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上世纪八十年代通俗文学期刊热现象

浅析上世纪八十年代通俗文学期刊热现象

作者：焦玉鹏

来源：《决策与信息·下旬刊》2013年第11期

摘要在对1980年代文学期刊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通俗文学期刊热对出版业及文学传播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深刻改变了该时期出版业生态格局。本文立足于出版业历史变迁的研究视角，系统梳理1980年代通俗文学期刊热现象，试图澄清通俗文学期刊兴起、高潮及其发展动因，还原真实的文学期刊变迁历史。

关键词 1980年代出版通俗文学期刊热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期刊作为1980年代最为主要的传播媒介之一，在新时期的社会话语建构中充当极其紧要的传播角色，而作为“期刊家族”中尤为敏感的文学期刊在1980年代这样一个思潮涌动、争锋遍起的历史时刻，更是异常活跃。

我们从期刊自身变迁的历史来看，很难苟同文学界关于文学期刊的诸多结论，尤其是对数量可观的通俗文学期刊传播价值的忽视或贬低，本文以1980年代中期兴起的通俗文学期刊热现象为研究对象，试图澄清通俗文学期刊兴起、高潮及其发展动因，还原真实的1980年代文学期刊变迁历史。

一、1980年代通俗文学期刊热现象

到1980年代初期，随着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逐渐放松，改革、解放思想等观念在整个社会得到明确倡导，各行各业都逐步恢复了生产秩序。在“文革”期间被彻底破坏的豍出版行业也逐步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秩序，甚至出现了繁荣发展的景象。据统计，1978年到1985年7年间，中国期刊种数增长5倍多，特别是1979年到1981年，平均每年增长42.5%。这一时期，文学期刊在以“为人民服务”、活跃群众文化生活的思想鼓励下，除中央、各省一级原有文学期刊纷纷复刊外，全国很多地方由地、市、县级群众文化馆主办的通俗文艺期刊也大量出现。由于与其他种类期刊发展受专业技术限制不同，文艺期刊相对较低的专业门槛，使其在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的七八十年代之交得到了有利的发展机遇。文艺期刊从“文革”后期的几十种猛增到1981年的634种豎，这段时期文艺类期刊的增幅雄踞期刊业阵容首位，种类占全国期刊总数的八分之一，印数占到全国期刊总印数的五分之一。而地方通俗文学期刊的加入，进一步壮大了文学艺术类期刊在整个期刊媒介领域的传播影响。

文学期刊的迅速崛起，尤其是地方一级文学期刊发行量巨大，对物质生产相对不足、纸张资源短缺的八十年代初期社会造成重大负担，引起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到1983年10月《人民日报》发出清除“精神污染”的号召，刊登“通俗文学”的报刊成为主要治理整顿对象，并在社

会思想领域引起“文艺商品化”的论争。长期以来，严肃文学界立足于“启蒙”社会的精英文化立场，早在1983年以前，就以趣味庸俗为由，对“通俗文学”持否地态度。“通俗文学”一出场就被贴上“低级趣味”、“胡编乱造”等标签。而且，以刊载通俗文学为文本内容的地方市、县一级文学期刊发行量剧增，对中央、省一级期刊的发展造成强烈挤压。依据对1983年全国公开发行的152种文艺期刊，在1983年第一季度与1982年第四季度发行情况相比较的统计数据显示豏：（1）大型文学期刊的地位比较稳固，《收获》、《当代》、《十月》均在四十万份以上，15种大型文学期刊发行量基本稳定，今年比去年平均增长0.35%；（2）省、直辖市文联或作协分会主办文学期刊则岌岌可危。（“27种中，除2种发行量略有增加外，25种期刊的发行量都有不同程度的跌降占93%。其中，11种下降率在20%以上，最高的下降率是69%”，并且“省文联或作协分会主办的文学期刊，有18种今年的发行量比1981年同期下降了70%”，可见，省级文学期刊所面临形势之严峻性。）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市属文学期刊发行量普遍高于省级文学期刊，且比较稳定；（其中以10个省为例，对省级文学期刊和相应的市级期刊的调查数据显示：1982年十个市级期刊总发行量1119288份，为上述省级期刊同期总发行量的230%；1983年的总发行量是1161011份，为上述省级期刊同期总发行量的311%；这10种市级期刊已经两年都高于省级期刊，今年的发行量平均增长3.73%。）

为解决期刊发展的失衡状态，出版管理机构出台法律规定，以调节期刊生产结构，促进出版生态的良性循环。1984年12月29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对期刊出版发行实行自负盈亏的通知》，多数地市级文艺期刊率先失去经费支持，转变为自负盈亏的文学生产机构和经营单位。这就意味着文学期刊出版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一大批地市级期刊纷纷改变原定的办刊宗旨，转变为通俗文学期刊，通过大量发表武侠、言情、侦探小说来招徕读者。通俗文学期刊兴起，严肃文学期刊面临危机。

二、通俗文学期刊热兴起的主要原因

首先是文学期刊媒介环境的改变。“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尤其是在思想领域逐渐放松，文学期刊作为新时代话语建构的重要媒介，在这一时期也重新定位自身功能，开始由政治“附庸”向文学审美自身回归。在“文革”之前很长的时期内，一直将文学期刊被定义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作为阶级斗争的舆论场所而使其自身的文学职能错位。1979 年 10 月召开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提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豐，并重申“双百”方针；在出版业界，旧的文艺期刊管理体制逐渐失效，地方组织和期刊首先建立起来，并不是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的领导形式开始的。1979年在长沙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决定，地方出版社出书可以不受“三化”的限制，可以“立足本地、面向全国”。受此影响，地方文艺期刊的办刊方针也逐渐从“三化”转向“立足本地、面向全国”，地域性色彩逐渐淡化，突破了文学期刊层级分布的出版格局。随后进行的一系列出版、发行方面的改革为文学期刊的有效出版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

新时期初始，文学期刊经历了一个“自由生长”的阶段，这个发展阶段大致在1982年底达到高潮，从1983年初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整顿报刊与出版界的精神污染问题。自此，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