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民工进城现象的论述

关于农民工进城现象的论述
摘要：
“打工潮”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但时至今日，它已经成为了中国现象的一个主流。

农民工进城在某些方面对社会有一定的影响，其中包括农民工的子女个他们自身的养老保险等。

同时，也对社会有一定的积极效应，对农村生活的改善和推动城镇化发展甚至打破二元结构等。

农民工现象有利有弊，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待它的存在。

关键字：
“打工潮”农民工危害积极效应有利有弊
正文：
近几年来，我国民工潮大量踊进城市尤其是中大城市，俗称“打工潮”。

然而，当前我国农民外出打工的原因已经迥异于传统时代的小农社会。

除了为了赚取收入，维持农村家庭的体面生活外，另一原因则是为了赚取进城生活的积蓄，或获得逃离村庄的资本。

中国进城农民工数量规模，近年来说法比较多的是有8000万，其中跨区流动的有5000万。

据2001年，全国对建筑行业用工统计，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已经超过3800万人，其中75%来自农村。

进入21世纪以来，进城的打工的农民工增加到9400万人，成为一个庞大的特殊社会群体。

在这里我们把这个特殊的群体称作农民工。

农民工是介于农民和工人之间的一个阶层。

从职业上看，农民工是不在自己从事农业生产的而是在城市从事第二，三产业；但从身份上看，他们仍然是农民，因为他们的户口仍然在农村，他们的家仍然在农村，他们仍有土地在农村，由此可见农民工是一个置业与身份不一致的群体。

他们的流动态势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加速发展而呈现增长的趋势。

他们的流向主要是向劳动力需求量大，收益较高，其它外来劳动力限制较少地区聚集，他们流动范围扩大，到96年末跨省就业的已经占66.4%他们的流动频率与社会改革发展的大背景密切相关。

如果国家不考虑城市吸纳能力（提供稳定就业和稳定收入的能力），片面鼓励农民进城买房，甚至允许农民通过土地交易获得进城买房资金的政策，中国可能会因为出现远远超过城市新增就业机会的农村进城，而降低进城农民的生活质量，致使中国城市就业丧失弹性，从而危及中国的现代化事业。

危害在一定程度上市存在并且严重危及到现代社会的安定。

不仅如此，农民工虽然得了一点经济保障，但同时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这些问题关系到农民工的自身利益和社会的安定。

下面，我以农民工现在所存在的几个大问题为例，一一阐述他们的生存隐患。

首先，是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

虽然中央政府逐步出台了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和借读费的政策，以及保障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学生享受相同的待遇，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工子女的上学难问题，但也出现了其他的新问题，大部分农民工子女还是享受不到真正的教育公平和高质量的教育。

要全面解决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些问题不可能一下子从根本上得以解决，还需要在城镇化的过程中逐步推进。

所以政策的出台并不等于问题的解决，从政策方案合法化到政策目标的实现之间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距离，还存在着十分复杂的过程。

其次，是农民工养老保险的不健全。

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发展依托于城镇养老保险的发展轨迹,经历了模糊阶段(1991年-2000年)、明确阶段(2000年-2005年)、重视阶段(2005年至今)。

我国农民工养老保险始于1991年,2001年后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逐步走向明确,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的发布把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提到一个历史高度,
“低费率、广覆盖、可转移,并能与现行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相衔接”原则的进一步明确,使农民工养老保险进入到重视阶段。

二、目前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其一养老保险法制度环境中较高层次的立法缺失；其二养老保险体系中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的缺位；其三农民工养老保险缺乏统一定位、制度差异性大、衔接性差。

再次，是农民工子女的留守问题越来越严重。

即农村留守儿童的大量诞生的问题。

在全部留守儿童中，农村留守儿童所占比例高达86.5％，农村留守儿童占居绝对多数。

按照全国3亿6千万儿童来计算，每18个孩子就有一人没能与父母共同生活。

留守儿童所产生的问题有学习较差、心理障碍、生活问题、无人监管、用钱弥补等等。

普遍上来说，农村留守儿童的安全隐患和教育素质往往比同龄人要严峻。

因此，我们更得重视留守儿童的将来，将他们与他们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父母紧密联系在一起。

即使如此，打工潮的形成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我们应该在看到它的坏的影响的时候也看到它对我们所产生的积极效应。

农民工进城务工对农村生活水平的改善是有助益的。

这可以从数据资料上看出来。

1990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86.30元，湖北省为679.80元，贵州、四川分别为435.14元和557.76元。

湖北、四川和贵州是全国著名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输出大省。

而农民工的大批进城务工是从1992年以后才真正开始的。

1995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上升到1577.74元，湖北、贵州和四川改年分别上升到1511.22元、1086.62元和1158.29元。

而到2000年，全国为2253.42元，湖北、贵州和四川分别为2268.59元、1374.16元和1903.60元（数据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受教育程度高的民工可以学到更为精专的技艺，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甚至没接受过教育的民工几乎只能凭经验掌握一些比较粗超的手艺，二者在竞争中的优劣势是不言而喻的。

有此可见，进城民工文化素质的高低对他们的就业是很有影响的。

从中国的具体情况看，更需要发展、更具有潜力的是众多中小城市。

农民进城的重点，应该是它们。

制定科学的规划，下大力气分批把几百个地级城市、几千个县级城市建设成具有较强辐射和吸纳能力的经济文化中心，就不愁几亿农民没有容身之地。

更加合理的城市布局形成之日，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彻底打破之时，现存的东西巨大差距也会随之消除。

新移民进城之后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更好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也可以得到更多的培训机会。

当下，农民不愿意去参加培训，城市政府不愿意投入培训。

如果解决了农民工的户籍，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

户籍可以给农民工一个稳定的预期，让他们觉得，进了城就能扎下根来。

同时，城市居民不仅能从经济增长和服务业发展中获益，更重要的是城市人口的老龄化和社会保障支付压力将得以缓解，因为移民人口的年龄结构相对年轻，健康水平也相对较好。

第三，农村居民也从中得益。

制度变革也将改变未来中国农民工进城的模式。

今天的劳动力流动模式是，青壮年劳动力进城，而妇女、老人和儿童大量留守在农村。

如果迁移模式转变为举家进城，进城农户的农地就可以流转给留在农村的农民，用于对这些土地进行规模化经营。

在推进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跨地区再配置的过程中，最终的受益者是全体人民，可以在经济持续的增长中实现社会和谐。

这也就是我认为的中国农业劳动力的根本出路和城市化进程的方向。

总之，农民工进城这种现象有利有弊，无可置疑。

我们应当针对它所产生的问题而解决问题，同时也不该只看到不好的一面，应该全面地看待它的好坏。

以便将来我们能更好地通过这种潮流推动我们的社会进步和城镇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