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的翻译人生及翻译观

普希金的翻译人生及翻译观

19世纪俄国翻译首先应当提到的是普希金。亚历山大﹒普希金是俄罗斯最伟大的人民诗人，19世纪俄国文学界的杰出代表。普希金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小说家、剧作家、评论家，他还是一位卓越的译者与译论研究者，其翻译实践及翻译评论有力地推动了俄国翻译事业的发展。正如前苏联著名翻译理论家费道罗夫所指出的那样：“就像在整个俄国文学史与俄国标准语发展史上一样，在俄国翻译史上，普希金创立的典范及普希金时代本身开创了一个崭新的辉煌时期。”

一、普希金的翻译活动

普希金的翻译活动都可以根据他的人生经历和时代变革分成几个主要的阶段。普希金(1799—1837)是俄国著名的文学家、伟大的诗人、小说家及现代俄国文学的创始人。他翻译和借鉴外国文学作品的尝试可以追溯到十岁，这原自他从小受到良好的外语教育。他一生学习过许多外语，法语尤其出色。在翻译作品时他常常是多文本、多语种并用，翻译和模仿的作品涉及六十多位外国作家和翻译家。分析普希金的原创和翻译作品,可以根据不同时期的创作特色划分出创作思想发展阶段。普早期的诗作传递了一种生命转瞬即逝、不妨及时行乐的情绪,他的译作多选择法国的爱情诗和古典诗等崇尚自由、独立、理性的作品。19 世纪二三十年代,看到法国文学热衷于表现人性的缺陷,他把翻译目光逐渐转向英国文学：拜伦、莎士比亚、司各特等,选择有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家的作品,并创作出大量现实主义作品。去世前，他致力于探索艺术的人民性、文学与民族心理等问题，大量翻译古俄罗斯文献,还专研和翻译了多部外国历史典籍，《圣经》、《古兰经》以及传教士的祈祷文等“,沉思体”特色出现在他的原创抒情诗和翻译中。

1.关于翻译对象的选择

普希金认为,翻译一定要选好对象- -即选好值得学习和仿效的作家和作品,因为译介外国作品是为了学习、借鉴,以繁荣和发展祖国文化。他曾经质问道:难道翻译吉萨尔(普希金称其为“无能的下流诗人”)的讽刺短诗就能产生古典主义作家？普希金主张,翻译选材首先应考虑经过时代考验的优秀古典作品、现代作家的名著,同时还应从民间文学中汲取素养。普希金本人就亲自翻译过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经典、文艺复兴时代巨匠莎士比亚的剧作、法国思想家伏尔泰的作品、波兰民族诗人密茨凯维奇的诗歌和部分民族的民歌等。逝世前,他还在致力于用现代语言翻译俄罗斯文献《伊戈尔远征记》。同时,他对其他人翻译荷马、拜伦、席勒、歌德等人的作品和外国民歌也给予很高的评价。

2.关于对原著内容及风格特色的处理

19世纪上半期，主流翻译家们倾向于较自由地处理原文、对原作精神不任意修改、根据原作内容生动正确地加以表达的活译法开始盛行。普希金认为，“译者是文化交流的驿马”，“译者应该尽力传达原文的精神，而不是转述表面的词句。”正如文学创作中以“自由”作为其最重要的创作主题之一，普希金反对逐字死译，认为逐字死译等于对母语的践踏。普希金曾说，他不喜欢在古朴的俄罗斯语言中看到欧罗巴的矫揉造作和法兰西精雅细腻的痕迹，粗犷和淳朴对它更为相宜。因此，普希金善于对文章进行改写，推崇“自由翻译”。比如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就是对《格林童话》中《渔夫与他的妻子》的改写。文学翻译中译者通过改写，以移花接木的方法表达原文固有的目的和主旨，使得译文读者在译者构造出的语境下得到与阅读原文同样的感受。

普希金把忠实和准确区分开来。可以推断，普希金追求的并不是绝对的忠实。普希金曾评论道：“如今（闻所未闻的例子）第一位法国作家一词对一词地翻译弥尔顿并声称逐字翻译只要是可能的，那么这种方法就是他的艺术顶峰。一位法国作家、一位一流大师竟是如此谦恭，足以使翻译改正派瞠目结舌，并注定会对文学阐述巨大的影响。”这种由“异化”到“归化”的取向变化，即普希金由对于法国等先进欧洲国家的盲目崇拜到从本民族出发进行译介活动，正说明普希金越来越意识到翻译活动对于俄罗斯民族性格形成的重要意义。

普希金认为,除内容方面外,翻译的忠实还体现在准确地再现原作独具特色的风格上。他认为，特别是对待真正的大诗人如贺拉斯、谢尼耶和密茨凯维奇，不能忽视他们作品中各自的风格特色，而应较忠实地在译文中传达出来。他赞扬卡捷宁在翻译德国诗人比尔格的《列诺拉》时力图把原作的生气勃勃的美展示给我们。即使是对于自己的老师、公认的天才翻译家茹科夫斯基,普希金也直言不讳:“茹科夫斯基的不忠实,,损害了原作的精神和形式”。的确,后来也有人指出,茹科夫斯基的译作尽管读起来很美,但在许多地方都有意或无意地偏离了原著,在他的译作中,作者的个性和特征被译者的个性和特征抹杀了,因而那并不能算作是真正意义上的翻译之作,而只能算是改编之作或模仿之作。

3.关于译文语言的使用

普希金认为,翻译作品时应尽量用目的语,行文宜自然流畅,少用外来语,避用学术用语,少用古词。当得知有人在翻译时竭力避免使用外来语,即使有时很勉强,也坚持用俄语词去取代它们时,普希金当即表示赞赏。他说：“在我们有了自己的惯用语后再使用外来语是‘愚蠢不过的’,专有名词可以‘拟声翻译’,若是使用新的事物,而又一时找不到适当的名称--那就使用外来语吧,一直使用到一个恰当的用语从某人那里脱口而出”；至于一般词语,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谁要是用外来词表达某个概念,他或者是要证明自己无知,那时量你不敢提笔;或者是要侮辱本国人民的理性,证明这种理性不仅不能表达全人类的需要,而且不能领悟这种用语。这就太遗憾了！”普希金的这种思想是建立在发展民族语言的宗旨之上的。他自己在翻译时也遵循上述原则,例如,他有时对异族成语换用俄式表达法,在译文中就把意为“同类不相残”的苏格兰谚语“鹰不啄鹰的眼睛”换译成了同义的俄罗斯谚语“乌鸦不啄乌鸦的眼睛”。他在自己各个时期的译本中，创造性地运用了俄罗斯的活的语言，使其达到高度完美的境界，从而创立了那种标准而又出色的俄罗斯文学语言。

4.对于文学翻译的创造性的认识

普希金都深刻地认识到文学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语言转换艺术。在普希金的翻译活动中，创作的热情贯穿始终。在翻译法国诗人柏尔尼的诗歌时,他对原作进行了改写,柏尔尼的即兴诗歌原本是平庸的，经他翻译，却变成了生气勃勃的青春颂歌,艺术价值上，译文大大超过了原作。这里的问题不仅仅是简单的两种语言如何转换,而是译者在文学翻译中如何用自己的创造才能去接近、再现、超越原作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普把文学翻译看作是一种艺术创造，这可以从很多方面略见一斑，例如，他的翻译与原创风格和题材的紧密联系，主张尽量使用目的语，译文在形式上可不拘一格而应注重神似等。

诚然，作为俄罗斯“一切开端的开端”，普希金的翻译活动较之其宏大的文学创作和对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引领而言，实为沧海一粟。但是，也正因此，普希金对翻译的重视推动了俄罗斯文艺界重新审视翻译的地位，把翻译学从文学中独立出来。普希金的翻译思想对俄罗斯后来的翻译学流派在可译性等问题上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