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头堡建设的战略背景-王崇理(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桥头堡”建设的战略背景王崇理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一、关于战略背景的说明（一）学习云南桥头堡建设的需要2009年7月，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云南工作时，提出了把云南建成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的指示；2009年12月，在省委八届八次全会上正式明确了建设云南桥头堡的“两强一堡”战略；2011年5月6日，国务院正式下发了“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2011年11月25日，中共云南省第九次党代会召开，全面提出了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宏伟规划的奋斗目标，强调指出这是云南的一次历史性跨越的重大发展机遇。

省委书记秦光荣同志特别在会上指出，要把云南放在西南、放在全国、放在全球的大背景下来定位和谋划，要以国际的视野、科学的精神、战略的眼光、现实的思考来审视云南。

因此，我们就有必要来了解一下关于云南桥头堡建设的背景问题。

关于桥头堡建设的具体内容，近年来已有大量的宣传报道，这里不再展开论述。

作为本期讲座的开篇题目，主要是讨论“桥头堡”建设的战略背景问题，也就是“桥头堡”建设的一个前提性的议题。

因此它主要不是回答是什么和怎么办的问题，而是就“为什么”方面的问题展开一些讨论，因而它对我们学习理解“桥头堡”建设是非常必要的。

（二）战略背景的内涵及意义我们说，任何事物的发展和发生，都会面临不同的时空环境并受制于这些环境变化的影响。

但战略背景又与一般的时空环境不同，因为时空环境是在事物发生之前就存在的一个客观过程，这个过程本身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但战略背景则不一样，战略作为一种人为的谋划行为，体现出非常显著的主观意志，虽然这种主观意志会受制于客观环境条件的制约，但它往往也会构成转变客观环境条件的重要因素，以至于我们今天面临的所有形势环境都充满了人为意志的显著痕迹。

当然，能称得上战略背景的，主要还是指那些可以影响全局重大战略利益得失的意志和行为。

于是我们又注意到，不同的人群、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利益追求往往是不一致的，甚至是对立的和冲突的，因而他们的意志和行为也往往是不一致或对立的，这就会使他们之间为了利益的捍卫和争夺，做出深刻的谋划，形成多样的组合，采取不同的举措，来持续不断地与对手进行角力和较量。

于是，便形成了我们所说的战略环境或背景。

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它们大多是关乎到国家安危、民族存亡、经济命脉、根本体制方面的重大核心利益问题。

因此，我们说战略本质上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它不是一个单方面的意志行动，而是针对不同的对象物而在不同的战略主体之间展开的一场投棋布子、排兵布阵的竞技博弈。

因此，便有了战略伙伴与战略对手的关系，战略进攻与战略防御的关系，还有战略机遇期的把握与战略取舍的关系等等。

而且我们还要看到，在一些战略对手之间，也可以结成一些战略伙伴关系，尽管其战略竞争的成分要远远大于其战略合作的因素，但却并不否认相互之间的对话与合作。

这一方面说明战略合作具有广泛的选择空间，另一方面，也表明战略合作本身也能成为战略竞争的约束手段。

当然，我们还注意到，既然战略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就必然会涉及到不同战略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问题，因而这个博弈本身也是一个战略力量投入的实力较量的过程。

而这种战略实力又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文化、外交等方面拥有的实力状况及其综合运用，同时我们还可以把这种实力划分为软实力和硬实力，甚至还有所谓的“巧实力”之说。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战略博弈还是一种运筹帷幄的意志较量过程，也就是“战略技巧”的策略问题，运用得好还可发挥以小博大，事半功倍的功效。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中，有大量关于这方面的记述，诸如“孙子兵法”、“合纵连横”等，可谓对战略技巧的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战略终归是一种主观意志表达的行为，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人的主观意志还是必须服从事物发展的客观运动规律，所谓“人算不如天算”，我们还是应当在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来实事求是地进行战略选择，顺应天时、地利、人和，谋求得道多助，天下顺之的境地，才能真正获得战略决胜良好结局。

应用上述观点来看待云南“桥头堡”战略的背景。

我们说，“桥头堡”建设作为一个国家级的重大战略举措，就必然是一个关乎到这个国家内政外交战略利益的方面的问题，要考察它的战略背景，就必须从国内外相关局势的发展变化来进行说明。

也就是说，战略背景的分析主要是回答需求性、可能性、必要性和必然性的问题。

因此，我们需要分别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从战略利益的角度看，我们说一个国家的战略首先是要保障其国家和人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这是我们处理一切对外事务的基本出发点。

因此，它是一种内政决定外交的关系。

所以，下面我们将按照从国内到国际的顺利来展开讨论。

国内的分析主要讲需求，国际的分析则主要讲可能。

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云南“桥头堡”建设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二、国内形势发展的战略背景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来阐述这种战略需求。

（一）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1）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一个让全世界惊叹的持续增长奇迹，从1978年到现在的三十多年中一直以接近10%的平均速度增长，而且在遭遇了几次大的外部经济危机和内部自然灾害之后都没有能停止住高增长的步伐。

2010年中国GDP达到6.04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的14.6万亿美元，超过了原位居第二的日本的5.47万亿美元。

从而使这个一度在历史上倍受欺凌、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超越了除美国之外所有发达国家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真正进入了一个中国经济全面崛起的发展时代。

而且中国的这个高增长势头现在还在继续，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最近指称，中国还具有继续强劲增长二十年的潜力。

对比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济一片低迷、债务缠身的情况，国内外很多学者则都在推测中国经济总量必然还要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并且还在不断把时间表向前推进。

这是一个非常少见的现象。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能保持20年左右的持续增长就很不错了，而且发达国家的增长在达到一定水平后都会转入一个相对稳定的低增长阶段。

日本在推行经济倍增计划后，实现了从1955年到1973年持续18年平均9.8%的经济增长奇迹，才坐上了世界经济的第二把交椅。

而且按照西方列强的逻辑和经验，从葡萄牙、西班牙到英、德、美、日等国，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都必然会伴随着侵略、掠夺、战争和动乱，因而他们根本无法理解中国“和平崛起”的道路，并恶意散布各种“中国威胁论”的攻击言论，表现出一派猜忌、怀疑、甚至恐惧的情绪。

00：11：45到00：13：10删除正如同当年把中国比喻为“睡狮”的拿破仑所说：“当中国觉醒的时候，世界将为之颤抖。

”（2）中国作为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在短时期内的快速崛起，势必也会使很多情况出现相应的变化。

其中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原来是由少数人口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面对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人口及其资源，现在则是由拥有庞大人口规模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包括中国、印度、巴西等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来面对同一个全球资源环境条件日趋严峻的世界。

一方面是增长及消费能力的迅速扩大，另一方面是由少数发达国家及跨国公司对资源垄断控制的进一步加强而导致的供给萎缩，这必然就会出现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

这是一场生存与发展的平等权利与资本主义垄断利润之间的竞争。

国际资本为了维护其垄断利益，往往不惜动用武力发动战争，但这种惯用伎俩在新兴市场国家和平崛起之后也变得越来越难以奏效了。

（3）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巨大资源需求和产品市场需求，都必然会超越本国的范围。

这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不可回避的现实。

就是说，中国已经绝对不可能仅凭借自身的资源就能维持现有的经济增长了。

正如很多西方国家早就如此的那样，中国要进入全球范围的资源配置已经成为一种无可选择的必然趋势。

如今中国已有220种工业产品的生产规模达到了世界第一的水平，再加上其他方面的生产，必然需要大量的资源供给。

尽管现在中国的很多原材料产品产量，如钢铁、煤炭、水泥、花肥、棉布、粮食、肉类、棉花等都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一的水平，但仍然需要进口大量的原材料，如天然橡胶、石油、天然气、铁矿、铜矿、锰矿、铬矿、氧化铝、木材、纸浆、煤炭等。

其中以极为重要的是石油产品。

以石油产品为例，从2000年到2007年，中国的需求量每年平均增长7.3%，而国内生产量年均增长仅为1.93%，致使进口量年均增长达到11%，2000年中国石油需求的进口依存度为43%，到2010年已经达到55%的水平。

又如铁矿石的供给，为了经济发展建设的需要，中国早已成为世界第一的钢铁生产大国，2008年的钢材产量达到了5.85亿吨。

为保证国内的钢铁生产就需要大量进口铁矿石，而世界三大铁矿巨头，巴西和澳大利亚的淡水河谷、力拓和必和必拓三大公司共掌握了全球近七成的矿石份额，且其产品的65%约4亿多吨都供给了中国，这种垄断地位使其拥有了难以违背的定价权。

去年上半年中国与其几轮谈判无果，还是被迫接受了其在原已大幅涨价的基础上再涨价132%，而达到160美元一吨的天价水平。

长期以来，澳大利亚主要就是凭借着对中国的矿石供给渡过了一道道难关，维持了经济的繁荣发展。

（4）资源供给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促使中国更进一步加强了与非洲、拉美、俄罗斯、中东等资源富集地区的联系，而且还进一步加大了对从这些地区运送资源必经的贸易通道的依赖。

其中，最为关键的而且也是原来最为薄弱的一个地区就是印度洋国际通道。

比如我国进口石油的海上运输，目前我国每年进口石油达到2亿多吨，中东地区仍然是中国进口石油的最大供给地，再加上非洲地区的石油供给，我国每年有70%以上的进口石油需要通过印度洋通道，再绕道马六甲海峡后通过南中国海而到达中国东部沿海口岸。

为了换取中东地区的石油供给，中国对中东地区的商品出口也从2000年的46亿美元升至2009年的600亿美元而超过美国成为对中东地区最大的商品出口国，从而又更加大了对印度洋通道的运输要求。

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课题，即中国在那些远离本土的世界广大地区和海域，同样存在着重大的“国家利益”。

这说明我们原来仅以国境边界来界定保卫“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概念已经不够了。

中国经济的崛起已经使中国的资源供给、对外投资、人员流动走向世界各地，这就需要我们更加关注境外能源及矿产资源的采购及运输安全，更加关注我国企业和公民在世界各地的投资利益，妥善处理在世界任何地方的突发事件中涉及到我国公民和公务人员的各种困难及安全问题。

其实，如何确保在境外的每一项国家利益，已经成为任何一个国家政府必须履行的神圣职责。

如今我国已派出护卫舰参加在印度洋上的防范索马里亚丁湾海盗的联合护航行动，并积极开拓不经马六甲海峡的中缅油气管道，都是为此而实施的一些重大战略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