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铸天下：秦对华夏的实质统一

读书文摘题目：再铸天下：秦对华夏的实质统一作者：王伟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15年六月下，第10～13页公元前221年，随着秦军开进临淄（齐国都城），泰国历时15年的灭国之战正式宣告结束。

自商鞅变法（公元前356年）开始，在历经7代君主135年的时间里，秦国共经历765场大战，全胜58场，斩首150万，拔城147座。

但对华夏一统而言，这还仅仅是一切的开始，此时的中国如同一堆矿石一般，等待着被熔铸为一体……皇权之下的平民时代天下初定后，首先要制定帝国的礼制。

为此，秦王设立“博士”一职，由学者担任。

理论上说，博士官负责掌管全国古今史事及书籍典章，而在实际操作中，这个群体也被赋予了在朝堂上参政议政的权力。

后世皇家的礼制、服饰、称谓等，基本都是由这些博士们制定的。

秦王对礼制方案的修改只有两处。

其一，君主的称谓，博士们提出的“泰皇”由于过于缥缈，最终未被采纳，取而代之的便是“皇帝”。

其二，废除了“谥号”制度，这一条只在秦一朝存在过，故秦朝君王只有“始皇”“二世”“三世”这样的称谓。

细想下来，这第二条其实非常合理。

所谓“身后名”，在现实中不只是“舆论监督”，同时也是一种羁绊。

君王所谋划的往往是大局、长策，如果过分看重自己死后就必须马上作出的那个评价，很可能就会出现慕虚名而不避实祸的问题。

其次，这种“盖棺定论”的模式，等于让著史者垄断了对过去君王做出评价的权力，所谓“與论”监督，可谁又来监督“舆论”？从历史记载看，这两条修改并未遇到什么阻碍。

真正让帝国朝堂争论不休的，是未来的国体——采取分封制（即“封建”制）还是郡县制。

将《吕氏春秋》奉为圭臬的丞相王绾与众多博士力主效法周武王，让皇帝将天下分封给自己的皇子，而皇帝本人与众多职业官僚，则坚持要在全天下推行已在秦国故地施行了130多年的郡县制。

说到这里，我们需要先把话题宕开一笔。

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人”的问题，而“人”的问题，绝大多数又可以归结为“利”的问题。

传统教科书中的说法，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可回顾整个春秋战国的历史，我们却发现，国君与贵族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

“封建”制下，国君需要贵族领主来维系地方的正常运转，与此同时，贵族阶层又是架空君权、垄断资源、分散国力的根源所在。

战国时代各国所有的变法，都是旨在强化君权、削弱贵族。

严格说来，“统”与“治”是两个概念，君权是最小的“统”阶层，贵族、官僚、士人基本可归为“治”阶层，再往下，是数量庞大的平民阶层。

从利害关系上讲，与君权关系最为密切的并非处于中级的“治”阶层，而是平民，后者是整个帝国正常运转的根本所在。

对君王来讲，家国一体，故国破即家亡。

平民阶层利益受损一旦超过临界点，国家自然就会走向灭亡。

历朝历代，亡国之君，惨；亡国之民，更惨；可亡国之臣，却未必，相反不少人可以借此牟利。

《三国演义》舌战群儒一节中诸葛亮对孙权和张昭关系的论述，便是对此最好的诠释。

“封建”制与郡县制之争，其根源恰恰于此。

郡县制意味着国家机构将实现中央集权下的“扁平化”，中央政府-郡-县（基层则一直延伸到乡-亭-里），只此一套，再无其他。

而“封建”制则意味着国家机构必然会叠床架屋、重复建设，不只有中央下辖的机构，还要有各级封建领主的机构。

对平民而言，两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不言而喻。

但对士人而言，“封建”制显然是求之不得，国家机器叠床架屋，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低的“就业门槛”，即便是鸡鸣狗盗之徒，也会有封主为了博个“君子”的名头，收你做门客。

而从天下大势而言，一旦实施“封建”制，秦帝国至多不过是夏、商、周三代的加强版而已，华夏大地再次陷入无休止的战乱不过是时间问题，对于已实施商君法130多年的秦帝国而言。

这显然是大倒退。

如此浅显的道理，如王绾等一干“饱学之士”如果都看不清楚，是让人难以想象的。

可如果从一个“利”字人手，一切便顺理成章了。

最终，“封建派”在这场国体之争中败下阵来，秦帝国被划分为36郡（后随疆域扩张增至48郡）。

新的郡划分时，刻意打破了原来东方六国的区域建制，以使潜在的地方大族、豪强再难独占某一地理优势。

同时，始皇帝下令，六国大族富户必须尽数迁移至关中地区居住。

这一安排，其实是以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让各个地方势力脱离自己的根基，处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监管之下，尽最大可能防止六国遗族复辟。

至此，以郡县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便注入到了中国的政治基因当中，后世“封建”制虽有所反复，但大趋势是无法改变的。

封主们的权限越来越小，最终从“实封”变成了有名无实的“虚封”。

文明之战六国统一，并不代表着战火彻底熄灭。

长期以来，主要居于北方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始终是华夏族的大患。

诸侯国之间的战事，是邦国利益之战，而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则是文明之战，打输了不光要亡国，还要灭种。

春秋时代，齐桓公正是借助“尊王攘夷”，才在诸侯国中建立了霸主权威。

至战国时代，秦、赵、燕三大战国成为华夏文明与北方蛮族之同的战略屏障。

诸侯国之间虽征伐不断，但鲜有勾结外虏的事件发生。

战国末期，燕、赵两国最终都在与秦军的决战中宣告亡国，而没有逃到北地勾结匈奴。

所谓战国之风，并非是几个贵族公子在那自娱自乐，而是为人、为政、为国，皆行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皆以大义为先。

公元前215年，腾出手的秦帝国终于决定要收拾北方的匈奴。

经历了15年的统一战争，此时的秦军，战斗力已达到巅峰状态。

这年秋季，匈奴头曼单于趁秦西北部空虚，再次大举南下劫掠。

草原民族的战争，多发动于秋季，春季牛羊需要交配，夏季需要生养，冬季则马匹牲畜过于赢弱，而秋季既无后顾之忧，马匹也正处于最佳状态，此时中原人刚刚开始秋收，也是最富裕最值得劫掠之时。

始皇帝命蒙恬率30万精锐部队向北开拔，如此大规模的调兵，意味着这一次帝国不仅仅是为了简单应付，而是要一次性解决问题。

公元前214年春，这场文明之间的战争正式展开。

对比后世汉武帝时代卫青、霍去病所指挥的汉匈战争，史书对这场战争的记载要少得多，因为秦军赢得毫无悬念。

秦军的官兵们掌握着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还有着不逊于蛮族的悍勇。

史书记载，秦军在战场上常常是“捐甲、免胄”（即不穿戴铠甲和头盔）、“死不旋踵”。

而《史记》中对秦军战法的描述则是：以战车开路，箭矢如蝗，步骑大军随后掩杀，整个就是冷兵器版的步坦协同冲锋。

只有战马和弯刀的匈奴骑兵，面对这样一支技术、战法、意志都占绝对优势的军队，自然难以抗衡。

此战之后，匈奴遭受重创，头曼单于率残部退出阴山和贺兰山，北撤700余里，一直逃到了阴山以北的漠南一带。

在这之后，直到秦朝灭亡之前，帝国北部再无边患。

《盐铁论伐功》中记载：“蒙公为秦击走匈奴，若鸷鸟之追群雀。

匈奴势慑，不敢南面而望十余年。

”对比秦朝，作为继承者的西汉王朝在面对匈奴时就要吃力得多。

武帝时代，汉匈之间连续打了20多年，中央财政难以为继，导致盐铁会议之后中央集权开始被削弱。

除了匈奴在楚汉战争时期势力大大扩张之外（控制疆域是秦朝时期的3倍），最重要的因素依旧是实力使然。

汉承秦制，但终归是进三退二。

函谷关以西依旧延续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以东则存在大量的封国，一直到汉武帝时代，六国遗族依旧保留有大量特权。

对比秦朝的举国一法，西汉的这种模式内耗显然要大得多，自然无法像秦朝那样集中发力，一次性解决问题。

在北击匈奴胜利之后，秦朝迅速在河套地区设立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部），同时向北部边疆移民3万户，通过移民实边，巩固北境。

此外，秦朝开始征发徭役，将秦、赵、燕三国此前所筑长城重新修缮并连成一体。

从技术角度说，长城并非是一个被动挨打的“乌龟壳”。

在关键区域，长城都设有突出部，可用作出击时的依托。

与长城体系配套的，便是著名的秦直道。

其由关中腹地出发，几乎笔直地直通九原郡，逢山开山，逢沟填沟，几乎没有任何迂回，路面被反复夯实，现存的秦直道遗址，直到现在都难以长出草来。

如此一来，秦军主力就可以驻守在关中腹地，一旦有边患，则可快速到达战区，无须在边疆地区长期驻扎大规模边防军。

长远来说，这笔账绝对合算。

而长城加秦直道，则完全可以视作秦朝版的NMD系统。

在蒙恬大军北上九原的同时，另一支精锐秦军由赵佗统领南下现在的闽粤地区，最终一直推进到中南半岛。

北方秦军是文明的保卫者，南方这一支远征军则更像是文明的传播者。

南下的秦军并非简单的征服者，他们带去的是秦朝的法制和先进生产技术。

《汉书高祖本纪》记载：“粤人之俗，好相攻击。

前时秦徙中县（中原）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

会天下诛秦，南海尉（赵）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

中原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

”这一点很好理解，商鞅制定的秦法，最初就是为了克制秦人身上的蛮荒陋习，把这套制度放到南方百越氏族身上，自然也能起到差不多的效果。

汉文帝时，赵佗归附汉朝，这最后一支秦军交给长安的，已经不是一片蛮荒之地，而是经过初步文明改造的开化之地。

重铸华夏“骨骼”秦朝建立伊始，整个华夏大地都变成一个繁忙的大工地（在后面的文章里我们会谈到，这其实也是秦帝国的一个悲壮之处），缺乏规划的六国水利工程被重新整合。

战国时期，诸侯国各自为政，水利工程往往以邻为壑，故以造堤筑坝为主。

六国统一之后，秦朝开始全局规划，疏浚河道，开挖运河、水渠，建立遍布天下的水网工程。

在兴修水利的同时，六国时代遗留的郡县间官道被重新以统一标准修缮改造，并最终与由关中延伸出来的官道连接组网，为配合新的道路标准，车的轮距也相应有了统一标准，是为“车同轨”。

此外，秦朝还修建了类似于现在高速公路的秦驰道，由函谷关东出，分别连接燕齐、吴越、南海。

史书对秦驰道的记载写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锥，树以青松。

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邪径而托足焉。

”“五十步”约合现在69.3米，要知道，“辽宁”舰的飞行甲板宽度也不过75米而已，如此大规模的工程，即便放在今天，也绝非一件小事。

官道与漕运河道一起，组成了帝国的血管和神经系统。

各地的公文、货物，作为赋税的粮食布匹，在官道上日夜穿梭，信息流和物流的通畅，给国家统一提供了物质保障，使得地方势力封土自建的难度急剧增大。

李斯以战国时代秦人通用的大篆为基础，吸取齐鲁等地通行的蝌蚪文笔画简洁的优点，创造出一种形体匀圆齐整、笔画简略的新文字，称为“秦篆”，又称“小篆”，作为官方规范文字，同时废除其他异体字，是为“书同文”。

此外，一位叫程邈的衙吏，因犯罪被关进云阳的监狱，在坐牢的10年间，他对当时字体演变中已出现的一种变化（后世称为“隶变”）进行总结。

此举受到始皇帝的赏识，遂将他释放，还提升为御史，命其“定书”，制定出一种新字体，这便是“隶书”。

“隶书”打破了古体汉字的传统，奠定了“楷书”的基础，提高了书写效率。

统一的文字，使得各地的交流消除了障碍，官员即便远离故土任职，也不会因无法沟通被地方势力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