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末考试中国古代文学思想

汉代关于屈原的争论汉代关于屈原的争论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刘安：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

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嚼然泥而不滓。

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司马迁：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

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

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

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

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

其志絜，故其称物芳。

其行廉，故死而不容。

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蝉蜕於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

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突出屈原作品“怨刺”的特点，赞扬屈原的高洁精神，推崇屈原作品中寄托深远的比兴方法。

第二阶段：扬雄：《汉书·扬雄传》：“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

何必湛身哉！”主张明哲保身，反对屈原投江，并作《反离骚》以示已意。

班固：今若屈原，露才扬己，兢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

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

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纵容。

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扬雄、骋极文辞，好而悲之，自谓不能及也；虽非明智之器，可谓秒才者也。

（《离骚序》）不明哲保身，多虚妄之语。

同时，我们也应注意，班固对屈原虽有评价，但评价不低。

第三阶段：王逸：且人臣之义，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

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

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后忠立而行成，荣显而名著。

若夫怀道以迷国，详愚而不言，颠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婉娩以顺上，逡巡以避患，虽保黄耉，终寿百年，盖志士之所耻，愚夫之所贱也。

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

而班固谓之露才扬己，况于群小之中，怨恨怀王，讥刺椒、兰，苟欲求进，强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恚自沉，是亏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

昔伯夷、叔齐让国守分，不食周粟，遂饿而者，岂可复谓有求于世而怨望哉？且诗人怨主刺上曰：“呜呼小子，未知臧否。

匪面命之，言提其耳。

”风谏之语，于斯为切。

然仲尼论之，以为大雅。

引此比彼，屈原之词，优游婉顺，宁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携其耳乎？而率者以为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阙中矣。

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

“帝高阳之苗裔”，则“厥初生民，时惟姜原”也。

“纫秋兰以为佩”，则“将翱将翔，佩玉琼琚”也。

“夕揽州之宿莽”，则《易》“潜龙勿用”也。

“驷玉虬而乘鷖”，则“时乘六龙以御天”也。

“就重华而陈词”，则《尚书》《咎繇》之谋谟也。

登昆仑而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土也。

故智弥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识远。

屈原之词，诚博远矣。

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

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

（《楚辞章句序》）《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

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

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

肯定屈原对楚王的忠诚，认为屈原作品依托五经立义，肯定作品中浪漫主义特征。

总之，汉代对屈原的评价总体来说经历肯定——否定——肯定，同时反映了汉代文艺思想的发展变化。

《诗大序》的文学观念《毛诗序》阐说了诗歌的特征、内容、分类、表现方法和社会作用等，可以看作是前秦儒家诗论的总结。

首先，它进一步阐明了诗歌的言志抒情的特征，也说明诗歌与音乐、舞蹈的关系。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志，偏于社会伦理道德；情，属于个体性的。

志要形成诗，中介就是情。

这样的诗歌内容既能传达政教内容，又能打动人心，从而使政教内容为天下人所接受。

《毛诗序》把志与情结合起来谈，更加清楚地说明诗歌的特征。

其次，《毛诗序》指出了诗歌音乐和时代政治的密切关系。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作品，政治情况往往在音乐和诗歌的内容里反映出来。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这显然是受到季札观乐的启示，进一步指出政治、道德、风俗与音乐诗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第三，在诗歌的分类与表现手法方面，《毛诗序》提出六义说。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孔颖达《毛诗正义》认为“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

”基本概括了风雅颂是《诗》之体，而赋比兴是《诗》之用即表现手法。

最后，《毛诗序》对诗歌的特征、诗歌与政治的关系、诗的分类和表现手法的论述，贯穿着一个中心思想：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

因此，在谈到诗歌的言情特点时，又提倡“发乎情，止乎礼义”，导致后来文人以“温柔敦厚”论诗的模式。

说到诗的政治作用时，又强调“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它把这种思想集中突出地表现在关于诗歌的社会作用的论述里：“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这种理论在政治上表达了统治阶级对诗歌的要求，对诗歌的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孟子的诗学主张孟子的诗学主张大体可分三部分：知言养气、以意逆志、知人论世。

一、知言养气（公孙丑）“敢问夫子恶乎长？”（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

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

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

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

”……“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

”（《公孙丑》上）孟子讲的知言，是指对于诐、淫、邪、遁等言辞，能看出它所蔽、所陷、所离、所穷之处。

他讲的养气，是强调人的内心修养。

他认为只要“配义与道”，即加强儒家的伦理道德的思想修养，就是养“浩然之气”。

养气强调内省，知言强调言辞与内在心灵的统一。

二、以意逆志“以意逆志”是孟子提出的理解作品的方法。

他主张，分析诗的人不能因为个别的辞和句去曲解整篇的意思，而应该用自己对诗意的准确理解，去推求作者的本意，分析作品内容。

孟子为学生咸丘蒙解释《小雅·北山》《大雅·云汉》的诗句，就是运用“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这一方法。

此处的辞，指未经文饰的表达。

志，不是一般的志，是善的，强调作者的主体地位，主张将作者之志作为旨归。

三、知人论世孟子提倡在读诗时，要善于领会其内在精神，但同时这种理解不是主观臆断，而是通过“知人论世”的总体把握的方式去领会。

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土，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

”（《万章》下）文学是作者思想情感与时代环境相结合的精神作品，因而要了解作者的思想性格，当然必须要读他们的书，考察其所处的时代背景。

孟子在与公孙丑讨论《小弁》之怨、《凯风》之不怨时，就是从不同作者及其诗歌的不同背景出发，来评价这两首诗，这就是对“知人论世”方法的运用。

王国维认为，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可以相互参照。

他在《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中指出：“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

”可见，孟子的诗学主张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但我们应注意，作品能否表达作者真正的意志，如果作者在创作时没有表达自己真实的情感，那么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就不能起到作用，所以二者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典论·论文》的文学观念《典论·论文》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较早的一篇专论，它对文学的价值问题，作家个性与作品的风格问题，文体问题，文学的批评态度问题都有涉及。

虽然曹丕仅仅是略引端绪，但对后代的影响很大。

首先，关于文学的价值。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作者本着文以致用的精神，把文学提到与事功并立的地位，并鼓励作家们去努力从事文学活动。

这对魏晋以后文学的发展，是有推动作用的。

其次，关于文气。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文章中的“气”，是由作家不同的个性所形成，是指作家在禀性、气度、情感等方面的特点所构成的一种特殊精神状态在文章中的体现。

曹丕认为，气有清浊之分。

我们可以把“清”理解是俊爽超迈的阳刚之气，浊是凝重沉郁的阴柔之气。

曹丕认为作家的气质、个性，形成各自独特的风格。

因此，各有所长，难可兼擅。

其三，对于文学体裁的区分。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所谓“本”，大致是指基本的规则而言，这是一切文章共同的；所谓“末”，是各种不同文体的特点。

奏议、书论，晋以后人所谓无韵之笔；铭诔、诗赋，晋以后人所谓有韵之文。

因文章具体的功能不同，而体裁和表现方法也就有所不同。

雅、理、实、丽，各具特点。

本末结合起来的看法，是曹丕首先提出的，它推进了后来的文体研究。

其四，关于文学批评者的态度。

曹丕指出了两种错误态度：一是“贵远贱近，向声背实”；一是“暗于自见，谓己为贤”，“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各以所长，相轻所短”。

前者斥责了尊古卑今的观点，前人已有阐述。

后者对“文人相轻”的斥责，则是作者的新论。

作者根据对不同的文气、文体的认识，说明各个作家作品各有短长。

“暗于自见”的人，不可能产生正确的文学批评。

《文赋》的文学思想陆机的《文赋》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篇名作，它着重探讨文学的内部规律，第一次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文学创作的基本理论，对后世文学发展产生很大影响。

问题一，陆机提出了“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问题。

陆机这里所说的“意”是指构思过程中的意，亦即构思中所形成的具体内容，而不是指文章中已经表达出来的意。

“物”指人的思维活动对象，“文”指用语言文字写成的文章。

“意不称物”是指构思内容不能正确反映思维活动对象，“文不逮意”指文章不能充分表现思维过程中所构成的具体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