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的政治经济分析

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的政治经济分析

“三农问题”一直是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在经济领域无法取得突破的情况下，政府在政治方面推行的农村基层民主——直接选举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它究竟给广大农民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看看近年农民选举与农民负担并行增长就可以判断了。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中国农村政治发展呢？本文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对农村政治发展进行浅层次论述，探讨是什么因素制约农村政治的发展。

一、政治角度分析

1、从政治稳定与政治参与的角度

中国现代化以稳健的步伐迈入新世纪，政治也呈现现代性的特性。政治“现代性有助于政治稳定，而现代化则孕育不稳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迈进的转型期是政治不稳定的高发期。对于中国来说，就有着许多影响政治稳定的危险因素，“三农问题”就是其中最紧迫的一个。而没有政治稳定，经济、政治发展就失去了首要的前提条件。因此，“稳定压倒一切”是转型期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而通过扩大政治参与的水平和层次发展民主是实现政治发展目标的手段之一，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给如火如荼的农村民主选举以正确的定位是相当必要的——即它的推行与实施作为扩大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是实现政治稳定的发展目标的有效方式。但我们绝不能忽视关于扩大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的另一层面的关系问题：就发达社会而言，两者是一种正相关，扩大政治参与意味着政治稳定的基础；对于正处于现代化过程的社会，扩大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是一种负相关，是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关于这个问题亨廷顿早有论述，他认为扩大政治参与可能就意味着政治稳定面临考验。阿尔蒙德的论断则更加深刻，他说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可无秩序而有自由。因此，现阶段中国扩大政治参与必须服务于维护政治稳定的目标，这是一种理性选择。但应当认识到，目前政治稳定比较脆弱的时期，尤其是广大农村，这种扩大与提升无疑要受到很大制约，而制约因素表现出相对复杂与多样的发展趋势，如农民素质因素、农民生存条件、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社会的结构分化问题等，这些因素与中国处于转型社会即亨廷顿所说的现代化的阶段密切相关。

2、从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稳定三者关系的角度

作为“政治稳定的设计师”，亨廷顿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政治体系的稳定都依赖于政治参与水平和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间的关系，即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不稳定。要保持政治稳定，就必须在政治参与发展的同时，提高政治制度的复杂性、自主性、适应性和凝聚性。目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还不足以使政治体系的民主性和开放性达到能容纳公众进行广泛政治参与的程度。从两者的发展态势来分析，中国政治制度水平落后于政治参与的发展程度，城市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农村。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目前中国农村政治发展实质性扩大政治参与而制度化水平相对滞后，孕育着政治失控的风险。同时，政治制度化水平的提高又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其中经济发展程度是最重要的，而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减轻

农民负担等经济问题去寻求政治领域的民主建设，显然是不理性的。就目前农村状况而言，农民没有真正的经济自主，那政治民主又有什么意义呢？

3、从政治成本的角度

一个国家的社会财富是一定的，而中国农村占社会财富的比例是有限的。政府花在经济上的成本越大，相对花在政治上的成本越小，反之亦然。而政治成本相对于经济成本又有所差异，因为政治成本是一种纯粹成本，它不产生宜接效益，所以花费在政治上的财富是一种绝对消耗，从中国的实际而言，在目前农民负担过重、“三农问题”比较突出的情况下，过分强调发展农村政治，推行民主选举，势必会增加政治成本，从而制约农村经济的发展，其结果可想而知。

二、经济角度分析

在对农村问题作政治角度的分析后我们发现政治始终无法脱离经济而独立存在，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究其深层次的问题，是因为农民没有民主或民主程度不够而导致贫困还是由于其他原因呢？我们不妨从经济角度作一些分析。

1、从“三农问题”的核心——“增加农民收入”谈起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可是究竟应该如何去做呢？让我们不妨先从收入的来源谈起。据常识，收入是收益人挣来的，而深入理解收入问题则离不开对财富的认识，特别是财富中拿来作资本的那部分资源的状况。经济学上称之为“农民财富的产权状况”。费雪指出“资本就是产出未来收入流的财富”。农民收入的多少取决于农民拥有财富的多少。可目前中国农民的现状是可用耕地少，实物、金融资产不多，受教育程度又低，如此农民收入如何增加呢？收入水平低与贫穷又有什么差别呢？

然而从财富价值的角度看又是另一番景象。人人都知道土地所以值钱是因为它具有产出净收益的能力，土地的价值是由土地的预期收益决定的，所以产出的市值决定财富的价值，产出的市值又与市场交易紧密联系。如果没有市场交易，产出除满足生产者自身需求外，价值不大；但在交易条件下可能产生“物以稀为贵”的妙处，产出的价值就大。可见交易提高了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从而提高了交易各方的生产率。经济学家认为：市场交易的前提是清楚的产权界定，无清楚的产权界定，潜在的交易成本可能高到使交易根本无从发生。这样联系起来，即财富的产权界定影响产品市值，而产品市值又决定财富的价值。

由此可见，谈农民收入问题离不开对财富的认识，更离不开对财富的产权界定，所以解释农民收入问题的重点，不是政府意愿和收入调控政策，而是农民财富的产权财产状态。

2、对集体制的再认识

在农村社会里凌驾于农民头上的强制力量从何而来？国家税收的强制性勿容置疑，但农民的高负担主因不是税收，而是非正式的杂费，据统计，其约占交费比重的50%，这一切都根源于“集体”这一特别的农村组织。经济学家周其仁对集体制是这样界定的，认为它既不是合作的私人产权也不是国家所有权，它是由国家控制，但由集体来承受其控制结果的一种农村产权制度安排。包干到户后，土地作为生产资源，使用权被承包给农户，使用权得到界定，但是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产权处在含糊不清的状态之中。大包干三原则（交够国家，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中的集体，是一个未被清楚界定的领域，以至现今我们发现它竟是这么大的一块“公共域”，压得农民透不过气来，其导致的后果是集体掌握土地使用权，控制土地使用权以外的经济资源产权，并履行基层行政职能——这是农村强制力发生的机构基础，集体可以强制向农民征税，也可以强制地进行乱收费。因此，政府自上而下清理负担，绝非治本之策，清晰界定农村集体制是十分必要的。

3、政府管制与农村问题

农村的土地承包制是中国产权改革的第一基石。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曾以纯粹的制度分析对中国农村改革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农业改革的成功就在于农业产权的调整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即农村承包责任制，土地使用权的个人持有把土地产权权利和责任完全清楚的界定在个人身上，而这种产权结构与市场体制下的私人产权结构区别甚微。承包权界定了农民运用土地和劳动等本钱去挣得收入的权利，但是目前在政府管制下农民种什么、种多少、卖什么价、卖给谁统统都被管制，那么农民拥有的土地承包权就只剩下耕作的权利，而收益权和合约权都遭到侵犯，于是承包制“长期稳定30年”的承诺便在价格管制下大打折扣。在充分肯定承包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对农村的土地承包制，减少政府管制对承包制造成的不良影响，是农村问题得以缓解的政策选择。

三、政策选择

无论农村政治发展趋势是直接民主形式还是间接民主形式，倘若产权无法界定，民生问题还是不易解决，这势必会影响政治改革的进程和整体发展战略。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农村直接民主不能解决更大范围的民主问题。科斯关于“市场中的企业”理论，我们知道没有企业的市场虽然可能存在，但那一定是小范围的简单市场，市场要扩展出去，减少交易费用的组织、制度不可或缺。

1、进一步完善土地承包制，清楚界定农民的私产

根据上文的分析，农民负担的根基在产权，农民自发的土地承包制奠定了一个基础，但这个基础并不牢靠；只有进一步完善土地承包制，清楚界定农民的私产，才可能有效保护农民的利益，毕竟政府保护农民建立在“农民可以依法保护自己”的基础上。

2、坚持公开、透明和广泛参与原则，进行渐进的农村政治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