，洋务运动曾经不断遭受到顽固派的攻击和反对，并在清朝统治集团中间，经常展开论争。大的论争便有一八六七年关于应否设立同文馆问题的论争，一八七四年围绕着设厂建造船炮机器和筹备海防问题的论争，一八八〇年围绕着建筑铁路的问题的论争，其他较小的论争那就更多了。在历次

论争中，顽固派对洋务运动的各项措施，竭尽攻击的能事。他们拾出了“礼义廉耻”、“天道人心”和“用夏变夷”等封建旧教条，全面地反对学习洋学。说什么“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攻击洋务派的提倡西学，是“捐弃礼义廉耻的大本大源”，是败坏忍心，是用夷变夏。甚至攻击洋务者是祸国殃民。当时掌握清政府最高统治权的是那拉氏，一方面大势所趋，不得不支持洋务运动；另一方面又对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实力派心存猜忌，袒护和纵容顽固派攻击洋务运动，牵制洋务派。因此，洋务运动是在清政府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的环境下进行的，洋务派成员主要是一部分汉族地方实力派，在清政府统治集团中，既不占多数，也不掌握最高领导权，这就决定了洋务运动不能不遭到来自封建势力内部的种种束缚与牵制，严重妨碍了它的顺利发展。这有大量的史实可供佐证，我们不拟多所列举。洋务运动和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的矛盾，正是洋务运动的目的和手段这一根本矛盾带来的必然结果。当时的清政府封建统治集团，是代表了中国持续两千多年的封建落后势力，其昏庸顽固，腐败不堪。洋务派妄图在丝毫不触动清政府封建体制的前提下，移植西方近代生产技术，要是不遭到封建统治内部的束缚和牵制，那才是奇怪的事。

洋务运动和外国侵略者之间同样存在着矛盾。不错，洋务运动是中国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者相互勾结的产物，洋务运动和外国侵略者的关系，依附是主要的一面，洋务派对外国侵略者执行的是一条妥协投降路线，这是谁都否认不了的历史事实。但是，洋务运动和外国侵略者又有着矛盾的一面，也是否认不了的历史事实。洋务运动兴办的近代军用工业和新式海陆军，一旦起了作用，毕竟和外国侵略者的军事利益存在矛盾，特别在国内农民革命被暂时镇压下去以后，清政府拥有近代装备的军队，矛头有时也会转向外国侵略者。一八七四年福建船政大臣率领海陆军到台湾抗击日军侵略战役。一般地说，任何外国侵略者是不愿意也不会让一个被压迫民族武装自己的。洋务运动兴办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军事力量，不可能不引起外国侵略者的敌视，迫使他们千方百计地加以控制、阻扰和破坏。事实上，洋务派所办的主要军事工业和海军主力——北洋舰队等，都是在外国侵略者严密控制和操纵之下的。洋务运动兴办的近代民用工矿运输等企业，直接和外国侵略者的经济利益相冲突，为外国侵略者所不容。所以，外国侵略者对洋务运动的所谓的“扶持”，完全是从他们的势力扩张、推销商品，控制权利等本身利益出发，一旦发现洋务运动侵犯了他们的权益，便撕下“扶持”的假面具，加以阻抑和破坏。洋务派头妄想在外国侵略者的卵翼下，移植西方近代生产技术，达到“自强”和“求富”的目的，实际上是“与虎谋皮”，根本不可能实现。

洋务运动和早期民族资本的矛盾，同样是错综复杂的。两者之间，既存在限制、束缚和压抑的一面，亦即相互矛盾的一面，又存在倡导、促进和刺激的一面，亦即联系的一面。前者主要是指洋务派对近代企业实行垄断专利，妨害民族资本的自由发展。后者主要是指洋务派兴办的军民用近代工业，在转移社会风气，使用机器生产，培养技术员工，介绍经营管理经验，传播科技知识等方面，为民族资本的发生和发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由于洋务运动的反动本质，和民族资本相互矛盾的一面必然是主要的，应该强调，相互联系的一面则是次要的，但亦不应忽视。当近代中国进入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产生民族资本的主客观条件，都已逐步成熟，新兴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已陆续出现，积聚着大量的货币财富的官僚、地主、买办和富商，正在跃跃欲试地想投资于新式企业。但由于中国封建落后势力仍占统治地位，创办较大型的新式企业，道路并不平坦，诸如资金筹集，原材料供应，成品运销，税厘减免等等问题，都需要找到有力的保护山，方能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