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卞之琳的翻译人生

收稿日期：2012-04-27作者简介：庞莉芹（1988 ），女，四川南充人，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2012年9月第31卷第9期绵阳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M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ep.2012Vol．31No．9傅雷、卞之琳的翻译人生庞莉芹（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北碚400715）摘要：傅雷和卞之琳都乃我国三十年代著名的翻译家，但因不同的人生经历创造了不同的翻译语境，因而二人无论是在翻译目的还是在翻译对象的选择上都有着明显的差异。

傅雷希望通过翻译救亡图存，偏重法国文学，以小说为主;卞之琳的翻译则受到自己创作的影响，偏重英国文学，以诗歌为主。

不同的翻译实践使二人形成独特的翻译思想，总结出各具优长的翻译理论，不仅指导二人取得了不凡的翻译成就，也对我国的翻译事业做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

关键词：翻译语境;翻译目的;翻译思想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12x （2012）09－0129－04中国翻译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的周朝，但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文学翻译活动则始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并于二十世纪达到鼎盛。

在这段时期内，中国涌现出了不少优秀的翻译家，傅雷和卞之琳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同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从事翻译活动的傅雷和卞之琳，由于迥异的人生经历选择了形式与内容都有着巨大差异的翻译对象，并在翻译实践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翻译思想，我们通过二人的翻译语境、翻译目的、翻译对象和翻译思想四个方面对其整个翻译人生进行比较研究。

一、翻译语境傅雷于1908年出生于上海，幼年的私塾学习使其具备扎实的古文功底。

1921年考入上海徐汇公学，这是一所教会中学，法语乃主课，三年的学习使傅雷打下了坚实的法语基础，但在毕业前夕因反对宗教信仰被开除。

1924年傅雷考入上海大同中学，1925年参加“五卅”反帝示威游行运动，1926年领导大同中学的学生开展了发对学阀的斗争，同年秋考入上海持志大学。

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傅雷决定赴法留学。

1928年，傅雷入巴黎大学学习文科。

1930年发表了第一篇译作《圣扬乔而夫的传说》。

1931年归国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办公室主任。

1933年至1964年间，出版了多部译作，有《夏洛外传》、《托尔斯泰传》、《人生五大问题》、《米开朗琪罗传》、《恋爱与牺牲》、《伏尔泰传》、《约翰·克利斯朵夫》、《贝多芬传》、《高老头》、《文明》、《幸福之路》、《亚尔培·萨伐龙》、《英国绘画》、《欧也妮·葛朗台》、《贝姨》、《邦斯舅舅》、《嘉尔曼》、《夏倍上校》、《老实人》、《天真汉》、《于絮尔·弥罗埃》、《查第格》、《搅水女人》、《艺术哲学》、《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幻灭》三部曲等。

卞之琳于1910年出生于江苏海门，自小便喜欢中国古典诗词，在高小时读到冰心的诗集，从而爱上了新诗。

初中时英文课本是兰姆姐弟的《莎士比亚故事集》，对英国文学开始产生了兴趣。

1927年考入上海浦东中学高中部，读到了莎士比亚原著。

1929年考上北京大学英文系，试译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及英国诗歌。

1931年卞之琳译的爱尔兰戏剧家约翰·沁孤的一首格律短诗发表在了《华北日报副刊》。

1933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三秋草》。

毕业后，卞之琳边教书边著译，其译作发表在天津《大公报》上，后其中一部分收入《西窗集》，“是30年代国内主要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第一本译品选”［1］120，另一部分译作收入《英国诗选附法国诗十二首》。

1935年为中华文化基金会译英国作家斯特莱特的《维多利亚女王传》，又译了《浪子回家集》的一些篇什和阿佐林一些作品。

随后又译了贡思当的《阿道尔夫》和纪德的《赝币制造者》、《窄门》。

1940·921·年任教于西南联大外文系，期间译了美籍英国作家衣修伍德的中篇小说《紫罗兰姑娘》。

从1954年起开始研究和翻译莎士比亚，到1985年完成了《哈姆雷特》、《奥瑟罗》、《里亚王》、《麦克白斯》四大悲剧的译事。

两位翻译家虽年岁相似、生活地域相近，但却有着迥然不同的人生经历。

傅雷四岁丧父，母亲的教育方式残忍畸形，傅雷整个童年都在精神孤独中度过，导致了后来性格的缺陷。

中学开始受到五四精神的影响，从而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思想。

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傅雷对国内的学习环境感到极度的失望，“经过反复的权衡思量，他决定漂洋过海，赴法取经，以救国于水火，济民于倒悬。

”［2］5抗日战争爆发后，傅雷闭门译书，将翻译当做抗战的特殊武器，其反暴力的思想却被误解为是“投降”，因而被孤立。

傅雷不理会世人的眼光，埋头书斋，在译著中寻求精神支撑，创造了其翻译的第一个高峰。

1957年傅雷卷入政治斗争当中，被扣上右派的帽子，儿子傅聪第二年出走英国，给傅雷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傅雷继续着翻译事业。

1966年又一场政治风暴来临，傅雷选择了结束生命。

与傅雷相比，卞之琳的人生经历则要平顺得多。

天生腼腆的卞之琳从小学到中学成绩都一直名列前茅，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更有幸得到徐志摩对其诗歌的指导，并结识了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何其芳和李广田，中国诗坛上便有了“汉园三杰”。

毕业后卞之琳在教书的同时开始大量翻译文学作品，但此时的他只是将翻译当做一种谋生手段。

同是抗战期间，傅雷闭门译书的时候卞之琳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到军队中去体验生活。

“卞之琳边创作歌颂生活，边翻译传播西方文化。

”［3］347同时代的两位翻译家，由于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创造了截然不同的翻译语境，因而在翻译目的和翻译对象的选择上也有着巨大的差异。

二、翻译目的幼年的不幸使傅雷一直处于精神苦闷之中，留法之后又受到夏多布里昂、卢梭等法国浪漫派作家作品的影响，对未来充满了困惑，不知该如何度过短暂的人生。

直到偶然读到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受到极大的振奋与鼓舞，如获新生。

1934年傅雷完成“巨人三传”（《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的翻译后，向罗曼·罗兰寄了一封信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在信中解释了自己的翻译目的和动机。

他从“巨人三传”中受益匪浅，将其译成中文是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与他有着同样苦恼的青年朋友，让这些年轻人知道“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承担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

［4］365除此之外，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与中国人的心理，都让傅雷感到忧虑，“既不能如孔子所示‘顺乎天理’、‘知足常乐’，也难以做到老子所言‘洒脱高蹈’、‘超尘脱俗’，精神已经失去了平衡，不是沉浸于激情中‘懵懵懂懂’，就是深陷于麻痹中‘无所作为’。

”［3］19他希望通过翻译“巨人三传”给当时黑暗的中国社会打开一扇窗，让民众得以呼吸英雄的气息。

走上翻译之路傅雷也有自己的无可奈何，在致罗曼·罗兰的另一封信中他表明了自己翻译的心迹：“为国家与环境所挤逼，既无力量亦无勇气实行反抗，唯期隐遁于精神境域中。

”［4］6卞之琳走上翻译道路更多的是出于兴趣和生活需要。

卞之琳第一次动笔翻译是中学时，选择了英国浪漫派诗人柯勒律治的叙事名诗《古舟子咏》，其目的只是为了满足自己文学创作的替代乐趣。

这首译诗并没有发表，但不失为一次成功的翻译实践。

在他只身北上前往北京大学时，手头上就带着一本赵元任译路易士·卡洛尔儿童文学名著《阿俪思漫游奇境记》，可见卞之琳对文学翻译的热爱并不亚于文学创作，他自己也说过，其文学创作与翻译是同步开始的。

大学毕业后，卞之琳打算以文学翻译为职业来维系文学创作生活，就此开始文学翻译生涯。

［5］2－3三、翻译对象在翻译对象的选择上，傅雷偏重于法国文学，卞之琳则偏重于英国文学。

如何选择翻译对象，傅雷有一套自己的标准：“选择原作好比交朋友：有的人始终与我格格不入，那就不必勉强；有的人与我一见如故，甚至相见恨晚……，倘若明知原作者的气质与我的各走极端，那倒好办，不译就是了。

”［4］159因而在傅雷的早期译作中罗曼·罗兰是其翻译的重点，皆因为《贝多芬传》治愈了傅雷内心的创伤，重新点燃其生活的热情。

1949年之后傅雷开始移转翻译目标，他觉得奥斯汀的作品对国内读者没太大益处，莫泊桑不合时代要求，布尔乔亚有些怪腻，跟司汤达没有缘分，甚至对罗曼·罗兰都有些厌倦了。

傅雷最后与巴尔扎克一见如故，巴尔扎克表面放浪形骸，内·031·里却严谨、执着，而傅雷隐忍含蓄的外表下却充满了激情与狂热，找到知己的狂喜使傅雷将毕生的一半精力投入到巴尔扎克的作品上，傅雷也因此成为了国内首屈一指的巴尔扎克翻译家。

可见选择思想相近的作者对译者来说，更能传递原作的风格面貌，彰显作者的艺术个性，使译作更具生机和活力。

卞之琳的翻译体裁和翻译对象都是多种多样，诗歌、诗论、散文、小说、传记、戏剧等无所不包，不同流派、不同时代的作者兼收并蓄。

卞之琳不仅仅是翻译家，更是一位诗人，其创作对其翻译作品的选择起着引导作用。

在卞之琳创作的初始阶段，同大多数“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青年人一样，其诗歌充满了惆怅与凄凉，而这时期选择的译文也具有同样的格调，如1933年翻译的玛拉美的散文《秋天的哀怨》，其中的部分语句总结了这个时期卞之琳创作与译文选择的特点：“我总是珍爱孤独……我爱上了的种种，皆可一言以蔽之曰：衰落。

”［5］13在思想感情上，傅雷选择的是与自己相似的作者，而卞之琳则选择的是与自己的创作互补的作品。

卞之琳自小受到中国古诗词的影响，所作的诗歌大多含蓄、内敛，即使是爱情诗也如李商隐般写得隐晦不明，感情宣泄更是平平淡淡。

但是卞之琳在选择翻译作品时，却钟爱于那些激情澎拜的爱情诗，像约翰·邓恩的《歌》、本琼·孙的《给西丽亚》、安德鲁·玛弗尔的《给羞怯的情人》等等。

在这类译作中，卞之琳将自己在创作中未能抒发和宣泄的感情借原作者之口淋漓尽致的表达了出来。

因而，在思想感情上卞之琳的创作与译作取得了某种巧妙的平衡。

不同的翻译对象使傅雷和卞之琳各有所悟，在翻译实践中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翻译思想。

四、翻译思想在翻译目的上，傅雷受儒家影响，希望通过翻译救亡图存，但其翻译思想却深受道家影响。

在《高老头·重译本序》中，傅雷提出了自己的翻译理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

……要‘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

……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

”［4］272－273“神似”论并非傅雷原创，茅盾于1921年在《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一文中第一次提出，陈西滢在《论翻译》提出的“三似论”也包含了“神似”，林语堂也有“传神达意”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