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西安乐器文物概述1

周代乐器分类考[内容摘要]：中国素有“礼乐之邦”的称誉。

传统悠久的音乐文化在中华大地上生生不息。

作为十三朝古都的西安在中国古代悠久的文明史上更是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其著名的西安古乐因其内容丰富、乐队庞大、曲目众多、结构复杂、曲调优美而被称为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它是以打击乐与吹奏乐混合演奏的一个大型乐种，又被称为“西安鼓乐”、“长安古乐”或“长安鼓乐”。

西安古乐是中国几千年流淌的历史回声,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艺术愧宝 ,是中华文明文化的精髓,它就是一部历史,就是文化,就是艺术.更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创造和贡献.早在周朝时期，中原正声其就被视为正统的王室音乐之源头和传统音乐文化的主流。

它以其自身海纳百川，辐射四方的特性，在中国传统音乐的起始、形成、发展过程中，显示出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从而超越了地域性文化的一般性意义。

乐器作为音乐艺术中必不可少的工具而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

在周代那个所谓“大夫无故不撤悬，士无故不撤琴瑟”的时期，乐器更不仅是音乐艺术的象征，更是礼仪等级的标识。

接下来我们便来研究周朝时期古乐的发展历程以及乐器的分类制作等。

[关键字]：西安鼓乐、八音、乐器、礼乐制度一、西安鼓乐最新动态简述西安鼓乐极具史料与学术价值，曾引起过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

对于周朝的古乐不少学者也进行了研究探讨，现将对与周朝古乐的研究动态最一简单的介绍:早在1981年，何家营古乐社与日本奈良市雅乐团在西安同台演出，大气、庄重、高雅、纯正的西安鼓乐，使日本友人大为震惊，很是自愧弗如。

1987年，何家营古乐社与西安大吉昌古乐社的艺友们又一起赴京参加《第五届华夏之声音乐会》，并为《亚洲传统音乐讨论会》演出了《六调八拍坐乐》。

老艺人们精湛的演奏技艺、音乐典雅清逸的风格神韵，使整个京师为之震动。

2002年，周至集贤镇古乐社在德国柏林举行了西安鼓乐的专场音乐会，听众多为德国作曲、器乐以及理论研究的专业人士。

西安鼓乐那古朴纯良的乡土气息、清丽古雅的风貌，立即倾倒了在场的所有听众。

结束后还有不少人围住老艺人在不住地请教。

二．周朝的音乐及乐器我国的乐器，色彩斑斓，各具特色，它的品种之多，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无法比拟的。

他们是中华民族音乐宝库中的瑰宝，也是世界音乐文化的珍品。

为了进一步的了解西安古代乐器文物的特点，尤其是在周代时期的情况，参照最新研究动向，以及查阅了部分资料后，我们对周朝的乐器也做了详细的说明介绍。

（1）周代音乐简述周代继承了殷商以前各朝传下来的典章制度，并加以整理和完善。

在音乐方面，周代也沿用了前代的各种乐舞、乐曲及乐器，并加以改进、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创作了新的音乐文化。

周的音乐，也就是指岐周（今陕西关中一带）的本土音乐，即其原有的音乐。

周代也是最早对“礼”（祭祀、朝飨等仪式）和“乐”（伴随“礼”进行的乐舞）作出规定的时代，这就是所谓“礼乐”的制定。

据说这一重大举措是周代出年的大政治家周公旦开始颁行的。

礼乐制度影响持续至其后的几千年一直到清代结束，且每个时代的具体内容也都不相同，但理论上都以周为法式。

如果说商代人尊事鬼神的话，那么周代人尊事的则是礼，对于鬼神，却是敬而远之的。

周代的礼乐制度中有两条基本内容，一是规定等级秩序，二是规定伴随礼的乐舞，其基本是雅乐。

大致是出于笼络人心，缓和氏族矛盾的目的，周人往往自称“夏人”，后来因为“夏”、“雅”两个字那时读音相似，习惯上便把周人的所谓“夏”写成了“雅”。

所以“雅言”就是周地的语言（音）；“雅诗”（《诗经》中的大、小《雅》）就是周地的诗；“雅乐”，其实也就是周代的音乐（舞蹈）。

在周代的时候，宫廷所用的音乐称为“雅乐”，而民间的音乐则称为“俗乐”。

礼乐制度，就乐而言，等级的内容包含有对乐舞名目，乐器品种和数量，乐工人数等等的严格限定，超出规格就是违法、便要受到严惩。

周代雅乐主要是在宫廷应用，在周雅乐中，器乐、舞蹈、歌唱往往分别进行，并不是完全合在一起，舞蹈由与笛相似的管和歌唱配合，歌唱由弹奏乐器瑟或簧管乐器笙伴奏，器乐即所谓“金奏”，是钟、鼓、磬的合奏而成。

“金奏”规格很高，只有天子及诸侯可以使用。

大夫和士只能单单用鼓。

钟和磬以其宏大的音量和特有的音色交织成肃穆庄丽的音响效果，加上鼓的配合，确实能为天子、诸侯等造成“至尊至高”、“威严无比”的功效。

这一类乐器得以长足发展，应当归功于是贵族社会所作的准确选择和艺人们的努力。

由于“礼乐”作为一种制度在诸侯宫室中应用，这时周便建立了宫廷音乐机构——大司乐。

大司乐，亦称大司农是国中最高的长官。

他们行使掌管音乐的全部职权，同时又是国家大学的校长，更是音乐学院的院长，承担着培养贵族子弟—一世子(王和诸侯的长子)、国子(公卿大夫子弟)和学士(从平民中选出的青年)的音乐教育任务，并按一定的学习程序进行，并且要负责把那六中乐德，六种乐语及六种大舞等悉数传授给贵族子弟。

据《周礼》记载，大司乐统领的音乐官员，有高级乐官“大师”、“乐师”和中、下级乐官“典同”、“磬师”、“钟师”，“笙师”“旄人”等，这些乐官之下，还有不计其数的一般乐工。

他们等级清晰，职责分明，由上至下地严格构成一个各司其职、系统管理排演礼乐和教习礼乐的机构。

例如：作为国家音乐总长官的大司乐，其职能是掌管“成均之法”、“教国子”和“大合乐以致鬼神祗”。

所谓“成均之法”，就是音乐的乐制定和掌握；“教国子”，就是通过音乐将乐德（品行道德）、乐（言谈举止）、乐舞（六代之乐）等内容作为基本教材来教育、培养皇室子弟和贵族子弟；“大合乐以致鬼神祗”，就是在重大祭祖祭神活动中，组织、指挥众乐宫、乐工表演“六代之乐”等大型乐舞以作祭祀。

而作为高级乐官的“乐师”，其职能则是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舞”，这就是说他管理的是“六代之乐”等大型经典作品之外的一般宫廷乐舞，此即《周礼》中所称的“小舞”，他们将这些小舞作为教材来教习和培训皇室和贵族的子弟，使他们逐渐熟悉和掌握富廷和上层社会的举止行为和礼仪规章。

作为下级乐官的“旄人”，其职能是“掌教舞散乐、舞夷乐”。

周代“散乐”和“夷乐”，就是四方各地的民间杂乐和边远地区氏族或部落的音乐舞蹈，“旄人”就是掌管和教习这一部分乐舞的小乐宫。

以上古的诸多文献材料作出的综合分析告诉我们，西周所用雅乐，其歌唱部分均属于《诗经》中的《周颂》和《大雅》《小雅》，而这些，全都是岐周乐歌。

至于《国风》，只有时代稍早的二《周南》《召南》，可以用于等级较低的“礼”，而且也只是较晚时代才出现的现象，因为二《南》基本上是西周晚期作品。

中国的所谓宫廷礼仪音乐，即从此一时期开始有了雏形，并一直延续几千年，西周长达三百年，很快雅乐的岐周音乐的本来意思被慢慢遗忘了。

“雅”顺理成章转而产生了“正”的意思。

“雅言”的意思已等同于“标准语”，“雅乐”的意思则等同于“正规音乐”、“礼仪用乐”。

周雅乐用岐周音乐唤起并统一人们宗族观念的作用已无从发挥，因为按礼乐制度规定不能变动的音乐，而随着时间的远逝，即使是贵族也已越来越对之感觉到隔膜，便逐渐把只它们看成是“古乐”而已；西周雅乐的政治作用将与其无味的“古乐”一起萎缩、僵死，则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命运。

到春秋时期，开始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

春秋时期，井田制开始瓦解，宗法制度不断破坏，异姓不妨结盟，同姓反会相攻，宗族、血亲观念逐渐也被地域性的封国观念所代替，各地区原来只能在社会下层流行的当地音乐随之反而取得了自己应有的地位，也随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诗经》中的《国风》本是各诸侯国的本国歌诗，《国风》绝大部分是春秋时期的作品，正是春秋时期各地音乐逐渐复兴才出现的现象。

到后来，地方音乐甚至可以取代雅乐，用于礼仪了。

郑国音乐（郑声）是首开其端的。

正因为此，以维护礼乐制度为己任的孔子才会“恶郑声之乱雅乐也”，并说“郑声淫”（郑声浸淫雅乐），提出要“放郑声”（把郑声赶出雅乐领域）。

但是孔子并不能改变历史的进程。

在孔子去世之后，各地方音乐的影响更加扩大，社会上称之为“新乐”，其中著名的有郑、卫、宋、齐等地区的音乐。

“新乐”是从“新兴起”的意义上起的名字，如果从历史上说，其实不少“新乐”比号称“古乐”的西周雅乐更加古老。

例如郑、卫、宋等国，郑是早商活动地区，卫是商王室所在地，宋是商亡后商后裔的封国，它们的音乐都承袭自商，从渊源讲，比岐周音乐古老，而且发展水平也较高。

更重要的是，一切“新乐”都没有象“古乐”那样，被礼乐制度堵死，而是按音乐自身规律发展。

所以“新乐”清新活泼，风格多样，优美感人，连理论上懂得“古乐”重要的贵族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确实喜好“新乐”，听“新乐”不觉疲倦。

出土的春秋时期的编钟，已不再守雅乐“宫－角－徵－羽”的音阶规律，它们非常生动地为后人保存了当时各地不同风格的音阶形式。

例如郑国新郑编钟（新郑是郑的都城），既可构成历史上奉为“正统”的升四级七声音阶，也可构成自然七声音阶；并可构成三种调高的五声音阶。

晋国侯马编钟的音阶六声缺角（mi），甚至与今天这一地区的民歌音阶特点相同。

各地“新乐”兴起后，不但在当地发展，而且进一步随着政治和经济的交往，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得到空前的交流。

例如春秋中晚期的楚国编钟一套十三枚，备有完整的十二律，包含了演奏各地音乐的可能棗它们应是各地音乐大交流的反映。

战国初期曾国的大套编钟，即最有名的曾侯乙编钟，不但从钟的音列上，更以钟的铭文告诉我们当时音乐交流的真实存在。

战国（约公元前475年——221年）时期，各诸侯国战乱纷争不断，周王室由衰微而灭亡，一个个小诸侯国也被几个大国所吞并。

而这一时期的“新乐”，却逐渐引人注目，例如赵国，其实更应注意的应该是楚国。

但因为最早写这一段历史的是汉代人，而“新乐”又是以与“古乐”对立的“坏音乐”的面目被载入史册的，汉高祖刘邦却喜爱楚声，所以史家就不敢把异军突起的楚声纳入“新乐”的范畴了。

楚地僻处南方，接受了周文化，但思想上受礼乐的束缚却要比中原各国小很多，春秋时期楚的伶人就是演奏当地音乐的。

楚音乐的风格与中原各国也很不同，这从《楚辞》和《诗经》的不同就不难看出。

楚国也是南北各地音乐交会的地方，郑、吴、蔡、越的歌舞都曾出现在楚国。

周代不仅有礼乐制度，还有采风制度、收集民歌，以观风俗、察民情。

周代渐兴采风制度与乐器相融合的结果，首先便是孕育出几部各地歌谣经典。

其中著名歌谣经典，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诗歌总集《诗经》和《楚辞》。

《诗经》它收有自西周初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入乐诗歌一共三百零五篇，分风、雅、颂三部分，是春秋末年产生的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现存305篇，简称“诗三百”，收集了从西周初期到春秋末期共500多年间的各类音乐作品，《墨子·公孟篇》云：“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

”其概括出《诗经》可诵、可奏、可歌、可舞的音乐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