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旁之字

女旁之字
周岩壁
在谈到古代社会男尊女卑的现象时，钱锺书说：
观乎吾国书字，情事即自晓然。

义训之不美不善者，多从女旁，“奸”、“妒”、“妄”、“妖”之属，凡一百六十八字（徐珂《康居笔记汇函》之二《呻余放言》），其理不言而喻。

使苍姞造字，如周姆制礼，当不若是矣！
记得鲁迅在杂文中也谈到过。

其实，这是新文化运动刚开始不久，也就是二十世纪初出现的一种具有广泛共识的观点。

有人为了说明中国妇女长期以来受男性社会压迫这一事实，提出这一说法，认为在中国文字里，凡女字偏旁的字，大多都有歧视和侮辱女性的嫌疑。

大家于是纷纷响应。

而钱锺书竟然在七八十年之后，对此进行充分认可，不加检讨与批评，却有些出人意料。

因为，实际上，这个说法有些片面。

在汉字中，也有不少女旁的字，是褒义的。

比如，好！妙！妍！还有一个威。

此字在《辞海》中归在女部。

女子执戈，也就是女人拿刀动杖了，这就叫威！有点英姿飒爽吧；像毛泽东诗里说的女民兵：“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用这个字就可概括。

但和我们感觉的威有点不协调。

这可能是它的意义在时间里发生流变了。

就像面包放久了，有点不新鲜。

有些字本来不是贬义，后来变了。

这种例子很多，比如嫖字。

它本来还可形容大将风度，如杜甫的两句诗：借问大将谁？恐是霍嫖姚。

嫖姚二字的意思是，疾行。

但后来，只剩下嫖妓这个意思，没人敢随便用它。

《史记·殷本纪》载：“伊尹名
阿衡，阿衡欲奸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

”
此处用一奸字，伊尹是贤臣，商汤是圣君，其间自无奸情。

就是说，奸字后来才成了贬义词。

《康熙字典》对奸字的解释是：
《說文》犯也。

《增韻》犯非禮也。

《玉篇》亂也。

《左傳〃成十三年》奸絕我好。

《前漢〃溝洫志》使神人各得其所，而不相奸。

又《集韻》居顏切，音菅。

私也，僞也。

又與干通。

《莊子〃天運篇》以奸者七十二君。

《史記〃齊世家》尚以漁釣奸周。

又讀若堅。

《史記〃龜筴傳》寒氣不和，賊氣相奸。

同歲異節，其時使然。

释义和征引都比较凌乱，而且对后来滋生出来也应用最广的义项，即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根本不提。

古诗十九首中有：“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

”媚字，《说文》释为“说也”，也就是爱的意思。

后来，它虽滋生出贬义，但一些词中，仍是褒义。

如，明媚，妩媚。

有些字，虽不是褒义，但也未必就一定是贬义，它是对一种社会现象所作的描述，而非有价值判断成分在里面。

这种字很多。

如：妹，媒，她，媵，等等。

实际上，贬义的女旁之字，在整个女旁之字中的比例恐怕不到1／5,所以我们说那个说法有点偏激。

矫枉过正，在当时这样还有情可原；许多年后，钱锺书这样说就有点让人勉强了。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附〗
1—钱锺书引《仁学》：“淫而杀，杀而淫，其情相反，其事相因；杀即淫，淫即杀，其势相成，其理相一。

”然后指出，是“抉微之论。

”接着，进一步说，“淫即爱之事，而杀即憎之事，各著其极耳。

”
淫被限定为爱之极，则“杀即淫，淫即杀”就有些显得不合逻辑。

杀可能出于爱之极（淫），但大多数杀，不是出于爱之极，而是出于冷酷，爱的缺失，爱的贫乏。

所以，钱锺书在这里对淫的定义是不太恰当的。

谭嗣同在《仁学》里，说：“若夫世之防淫，抑又过矣，而适以召人於淫。

”则淫在谭嗣同原文语境里，就是指不正当的过度的男女关系，或者对异性的病态的高度关注，不是钱锺书所谓的爱之极。

谭嗣同又说：“穿耳以为饰，杀机一也。

又其甚者，遂残毁其肢体，为缠足之酷毒，尤杀机之暴著者也。

”则杀也不是憎之极，而是指对生机的摧残。

2—钱锺书在论《全三国文卷一六》中，引《左传》昭公十二年：“有酒如渑，有肉如陵。

……有酒如淮，有肉如砥。

”实际上，引文正好和左传原文前后颠倒了；原文是：“有酒如淮，有肉如砥。

……有酒如渑，有肉如陵。

”
又引鲍照《野鹅赋》：“虽居物以成偶，终在我而非群。

”实际上，鲍照原文后一句作：“终在我以非群。

”钱锺书把以改成而字。

这样，成了一个对偶句，比原句用两个以字，似乎有所改进。

但对左传引文前后倒置，不知有何玄妙。

而且，就是在这一篇中，钱锺书批评别人擅改前人诗文，深致不满：“世积传广，本多言尨，欲探天根而究物始，使原作显本还真，其志则大，其事则难。

”不料他自己有时也犯这种毛病。

真是言之匪艰，行之惟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