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80年代、90年代文学思潮

1988年4月《上海文论》开辟了 “重写文学史”专栏。王晓明、陈 思和在《主持人的话》强调了“重 写文学史”意义在于要改变这门学 科原有的性质，使它从屈从于整个 革命史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 王晓明 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
一时之间，集中出现了一批对文学 史上的思潮流派作家作品重新评价 与反思的论著，对文学创作和文学 史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韩少功

郑万隆
这一思潮的倡导者和创作主力是一批新时期的新 锐作家，包括韩少功、王安忆、贾平凹、郑义、 郑万隆、阿城、李杭育等人。
韩少功：“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 统的文化土坡里，根不深则叶难茂。”（ 《文学 的“根”》 ）
郑万隆认为“寻根”是“力求揭示整个民族在历 史生活积淀的深层结构上的心理素质，以寻找推 动历史前进和文化更新的内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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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中共一举粉碎四人帮，随后也宣告文 化大革命的终结，一个文学新时代拉开了序幕。文 学界一般把自此以后的文学时代，称之为新时期。
1976年以后至今的文学应该可以这样粗略划分：
以1989年为界，前一个时期可以称之为新时期，即 1980年代文学（笼统可视为现代性文学）；
后一个时期可以称之为后新时期，亦即1990年代文 学（亦可笼统视之为后现代性文学）；
他认为自己的研究是“‘人的研究’的一 种形式。”
对“主体性”问题，他分别从一般主体性 构成，文学主体性内涵和文学主体性的实 现途径进行了论述。
三，陈涌的反驳与批评
陈涌在1986年4期《红旗》杂志上 发表的《文艺学方法论问题》，对 刘再复的观点提出了反驳与批评。
他认为，刘文把人“作为一种客观 存在”和“作为行动者的人”分割 开，把人的“受动性”归属前者， 而把人的“能动性”归属于后者是 错误的。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 超越时间空间，超越社会历史条件 的‘行动着人’的主体性。
有关现代派的正式大讨论是 由徐迟发表的《现代化与现 代派》一文引起的。
冯骥才、李陀、刘心武就以 通信的方式就此展开了积极 地讨论。
针对他们的主张和讨论， 《人民日报》《文艺报》发 表了不同意见的文章，批判 西方现代派，认为他们是现 代艺术的倒退，其宣扬的个 人主义的苦闷颓废情绪.
关于现代派文学的基本特征也是文学界关心的问题。 徐敬亚在《崛起的诗群》中作了较为全面而准确的 概括：
从文学文本的角度来说，后现代主义文学文本的特 质就是断裂性，因而充满游戏性。这具体表现在：
作者的消亡， 人物影子化， 断裂的情节设置， 情景描写的物化倾向即描写只有物的世界， 不断变换的叙述角度，等级话语的消失，隐喻式语
言。 读者在后现代主义文学文本中可以积极地创作。
1990年代最为深刻的事件就是有关“人文精神” 的大碰撞和“后现代性”思想与精神的来临。
市场经济建立，人们思想文 化也处在深层转型中，有 关人文精神话题浮出水面。
1993年初，王蒙在《读书》 上发表《躲避崇高》。
1993年6月，王晓明等在 《上海文学》发表了《旷 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 文精神的危机》。
1986年底至1987年初，文艺界理论界 也展开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一些与正统相异的思想理论观点和不同 风格的文学创作探索被归之为“资产阶 级自由化”。
在反思沉重历史的时代语境中，围绕着什么是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怎样的、马克思主义学说 如何理解“人”、是否存在“人的社会主义异化”人性是 什么、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等问题，思想界、文学界展开 了一场大讨论。
一，论争的缘起：
从1984年到1987年，刘再复发表了一系 列围绕“人的主体性”而展开的论著，呼 唤确立“人”的“创造”、“对象”、 “接受”三位一体的“主体性”地位。
二，刘再复的观点：
“主体性问题，包括个体的主体性、民族 的主体性、人类的主体性。这是强化人的 创见性、能动性、自主性观念。”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 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式拉开序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78年12 月），批判“两个凡是”，废止了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确 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道 路。
1979年以后，一大批冤假错案诸如右 派作家、胡风反革命集团等，都被纠 正并为之恢复名誉，十多家大型文学 刊物如《收获》《十月》《花城》 《钟山》《清明》和为数众多的各省 市所属的其他文学刊物都陆续创刊或 恢复出版
而自20世纪50-6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 文明社会，一般称之为后现代社会，靠知识（信息） 吃饭。
格林布拉特及其著作《扭转：世界如何走向现代》
“后现代”思潮在中国的流行，与 美国文论家杰姆逊的理论传播是分 不开的。1985年9月到12月，他应 邀到北京大学讲学，他的讲稿题为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 1987年即被翻译出版，在中国的 文学界和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离开社会实践，谈论人的受动性和 能动性，不是回到机械唯物主义的 直观反映论，就是走向主观唯心主 义。”
四，评价
有关文学“主体性”的争论焦点是“人”的“主体 性”的认识和人的主体性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有关“文学主体性”问题的大讨论是80年代后期在 文艺界产生广泛影响的观念论争，它表明了新时期 文学从一开始就关注的“人”的问题的深化。
有关现代派讨论，看似是一场有关对西方现代派的 评价问题，但实际是牵涉到当代文学打破各式各样 的条条框框和有意突破的“试水”。
不管是赞同是反对还是持中，讨论后的情形是，现 代派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当代文学创作的视野，作家 们都或多或少受了现代派的影响。
1983年下半年至984年初，文艺界展开 了一场“清除精神污染”斗争活动。这 场斗争从批判诗人白桦创作的电影剧本 《苦恋》和根据这个剧本改编拍摄的电 影《太阳和人》。批判者认为，白桦的 创作及其电影否定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 义，体现了思想界和文艺界存在着严重 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大批作 品和理论观点受到了点名批判.
随着《走向后现代主义》（佛可马 伯斯顿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 美学》（王岳川等编）、《后现代 主义文化研究》（王岳川著）、 《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 思潮研究》（王治河著）等一系列 的论著出版发表，“后现代”思潮 在文学界和学术界弥漫开来，蔚然 成风。
“后现代”的几点基本共识： 其一，颠覆中心，消解中心，解构中心。 其二，否认基础性、整体性和统一性。 其三，消解深度模式。 其四，对真理和规律等一切所谓客观性的否定。 其五，一切都是语言游戏。 其六，彻底的否定性的思维方式。 其七，崇尚创造性。
一注意表现人的自我心理意识， 二追求形式上的流动美和抽象美， 三反对传统概念中的理性和逻辑， 四主张表现和挖掘艺术家的直觉和潜意识。
从整个文化思潮背景来看，80年代中国文坛受西方 哲学、美学影响最大、最广、最深的是西方现代主 义，尼采、弗洛伊德、萨特是对80年代中国文学影 响最大的西方思想家，“上帝死了”、“力比多”、 “他人即地狱”、“存在先于本质”的思想观念或 深或浅地渗透于80年代的文学思潮与创作中。
而2000年以后的文学，可以称之为新世纪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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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思潮，大致可以分成如下方面： 一，文艺界的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 二，关于现代派的讨论 三，对所谓错误作品的批评和“清除精神污染” 四，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鸣 五，文学方法论和文学主体性的讨论 六，文学的文化寻根思潮 七，有关重写文学史
参加这次论争的主要有：
朱光潜： 《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家、艺 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言论概述》、 《关于人性论、 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的问题》；
王若水的《为人道主义辩护》；
周扬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胡乔木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涉及到的理论问题主要有：
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所致，讨论未能深人地持续下去， 但无疑对80年代后期乃至90年代文学的发展产生 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背景： 从1985年就初露端倪的文学“寻根”思潮是与
80年代中期兴起的文化研究热潮有着直接的联 系。 早在80年代前期的“现代派”讨论争鸣之中， 许多学者开始关注东亚文化——尤其是东亚经济 快速发展过程中“儒学”的作用，“新儒学” 文化思潮开始诞生。 80年代中后期，正是当代中国的转型时期。受 海外华侨学者“新儒学”的影响，从文化角度 尤其是在对传统文化反思的基础上为中国的发 展寻找生机、出路，成为知识界所敏感的话题。 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的启示和影响。
讨论没有深入，一方 面有关人文精神概念阐释 歧义颇多。另一方面双方 对人文精神在转型期的复 杂性、悖论性认识不足。
“后现代”思潮是西方后工业社会的思想产物：
西方学术界一般以“文艺复兴”为界，此前社会称 之为传统社会，即农耕文明社会，基本靠天吃饭；
此后称之为现代社会，即机械文明社会，靠机器吃 饭；
1.关于人性问题
2.人道主义、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
3.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评价问题
4.社会主义是否存在异化问题。 这次争论看似纯理论纯学术的探讨，但实际上都是
由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探索引发的。文学界随后的 创作实绩显示了这一场思想理论探讨推动了作家的 深入思考和创作研究的深化。
陈思和
第二节 90年代文学思潮
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世界格局发生了重 大变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东西方长期对峙的 冷战结局瓦解，人类世界进入了一个以和平与发展 为主题的新时代。
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市场经济繁荣发展的时代。
一个价值多元和立场分化的变革时代，让作家艺术 家和其他人文知识分子面临着痛苦的选择和决裂。
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 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 在《祝词》中明确提出： “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 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 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 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 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