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述唐代司法监督制度

略述唐代的司法监督制度

王宏治1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100088）

摘要：唐代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监察体系，朝廷以中书门下作为立法机关对司法进行监督，尚书省作为行政机关对司法进行监督，御史台作为专职监察机关对司法进行监督，巡察使以中央的派出机构对地方州县的司法活动进行监察，从而构成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监察网络。

关键词：监察；司法；中书门下；尚书省；勾检；巡察使

中国分类号：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发展到唐代已趋于完善，其对司法方面的监察尤其具有特色，表现在形成了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专职的监察机关多方位地对司法进行监督，地方常设机构与中央临时派出机构多层次地对地方司法进行监察。这种监察体制的建立，除了确保皇权统治外，也确实对保障国家吏治的清明和司法的公正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中书门下监督司法

（一）两省官的监督作用

中书省与门下省合称“两省”，又称作“北省”，是唐王朝中央政府的决策机关，

具有立法机关的性质。中书省的职责是“掌军国之政令”，“盖以佐天子而指大政者也”1；门下省的职责是“掌出纳帝命”，“所谓佐天子而统大政者也”2。凡国家大政，包括法律的颁布，一般都要由中书省草为诏敕，门下省复核后，方可正式颁发，宣告天下。唐太宗十分重视中书、门下的作用，曾说：“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者，皆应执论。”3

唐初定制：“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己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之。”4国家所有的公文都要经过中书、门下两省颁发。在司法监督方面，唐太宗在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即规定：“自今以后，大辟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如此，庶免冤滥。”5以后又扩大为五品以上，并将门下省的复核作为定制，“自今门下复理，有据法合死而情可宥者，宜录状奏”6。真正从事司法监督的实际上是给事中和中书舍人，而给事中与中书舍人是以和侍御史组成的“三司受事”来对上诉到中书门下的狱案进行复核。“凡国之大狱，三司详决，若刑名不当，轻重或失，则援法例退而裁之。”7

由于中书令与门下侍中是中书、门下两省的长官，又兼宰相，故其也可以对司法进行监督。如太宗时，杨纂为长安县令，“有妇人袁氏妖逆，为人所告，纂究问之，不得其状。袁氏后又事发，伏诛，太宗以为纂为不忠，将杀之。中书令温彦博以纂过误，罪不至死，固谏，乃赦之”8。中书令实际上是以“议”的方式对司法进行监督。武则天长安四年（公元704年），宠臣“张宗昌坐遣术人李弘泰占己1《唐六典》卷9《中书省中书令条》。

2《唐六典》卷8《门下省侍中条》。

3《贞观政要》卷1《论政体第二》。

4《资治通鉴》卷193《唐太宗贞观三年》。

5《贞观政要》卷8《论刑法第三十一》。

6《旧唐书》卷50，《刑法志》。

7《唐六典》卷8《门下省给事中条》。

有天分，御史中丞宋璟请收付制狱，穷理其罪”，司刑少卿桓彦范上疏“伏请付鸾台凤阁三司考竟其罪”1。鸾台凤阁即武则天时的中书门下。又玄宗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宗室“薛王业之舅王仙童，侵暴百姓，御史弹劾，（李）业为之请，敕紫微黄门复按。”紫微即中书省，黄门即门下省，当时的紫微令姚崇、黄门监卢怀慎奏曰：“仙童罪状明白，御史所言无所枉，不可纵舍。”2可见当时中书门下对司司法还是能够起到有效的监督作用。唐后期宣宗大中九年（公元855年），右威卫大将军康季荣“擅用官钱二百万缗，事觉，季荣请以家财偿之。上以季荣有开河、湟功，许之。给事中封还敕书，谏官亦上言”。宣宗无奈，只得，“贬季荣夔州长史”3。功臣挪用公款，事发后，本人愿用家财补偿，皇帝批准了，给事中仍可驳回，说明给事中的监督作用仍在发挥。中书门下两省以详议、复核以及封驳的方式，行使立法机关对司法的监督权。

（二）谏官的监督作用

唐代中书门下对司法的监督，与谏官的设置有很大关系。唐初十分重视隋亡的历史教训，在高祖起兵的当年，即有万年县法曹孙伏伽上谏书，认为：“隋后主所以失天下者何也？止为不闻其过。当时非无直言之士，由君不受谏。”并上表请置谏官，“高祖皆纳焉”4。平日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的谏官是谏议大夫和左右补阙、阙、拾遗。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始置谏议大夫四员，以为专职谏诤官员。太宗即位之初，魏征、王珪皆为谏议大夫，太宗采纳王珪的建议，“敕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必遣谏官随之”5，以便“有失辄谏”1。并诏“每宰相入内平章大事，1《旧唐书》卷91《桓彦范传》；又见《资治通鉴》卷207《唐则天后长安四年》。

2《资治通鉴》卷211《唐玄宗开元二年》。

3《资治通鉴》卷249《唐宣宗大中九年》。

4《旧唐书》卷75《孙伏伽传》。

必使谏官随入，与闻政事”2。其后，太宗又多次强调谏官应对中书、门下二省的诏敕进行“执论”；对国家的政策、法令及组织、人事等事宜，如认为有不妥者，应以言谏；甚至对皇帝的言行，也可以进行监督、规谏。这样，在太宗朝，就以法律的形式正式确立了谏官监察的法定地位。

武则天执政后的第一年，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即对谏诤制度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造。首先，加置左右补阙（秩从七品上）、左右拾遗（秩从八品上）各二员，从而增加了谏官的人数，尤其是补阙、拾遗的品秩较低，一般多以科举新进的年轻人担任，并注重其人选，故使当时的谏官较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其次，改谏官由门下一省统辖，为门下、中书二省分隶。以左补阙、左拾遗隶门下省，右补阙、右拾遗则隶于中书省。这一改造，从积极意义上讲，将门下一省掌规谏，改为门下、中书二省同掌，使最重要的决策和立法机构同时都具有规谏职能，扩大了谏诤组织。但从消极意义上看，太宗时的谏官，多以监督宰相和君王为主要职责；武则天改二省同掌谏诤之权，从某种含义上讲是为了让门下、中书这两个最高决策机构互相监督，以便于她个人从中操纵。这样，谏官的监察就与御史的监察一样，成为专制王权下监督百官的监察机关，君王本人仍置身于监督之外。这与武则天的一系列改制是相呼应的，武则天将御史台改成了专门办理制狱的办案机构，又扩大了谏官组织来从事监察。第三，武则天又于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命铸造四只铜匦，以谏议大夫、补阙、拾遗各一人为知匦使以掌之，并以御史中丞、侍御史一人充理匦使。知匦使专知受理辞状，每日清理所有投书，至晚送达于上，事关紧要者可当时处断；理匦使则接受知匦使所送之状，进行审

1《资治通鉴》卷192《唐太宗贞观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