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安文学与建安风骨

论建安文学与建安风骨

-----一个时代的倾诉与精神

建安是东汉末年汉献帝的年号，指公元196—220年。这时期的政治大权完全操纵在曹操手里。当时的文学领袖都是曹家人物，文学方面，在曹操父子的推动下形成了以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其中重要的文坛领袖包括当时的的建安七子：即王粲（字仲宣），陈琳（字孔璋），徐干（字伟长），刘桢（字公干），应玚（字德琏），孔融（字文举），阮瑀（字元瑜）。从某种意义上说，魏政权建立后的竹林七贤即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也应该算是建安的文人。虽然他们的时代在建安之后，但从写作风格和精神面貌却是极其符合建安风骨的内涵的。这一时期内，符合建安风骨的精神内涵的文学作品统称为建安文学。

而所谓的建安风骨是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当时的“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等建安代表诗人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

“风骨”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自南朝至唐，它一直是文学品评的主要标准，建安时代以五言诗为主的文学以风骨遒劲而著称，被后来人尊为典范，这既是文学史上经常提到的“建安风骨”。

风骨一词最早大量应用于魏、晋、南朝的人物评论，后引用到书画理论和文学评论之中。至于文学评论，当以南唐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最为精到：“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意思是端直的言辞结合骏爽的意气，形成格调劲健和艺术感染力强的“风骨”。风，就是文章的生命力和内在的感染力，而骨是指文章的表现力。

建安文学的辉煌成就，对后来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唐刘勰和钟嵘反复推崇建安时期的文风；唐陈子昂盛赞“汉魏风骨”，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的诗句；当代鲁迅先生赞誉：建安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学有它自身的价值和独立的地位。

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尤以诗歌最为突出，建安诗歌是从汉乐府和“古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领军人物，曹操的诗文，深沉慷慨、气势雄浑；曹丕与文士相处极欢洽。王粲死时，他率众文士送葬，说：“王粲生前喜欢听驴叫，我们都叫一声送他。”于是墓前响起一片驴叫声。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他文才富艳，辞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他的《洛神赋》是千古名篇，以精炼的语言及淳厚的感情，描绘出洛神绝世之美及纯洁无瑕的形象。“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是汉末战乱动荡的真实写照。曹丕的《典论·论文》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论文，是建安时代文学自觉的标志。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纯粹的七言诗。

建安时期，以三曹为中心的文人们，他们一方面学习汉乐府，描写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一方面歌唱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抒发自己对社会的忧虑之情，从而形成一种悲凉慷慨、刚健有力的风格。这种风格后来升华成一个时代的文学风貌，正是由于这种风貌使得建安的诗人们都有一种特殊精神风貌，这种精神表现出文人们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又有务实精神，以及洒脱的态度和应变能力，他们不再拘守儒学，表现自身鲜明个性，他们的创作反映了动

乱的时代，是政治理想的产物，是人生短暂的哀叹，充满着强烈的个性和浓郁的悲剧色彩，这些特点构成了建安风骨的时代风格，“风骨”被后世诗人追慕，成为反对淫靡柔弱诗风的一面旗帜。

建安文学的特质是才性的自由发挥和情感的浓烈表现,这在当时由于冲破了两汉以来逐渐建立并巩固的儒家人格框架而表现出一种“刚健”的革命性。因此诗人们在诗中表现出与其他时代不同的特点：

第一，表现渴望建功立业、关注社会现实。东汉末年的动乱，即使建安文人饱受离乱之苦，也能激起他们的政治热情，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天下为己任，其政治理想最具代表性，对同时代的文人有很大影响;曹王博通经史百家，又善骑射，好击剑，颇有“救民涂炭”之志。曹植怀抱“戮力上国，流惠下民”的壮志，而不甘以文士自居。王集、陈琳、徐干、阮璃、刘祯等人都有不凡气质。表现强烈的英雄意识是建安文人的理想。在《观沧海》这首诗中，曹操通过对沧海的描绘和歌咏，表现出壮阔的胸怀，诗人以丰富的想象把我们带到一个宏伟的境界。‘旧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在其里”，这几个句子写了大海之大，大海仿佛是日月星辰的母亲一样，这样博大的境界在古人的诗里是不多见的，他不仅写了沧海的性格，也写了诗人自己胸怀。

第二，表现看透生命的悲壮理想。人生苦短，成为建安诗歌的另一个主题。当时社会动乱，生灵涂炭，疾疫流行，人多短寿。如曹丕享年40岁，曹植享年41岁，王莱、徐干、应踢、刘祯、陈琳皆死于建安二十一、二十二年的疾疫。孔融、杨修、丁仪先后被曹操、曹丕所杀，这对文人的刺激很大。面对短促而又多艰的人生，建安诗人采取了三种不同态度，第一种是单纯的哀叹，如:“天地无期竟，民生甚局促”(刘祯诗);“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徐干《室思诗》);“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阮璃《七哀诗》)。第二种是感慨岁月短促，功名未立，却仍努力追求。曹操的《短歌行》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曹植的《赠徐干》:“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灿以繁。志士营世业，小人亦不闲”。第三类是努力突破天命的限制，在有生之年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这在曹操的《龟虽寿》中得到充分体现。后两种思想体现了建安文人积极的人生观，对后世志士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建安时代是文学走向自觉的时代，也是诗人创作个性高扬的时代。这一时代产生的忧患意识对后代诗歌的创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建安风骨标举了一种文学的审美理想，是建安这一个时代文人的倾诉与精神面貌的具体表现，以至于后世的裕康、阮籍,左思、陈子昂、李白、苏轼、辛弃疾等大家的作品中都昂扬着建安风骨的刚健之美，让一代代的读者在他们的诗歌中蓄积起一腔雄心壮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