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的创作时间与出处及其对教学的启示

《春》的创作时间与出处及其对教学的启示作者：李斌辉来源：《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2021年第11期选入语文教科书作为课文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一般都能无疑问地确定其创作时间和出处，但朱自清散文《春》却是一个例外。

长期以来，无论是文学界还是语文教育界，对于该文的创作时间和出处不能具体明确。

考证和明确《春》的创作时间和出处，对该文的教学不无裨益。

一、《春》的创作时间《春》在新中国成立后被选入语文教科书，当是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

最初是北京景山学校将该文选入自编的《儿童学现代文》读本，196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将该文收入初中语文第二册。

文革之后，《春》被选入1978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日制十年制初中课本《语文》（试用本），安排在第一册第21课[1]。

现在来看，该版教科书对《春》原文做了一定修改。

198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对1978年语文教科书进行修订，同时再对《春》进行了加工和润色，选入当年出版的初中《语文》第一册，安排在第10课（有不同印次安排在第12课）。

此后《春》就成为人教社初中语文教科书中的固定篇目，且基本选用1981年改定的版本。

由于人教社语文教科书的影响，以后出版的很多朱自清文集、选本都选用人教社修改后的《春》，而不是用未经修改的原文。

1988年起，朱自清的儿子朱乔森开始编辑《朱自清全集》交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收录《春》的《朱自清全集》第四卷于1990年出版，此后全国各种版本的语文教科书几乎都以《朱自清全集》中的《春》为据选文，并注明选自“《朱自清全集》第四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而此前的各种版本语文教科书都没能注明《春》选自何處。

需要说明的是，此后人教社出版的教科书虽然注明了课文《春》选自“《朱自清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但正文依然用的是1981年该社改定稿，与《朱自清全集》中的《春》在文字上有出入，且并未做“有改动”的说明。

2016年出版的统编语文教科书，也即现行语文教科书，将《春》安排在七年级上册第1课，注明该文“选自《朱自清全集》第四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并“略有改动”[2]。

统编教科书是在结合了人教社1981年改定的《春》和《朱自清全集》的《春》基础上略作改动的。

尽管新中国成立后，《春》一文作为课文的历史相当长，但无论是教科书还是教师用书，对该文的创作时间，要么避而不谈，要么含糊不明确。

著名语文教育专家饶杰腾主编的《中学语文教参》新编初中第1册，就认为《春》“具体的写作时间无法确知”[3]。

1979年，扬州大学教师吴周文在《语文学习》发表《春的赞歌——读朱自清的散文〈春〉》，认为《春》“大致写于1928年到1937年期间”，“这个时期，正是作者彷徨苦闷而埋头于古典文学研究的阶段”[4]。

此后，大部分语文教学参考书、辅导书和一些教学论文以此为据，认定《春》的创作时间。

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出版的《初级中学语文第一册教学参考书》，就沿用此说。

《语文学习》于2005年第8期，发表上海语文特级教师谭轶斌的“《春》备课参考”，也认为该文“创作的时间大致在1928年致1937年之间”[5]。

在全国中小学流行广泛，使用率较高的《王后雄全解王·七年级语文：人教实验版》完全引用了吴周文在《春的赞歌》中关于《春》创作背景的原话[6]。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语文组编写的参考书则认为《春》的写作时间“可能在1930年到1937年之间”[7]。

有老师还认为《春》写于《荷塘月色》（1927年）之后，朱自清赴英留学（1931年）之前，并指出朱自清为何独在这篇作品末尾不署明写作时间，这是值得去探究的一个“谜”[8]。

2016年出版，温儒敏、王本华主编的统编语文教科书教师教学用书也未能指出该文的创作时间和出处，只是模糊地说“作者写作《春》时，已经没有创作初期诗文的那种淡淡的哀怨的色调，而是鲜明地表现出新鲜的格调和欢快的情绪。

这是一篇有较大风格演变痕迹的散文”[9]。

《春》的写作时间相对得到比较具体明确，是在1990年《朱自清全集》第四卷出版后。

该卷在《春》的文末注有“1933年7月”字样[10]，这就表明该文创作于1933年7月。

这本来对长期以来《春》创作时间不确定问题是个利好，但后来证明，《朱自清全集》混淆了“创作时间”和“发表时间”，误把《春》的发表时间等同于创作时间，这样还是未能明确《春》的创作时间。

此后很多朱自清文集选本，包括一些语文教师又以《朱自清全集》为据，认为《春》的成文时间为“1933年7月”，造成该文创作时间以讹传讹。

《春》一文究竟是创作于何时？这一问题实际上可以在朱自清日记中找到答案。

朱自清有记日记的习惯，生前留下了丰富的日记。

从1980年起，朱自清夫人陈竹隐女士开始逐步公布朱自清日记。

由于朱自清的日记大部分由英文和日文写成，陈竹隐还专门委托了有关人员进行翻译和整理。

1981年《新文学史料》分4期公布了朱自清的部分日记。

可发现在1933年2月22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述：“以《春》寄俞宅、二毛公鉴定之”[11]。

这表明，至迟在1933年2月22日，朱自清已完成了《春》的创作。

由于《新文学史料》公布的朱自清日记是经过了择取，并非按日完整公布，因此，单从这天日记依然不能明确《春》的具体创作时间。

但至少可证实，《春》创作于1933年2月22日之前。

这一细节，当时并未得到《春》研究者们的重视。

到1998年，《朱自清全集》12卷全部出版，其中9-10卷为完整的朱自清日记。

查阅日记，会发现在1933年2月21日的这天，朱自清就只记了这样几个字：“成《春》一文”。

这就表明《春》是1933年2月21日完成的。

从这再无其他事情记录的日记中，可以猜测出朱自清这一天的工作应主要就是在写《春》。

2月22日，朱自清“以《春》寄俞宅、二毛公鉴定之”，他将《春》寄给了好友俞平伯及其父亲俞陛云欣赏。

日记显示，到了第三天，即2月23日，朱自清造访俞家，与俞家人打了牌，看到了俞平伯等对《春》的“鉴定书”，俞对“都开满了花赶趟儿”一句不是很理解（或许来自南方的俞平伯对这东北方言不是很熟悉）。

俞平伯还把一首新作的诗《赋得早春》给朱自清看，两人都认为俞诗很老到，与《春》相比，要老“20年”[12]。

因出版朱自清全集而获得完整朱自清日记的姜建、吴为公根据日记编订，于1996年出版《朱自清年谱》，其中就记述道：1933年2月21日，作散文《春》[13]。

至此，关于《春》的创作时间得到明确：1933年2月21日。

二、《春》的出处明确了《春》的创作时间，第二个问题又随之而来，《春》出自何处？也即最早发表《春》一文的出版物是什么？这又是一个公案。

朱自清生前曾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了自选结集出版，散文集有《背影》《你我》《旅欧日记》《语文影》等，但是《春》一文未曾选入任一自选集。

入选自选散文集中的篇目在文末几乎都会有创作时间和地点，或者发表时间和刊物的注明。

如《背影》，在文末有“1925年10月在北京”“原载于1925年11月22日《文学周报》第200期”的说明，《荷塘月色》文末注有“1927年7月，北京清华园”“原载于1927年7月10日《小说月报》第18卷第7期”等字样，但《春》因没有入选自选集，其发表情况也就无从得知。

朱自清去世之后，清华大学决定出版《朱自清全集》，成立了由浦江清任主编的“朱自清全集编辑委员会”，因各种原因“朱自清全集”最后改为《朱自清文集》由开明书店1953年出版，其中《春》未入选。

朱自清先生的弟子，后来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的季镇淮为“朱自清全集”的出版而编的《朱自清先生年谱》中，也没涉及到《春》一文。

而之前由茅盾任主编的“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于1951年由开明书店出版了《朱自清选集》，《春》未入选。

之后不久，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前两个选集为底本，加以增删，出版了《朱自清选集》，《春》最终也未能入选。

这就使《春》的出处变得“无据可查”“扑朔迷离”。

正因如此，多年来中学语文教育界就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春》“原文发表在什么报刊上，尚未查出”[14]。

1980年《文学评论》第1期发表吴周文《论朱自清的散文艺术》一文，在注释中提到“《春》的出处尚未查到，1937年该文最早选入《新编初中国文》第四冊，文化大革命前曾选入中学语文课本”[15]。

包括人教社的语文教学参考书在内的很多语文教学参考书、辅导资料都持相同观点。

1982年，陈孝全、陈锡岳在南京师范学院内部刊物《文教资料简报》发表合编的《朱自清著译系年目录》，则认为《春》的出处就是“中华书局新编初中国文第四册”，出版时间是1933年，而非1937年。

认定《春》出自《新编初中国文》第四册的证据当是来自保留下来的“朱自清全集编辑委员会”的手稿。

朱乔森曾谈到其保存有解放初期朱自清全集编委会的一份《春》手抄稿，其后注明“原载中华书局《新编初中国文》第四册”，但未注明时间[16]。

198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的陈杰经过实物考证出《春》最早的出处并非文学刊物和报刊，而是1933年7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朱文叔编，舒新城、陆费逵校的《初中国文读本》第一册[17]。

1989年，陈杰对这一发现又做了补充[18]。

1933年7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初中国文读本》第一册为《春》最早出处的观点现已得到大多数学者、教师，包括朱乔森的认同。

正因如此，朱乔森主编的《朱自清全集》选入的《春》在文字与标点上完全与《初中国文读本》的《春》相同，且在文末注名了“1933年7月”，当然这是将发表时间当做了创作时间。

笔者在经过多方寻求获得了《初中国文读本》第一册和《新编初中国文》第四册的原书实物，经过仔细辨析，认为陈杰的观点目前最为可信。

1933年7月，朱文叔编，舒新城、陆费逵校的“新课程标准适用初中国文读本”，即《初中国文读本》，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通过原图书实物可发现，该教科书的编例有：“本书编选主旨，一方面顾到文学本身，一方面更注重民族精神之陶冶、现代文化之理解，故除选录成文外，又特约多人，按初中学生程度，分别撰述既富兴味、又有内容之文字，编入各册，藉矫从来偏重文艺之趋向”;“务求文字有内容，言之无物者不用”;“为欲与小学衔接而减少教学上之困难计，第一册概用平易条达、篇幅较短之文字”;“多採积极发扬的作品，感伤沉郁足以沮丧青年精神者不用”。

从《春》的篇幅、语言和内容来看，非常符合编例。

尤其重要的是，教科书附注还专门提示，教科书目录中“课题左上角有‘*’者，系特约撰述之作品”。

而《春》在教科书第五组（单元）第一篇，其左上角就有“*”号[19]。

这说明，朱自清是应中华书局之邀，为该教科书专门撰写了《春》。

整个这一册课本中带星号的特约撰述作品还有：廖世承的《青年生活》、如一的《叶澄衷》《詹天佑》、陆费逵的《警告中等学生》、叶绍钧的《晨》、孙福熙的《夏天的生活》、金兆梓的《风雪中的北平》、庄泽宣的《邮政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