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与情的关系

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社会具有“礼治”的传统，汉字中的“礼”字，除了具有规范的含义外，还兼有馈赠的意义，而送礼就等于是送“人情”，这也是情和礼相融合的表现。

费孝通先生认为，重人情是传统社会的固有特点，他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了着名的“同心圆”比喻，认为传统社会中的人是人际关系同心圆的核心，不同关系的亲疏远近就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一圈推出去，越推越远，也越推越薄。

本质上，重人情充分体现了传统社会的团体性特征。

对此，李泽厚提出“情本体”的看法，认为儒家把人情看作人存在的基本方式，这与西方基于独立、自主的个体的个人存在方式具有重大差异。

西方社会本质上是以个人本位为中心建立起来的，更注重的是行为规则。

在我国这样一个注重人即社会关系的社会，往往忽视个人的独立人格与平等。

这些看法都不无道理。

何谓人情，其实并无统一的说法。

在孔子看来，人情指的是人的本性，《礼记·礼运》曾明确指出：“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

”可见，人情主要指的是人的真情实感。

情是人性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在“天理国法人情”的语境下，人情的含义可以理解成尊重社情民意、民风民俗，也可以理解为对人的关爱。

但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中，人情往往被理解为一种人际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中所包含的亲情、友情等。

同个人与其亲人、朋友的亲疏关系相联系，关系越密切，则人情越重;关系越疏远，则人情越轻，这就是中国古代所谓的“爱有差等”伦理思想的心理基础。

古人说，“律意虽远，人情可推”，可见人情、民意是法律应当追求的价值取向，也是法官判案时应当考虑的重要因素。

在我们这样一个人情味很浓厚的社会，存在着与西方法律文化的诸多差异。

例如，西方社会即便是在家事关系中也强调产权的清晰界定，在家人之间、夫妻之间常常采用分别财产制。

但在中国人看来，这种分别财产制与“亲情”、“夫妻之情”是相违背的。

若结婚时就要约定财产的分别所有，且约定离婚后财产的安排，则一般人会认为这一对夫妻缺乏真正的感情，很难长久维系。

又如在父母子女关系上，西方社会中父母在子女成年之后就不再负担抚养义务，有的成年子女住在父母家中甚至要支付房租，即使家庭殷实，子女一般也具有充分的独立意识，不会再依赖父母的资助与其他支持，而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即便子女已成家立业，也仍然可以要求父母给予经济支持、帮助提供结婚资金甚至买车买房，极端者，可以演化为不工作的“啃老族”。

但对这种现象，我国一般民众并不认为不妥，甚至认为这本身就是一种亲情的体现。

实际上，我国社会所具有的人情特性也有其合理性。

社群主义者认为，在任何一个社群中，社群与成员之间、成员与成员之间都存在紧密的纽带联系，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和情感的联系。

在一个人情味很浓的社会，人们经常感觉到亲友的温暖和关爱，这种友情和亲情，是人类最为美好的感情之一。

因此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弘扬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助精神。

中国人重情尚义，讲究知恩图报。

因此，“点滴之恩，涌泉相报”、“得人恩果千年记”等谚语也是不胜枚举，这也是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体现。

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重视人情也是做人的基本道理。

俗话说，“人情大如债，顶着锅盖卖”、“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这些民间谚语都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在中国人情的重要性。

但是，法律与人情具有各自的逻辑，两个维度不同但各自发挥其影响，如果允许人情过多地介入到法律中来，会产生负面的、消极的作用。

法律是什么亚里士多德回答说，法律是没有感情的智慧，它具有一种为人治所不能做到的“公正性质”。

在他看来，人治中的“人”，尽管聪明睿智，然而他带有感情，因而会产生不公道不平等，从而导致政治腐化。

只有靠法律的统治才能避免这种人为的不公正现象。

西方主要是一个法律统治的社会，人与人之间都靠法律规则来约束。

但个人之间、家庭之间常常缺乏中国人所熟悉的人情。

西方人做人行事完全依规则进行，这种人际关系又是清晰和简单的，因为有明确的法律规则作为指引，人们彼此之间的权利义务十分清晰。

西方人对人际关系的思考远远没有中国人考虑得复杂，熟人之间、朋友之间出现纠纷后可以对簿公堂，但在案件了结后仍然可以继续交往，甚至可以继续作为朋友。

但在中国，因为传统社会注重人情，又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则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因此人际关系往往显得较为复杂。

出现纠纷后，往往采用息事宁人的方法解决，不主张对簿公堂，即使“有理”，也不诉诸法庭，因为可能即使赢了官司，也伤了和气。

俗话“一场官司十年仇”就反映了这种认识。

其实，过度重视人情的处理和维系，应当有所改变了。

在现代利益多元化、复杂化的社会中，以法律为纽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调整人际关系，才能更有效地维护一个社会的和谐和有序。

而试图以人情为纽带来维持和睦往往是不够的、成本高昂的，尤其是人情味过浓，就有可能变味，形成人情网、关系网。

所谓任人唯亲，其实就是人情味变味的结果，把选拔人才、任命干部的标准，变为个人之间关系的亲疏远近标准，而不再是唯才是举、选贤与能。

人情味变味，很容易影响司法公正。

执法不能重人情、讲关系，在“人情大于王法”的语境下，人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在这个意义上，人情是个贬义词，它反映了传统社会中人情对法律的侵蚀和破坏。

古代法家历来强调法不阿贵、赏罚分明、执法公正。

在这一点上，法家的思想与现代法治的精神有一定的相似性。

法官为了保持其独立公正，不能受人情左右。

“执法而不求情，尽心而不求名。

”(苏洵《上韩枢密书》)。

应当看到，由于中国几千年农业社会的传统习惯，人们的亲属观念、地域观念十分严重，尤其是在农村，家族的、宗族的、本土的观念十分浓厚，人情、亲情、友情常常左右着法官，所谓“案子一进门，两头都找人”，法官处在各种人情的包围之中，难免会导致“关系案”、“人情案”的出现。

如果法官受人情和亲情驱使，徇私枉法、出入人罪，则对社会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

人情味变味，对依法行政也会形成一定的障碍。

现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的政府办事并不严格按照规矩来进行，就是受到关系、人情的左右。

有关系不该办的也办，没有关系，该办的也不办，这种情况，让人已经习以为常，例如在因违规被罚款时，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找人疏通。

有的行政官员已经习惯于为自己的亲朋好友批条说情，如果不能为其亲朋好友办事，可能使其认为权力失去了意义。

有人深陷于人情网、关系网之中而不当行使权力甚至滥用权力。

尤其是涉及到行政审批的领域，政府权力过大，管制越多，审批越多，腐败越多。

从已经披露的大量腐败案件来看，许多腐败的发生都是关系运作的结果：很多都是为亲朋好友的利益滥用职权，导致腐败。

据有关媒体报道，商务部条法司前副司长郭京毅受贿一案，就是陷入人际关系之中，收受贿赂，滥用职权，从而触犯法律、沦为阶下囚。

在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需要亲情和友情、需要温暖，从而使生活变得更为温馨。

但同时又需要明确的规矩来约束人的行为，防止人们的行为逾越一定的界限。

所以，我们需要建设一个充满人情味而又遵守规矩的社会。

法律、宗教与道德要分析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必须先理解道德的含义。

笼统的说，一提起道德，人们毫无疑问的会将它与善良，美丽，正义，光荣等联系起来，和法律一样，也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通过社会风俗，人们的内心信念来实行。

所以将道德理解为调整人与人之间和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道德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根源于风俗和习惯，在原始社会，人们生活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社会中，氏族成员之间主要靠风俗习惯调整的，从食物分配到婚姻缔结，都体现了风俗习惯的积极作用。

然而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社会关系愈变得复杂，单纯的靠风俗和习惯已不可能完全调整，因此道德便产生了，所以道德的产生并不是抽象的来源于人们的内心，更不是来源于宗教神学，而是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产生的。

哲学上将道德划入上层建筑，是维护本阶级经济基础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习惯风俗和道德去调整全部的社会关系已不可能，社会需要更有力，更广泛的标准和规范去调整，法律便应运产生。

法律的出现，并不是意味着社会关系的调整不再依靠道德，法律在调整方式，调整范围上也有着局限性，道德仍是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

法律与道德彼此都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具有重要作用。

道德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与其内容和特征是分不开的。

单从其内容上讲，道德具有价值性。

价值，即善，美，正义，光荣，公正等，这是道德最高层次的内容，也是评价人们意愿和行为分得最高标准[1]。

西方法学中，自然法学派以价值分析的方法研究法律，探寻法律时，便更多的将其与道德联系起来，可见道德对法律的评价也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也是道德与习惯的重要区别，看二者是否有价值评价的作用。

道德除有价值性以外，还具有以下特征，第一，道德具有阶级性。

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道德，比如，美国的独立宣言所表达的北美资产阶级对英国统治的道德批判，共产党宣言所表达的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道德批评等，都深刻地体现了不同阶级道德对立。

第二，道德具有物质制约性，前面提到道德的产生和物质基础是分不开的，它是由社会物质基础决定的，物质基础的变更与发展，道德的性质与内容也相应发展和变更。

第三，道德具有共同性，主要体现其内容上，因为道德所具有的正义，善良，美丽等内容符合人们的价值观，能够为人们所普遍接受，比如，尊重人的尊严与平等，保护环境，互相尊重，拾金不昧，互相帮助等，随着人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交往日益密切，道德的共同性也会更加的集中。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意识，中国法律史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儒家化的过程，因此，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也就体现在儒家思想中，因此儒家思想中“德主刑辅”的观念也就体现在中国后世的法律中。

例如，孔子认为，好的法律体现一种仁爱精神，另外，它必须起到维护孝道的作用，他所说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即是对抗当时株连亲属的非人道法律原则的，强调了血缘亲情及孝道的价值。

汉律中的“亲亲得相首匿”的规定，即把“父为子隐”的道德法律化。

荀子说：故非礼，是无法也。

（荀子·修身）。

礼，就是道德，意思是说，不合乎礼的法律就不是真正的法律，也就是说真正的法律必须体现一种道德精神，这种道德精神就是“礼”，因此中国封建法制便是一种礼法。

在西方，不同于中国。

中国是农业大国，能够自给自足，然而西方民族众多，彼此相邻，各国联系主要靠商业，西方的商品经济十分发达，因此调整商品经济领域的私法便十分发达。

人们更希望能够在一个自由，平等，公平的环境下自由生活，因此，具有自由，平等，公平精神的道德便推动了法律向这一方向进化。

例如，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说：在不公平竞争中，近年来由法院和立法机构所进行的一些改革，必须归因于道德感的增强和提升，以及由此而盛行的这样一种观念，即商业社会必须依靠比道德谴责更为有效的保护手段才能抵制某些应受指责的毫无道德的商业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