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批判理论_郭湛

·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批判理论郭 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实践唯物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特征的确切概括。

关于这一点,学术界已经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

对于这种本质的理解也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笔者认为,在我们对实践唯物主义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并已经有了许多基本共识的基础上,现在需要突破已有的对实践唯物主义的一般化的理解,也就是应特别注意研究并强调实践唯物主义的批判本性。

就理论内容和精神实质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实践理论,同时又是一种实践批判理论。

这是同一理论的两个侧面,它们相互联系、相互渗透而又相互转化;缺少对于其中任何一个侧面的了解,都无法真正把握这一理论的总体。

一、哲学的批判与批判的哲学批判是哲学的本性。

哲学的批判首先是针对哲学自身的,批判是哲学发展和变革的方式。

古希腊哲学家所说的“辩证法”,最初指的就是在对话中通过辩驳和论证推动思想前进的方法。

在柏拉图的《国家篇》中,苏格拉底说,人凭借这种辩证法,通过理性的探讨可以找到通往事物本质的道路,直到把握善自身的本质。

在这种思想进程中,真理是借助辩证法的力量来揭示的。

这个意义上的辩证法是批判的理性和理性的批判。

在《巴门尼德篇》中,柏拉图借巴门尼德之口,批判了苏格拉底的理念论,其实也是柏拉图对自己以前的理念论的自我批判。

(参见苗力田,第318-338页)哲学就是在不断的批判和自我批判中前进的。

关于哲学的批判本性,讲得最明确的是康德。

富于科学的“缜密精神”的康德反对哲学中的独断论,指出这是认为无须纯粹理性的批判就可以在哲学中前进的成见,只能导致理性未经批判的无根据的摸索和轻率的漫游。

对思辨理性即纯粹理性的批判,可以堵塞错误的来源,抑制思辨理性的自负。

而拒斥纯粹理性批判的方法,“其用意无非是完全摆脱科学的羁绊,把工作变成儿戏,把确定性变成意见,把哲学变成偏见”(康德,2004年,第18-21页)。

康德指出,纯粹理性的批判主要“不是用于扩展我们的理性,而是用于澄清我们的理性,使它避免失误”,这是“对纯粹理性能力自身的批判”。

(同上,第40-41页)在康德看来,“理性在其一切行动中都必须经受批判”,在这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免除这种“铁面无私、一丝不苟的审查”。

(同上,第474页)理性决不能拒绝批判,它在任何时候都没有理由惧怕批判。

面对批判,理性有争辩的权利。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康德对纯粹理性进步的三个阶段的概括。

康德认为,在纯粹理性的事情上,标志着它的童稚时代的第一步是独断的;第二步是怀疑的,即让理性的所作所为经受检验甚至责难,可以称为理性的审查;第三步属于成熟了的判断力,它以可靠的、在其普遍性上已得到证明的准则为基础,这是理性的批判,也是理性的界限。

理性在发展的过程中先是独断的,然后是怀疑的,最后才是·3·批判的。

怀疑否定了独断,批判超越了怀疑,为理性确定了界限,标志着理性判断力的成熟。

康德把自己理性的全部旨趣汇合为以下三个问题:(1)我能够知道什么;(2)我应当做什么;(3)我可以希望什么。

他说,第一个问题是纯然思辨的,第二个问题是纯然实践的,第三个问题既是实践的又是理论的。

“实践的东西只是作为导线来导向对理论问题的回答,而且如果理论问题得到解决,就导向对思辨问题的回答”。

(康德,2004年,第514页)在这三方面的理性关注之中,都以相应的理性批判,即对我所知道的、我所做的和我所希望的东西的批判为前提。

人们必须首先对自己所知道的、所做的和所希望的东西加以理性的批判,才能真正明确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和我可以希望什么。

这种批判当然既是理论的批判,又导向实践的批判。

在康德的观念中,实践是对于理论而言的,是理论的实现。

康德说:“不管理论可能多么完美,看来显然在理论与实践之间仍然需要有一种从这一个联系到并过渡到另一个的中间项;因为包摄着这种规律的悟性概念,还必须补充以一种判断力的行动,实践者才能借之以区别某件事物是不是规律的例证。

”(同上,1990年,第164页)这就意味着,面对某种实践,理性需要批判性地追问:它所依凭的理论是什么;它要实现的目的是什么;它的规划的原则是什么;它所设想的结果是什么;它所包摄的规律是什么;它的实践者是否具备足够的判断力和行动能力。

对于实践理性的这种批判,其实也就是对于实践的理性批判。

二、马克思视野中的实践和实践批判同以往的哲学变革一样,马克思在哲学上的变革也是从对旧哲学的批判开始的。

但马克思与以往的哲学家不同,他所关注的不仅是哲学的批判,而且是整个观念领域的批判;不仅是观念领域的批判,而且是现实领域的批判。

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辩证法传统的马克思,以实践唯物主义精神把哲学的、理论的批判推进到政治、经济和其他实践领域,使之成为对社会各个实践领域全面的总体性批判。

这不仅是对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超越,而且是对旧的唯物主义哲学的超越。

1844年夏天,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写道:“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

”“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向德国制度开火!一定要开火!这种制度虽然低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但依然是批判的对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99-200页)如此犀利的对法律、政治和制度的批判,当然是直指现实的法律、政治和制度的实践的。

马克思写于1845年春天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最重要的理论界碑。

在批判了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哲学之后,马克思又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同“直观的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

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费尔巴哈……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

”“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4页)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中,主体不只是对于客体的观察者,而更是对于客体的实践者。

从单纯的观察者的角度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只是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这是主体与客体关系的一个方面或环节,仅仅停留在这里的理解是片面和表面的。

主体与客体关系的更重要的方面或环节,是主体与客体的实践关系。

从实践者的角度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是更侧重于主体方面的理解。

这样,主·4·《哲学研究》2006年第7期体即人的活动就不只是被动的直观,而更是能动的对象性的活动,是指向对象并进而改变对象的活动,这就是实践。

马克思之所以称实践为“感性的人的活动”,是因为作为实践主体的人、作为实践手段的工具和作为实践客体的对象等都是物质性的存在,即可以感知的存在物;主体、手段、客体之间以人为主导的相互作用,构成感性的、现实的对象性活动即实践。

主体能动地改变对象、现实即感性的世界,同时也能动地改变主体的活动和活动的主体本身,这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意义重大,是一种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5页)这种“现存世界”的“现存的事物”指什么?主要不是指作为客体的“物”,而是指主体所为之“事”。

“事在人为”,这种事是人的行为、行动即实践。

客观之物本身无所谓好坏,与人相关之物是由人所为之事即实践来运用和改变的。

人所为之事即实践与作为主体的人的选择相关,是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的;在不同的可能与现实之间可以做出比较和评判,因而有是非、当否、善恶、优劣的问题。

所以,“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主要应理解为用“实际”的即物质实践的方式对现存的“事”即实践的批判,而“物”的改变正是通过人之“事”即实践的改变来实现的。

人们在阐述实践唯物主义时,强调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地位和基础作用,认为社会实践是现实的、革命的力量,是推动认识进步、社会发展及人的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这些无疑都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表达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立场。

但是,同样应该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不能归结为单纯肯定、推崇实践的唯实践主义或实践至上主义。

在这种唯实践主义或实践至上主义的观念中,实践被抽象化、理想化了,成为某种历史的本体,具有“天然合理”的性质。

实践成了包治百病的万应灵药,似乎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只要诉诸实践甚至一提到实践就可以迎刃而解。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实践理论的简单化、片面化、表面化的理解甚至误解。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辩证的和历史的唯物主义,并不是简单地肯定和推崇实践的理论。

在辩证法的意义上,对实践的肯定是与对实践的否定相联系而存在的,在对实践的肯定之中内在地包含着对实践的否定,对实践的肯定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化为对实践的否定;反过来说,在对实践的否定之中内在地包含着对实践的肯定,对实践的否定在一定条件下也会转化为对实践的肯定。

就其实质而言,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是一种实践唯物论,同时也是一种实践辩证法。

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只是推崇实践的理论,而更是一种批判实践的理论,即一种实践批判理论。

当然,对于“批判”这个概念,应当从其本来的哲学涵义上理解和使用。

哲学意义上的“批判”是一种辩证法的态度,是自觉的、理性的、辩证的分析、取舍乃至重构。

辩证的批判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对认识和实践的偏差的揭示和校正,是人和社会发展、进步的阶梯。

我们不能像四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那样,绝对化、庸俗化地理解和使用“批判”这个概念。

“文化大革命”时期滥用“批判”的实践及其后果早已得到清算即批判,但人们对“批判”本身的各种误解却依然挥之不去。

我们应当恢复哲学“批判”概念本来的、合理的内涵,发挥其在社会生活中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

三、“实践批判”涵义的具体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的“实践批判”与单纯的理论批判不同,这是它与旧哲学的重要区别所在。

旧哲学把批判只是理解为理论的活动,哲学的批判、宗教的批判都发生在观念领域中,几乎与实践无涉。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5·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批判理论选集》第1卷,第57页)“改变世界”是“革命的”实践,也是对旧世界的实践批判。

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批判也不是单纯的实践批判,而是在理论批判的指导下自觉的实践批判,是始终与理论批判结合并不断向理论批判升华的实践批判。

与理论批判相统一的实践批判,是我们前进的内在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