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国家

论北欧学者对于其福利国家体制的研究、论争及其论争的逻辑基础
林 卡

提　要　在福利国家的“黄金时代”,北欧模式曾是世界各国发展社会福利的学习样板;但20 世纪80 年代以后,该模式逐渐成为人们批评的对象,这些批评声音也同时出现在北欧国家内部。本文回顾了北欧社会政策研究的理论和政策观念的变化,以及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政策的联系。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北欧福利国家模式,也有助于我们评估理论分析的有效性和政策分析的可行性。
　
关键词　社会政策　政策分析　北欧　福利国家

导　论

在艾斯平- 安德森( Esping2Andersen) 的福利国家类型学中,瑞典、丹麦、挪威和芬兰4 国被归入“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这一模式。该模式以普遍主义和社会平等观念为价值核心,具有高税收和高再分配效应等制度特征。①然而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自由主义思潮在国际社会政策研究中流行,使这一模式受到种种批评。②这些批评也影响了北欧国家社会政策的分析和制定者,例如在瑞典,其1993 年经济委员会(即Lindbeck 委员会) 就宣称现行的福利模式是对经济发展的阻碍,并主张把以往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导向转向自由主义方向。③尽管如此,许多理论工作者仍认为这一福利模式具有充分的合法性基础。例如奥尔森?胡特(Olsson Hort) 就宣称瑞典模式并未终结,而林德布姆(Lindbom) 也坚持这一模式没有瓦解。④布隆贝格(Blomberg) 和克罗尔(Kroll) 以芬兰为例说明,在整个90 年代这一模式的合法性基础仍然稳固, 而阿莱斯塔罗(Alestalo ) 和弗洛拉(Flora) 对民意调查资料的研究也显示公众对此模式的支持并没有明显下降。与此相应, 安德森(Andersen) 等人在他们对相关调查资料的研究中强调说,我们至今仍没有发现任何确实的证据能证明在北欧4 国,普遍主义的福利国家模式已经失去了民众的支持。⑤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评估北欧福利模式问题上,理论分析家强调北欧模式的合法性,而政策分析者则从自由主义观点出发来指责这一模式,并主张“瓦解”这一模式。这就引发我们探究产生这一矛盾的原因的兴趣。通常,理论阐释和政策分析这两个方面应该是相互支持的:理论研究具有政策蕴含,而政策分析又以理论为指导。但在某些情况下,这两方面的研究也会因种种原因而产生矛盾。

注：
＊本文的初稿(Lin , Ka , 2004 , On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Theories and Policy Analysis :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Scandinavian Studies for the Scandinavian Social Policy Model) 曾发表在马加里等编辑的《对北欧福利国家研究的研究》一书(赫尔辛基认瓦尔研究所,2004 年,Marjanen ,Stenius & Vau

hkonen ( eds. ) , Research on the Study of the Nordic Welfare State ,Helsinki :RENVALL. ) 。本文是该文的第三稿。
①Esping2Andersen ,1990.
②MacGregor ,1999.
③Blom2Hansen ,2000.
④Olsson Hort ,1993 ,p. 86 ;Lindbom ,2001 ,p. 171.
⑤Blomberg & Kroll ,1999 ;Alestalo & Flora ,1994 ;Andersen et al. ,1999. p. 248.

北欧福利理论研究概览

从历史上看,北欧的社会福利研究源于人口和贫困调查。在这些国家中有一个很早就形成的传统,即由政府的专业委员会进行生计调查并编辑成册。而就理论研究而论,北欧学者很早就培养起了对于制度研究的兴趣。在20 世纪60～70年代间“, 福利社会学”在这些国家中发展起来,并与从“经济和社会”角度出发的社会学研究相结合。这些研究深受汤森(Townsend) 对贫困问题制度性研究的影响,也与当时盛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韦伯理论相结合。①由此,北欧学者在社会政策的研究中把研究重点放在对福利国家的制度分析上,而非具体的社会管理或公共管理( social 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问题的研究。在他们看来,将注意力局限于社会(或公共) 管理问题将会导致对造成这些问题的广泛的社会背景及其相应的社会关系研究的忽略。②
此后,北欧对福利问题的制度性研究沿着以下三个方面发展: 一是对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以及权力资源、资本积累和社会再分配问题的研究。这类研究涉及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发展的逻辑。其中,色邦(Therborn) 阐发了市场和福利国家平行发展的论点,而科尔皮(Korpi) 则以阶级分析为手段,通过阐述福利国家的结构和制度背景来揭示阶级关系的变化与福利国家演进的关系。③二是对社会政策制定模式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聚焦于社会民主主义体制和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发展模式。在这类研究中,蓬图森( Pontusson) 等人对北欧民主制度的讨论揭示了大众的社会行动对社会政策制定的影响,而罗思坦(Rothstein) 则探讨合作主义机制如何形成第三条道路并影响政策制定模式, ④在这一模式中,社会政策的制定成为一个阶级谈判、协调和妥协的过程。这两个方面的研究都把对北欧社会的制度分析与政治分析联系起来,并使分析这些国家的政治背景和政策制定模式相统一。
第三个研究维度是从日常生活方式着眼来对福利国家的社会基础进行制度分析。在北欧,这类研究为阿拉特(Allardt) 所开拓。在他看来,北欧福利国家模式与公民的社会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所以,社会政策的研究不能狭隘地服从于国家政策制定的需要,而要深入研究福利体制的制度基础和社会生活方式,把对福利国家的研究与对于日常生活方式的分析挂钩。⑤他的这种观点也得到其他学者的认可,例如,帕尔塔宁( Partanen)强调

从生活方式和日常政治的角度去研究福利问题,而安德森(Andersen) 则认为自60 年代中期以来,北欧福利国家的发展是国家福利的扩张和生活方式变化这两个要素互动的一种结果。⑥其后,这一研究维度被文化研究和女权主义学者所强化。他们的研究探讨了市民社会、家庭生活与国家的关系,从而揭示了福利国家的社会基础。
除此之外,对福利国家的制度分析也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对支持该体系运行的社会规范进行分析。北欧学者把“社会团结”这一规范作为北欧价值体系的核心。这一规范由涂尔干所倡导,但在北欧土壤上,这一规范的成长得到其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支持。正如阿莱斯塔罗(Alestalo) 所说,北欧农业社会中的互助主义精神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为这些国家发展其普遍主义的社会政策奠定了伦理基础。⑦在当代,这一规范被社会民主主义者进一步强化了。人们把“社会团结”观念与马歇尔(Marshall) 的福利权利理念和社会民主主义的“人民之家”的理想相融合,形成了“社会公民权”( social citizenship ) 和“北欧公民权”(Nordic citizenship) 这些概念。⑧
总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北欧学者揭示了其福利国家产生的背景、特征及其制度化基础。由于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普遍主义的社会政策模式在北欧社会存在的合理性,他们的研究有助于把北欧社会政策的导向引向国家福利的扩张和发展制度化的公共服务方向。尽管如此,由于这些研究聚焦于“社会(福利) 问题”和“政治问题”,他们对于与公共管理相关的“政策问题”的研究就显得很薄弱,尽管其研究也难免会涉及到政策问题,但他们却力图把这些问题推给政策分析家去做。

注：
①Vettenranta ,1986 ,p. 263.
②Henriksen ,1987 ,p. 381 ,p. 384 ,pp. 388～389.
③Therborn ,1987 ;Korpi ,1978.
④Pontusson & Kuruvilla ,1992 ;Rothstein ,1987.
⑤Research , Acta Sociologica , 33 ( 3 ) ; Allardt ( eds. ) , 1981 ;Allardt ,1973.
⑥Allardt , 1990 , Challenges for Comparative Social
⑦Partanen ,1978 ,p. 68 ;Andersen ,1993 ,p. 27.
⑧ “人民之家”的理念主张把国家建设成一个和谐社会,使其全体成员都能像兄弟般地生活在一个充满友爱的大家庭中,参考Khakee &Low ,1996 ;“社会公民权”观念参见Hernes ,1988.Alestalo et al. ,1985.

政策分析中的主流思潮

政策分析与理论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理论应该成为政策分析的基础,因为制度环境可以限制政策选择的空间,或决定现行政策在执行中的有效性;同样,制度环境的改变也会对社会政策的制定提出新的要求,例如战后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支持了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因而理论家关于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阐释也就为社会政策

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其后,福利国家体制的完善使公共服务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这使理论家对于公共服务和生活方式的研究具有政策性含义。因此直到20 世纪80 年代中期,理论分析与政策分析双方是高度统一的。政策制定者接受理论工作者所提供的视野和导向,分享理论分析的成果,并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来消除社会不平等,促进社会团结。
在这一时期,人们把普遍主义的社会政策模式看做未来的发展模式,而社会政策制定者也以发展制度化的福利体制和公共服务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基本内容。这一政策导向也为北欧所流行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所支持,在此背景下,北欧国家逐渐建立起以普遍主义为特征的福利国家模式。直到80 年代末,民众对于这一国家福利体制是基本满意的, ①而这种状况也鼓励了政策分析者去倡导国家对于社会生活的干预,并反对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主义福利观念。譬如在80年代早期,瑞典社会民主党领袖帕尔门(Palme) 批评自由主义的社会政策会把社会引向自私;而在芬兰,直到80 年代后期,埃雷萨里( Er? saari) 仍宣称我们在福利国家中并没有危机感,从而拒绝接受那种带悲观主义色彩的“危机论”观点。②
尽管如此,自90 年代初期政府精英的观点开始向自由主义社会政策发生转变。在他们的影响下,丹麦右翼政府在1992 年发表了“选择福利”的报告,表达了其寻求福利财政新路径的意图;瑞典在1991～1994 年保守主义政党执政期间采取了福利服务私有化的政策;在芬兰,阿霍(Aho) 领导的右翼和中间联盟政府也主张政府必须削减公共开支;同样,在丹麦和挪威,政府试图通过社会政策的改革使福利资源多样化,社会服务分散化,并提高人们的就业积极性。③在这些改革举措的影响下,国家福利开支被进一步紧缩,个人付费制被广泛采用,个人对社会保险的投保率也有所提高,而瑞典的一些学者更进而呼吁用“福利社会”的目标去取代“福利国家”的模式,并主张通过私有化和再私有化这些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④
为解释社会政策导向在90 年代初发生转变的原因,我们需要考察当时的经济政治状况。在经济上,福利国家在战后的扩张是以稳定的经济增长为基础的。⑤在此期间,执政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府运用充分就业政策(特别是瑞典的“Rehn2Meidner”模式) 去发展经济,并利用经济增长所产生的资源去发展国家福利。⑥但这些经济条件随后发生了变化:丹麦经济在80 年代末开始衰退,而90 年代初期的经济萧条则打击了芬兰(由于其贸易伙伴俄罗斯的经济崩溃) 和瑞典(只有挪威是个例外) 。这样,为了解决紧迫的福利财政和社会行政方面的问题,

政府精英改变了他们对“国家福利”这一理念的支持态度。
恶化的经济状况也影响到这些国家的政治生态。由于其恢复经济发展的努力失败,执政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在1991 年的大选中落败。其继任的保守主义政府在卡尔?比尔特(Carl Bildt) 的领导下进行了体制改革,削减了公共开支,并鼓励市场和个人承担起福利责任; 在1989～1992 年期间,丹麦执政的非社会主义政党采用福利服务多样化的策略,并制定了相关的社会政策去促进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在芬兰,阿霍(Aho) 领导的中右派政府在1992 年上台后也开始削减福利支出。挪威工党(具有社会民主党性质) 仍然控制着政府,但它也采纳了工作福利制(workfare) 原则去修正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社会平等理念。①这些政治生态环境的改变引发了政府精英观念的转变。

注：
①Kosonen ,1987 ,p. 281.
②关于Palme , 见Canova , 1994 ; 关于芬兰, 见Er saari ,1987。
③Andersen & Greve ,1996 ;Kosonen ,1993 ,p. 62.
④关于私有化政策,见Kosonen ,1999 ,p. 432 ;关于“福利社会”理念,见Lin ,2004。
⑤Castles ,1978.
⑥ Pontusson & Kuruvilla ,1992 ;Lindbom ,2001 ,p. 188.

在分析经济政治原因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外来观念的影响。90 年代是一个自由主义思潮在国际社会政策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这使北欧政府精英从国外学到的社会政策观念大多具有自由主义色彩。在这些观念的影响下,北欧的一些政策分析家从经济增长的有效性、工作伦理和全球经济竞争等角度来批评普遍主义的社会政策, 从国外理论中寻找依据来支持他们削减福利开支的主张。即使在90 年代经济发展得相当好的挪威,这些外来影响也使其政策讨论趋向顺应市场化问题和自由主义思潮, ②尽管在实际的政策制定上,挪威对福利的削减程度很小,在某些方面(如家庭政策) 甚至有所扩展。
在这些政策分析家的推动下,北欧各国非社会民主党政府先后进行了削减国家福利的努力。这一导向逐渐成为国家社会政策制定的一般趋向, 以至于其后继的社会民主党政府仍然继承了这一路线。在瑞典,社会民主党于1994 年重新执政后接受了私有化的政策主张,而以丹麦社会民主党为主的联合政府在1993 年上台后,也要求社会政策能更为敏感地反映市场的需求。同样,芬兰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合作政府于1995 年执政后,在许多方面仍沿袭了此前的非社会主义政府的改革政策。③这样,我们不禁要问,在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体制中,政策制定者怎么可以采用自由主义的理念来指导其政策制定? 他们又如何能说服公众去接受他们的观点? 这是否意味着政策制定者可以超越社会体制的限制而自由选择他们所偏好的社会政策? 或者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否意味着社会民主主义制度在80 年代以后瓦解了? 如果不是,那么这一制度何以允许政府精英将社会政策的导向引到与社会民主主义道路相反的方向?

导致政策转向的制度原因

要回答以上问题,我们应回到社会制度与政策分析相关性的问题上。对此问题的制度性分析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展开:一是从结构和功能角度去研究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的特征;二是从社会政策制定模式的角度去考察北欧的合作主义制度(collaboration) 和民主政治对社会政策制定的影响;三是从研究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这一角度去检验福利国家机构的扩展(特别是公共部门的扩展) 对于重构公共领域与私人或家庭生活空间的界限的影响。
首先,从结构和功能的角度看,自80 年代以来北欧社会的生产组织方式经历了由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化。这一转化带来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特别是在社会阶级力量和社会组织方式上的影响尤为深远。在福特主义社会中,标准的工资给付和长期雇佣形式强化了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而后福特社会的小型化、灵活化的生产组织方式以及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特征则强化了中产阶级而削弱了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④这样,阶级团结的操作性意义被减弱了,并逐渐为分化的职业群体的利益所取代。其结果是,当人们的阶级身份变得模糊了,他们作为阶级成员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讨价还价的能力也就削弱了。这种状况造成了自80 年代以来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基础在北欧各国不断削弱; ⑤这也使政府精英在制定社会政策的过程中向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利益倾斜(特别是通过推行私有化政策)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当阶级划分的界限模糊后,人们的阶级身份逐渐淡化为没有阶级标签的“公民”身份。⑥这就强化了普遍意义上的(而不是基于阶级关系的)“公民”身份,从而为普遍主义的福利模式运行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社会基础。

注：
①Pontusson ,1992 ; Torfing ,1999 ,p. 28 ; Kosonen ,1999 ,p. 433.
②Abrahamson ,1999.
③关于瑞典私有化,见Olsen ,1999 ;关于丹麦和芬兰的社会民主党的福利改革政策,见Ploug ,1999 ,p. 433。
④Castles ,1978 ; Esping2Andersen ,1985 ; Kosonen ,1993 ,p. 54.
⑤Korpi ,1989 ,p. 289.
⑥ Esping2Andersen ,1985.

其次,就合作主义和民主政治制度而论,北欧国家被视为合作主义的典范。①这一合作主义的社会机制包括集中化的劳资谈判、高度组织化的工会和劳资双方及政府参与的三方协商机制(tripartism) 等因素。②随着生产方式和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这一机制的运作受到了新的挑战。在瑞典,劳资双方在市场中的合作伙伴关系在80 年代出现了破裂;而到了90 年代,其重要性逐

渐由跨行业协议所取代。在芬兰,三方谈判机制至今仍然有效,但由于工会的政治力量对芬兰社会政策制定的影响要比其在丹麦和瑞典弱得多,同时也由于国家对劳资冲突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政府精英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享有很大的自主权。总体而言, 社会政策制定的精英化趋势削弱了北欧合作主义机制对于社会政策的影响,而民主决策机制的弱化反过来又削弱了工人阶级和左翼力量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这些条件使政府精英能够进一步向右转,并以增强经济竞争力为名来倡导自由主义的社会政策。
再者,从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看,北欧4 国在80 年代都扩展了其公共服务部门。在这4 国中,政府雇员在劳动年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1980年的17 %上升到1991 年的20 %。③公共部门的扩展也强化了国家和公民的联系,创造了赫尼斯(Hernes) 所说的个人与国家间的制度性融合。④这样,以往建立在阶级谈判和协调基础上的社会民主主义社会就转化为一个以个人和国家互动关系为基础的公民社会。据此,理论家的阶级阶层分析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在政策分析家看来,理论家关于国家与公民关系的阐述缺乏与政策制定进程的直接联系,因而他们的研究对社会政策制定的指导意义十分有限。
综上所述,北欧4 国在社会政治基础和制度结构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为研究者评估其福利模式提供了宽泛的经验证据,这给学者们提供了很大的自由度去选择证据来证明他们各自的观点。那些拥有社会民主主义理念的理论家可以用一些证据来反驳“ 重新商品化” ( recommondification) 的必要性,而另一些坚持自由主义观念的政策分析家也可以从这些经验资料中获得证据来揭示普遍主义社会政策的弊病,即使对于同一现象,双方的看法也会有很大的差异。例如在对公共福利服务部门扩展的评估中,政策分析家往往将之视为经济发展的障碍,而理论家则将其解释为社会福利发展的标志之一。因此,理论家和政策分析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并用不同的假设来评估这些变化,以便为他们不同的利益和目的服务。这种对立使理论家停留在理论层面而不愿介入政策分析,而政策分析家则只能从国外去借用理论概念来为其自由主义的社会政策辩护,结果,这种做法进一步加深了双方的隔阂。

政策分析的逻辑

当我们把视野从制度分析的逻辑转向政策分析的逻辑时,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北欧社会政策争论中所流行的观点大多是从国外输入的。⑤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当理论分析并不能为政策分析者的需求服务时,他们不得不转向国外去借用理论和方法,这些从外面借用的观念大多具有自由主义性

质。于是,我们有必要考虑这些从海外输入的自由主义观点是否能从社会民主主义的体制中获得支持。既然任何社会政策观念的应用必须有一定的制度土壤来培育,那么如果这些外来观念能被政策制定者所采纳并在实践中运用,我们就有理由假定这些观念与本土的社会环境有某种适用性。于是我们就要问,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这些自由主义的观念可以与北欧的普遍主义理念和普遍主义社会政策相协调。要研究这一问题,我们需要澄清普遍主义这一概念,研究普遍主义社会政策与自由主义社会政策的联系。

注：
①Blom2Hansen ,2000 ,p. 157.
②Moene &Wallerstein ,1995.
③Huber &Stephens ,2001 ,p. 358.
④Hernes ,1988 ,p. 208.
⑤ Abrahamson ,1999 ,p. 31.

在概念上,我们可以看到存在着至少两种形式的普遍主义,即最小程度的普遍主义和最大程度的普遍主义(minimal universalism and maximal universalism) 。最小程度的普遍主义概念可以通过贝弗里奇的“国民最低保障”理念来反映。它要求政府能赋予所有(或几乎所有) 公民以最低限度的福利保障的权利;而最大程度的普遍主义理念可以通过艾斯平- 安德森对于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描述来表达:在这一模式中,所有公民都是福利体制的受益者,都有向社会保障体系作贡献的义务。① 这两种形式的普遍主义都包含了至少以下三个共同因素,即普适性、国家主义和公民的福利权利。普适性是指对公民只要是符合给付的标准就应该给付;国家主义是指国家是福利责任的主要承担和组织者;公民的福利权利是指福利津贴的付给是作为公民权利授予的,而不是作为慈善或对其所取得的社会地位的回报而给予的。
从社会制度看,与这两类普遍主义理念相应的是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模式(当然其他福利国家模式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包含这些因素) 。如果我们把这些理念和政策模式的相互关系放入一个图表中表达,我们就可以把最小程度的普遍主义和最大程度的普遍主义设为一个座标的两端,并把自由主义的福利国家模式放在接近最小程度的普遍主义一端, 而把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模式放在另一端(见图) 。在北欧国家中,其强大的左翼力量和社会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影响要求这些政府奉行普遍主义的社会政策原则,而在社会政策的实践中,这些国家不仅仅给那些最贫穷的公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而且也通过社会政策的手段在全民中进行收入再分配。②因此,我们有理由在图示中把北欧模式放在靠近最大程度的普遍主义一端。
←自由主义模式———(B) —社会民主主义模式(A) —(C) →最小程度的普遍主义 最大程度的普遍主义
当然,仅仅划分这两类普

遍主义的形式还是不够的,因为本研究的关注点不在于揭示北欧模式的性质,而在于评估其体制的合法性、稳定性、发展和变迁。为了体现体系的变化, 我们可以在图示中设置ABC 三个关节点来表达以下三个基本点。第一,在以上坐标上,处于同一模式的各福利体系(比如瑞典、丹麦、挪威、芬兰) 可以在坐标上占据一个域而不是一个点,而任何一个体系(如瑞典) 在图中所处的位置也是动态的,而不只是图表中的一个静止的点;第二,任何一个体系在坐标上的位置是可以根据其所具有的普遍主义程度增减而前后移动的:削减国家福利供应可以使该体系从现状A 点向自由主义方向推进(比如说到达B 点) ,而左翼力量的增强则会导致体系向相反方向移动(如C 点) ;第三,在一体系保持其体制合法性的前提下(即在图表中的一定区域内) ,其所发生的变化一般只是量的变化而不是模式类型的质变(即改变其所属的区域)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就可以进而讨论北欧福利体制改革的现状。
如果回顾90 年代以来北欧国家所采取的各种改革措施,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大多数的改革措施所导致的只是量的调整(比如缩小福利津贴给付的准入性和标准) ,而不是引起质的变化。这样,尽管一些政策分析家一再宣称北欧模式已经走向终结,理论分析家则坚持认为该系统的合法性基础仍然存在。举例来说,奥尔森?胡特(Olsson Hort) 等人强调,当今瑞典模式所具有的基础与先前并没有很大的不同(包括由资本主义驱动的经济增长,大众积极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和国家给予的社会津贴这些因素) ,而普洛乌( Ploug) 则宣称北欧国家目前所采取的许多政策措施也只具有表征的意义。③根据这些学者的判断,这些国家的福利模式仍保持其稳定性。据此,我们可以回到上述图表的讨论。量的变化反映在图表上会显示出体系在坐标上的左右移动,但只要其所处的总的区域位置不变,这一体系的类型就不会改变。按照这个思路来理解理论与政策分析间的矛盾,我们就可以看到理论分析者注重其体系在宏观尺度上的变化,即该模式在总区位上的维持或改变;而政策分析者则注重体系目前所正在经历的移动,并把这些变化方向(主要是量的变化) 看做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可以进而讨论北欧模式“危机”这一话题。经济状况的恶化会导致福利财政方面的困境,从而迫使政府精英去采用自由主义的政策手段把体制导向自由主义方向;但只要该体制的合法性基础仍然存在,该体系一旦获得经济条件的改善就有可能恢复到先前的发展方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很难确信那些基于经济状况所作出的分析能给我们提供模式变化的可靠

预测;相反,我们认为理论家关于体制合法性的分析更能为我们的前景分析提供一个可信的基点。这一看法并不意味着去贬低政策分析家在确定社会政策导向上的作用,因为他们所导入的新观念和新视野会给体制变迁带来长远的影响。例如在北欧,政策分析者的努力使目前北欧的社会政策的指导思想成为自由主义观念和社会民主主义观念的混合体。但是,只要社会民主主义体制能维持其基本的稳定,普遍主义的社会政策模式在北欧就将继续维持下去。对于我们所观察到的自由主义和普遍主义社会政策的观念混合现象,其根源也不仅在于那些外来观念对政府精英的影响,还在于两者间所存在的内在联系,正是这种联系为两者的交融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注：
①关于minimal universalism 和maximal universalism ,参考Powell & Hewitt (1998) 和Esping2Andersen (1990) ,pp.27～28。
②Kautto et al. (eds. ) ,2001.
③ Olsson Hort ,1993 ,p. 86 ;Ploug ,1999 ,pp. 102～103.

总　结

本文分析了北欧各国福利研究中理论分析和政策分析之间存在的矛盾:前者倡导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坚持北欧模式的合法性仍然具备;而后者则倡导自由主义的政策思想,强调在全球经济竞争的压力下进行制度改革以削减公共福利开支的必要性。本文探讨了这一矛盾的成因并对其制度背景和政治生态进行了分析———强调了制度转化的动因和政府精英在引导政策变化中所起的作用,也阐述了普遍主义理念的两重形式并由此解释了造成政策与理论矛盾的一些原因。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主张理论工作者要能够理解政策分析者的视野和观点,与其进行对话;而政策分析者在汲取外来观念时也要与本土化的理论相结合,因为这些理论能深入地分析北欧社会的政治文化背景和社会结构的特性。如果我们从这一视角去看问题,那些相信北欧普遍主义模式能够维持下去的理论研究者就不必去否认北欧现行社会政策向自由主义方向滑行的现实,而那些强调政策变化的分析家也不必急于宣称现行北欧模式已陷入“危机”境地并需将其抛弃。

如何认识当代的资本主义国家？
（一）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变化
世界在不断更新，资本主义也在发展和变化。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渡过了大动乱的时代，进入了相对稳定和逐步发展的新时期。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经济政策、经济结构、经济关系以及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都出现了不少新现象、新特点和新问题。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发生了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所谓科学技术革命，是指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融合在一起的重大变革。科学革命

是指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飞跃和质的变化以及科学研究的社会组织形式的重大变革。技术革命指生产工具和工艺过程即生产技术的重大变革。科学革命还不能直接变成生产力，技术革命则直接影响或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
迄今为止，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进程中经历了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第一次是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科技革命；第二次是以电动机为标志的科技革命；第三次是以电子计算机为标志的科技革命。马克思主义历来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它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是历史发展的有力杠杆。科学技术的发展，标志着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增强。
第三次科技革命产生了一系列新兴的科学技术，不少传统的生产部门在技术上得到改造，一系列新兴的工业部门建立起来，提高了生产自动化的程度，大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据统计，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有80%以上是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获得的，其中又有80%以上是依靠采取新技术来达到的。这些都促成了战后一段时期内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和技术的迅速发展。
2.垄断有了新的发展。集中和垄断仍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基本特征，但与二战前相比，垄断有了新的特点。一是在生产进一步集中的基础上，私人垄断的程度进一步提高；二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有了更大的发展。所谓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主要不在于国家直接垄断或占有了多少生产资料和企业、国有经济占有多大比重，而主要体现在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相结合，国家作为“总资本家”，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全面进行调控和干预。这一转变对于促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变化和发展了关键的作用。
首先，这种结合扩大了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使政府获得超阶级的“裁判员”身份，有利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稳定。国家自诞生以来就有两种职能，一是阶级压迫职能，二是社会管理职能。为了完成其阶级压迫或政治统治的职能，国家需要表现为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负责把各种利益集团的冲突保持在有序的范围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资本主义各国只限于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共同的外部条件，不介入经济，扮演“守夜人”。然而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对经济、社会等各方面进行干预调控，使其社会管理职能空前扩大；同时借助相应的制度和政策手段，使相当大的一部分利润脱离了垄断资本家的直接掌握，为政府用于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和完成其社会管理职能提供了物质条件，于是国家就有条件通过各种方式对不满的民众进行安

抚，满足他们的某些要求，照顾到他们的某些利益，从而缓解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相对平衡。这样，国家越来越获得了“超阶级的”、“公正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裁决”身份，从而有利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
其次，国家的干预和调控职能的发挥，使当代资本主义的各个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经济领域，由于国家的干预使资本主义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之外，又增加了国家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从而使资本主义变得不是完全无计划、无政府的，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产社会化与资本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在分配领域，通过税收制度、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一定程度上调节了收入分配，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贫富两极分化，但使贫困线以下者获得基本生活保障，从而缓解了社会阶级矛盾；在政治领域，通过发展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制，使社会不满在平时有所发泄，不至于积攒到矛盾总爆发的程度，实际上起到了政治“减压阀”的作用。这些变化都有利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和寿命的延长。
3.在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下，劳动者的收入增长，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有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都实行每周5天工作制，劳动者的消费结构也有了很大变化，高档消费品和外出旅游的开支在增加。垄断资产阶级通过企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改良措施，吸收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增加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发给失业救济金，实行公费医疗或医疗保险，缓和了劳资矛盾，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战后发达资本主义所发生的这些变化，使昔日“野蛮的”、“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变成了比较“文明”、有点“人情味”的现代资本主义。这种变化，决不是因为资产阶级的“仁慈”，而是出于资产阶级追求利润的本性，出于为其自身求生存的考虑。
4.通过体制改革缓解了资本主义制度危机。资本主义的体制改革，是在坚持资本主义基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的。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主要是两项，一是经济基础的资产阶级私有制；二是上层建筑的资产阶级政治统治。自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以来，它的这一基本制度始终没有改变过。但资本主义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却不断的发展变化。资产阶级正是依靠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不断进行体制上的改革和创新，缓解了不断出现的资本主义制度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过不断的调整和改革，已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齐全、比较成熟的现代资本主义新体制，其共同特点是：
（1）在经济

领域告别了纯粹依靠市场机制自我调节的年代，增加了国家的宏观干预和调控。虽然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强调面和着力点不尽相同，所采取的具体方式和形式也不尽相同，但总体讲都实行市场机制和国家调控相结合的原则。
（2）在社会层面，建立了标准参差不齐但比较齐全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这是为了使资本主义能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持续发展，迫于工人运动高涨的压力，利用战后经济繁荣时期所创造的物质条件，逐步建立起来的。西方理论学家认为，一个社会要顺利发展，必须有两个机制：一个是动力机制，一个是平衡机制。没有前一个机制，社会缺少活力，不能前进。没有后一个机制，社会不能稳定，也不能顺利前进。实行市场机制，解决了社会前进的动力问题；但如果没有平衡机制，不为市场机制条件下的“失败者”和“弱者”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就没有社会的稳定，社会也不能顺利发展。基于这一认识，资本主义都重视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3）在政治领域，扩大了资产阶级民主，健全了资本主义法律体系。这既满足民众的民主要求，又约束了某些过激的、不利于社会的行为，将社会各种利益集团间的冲突和斗争纳入了法制轨道，使社会实现所谓“既自由又有序”的状态。资产阶级民主自由，还为社会不满提供通常的发泄渠道，以免酿成火山式总爆发的形势。
（4）在文化意识形态层面，其主流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发展的。如倡导个人自由、个人奋斗，结果的成败在个人，不致于怨政府和社会；发达的宗教信仰，客观上充当着社会“心理医生”，公民个人的失意从上帝那里求得了精神解脱；“因果报应”的宗教信念，有利于强化道德自律，加上严格的法律惩罚，从软硬两方面净化社会心态、规范社会秩序；倡导民族传统文化，并使其与现代文明结合，从而形成了适应科技进步和时代发展要求的现代企业精神、经营思想和社会理念，创造着适应现代化发展要求的文化要素与精神氛围。
5.殖民主义采取了新的形式。由于国际经济政治条件的变化，特别是许多殖民地附属国的政治独立和旧殖民体系的瓦解，以直接占领殖民地和对殖民地进行赤裸裸暴力统治和掠夺的旧殖民主义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代替它的是新殖民主义。它表面上承认殖民地附属国的政治独立，实际上通过各种手段从经济上、政治上间接控制这些国家。利用“援助”、“赠与”、“贷款”等新的国家资本输出形式以及技术专利、深加工制成品贸易等经济手段，对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和控制，这已成为发达国家将其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的

主要手段。
6.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协调大大加强。它们建立了各种国际组织、地区一体化组织，定期召开不同层次的国际会议，直至每年一次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协调其在国家贸易、国际金融等方面的关系，解决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困难，努力在应付国际危机和国际冲突方面协同一致，并力争在对付社会主义国家方面达成共识。
资本主义的上述新发展和新变化，从根本上说，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人民群众长期斗争的结果；是资产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以及资本主义垄断集团之间激烈竞争的产物；与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和影响也有密切关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从社会主义国家借鉴了某些对它们有利的经验，如加强经济计划和宏观调控，吸引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等。当今资本主义世界已面目全非，我们应当刮目相看，但是它的本性未改，资本主义的各种基本矛盾依然存在。
（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这是因为：
1.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没有也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度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生产资料仍然掌握和控制在资产阶级手中。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一系列国家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政策措施，只是集中在生产过程、流通和分配领域，并没有触动资本私有制。因此，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生产力社会化的矛盾仍然存在，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现代的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
2.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对立。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使资产阶级搞“福利国家”有了相当的经济基础，但并不能改变资本家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的本性，并不能根本上解决贫富差别和阶级对立。无产阶级仍然是劳动力的出卖者，虽然劳动力价值所包含的物质内容改变并扩大了，但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价值有不断下降的趋势，相对剩余价值则增加了。无产阶级要获得彻底解放，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3.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帝国主义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继续存在和加深。由于国际分工不合理，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原料基地、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承受着经济剥削和沉重的外债，使本国经济得不到合理的发展。同时，帝国主义国家又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严重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引起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抗。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了争夺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尔

虞我诈，勾心斗角，所有这些矛盾都会加速帝国主义的灭亡。
（三）全面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
在观察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大制度斗争和命运的时候，应当坚持历史的、全面的辨证的观点。
1.应当全面地认识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在发展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在过去500年里，资本主义在科学技术和经济方面虽然频繁地动荡起伏，但总的来说仍是逐步前进的；每一个新阶段的发展速度都大大超过了上一个阶段。资本主义历史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表明，资本主义对内外矛盾和危机有适应调整能力，它的弹性和活力是不容低估的。它还有很强的生命力。看不到这一点或对此估计不足，是不对的和有害的。
然而，资本主义在发展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中，始终具有其社会关系所产生的那种自我破坏、自我限制和自我否定的消极腐败属性。这种属性在现存制度内不可能得到根本克服。它的适应调整能力，它的弹性和活力，它的生命力，是有条件的。过高估计和过分夸大它的这种能力，乃至视为毫无止境，也是不对的和有害的。
2.只有全面地认识资本主义，才能正确地对待资本主义。既然资本主义具有一套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有效经验，我们就应当从自己的实际需要出发，认真地研究、学习、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使得它们认真学习它们的经营和管理市场经济的经验。但是，我们同时又必须抛弃它们的那些消极腐败和不适合我国国情的东西。既要吸收又要抵制，这也是一种“两手”政策。我们不能照搬西方，更不能全盘西化。
只有全面认识资本主义和正确对待资本主义，才能巩固和壮大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在科学技术和经济上还很落后。我们要与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相处。我们通过研究、学习、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迎头赶上当前时代的前进步伐，加快社会主义的建设进程，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就能利用今后一个时期的大好机遇，迎接21世纪的更大的挑战。然而，也应当看到，资本主义在当今世界上仍然占据并将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继续占据相当大的优势。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生活方式上受到资本主义势力和影响的包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即共处又较量的局面还要延续很长时期。我们只有清醒地看到这样的局面，才能更好地坚定我们的社会主义方向，把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
3.既不要忽视“两个决不会”，又要坚信“两个必然”。马克思主义在150年前就发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

以及社会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列宁在20世纪初科学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指出了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和垂死性。对这些科学论断，不能做简单化和庸俗化的理解和解释。必须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用变化和发展的观点，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决定的它走向灭亡的历史必然性与历史演进过程的长期性统一起来，将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它作为社会形态仍有继续发展的可能性统一起来，将历史发展进程的阶段性和历史结局的指向性统一起来，既坚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又坚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同时还要看到这一过程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提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两个必然），不言而喻，这是就历史的发展的总趋势而言的。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必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至于这种“取代”如何实现，他们的唯物史观则认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这就是体现唯物史观的“两个绝不会”。“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都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我们既不要忽视“两个决不会”，又要坚信“两个必然”，做坚定而清醒的共产主义者。



整理稿

“福利国家并非最理想的国家”
2010年03月03日21:44 长江商报
财经访谈
　
两会期间，看病难、上学贵等民生话题，往往是两会代表、委员关注的重点。
看病不花钱，读书不花钱，这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因此关于“福利国家”的争论由来已久。
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有福利总比没有强，所以都赞成福利国家。
但是对专家来说，他们多了一层思考，提出的怀疑很多。最基本的一个问题是，福利所用的钱从哪儿来？又用到了哪儿？普通人总以为政府的钱自有其来源，能有钱用在自己身上总是好事。
其实政府并不创造财富，反而要消耗财富。归根结底，政府的钱是从纳税人手里征得来的。而且政府越大，管的事越多，花的钱必然也多。
因此，在他们看来，与其征税再返回不如少征点税，还能节省许多征税的成本和再分配的费用，总体上提高了效率。这是反对福利国家的主要理由。
王建勋更是提出：“福利国家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他将一一阐释：福利到底要通过怎样的方式惠及于民，并以更公正的方式得到体现。社保作为今年两会最受关注的热点问

题存在哪些问题？
采访时间：2010年2月22日
采访人：本报记者 刘婧婷
采访对象：王建勋
“福利国家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很多人误以为由国家提供福利，老百姓就可以免费享受福利，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国家所有的钱都来自于纳税人。
长江商报：你曾在媒体撰写反对福利国家的文章，当时是什么背景？
王建勋：这几年我们一直在讨论对社会保障制度、医疗、教育等进行改革。在讨论过程当中，有一种观念认为，我们应当学习福利国家。他们认为，我们的医疗应当完全由国家来提供，这样才能解决我们看病难的问题， 而不是让医疗机构由市场或者由民间来经营，老百姓自己为自己来提供医疗服务。他们渴望国家包揽这一切。在教育领域，大家也都渴望着免费，这就是所谓的“义务教育”，完全由国家来提供，而不是说把教育推向市场。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很多人心目当中最理想的国家就是福利国家，因为福利国家一方面提供基本的人权保障，另一方面社会福利很好，所以就成了我们社会当中很多人向往的对象。我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提出反对福利国家的。
长江商报：为什么福利国家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王建勋：理由很多。首先，很多人误以为由国家提供福利，老百姓就可以免费来享受福利，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我们想一下，国家是不赚一分钱的，国家所有的钱都来自于纳税人。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期望国家来提供很高的福利，我们势必得交很高的税。有的福利国家的税收达到60％-70％以上，就是100元，你有60-70块交给国家作为税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通过税收对社会进行再分配。
现在大多数福利国家，也包括我们国家的税收，都是实行累进税，就是你挣的钱越多对你征的税也高，高达45％甚至更高。这也就面临着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人赚的钱越多交纳的税越多呢？如果对一般人征收30％的税，比尔?盖茨只要交百分之零点零几的税，就已经比任何人都交的多多了。但是，比尔?盖茨和我们其他人所享受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是一样的，他没有消费更多的公共用品或者公共服务。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为什么要剥夺一个富人的财产呢？从法理上说，财产权是一项基本权利，基本权利没有正当理由是不能随便被剥夺的。不能因为一个人挣的钱多，你就剥夺他的财产。我们应该鼓励一个人创造财富而不是仇恨财富和富人，只要他是通过正当合法的手段获得的财富。从征税的意义上来讲，假如社会福利的提供是通过征收累

进税的方式来进行的话，那对富人的财产权就是一种非法剥夺。这是我反对福利国家的一个理由。
其次，福利国家很大一个坏处就是让个人形成对国家的依赖。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把我们的医疗、教育交给国家来提供的话，那就意味着，民众必须接受国家给其提供的服务或者物品，不管人们有多么不满，他们还是会养成一个凡事依赖于国家的习惯，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什么问题大家都觉得国家可以解决，我们所有的事都要依赖国家而不是依赖我们自己，这是非常危险的。
再次，福利国家会导致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这种官僚体系会浪费很多的资源。我们可以想象，要让国家提供任何一种福利的话我们就要交税，交税首先要有一个庞大的收税的税务机构，然后要有一大批人计划税收怎么花、花到哪个领域等等，我们要雇用很多的公务员来浪费这个资源。如果我们让国家提供更多福利的话，那么这个官僚体系势必会不断扩张。
同时，福利国家很容易导致服务提供效率低下，因为它缺乏市场上的竞争。我们现在的教育和医疗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如此多的人批评教育，但是就是改变不了，因为它们基本上没有来自外来的任何竞争。尽管我们有些民办教育，但民办教育根本没有办法和公立教育平起平坐，或者公平进行竞争，而是受到各种制度性的歧视。医疗也是同样的问题，虽然我们也有私立的医院，可是我们最好的医院都是公立医院，私立医院根本没有办法和公立医院竞争。这样一种由国家垄断的教育、医疗势必会导致效率低下，大量的资源浪费，或者不能优化配置这些资源。
当然，福利国家扭曲了国家的角色和任务。国家的主要职能是确保正义的实现，提供警察、军队和公正的司法，这是它最重要的任务甚至是唯一的任务，而不是提供所谓的社会经济福利。因为很重要的一个理由是，人们对于这些社会经济福利的提供标准很难达成一致，很难有共识，但是我们很容易对公正司法和基本权利与自由这些东西达成一致。比如，我们所有的人都渴望有言论自由，渴望财产权受到良好的保护，这些东西我们很好达成一致。但是，我们对社会经济福利这些水准根本没有办法达成一致，比如说，偏好如此不同的亿万民众没办法同意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医疗服务和什么样的医院。有的人觉得我们应该要特别好的医院，我们宁可交很高的税，但另外有的人觉得我们只要一般的医院，只要能看病就行了。在这些福利问题上，人们是非常难以达成一致的。
最后，现在很多人还在崇拜、仰视福利国家，但其实福利国家自己早就发生了

一些变化，很多人，包括一些学者，都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福利国家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就在进行各方面的改革，改革的主要方向就是市场化和私有化，包括英国、瑞典等，他们的医疗教育都在发生改变，既然他们自己都已经开始改革，都认识到曾经走过的路是错误的，我们怎么还能学习呢？简直是不可思议。
以上是我反对福利国家的理由。
“福利的重要性与它由谁提供无关”
通过民间社会和市场来提供福利有很多好处：它会更加公正，更加有助于个人的自由和选择，可以节约更多的资源，不再需庞大的官僚体系。
长江商报：那您觉得我们社会的这种福利该通过什么方式来体现呢？
王建勋：通过民间和市场完全可以来实现。因为福利国家的兴起是非常晚的事情，典型的福利国家是二战后才兴起的，在兴起之前，提供医疗提供教育的都不是政府，而是由民间社会或者市场主体来提供的。也就是说，民间社会和市场完全有能力来提供这些服务，因为医疗教育这些并不是一些特殊的产品，和一瓶矿泉水没有区别。但很多人存在错误的认识是，因为这种服务很重要，所以必须由国家来提供。为什么重要的服务都要由国家来提供呢？吃饭很重要，难道由国家来种粮食？也就是说，服务的重要性跟谁来提供没有关系。
通过民间社会和市场来提供的话有很多好处。第一，它会更加公正，因为我们不需要以剥夺一些人的财产为代价。民间是个公开的市场，我们不需要征税，不需要进行财富的再分配，不需要剥夺那些富人的财富，让其他人（尤其是特权阶层）享受福利。但是，如果富人自愿贡献自己的财富，比如设立慈善机构，那是另外一回事，如果通过征税的方式则是强迫的，二者性质完全不同。
另外一种好处是这种方式会更加有助于个人的自由和选择，因为个人不需要再依赖国家。比如，孩子需要什么教育，你可以到市场上去选择自己满意的学校。医院也是如此，你可以到市场寻找各种不同层次不同质量的医疗服务。而不是像现在医院，同种类医院的医疗服务几乎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太大差别，都很糟糕。
还有，通过民间和市场来提供服务的话，可以节约更多的资源，不再需庞大的官僚体系。当然也会更有效率，因为在市场竞争条件下，一个学校办得不好就会关门，一个医院如果服务很差就会关门。还有，这种方式会更加有助于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为社会增加创造性和活力。这些与我前面所说的福利国家的缺陷都是对应的。
长江商报：当福利由市场来提供，会不会出现市场主体为了追

逐利润而导致低收入群体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情况？
王建勋：我们先看一下，在国家提供福利的状况下人们是不是享受到了很好的福利呢？我们在教育、医疗还有相当多的领域都是通过国家来提供福利的，可是你会发现很多穷人的孩子根本上不起学，大量的民众看不起病。
至于说市场放开后，穷人会不会享受不到社会服务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担心是多余的。不管多么公正的社会，一定会存在着贫富的差距，因为贫富跟很多因素有关，与一个人的天赋、能力、工作勤奋程度等都有关。关键是看社会的贫富差距是不是跟自己的行为有关，也就是说，是否是自己的行为导致的。
如果一个社会的制度给每一个人提供了足够平等的机会，你想发财致富的话，完全可以实现，这是无可指责的。另一方面，如果说在一个社会里，福利由不同市场主体提供的话，就没有一刀切的医疗服务、教育服务，如果钱多就可以让孩子上一个更好的学校，如果钱少就让他上一个差一点的，这个好和差并不意味着质量的好坏，可能仅仅是你支付成本的高低。也就是说，一个穷人的孩子并不一定上一个质量很差的学校，虽然他支付的学费比较低。因为不是国家统一提供的，这种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就会千差万别，这样一个状况就会使人们有很多选择。
另外，就是一定会存在一些人无法享受良好甚至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这个问题不能通过强迫剥夺一些富人的财产来解决，而是要通过慈善的方式，改变人们的道德观念。穷人强迫富人给他们钱，这是侵犯财产权的行为，也是不公正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倡导有钱人搞慈善，让他们成立一些基金会等来帮助穷人。像比尔?盖茨，每年拿出几十亿来帮助非洲人治疗艾滋病。这种自愿捐助方式是更好、更正当、更公正的一种方式。我们只能期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改善弱势群体享受的种种服务，而不是采取强制富人拿钱（征税）的形式。
“福利不均是一个伪问题”
我们应该鼓励慈善事业和民间组织的发展，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慈善事业的发展中去。在某种意义上，福利不均是一个伪问题，就像财富不均一样。
长江商报：我注意到现在存在很多福利不均的问题，很严重的一个就是城乡之间的差别，我国一直把福利重点放在城市，无论是教育、医疗、就业，都是照顾城市的人多过农村的人，您怎么看待城市和农村福利不均的问题？
王建勋：这是严重的不公平，毫无疑问。但是，“福利不均”这个词我觉得有问题。福利没办法平均，就像财富没办法平均一样。我们现在这种福利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