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随风 [聆听随风合唱中隐晦了的抒情]

聆听随风 [聆听随风合唱中隐晦了的抒情]

日期：20__年11月25日

地点：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附近的咖啡室

在靠海的一间不大却很别致的咖啡室中，在柔和的音乐和灯光包裹下，梁秉钧点了一杯清茶，从二十世五十年代的香港漫谈到今天的华人社会，从诗歌越界到音乐绘画，从中国古典文学延伸到全球后现代思潮，为我们开启了一次精神的旅行，而他本身就是一道光环，他有时神情严肃，而更多的时候，他爽朗地笑。当我们走出咖啡室的时候，天已经完全暗下来了，而诗歌依然以某种力量在我的心间回旋。在隐晦了抒情的年代，一只聆听的耳朵牵引着我们去寻找诗歌的曼妙之音。

经验与诗意

陈良湾（下文简称“陈”）：许多伟大的诗人在诗歌里都涉及一些“大”的话题，诸如信仰、生命、爱，而您的诗歌更多关注日常，与他们关注抽象的事物相比，您更重视具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梁秉钧（下文简称“梁”）：每个人都有自己成长的背景，比如我们的成长背景和内地同年代的诗人很不同，想法和文革后长大的内地诗人自然也不同。可能是因为我在香港长

大，从小就能接触到三、四十年代的穆旦、卞之琳、何其芳等人的诗集，也通过英文阅读了许多西方的文学作品，包括诗歌。在那个年代，集体觉得很有价值的东西，诸如国家、民族、信仰、宗教或者其它，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并无亲身的体会，因此很难说去认同它，更多的时候，我是持怀疑的态度。出于以上的认知，如果我要写一种信仰，那么这种信仰就必须是我自己经历和体验过的，而不是拿别人的一些经验，或者是诗意的文字来装饰自己。

陈：大地、故土是诗歌无法回避的永恒话题，大自然带给了诗歌无穷的生命力。那您的经验是什么？

梁：我也很喜欢大自然，小时候喜欢去爬山，去西贡，去离岛，还有其它地方，但是就香港的自然环境来说，我接触到的毕竟不是陶渊明和谢灵运他们看见的大自然，也不同于西方的大自然。

在我刚刚学习写诗的时候，很希望能写出自己的经验。而二十世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些诗人常用宋词的意象，看见漂亮的词藻就拿来使用，有些人甚至把描写词典里面的句子摘抄出来放在自己的诗歌里，就当成是诗意。我不想要这种“诗意”，我觉得诗意不是成衣，你只需要披在身上就可以了，而是想要通过自己对世界的感受，裁剪和发现诗意，即使只是普通事物中的诗意。

我们成长的时候有两种影响，一种是来自大陆的左派思想，如《金光大道》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作品；一种来自台湾的悲情意识，偏于伤感，意境更靠近旧诗词。我想，香港是一个比较现代化的城市，我一直在探索如何找到相应的文字写出自己独特的感受，不用别人的文字去写。自己接触的世界是怎样的，就怎样去写。我没有一个特别的口号，只是想做一个真实的观察者。

陈：你能谈一下您的第一部诗作《雷声与蝉鸣》吗？

梁：《雷声与蝉鸣》里面是有“诗意”的，但并没有依赖一些旧诗词或者是现成诗意的句子。当时没有人像我那样写诸如“街道”之类的“破烂”的东西，还有“剥海胆”的场面也都不是当时流行的写诗题材。开始的时候，人们常常提到里面的“物”，最近一位年轻的朋友写了一篇论文，他谈到了《雷声与蝉鸣》中的“人”。以前大家都说《雷声与蝉鸣》中满眼都是“街道”，而他留意到里面还有很多边缘人，如风中的老人、打字小姐、渔夫……在后来的《半途》中，我也写过一些人物，常常看到“路边几个老人蹲在那里”。其实，人也是整个城市中风景的一部分。人与物以及整个气氛，可能就是我当时接触到的整个世界。我在散文和小说中也写到很多人物，相比诗歌对人物形象化的表现，散文则更方便做一些描绘性的工作，而小说则更偏向心理描写，各有各的特色。

陈：除了诗歌之外，您还创作了大量的小说散文。写诗歌的心态和写其它的心态有什么不同？梁：写诗和写散文的状态应该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也没有觉得什么特别，整个写作的历程都是一个修炼的过程。开始的时候写诗是因为有些东西很自然就用诗歌来表现。后来因为有机会写专栏，就写了很多散文。1970年到1978年我在《快报》写专栏，诗和散文都可以刊登。而创作小说，则要求结构更精致一些，能表现一段时间内人和事的发展，更好地呈现人物的心理状态、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伦理等等。其实，我觉得诗歌、散文、小说都是互通的，比如《雷声与蝉鸣》中也尝试吸收小说的写法，有人物、对话、角色分配。这些都是我尝试认识世界，与世界对话，将自己的疑惑、探索和发现写出来的过程。

香港与香港故事

陈：您的创作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就关注香港的文学文化，您一直说香港的故事很难写，那如何才算写出了香港？

梁：在我看来，香港之所以难写是因为没有代表性人物。卢卡契（Georg Lucas）说写实主义要有整体性，马克思的写实主义也说要对现实有个全盘的认识。但对香港而言，很难找出一个典型人物。你说李嘉诚就代表香港吗？那也不一定的。普通一个老人家也有可能代表香港，他们身上也带有很多时代变化的印记。有人希望香港作家能找出一个人，代表典型香港

人，用“三部曲”写出他三代的变迁，但是我不认同这种想法，香港不是某个人可以代表的，它可能由许多看似平凡的人的点滴构成，在他们身上，你反而能看见历史变迁的蛛丝马迹。

陈：您刚才谈到“三部曲”式和“家族”式样的写作，那您觉得类似《百年孤独》这样的作品能够为一个地方代言吗？

梁：《百年孤独》不是三部曲，而且马尔克斯也不觉得它代表得了。（笑）马尔克斯写一个家族史，里面有很多魔幻的元素，影射了哥伦比亚的历史。我觉得这样写作就有意思，不是概念先入为主。有的社会科学家说香港人分四代，而实际上，现实比历史教科书复杂得多，充满了旮旯和暧昧。又比如大家很熟悉的托尔斯泰，他在《安娜·卡列尼娜》开头写道：所有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所有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同。你以为这就是他的理论吗？不是的。在他的笔下，无论写幸福的，还是不幸福的，都是不同的，而正是这些变化才使小说变得精彩。

陈：“香港”作为一个文化背景，在文坛有什么特别的意味吗？

梁：五十年代以来，由上海或者北京移民过来的作家常常回忆国内的生活。有的说，香港的餐厅不好，上海霞飞路的餐厅才是好。在小思编写的《香港的忧郁》中也提到，杨彦歧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