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国风·秦风·蒹葭》原文译文及鉴赏

诗经《国风·秦风·蒹葭》原文译文及鉴赏《国风·秦风·蒹葭》先秦：佚名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

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

所谓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译文】河边芦苇青苍苍，秋深露水结成霜。

意中之人在何处？就在河水那一方。

逆着流水去找她，道路险阻又太长。

顺着流水去找她，仿佛在那水中央。

河边芦苇密又繁，清晨露水未曾干。

意中之人在何处?就在河岸那一边。

逆着流水去找她，道路险阻攀登难。

顺着流水去找她，仿佛就在水中滩。

河边芦苇密稠稠，早晨露水未全收。

意中之人在何处?就在水边那一头。

逆着流水去找她，道路险阻曲难求。

顺着流水去找她，仿佛就在水中洲。

【鉴赏】东周时的秦地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陕西大部及甘肃东部。

其地“迫近戎狄”，这样的环境迫使秦人“修习战备，高尚气力”（《汉书·地理志》），而他们的情感也是激昂粗豪的。

保存在《秦风》里的十首诗也多写征战猎伐、痛悼讽劝一类的事，似《蒹葭》、《晨风》这种凄婉缠绵的情致却更像郑卫之音的风格。

诗中“白露为霜”给读者传达出节序已是深秋了，而天才破晓，因为芦苇叶片上还存留着夜间露水凝成的霜花。

就在这样一个深秋的凌晨，诗人来到河边，为的是追寻那思慕的人儿，而出现在眼前的是弥望的茫茫芦苇丛，呈出冷寂与落寞，诗人所苦苦期盼的人儿在哪里呢？只知道在河水的另外一边。

但这是一个确定性的存在吗？从下文看，并非如此。

是诗人根本就不明伊人的居处，还是伊人像“东游江北岸，夕宿潇湘沚”的“南国佳人”（曹植《杂诗七首》之四）一样迁徙无定，也无从知晓。

这种也许是毫无希望但却充满诱惑的追寻在诗人脚下和笔下展开。

把“溯洄”、“溯游”理解成逆流而上和顺流而下或者沿着弯曲的水道和沿着直流的水道，都不会影响到对诗意的理解。

在白居易《长恨歌）中，杨贵妃消殒马嵬坡后，玄宗孤灯独守，寒衾难眠，通过道士鸿都客“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寻找，仍是“两处茫茫皆不见”，但终究在“虚无缥缈”的海外仙山上找到了已成仙的杨贵妃，相约重逢于七夕。

而《蒹葭》中，诗人一番艰劳的上下追寻后，伊人仿佛在河水中央，周围流淌着波光，依旧无法接近。

《周南·汉广》中诗人也因为汉水太宽无法横渡而不能求得“游女”，陈启源说：“夫说（悦）之必求之，然惟可见而不可求，则慕说益至。

”（《毛诗稽古编·附录》）“可见而不可求”，可望而不可即，加深着渴慕的程度。

诗中“宛”字表明伊人的身影是隐约缥缈的，或许根本上就是诗人痴迷心境下生出的幻觉。

以下两章只是对首章文字略加改动而成，这种仅对文字略加改动的重章叠唱是《诗经》中常用的手法。

具体到此诗，这种改动都是在韵脚上——首章“苍、霜、方、长、央”属阳部韵，次章“凄、唏、湄、跻、坻”属脂微合韵，三章“采、已、涣、右、浊”属之部韵——如此而形成各章内部韵律协和而各章之间韵律参差的效果，给人的感觉是：变化之中又包涵了稳定。

同时，这种改动也造成了语义的往复推进。

如“白露为霜”、“白露未晞”、“白露未已”——夜间的露水凝成霜花，霜花因气温升高而融为露水，露水在阳光照射下蒸发——表明了时间的延续。

此诗曾被认为是用来讥刺秦襄公不能用周礼来巩固他的国家（《毛诗序》、郑笺），或惋惜招引隐居的贤士而不可得（姚际恒《诗经通论》、方玉润《诗经原始》）。

但跟《诗经》中多数诗内容往往比较具体实在不同，此诗并没有具体的事件与场景，甚至连“伊人”的性别都难以确指。

上述两种理解也许当初是有根据的，但这些根据或者没有留存下来，或者不足以服人，因而他们的结论也就让人怀疑了。

《诗经》的历代注家往往是求之愈深，却得到失之愈远的相反结果。

况且“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见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科林伍德《历史观念》），对文本的阐释也具有当代性。

现代大多数学者都把它看作是一首爱情诗，先以苍苍的蒹葭起兴，再写男子追求意中人，所追的人在何方?在茂密的蒹葭丛里，似见非见，时隐时现。

这首诗用反复重章来表现悬念迭起。

“苍苍”、“萋萋”、“采采”近义；白露“未霜”“未晞”、“未已”，内容也差不多。

总之，这首诗的重章整齐、浅显，读起来节奏明快、动听。

诗意的空幻虚泛给阐释带来了麻烦，但也因而扩展了其内涵的包容空间。

读者触及隐藏在描写对象后面的东西，就感到这首诗中的物象，不只是被诗人拿来单纯地歌咏，其中更蕴育着某些象征的意味。

“在水一方”为企慕的象征，钱钟书《管锥编》已申说甚详。

“溯洄”、“溯游”、“道阻且长”、“宛在水中央”也不过是反覆追寻与追寻的艰难和渺茫的象征。

诗人上下求索，而伊人虽隐约可见却依然遥不可及。

《西厢记》中莺莺在普救寺中因母亲的拘系而不能与张生结合，叹惜“隔花阴人远天涯近”，《蒹葭》中的诗人也是同样的感觉罢。

诗人的追寻似乎就要成功了，但终究还是水月镜花。

古希腊神话中有一则说坦塔罗斯王因自我吹嘘犯下罪过而遭受惩罚——忍受永远的焦渴和饥饿之苦。

他站在大湖中，湖水深及他的下颔，湖岸长着果树，累累果实就悬在他的头顶。

可是，当他口渴低头喝水时，湖水便退去；当他腹饥伸手摘果时，树枝便荡开，清泉佳果他始终可望而不可即。

目标的切近反而使失败显得更为让人痛苦、惋惜，最让人难以接受的失败是距离成功仅一步之遥的失败。

探索人生深刻体验的作品总在后代得到不断的回应。

“蒹葭之思”（省称“葭思”）、“蒹葭伊人”成为旧时书信中怀人的套语。

曹植《洛神赋》、李商隐的《无题》诗也是《蒹葭》所表现的主题的回应。

而当代台湾通俗小说家琼瑶的一部言情小说就叫做《在水一方》，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歌就是以此诗为本改写的。

事实的虚化一般说来，抒情诗的创作是导发于对具体事物的感触，因而在它的意境中，总可看到一些实实在在的人事场景。

然而（蒙蒙）的作者却似乎故意把其中应有的主要人物事件都虚化了。

追寻者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而追寻？我们不知道；被追寻的“伊人”是什么身份？为什么他那么难以得到？我们也不知道；以至于连他们是男是女也无从确认。

特别是“伊人”，音容体貌均无，一会儿在河的上游，一会儿在河的下游，一忽儿在水中央，一忽儿在水边草地，飘忽不定，来去渺茫，简直令人怀疑他是否真有实体存在。

无疑，由于追寻者、特别是被追寻者的虚化，使整个追寻人物、追寻事件、追寻内容都变得虚幻愿陇起来；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事实的虚化、膜犹，诗的意境才显得那么空灵而富有象征意味。

作品所表达的情感：追“伊人”的男子在经过了三次的追寻没有追寻到他的“伊人”由此可见所谓的伊人不过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梦幻与虚境。

但是追梦男子并没有放弃，而是为了梦想而上下追寻,不怕艰难险阻。

意象的空灵实际上，诗中所描述的景象，并非目之所存的现实人事，而是一种心象。

这种心象，也不是对曾经阅历过的某件真事的回忆，而是由许多类似事件、类似感受所综合、凝聚、虚化成的一种典型化的心理情境。

这种心理情境的特点，是不粘不滞、空灵多蕴。

“在水一方”，可望难即，就是这种空灵的心理情境的艺术显现。

在这里，由于追寻者和被追寻者的虚化，那看来是真景物的河水、道路险阻，乃至逆流、顺流的追寻路线，以及伊人所在的“水中央”等诸种地点，也都成了虚拟的象征性意象。

对它们均不可作何时何地、河山何水的深究，否则，伊人既在河的上游又在河的下游就自相矛盾，连两个人何以都不渡过河去也成了问题。

《蒹葭》的成功，就在于诗人准确地抓住了人的心象，创造出似花非花、空灵蕴藉的心理情境，才使诗的意境呈现为整体性象征。

扩展阅读：《诗经》价值影响之社会功用《诗经》的编集本身在春秋时代，其实主要是为了应用：其一，作为学乐、诵诗的教本；其二，作为宴享、祭祀时的仪礼歌辞；其三，在外交场合或言谈应对时作为称引的工具，以此表情达意。

通过赋诗来进行外交上的来往，在春秋时期十分广泛，这使《诗经》在当时成了十分重要的工具。

《左传》中有关这方面情况记载较多，有赋诗挖苦对方的（《襄公二十七年》），听不懂对方赋诗之意而遭耻笑的（《昭公二十年》），小国有难请大国援助的（《文公十三年》）等等。

这些引用《诗》的地方，或劝谏、或评论、或辨析、或抒慨，各有其作用，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凡所称引之诗，均“断章取义”——取其一二而不顾及全篇之义。

这种现象，在春秋时期堪称“蔚成风气”。

这就是说，其时《诗经》的功用，并不在其本身，而在于“赋诗言志”。

想言什么志，则引什么诗，诗为志服务，不在乎诗本意是什么，而在乎称引的内容是否能说明所言的志。

这是《诗经》在春秋时代一个实在的，却是被曲解了其文学功能的应用。

赋诗言志的另一方面功用表现，切合了《诗经》的文学功能，是真正的“诗言志”——反映与表现了对文学作用与社会意义的认识，是中国文学批评在早期阶段的雏形。

如《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

《大雅·民劳》：“王欲玉女，是用大谏”等。

诗歌作者是认识到了其作诗的目的与态度的，以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态度，从而达到歌颂、赞美、劝谏、讽刺的目的。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赋诗言志，也是使赋诗言志真正切合《诗经》的文学功能及其文学批评作用。

《诗经》社会功用的另一方面，是社会（包括士大夫与朝廷统治者）利用它来宣扬和实行修身养性、治国经邦——这是《诗经》编集的宗旨之一，也是《诗经》产生其时及其后一些士大夫们所极力主张和宣扬的内容。

孔子十分重视《诗经》，曾多次向其弟子及儿子训诫要学《诗》。

孔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阳货》）这是孔子对《诗经》所作出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兴、观、群、怨”说，也是他认为《诗经》之所以会产生较大社会功用的原因所在。

孔子的“兴、观、群、怨”说阐明了《诗经》的社会功用，既点出了《诗经》的文学特征——以形象感染人，引发读者的想像与联想，又切合了社会与人生，达到了实用功效。

扩展阅读：诗经（中国最早诗歌总集）《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

《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

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

《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