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国风·秦风·蒹葭》原文译文及鉴赏

诗经《国风·秦风·蒹葭》原文译文及鉴赏《国风·秦风·蒹葭》
先秦：佚名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

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

所谓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译文】
河边芦苇青苍苍，秋深露水结成霜。

意中之人在何处？就在
河水那一方。

逆着流水去找她，道路险阻又太长。

顺着流水去找她，仿佛在那水中央。

河边芦苇密又繁，清晨露水未曾干。

意中之人在何处?就在河岸那一边。

逆着流水去找她，道路险阻攀登难。

顺着流水去找她，仿佛就在水中滩。

河边芦苇密稠稠，早晨露水未全收。

意中之人在何处?就在水边那一头。

逆着流水去找她，道路险阻曲难求。

顺着流水去找她，仿佛就在水中洲。

【鉴赏】
东周时的秦地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陕西大部及甘肃东部。

其地“迫近戎狄”，这样的环境迫使秦人“修习战备，高尚气力”（《汉书·地理志》），而他们的情感也是激昂粗豪的。

保存在《秦风》里的十首诗也多写征战猎伐、痛悼讽劝一类的事，似《蒹葭》、《晨风》这种凄婉缠绵的情致却更像郑卫之音的风格。

诗中“白露为霜”给读者传达出节序已是深秋了，而天才破晓，因为芦苇叶片上还存留着夜间露水凝成的霜花。

就在这样一个深秋的凌晨，诗人来到河边，为的是追寻那思慕的人儿，而出现在眼前的是弥望的茫茫芦苇丛，呈出冷寂与落寞，诗人所苦苦期盼的人儿在哪里呢？只知道在河水的另外一边。

但这是一个确定性的存在吗？从下文看，并非如此。

是诗人根本就不明伊人的居处，还是伊人像“东游江北岸，夕宿潇湘沚”的“南国佳人”（曹植《杂诗七首》之四）一样迁徙无定，也无从知晓。

这种也许是毫无希望但却充满诱惑的追寻在诗人脚下和笔下展开。

把“溯洄”、“溯游”理解成逆流而上和顺流而下或者沿着弯曲的水道和沿着直流的水道，都不会影响到对诗意的理解。

在白居易《长恨歌）中，杨贵妃消殒马嵬坡后，玄宗孤灯独守，寒衾难眠，通过道士鸿都客“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寻找，仍是“两处茫茫皆不见”，但终究在“虚无缥缈”的海外仙山上找到了已成仙的杨贵妃，相约重逢于七夕。

而《蒹葭》中，诗人一番艰劳的上下追寻后，伊人仿佛在河水中央，周围流淌着波光，依旧无法接近。

《周南·汉广》中诗人也因为汉水太宽无法横渡而不能求得“游女”，陈启源说：“夫说（悦）之必求之，然惟可见而不可求，则慕说益至。

”（《毛诗稽古编·附录》）“可见而不可求”，可望而不可即，加深着渴慕的程度。

诗中“宛”字表明伊人的身影是隐约缥缈的，或许根本上就是诗人痴迷心境下生出的幻觉。

以下两章只是对首章文字略加改动而成，这种仅对文字略加改动的重章叠唱是《诗经》中常用的手法。

具体到此诗，这种改动都是在韵脚上——首章“苍、
霜、方、长、央”属阳部韵，次章“凄、唏、湄、跻、坻”属脂微合韵，三章“采、已、涣、右、浊”属之部韵——如此而形成各章内部韵律协和而各章之间韵律参差的效果，给人的感觉是：变化之中又包涵了稳定。

同时，这种改动也造成了语义的往复推进。

如“白露为霜”、“白露未晞”、“白露未已”——夜间的露水凝成霜花，霜花因气温升高而融为露水，露水在阳光照射下蒸发——表明了时间的延续。

此诗曾被认为是用来讥刺秦襄公不能用周礼来巩固他的国家（《毛诗序》、郑笺），或惋惜招引隐居的贤士而不可得（姚际恒《诗经通论》、方玉润《诗经原始》）。

但跟《诗经》中多数诗内容往往比较具体实在不同，此诗并没有具体的事件与场景，甚至连“伊人”的性别都难以确指。

上述两种理解也许当初是有根据的，但这些根据或者没有留存下来，或者不足以服人，因而他们的结论也就让人怀疑了。

《诗经》的历代注家往往是求之愈深，却得到失之愈远的相反结果。

况且“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见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科林伍德《历史观念》），对文本的阐释也具有当代性。

现代大多数学者都把它看作是一首爱情诗，先以苍苍的蒹葭起兴，再写男子追求意中人，所追的人在何方?在茂密的蒹葭丛里，似见非见，时隐时现。

这首诗用反复重章来表现悬念迭起。

“苍苍”、“萋萋”、“采采”近义；白露“未霜”“未晞”、“未已”，内容也差不多。

总之，这首诗的重章整齐、浅显，读起来节奏明快、动听。

诗意的空幻虚泛给阐释带来了麻烦，但也因而扩展了其内涵
的包容空间。

读者触及隐藏在描写对象后面的东西，就感到这首诗中的物象，不只是被诗人拿来单纯地歌咏，其中更蕴育着某些象征的意味。

“在水一方”为企慕的象征，钱钟书《管锥编》已申说甚详。

“溯洄”、“溯游”、“道阻且长”、“宛在水中央”也不过是反覆追寻与追寻的艰难和渺茫的象征。

诗人上下求索，而伊人虽隐约可见却依然遥不可及。

《西厢记》中莺莺在普救寺中因母亲的拘系而不能与张生结合，叹惜“隔花阴人远天涯近”，《蒹葭》中的诗人也是同样的感觉罢。

诗人的追寻似乎就要成功了，但终究还是水月镜花。

古希腊神话中有一则说坦塔罗斯王因自我吹嘘犯下罪过而遭受惩罚——忍受永远的焦渴和饥饿之苦。

他站在大湖中，湖水深及他的下颔，湖岸长着果树，累累果实就悬在他的头顶。

可是，当他口渴低头喝水时，湖水便退去；当他腹饥伸手摘果时，树枝便荡开，清泉佳果他始终可望而不可即。

目标的切近反而使失败显得更为让人痛苦、惋惜，最让人难以接受的失败是距离成功仅一步之遥的失败。

探索人生深刻体验的作品总在后代得到不断的回应。

“蒹葭之思”（省称“葭思”）、“蒹葭伊人”成为旧时书信中怀人的套语。

曹植《洛神赋》、李商隐的《无题》诗也是《蒹葭》所表现的主题的回应。

而当代台湾通俗小说家琼瑶的一部言情小说就叫做《在水一方》，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歌就是以此诗为本改写的。

事实的虚化
一般说来，抒情诗的创作是导发于对具体事物的感触，因而在它的意境中，总可看到一些实实在在的人事场景。

然而（蒙蒙）的作者却似乎故意把其中应有的主要人物事件都虚化了。

追寻者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而追寻？我们不知道；被追寻的“伊人”是什么身份？为什么他那么难以得到？我们也不知道；以至于连他们是男是女也无从确认。

特别是“伊人”，音容体貌均无，一会儿在河的上游，一会儿在河的下游，一忽儿在水中央，一忽儿在水边草地，飘忽不定，来去渺茫，简直令人怀疑他是否真有实体存在。

无疑，由于追寻者、特别是被追寻者的虚化，使整个追寻人物、追寻事件、追寻内容都变得虚幻愿陇起来；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事实的虚化、膜犹，诗的意境才显得那么空灵而富有象征意味。

作品所表达的情感：追“伊人”的男子在经过了三次的追寻没有追寻到他的“伊人”由此可见所谓的伊人不过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梦幻与虚境。

但是追梦男子并没有放弃，而是为了梦想而上下追寻,不怕艰难险阻。

意象的空灵
实际上，诗中所描述的景象，并非目之所存的现实人事，而是一种心象。

这种心象，也不是对曾经阅历过的某件真事的回忆，而是由许多类似事件、类似感受所综合、凝聚、虚化成的一种典型化的心理情境。

这种心理情境的特点，是不粘不滞、空灵多蕴。

“在水一方”，可望难即，就是这种空灵的心理情境的艺术显现。

在这里，由于追寻者和被追寻者的虚化，那看来是真景物的河水、道路险阻，乃至逆流、顺流的追寻路线，以及伊人所在的“水中央”等诸种地点，也都成了虚拟的象征性意象。

对它们均不可作何时何地、河山何水的深究，否则，伊人既在河的上游又在河的下游就自相矛盾，连两个人何以都不渡过河去也成了问题。

《蒹葭》的成功，就在于诗人准确地抓住了人的心象，创造出似花非花、空灵蕴藉的心理情境，才使诗的意境呈现为整体性象征。

扩展阅读：《诗经》价值影响之社会功用
《诗经》的编集本身在春秋时代，其实主要是为了应用：
其一，作为学乐、诵诗的教本；其二，作为宴享、祭祀时的仪礼歌辞；其三，在外交场合或言谈应对时作为称引的工具，以此表情达意。

通过赋诗来进行外交上的来往，在春秋时期十分广泛，这使《诗经》在当时成了十分重要的工具。

《左传》中有关这方面情况记载较多，有赋诗挖苦对方的（《襄公二十七年》），听不懂对方赋诗之意而遭耻笑的（《昭公二十年》），小国有难请大国援助的（《文公十三年》）等等。

这些引用《诗》的地方，或劝谏、或评论、或辨析、或抒慨，各有其作用，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凡所称引之诗，均“断章取义”——取其一二而不顾及全篇之义。

这种现象，在春秋时期堪称“蔚成风气”。

这就是说，其时《诗经》的功用，
并不在其本身，而在于“赋诗言志”。

想言什么志，则引什么诗，诗为志服务，不在乎诗本意是什么，而在乎称引的内容是否能说明所言的志。

这是《诗经》在春秋时代一个实在的，却是被曲解了其文学功能的应用。

赋诗言志的另一方面功用表现，切合了《诗经》的文学功能，是真正的“诗言志”——反映与表现了对文学作用与社会意义的认识，是中国文学批评在早期阶段的雏形。

如《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

《大雅·民劳》：“王欲玉女，是用大谏”等。

诗歌作者是认识到了其作诗的目的与态度的，以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态度，从而达到歌颂、赞美、劝谏、讽刺的目的。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赋诗言志，也是使赋诗言志真正切合《诗经》的文学功能及其文学批评作用。

《诗经》社会功用的另一方面，是社会（包括士大夫与朝廷统治者）利用它来宣扬和实行修身养性、治国经邦——这是《诗经》编集的宗旨之一，也是《诗经》产生其时及其后一些士大夫们所极力主张和宣扬的内容。

孔子十分重视《诗经》，曾多次向其弟子及儿子训诫要学《诗》。

孔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阳货》）这是孔子对《诗经》所作出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兴、观、群、怨”说，也是他认为《诗经》之所以会产生较大社会功用的原因所在。

孔子的“兴、观、群、怨”说阐明了《诗经》的社会功用，
既点出了《诗经》的文学特征——以形象感染人，引发读者的想像与联想，又切合了社会与人生，达到了实用功效。

扩展阅读：诗经（中国最早诗歌总集）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

《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

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

《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

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

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