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俗语义的义项划分

试论国俗语义的义项划分摘要：文章通过对词语多义性的认知考察，将范畴原型理论应用于国俗语义，发现国俗语义可以作为多义词进行义项划分，并认为国俗语义实际上是词语多义性在文化内涵上的表现，还构拟出其义项划分的标准，为义项的引申及引申关系的探讨打下理论基础。

关键词：多义性国俗语义范畴原型义项划分一、国俗语义的多义性（idealized cognitive lakoff使用其提出来的“理想化认知模式”model，以下简称icm）分析了“bachelor”、“lie”、“mother”等范畴，很好地说明了范畴的内在结构和原型效应。

这些研究被当代许多学者视为经典，并以此对汉语中的范畴进行相应的探索和双语对比。

这些分析揭示了许多用传统的范畴理论和语义学理论无法说明的语言现象，证明了原型理论对语义范畴的模糊性和多义性研究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对于国俗语义来说，“语义民族性”是其重要特点：“国俗语义是语义民族性的一种表现，它反映使用该语言的国家或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民情风俗，具有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色。

即语义在反映概念意义的基础上增添了附加的民族文化色彩，离开了民族文化背景，难以理解语言单位的含义。

”［1］涉及“历史文化和民情风俗”，其语义则趋向于多义，如杨元刚（2005）提到黄色在中国文化中就有象征高贵和尊严、病态和下流、忠贞和正义、年轻和幼稚等语义［2］。

由此，将国俗语义作为多义词与范畴理论相结合，可以很好地将各语义统一在一个范畴之中，并从认知的角度进行分析乃至双语对比。

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异同充分体现在表示相同概念的词中，因而词义认知网络的建构就成了探究不同文化的绝好突破口。

一方面，文化创造隐喻和转喻。

文化是隐喻和转喻的知识来源和建构基础，许多深层的文化内容在很大程度上通过隐喻和转喻表达，而不同语言文化在隐喻和转喻运用上又往往有较大差别。

另一方面，文化因素多元产生了多元的国俗语义。

词义的引申受到诸多文化因素的影响，如宗教背景、习俗背景、文学背景、神话背景、地理背景、历史背景等。

在范畴理论观照下，语言中每一个多义词都形成一个范畴［3］，每一个多义词的词义都构成范畴中典型和边缘之间的连续体［4］，在这个连续体中这个多义词由于共时和历时的演变，其诸多义项相互关联而又彼此不同，各自担当典型义项和边缘义项的角色。

这样的角色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演变的过程不断地调换，整个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渡的过程。

从共时的角度来看，一个多义词的诸义项则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无论这些义项形成于历史上哪个时期、其与同时期的其他义项有何关联，只要还为今所使用、保留或记忆，便可以认定还存在这个范畴中。

根据符淮青的观点，义项的确定受到三个因素的制约：语言运用的实际情况、确定义项标准、原则的差别和义项的表述［5］，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语言运用的实际情况，包括其使用环境，可以认为语境是决定词义及其义项构成的决定性因素。

本文认为这里的“语境”，除了指实际使用的语言环境、词语的搭配外，还包括使用语言的文化环境，即承认词义的形成和变化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

不同的民族文化对同一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同一概念在不同的文化中受到地理环境、思维方式、民俗习惯等方面的影响，便可能会产生出不同的义项。

因而可以认为，一个体现着“民族文化色彩”的国俗词语就是一个多义词，并形成一个多义范畴，范畴内的成员即多义词的各义项，其分布是按照各义项与核心义项的相似程度由内向外逐层扩散的。

二、国俗语义义项划分的可行性吴小晶（2002）提出了“一词多义”和”一词多涵”的问题，认为内涵意义的所指，相较于情感意义、联想意义等，内涵意义为“由一个词所指事物的本质特征而联想到的那些非本质的或公认的特征”。

［6］所举例子为“原子弹”，通过联想便被赋予了“破坏环境”、“有威慑力”等内涵项。

此处暂且不论其对“一词多涵”的定义合理与否，该文最重要的价值在于注意到了一词多义的“义”是否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概念意义，并将内涵意义独立于概念意义之外单独考察。

这为本文从文化内涵的角度划分多义词义项提供了可以操作的空间，多义词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正是词的概念义所不能概括的，同时这些文化内涵也是由“联想”得到的“非本质的或公认的特征”［7］。

虽然吴文为国俗语义义项划分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但正如其文所说，“较之概念意义，内涵意义显得更加模糊，更难把握。

它经常随着文化、历史时期和个人经历的变化而变化。

即使只考察群体认可的内涵意义而不计个体差异，仍然面临着许多困难”，而且“有些词的概念意义和内涵意义之间的界限不总是分明的”。

这里便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内涵意义既然不是情感、文体等方面的意义，那么它具体指什么；二是在实际辨别内涵意义的时候较为困难。

吴文并没有详细指出如何分辨内涵意义、如何划分“一词多涵”的“涵项”，只是笼而统之的“联想”。

本文认为，文化内涵来源于词汇在实际使用时的环境，包括语言环境、文体环境等，词汇在具体环境中通过人物不同的体验被赋予不同的文化内涵。

以颜色词为例，诸颜色词概念义只是表示各种颜色，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而在不同文化背景下颜色词则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存在着词义重合、表异质同、表同质异、此有彼无等对应的情况［8］。

张旺熹(1988)认为，颜色词作为人类符号形式的一种，其联想意义的产生是颜色对人的生理、心理效应与颜色的社会价值相互作用的结果［9］。

这里的“颜色对人的生理、心理效应与颜色的社会价值相互作用”便可以很好地补充解释吴文中的“联想”，同时也能看出文化内涵涉及的范围肯定包括吴文所排除的“情感”、“文体”等方面，不仅如此，还应包括词汇在长期使用中所具有的民族文化特色。

吴文将内涵意义独立于概念意义之外的出发点是极有价值且值得借鉴的，但其对内涵意义界定不清，未能详细阐明内涵意义的内涵。

三、国俗语义义项划分的标准按照语义理据处理义项，可以使义项划分更科学，义项的层次更清晰，义项的语义联系更紧密［10］。

按理据确定语义范畴既能避免义项划分不足或划分过度，又能有效避免义项的交叉或混淆。

语义理据就是要为词义的产生寻找到合适的渊源，这样的渊源既来自语言，又来自文化。

符淮青先生早已说过，义项的划分受到的制约因素就包括语言运用的实际情况，即语素和词在运用表现出的不同意义，“一般表名物的词作为指示对象整体的代表，在一定的上下文、语境中，有标识所指对象不同部位不同方面的作用。

对一般表名物的词，并不因此而分出不同的义项。

由于社会生活的发展，人们对事物的区分越来越细，概念的区分越来越细，人们在一定的上下文、语境中是可以区分出名物词所指的这些不同部位不同方面的。

只是这种区分对社会生活、对思想表述、对阅读理解、对交际交流显得非常必要时，词典才在不同程度上反映这种要求，将这些特指不同部位不同方面的意义划分出来，设立义项，……”［11］。

国俗语义正是具备这样的“必要性”。

对于名物词，“某个名称代表某类对象，是代表了它的整体，但在不同的上下文不同的语境中，可侧重指示这类对象的不同部位和方面”［12］。

从国俗语义的角度考虑，一个词语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下通过特定的认知方式可能使其概念意义与环境之间产生逻辑上和认知上的联系，这种联系就导致了国俗语义的产生。

本文将国俗语义义项的划分要考虑的因素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体现特有的文化内涵。

不同的民族、文化团体有着其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民族文化历史，在长期的生活和社会演化下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情趣、审美观、价值观、社会制度、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等。

相对于其他民族，在同一文化背景生活下的本民族成员有着广泛的认同，因此具有内在一致性、稳定性和规约性［13］。

由于国俗语义概念本身体现的就是民族文化背景下具有历史文化、民情风俗等色彩的语义，国俗语义义项的划分必定要考虑心理、习俗、社会历史等具备浓厚的民族性的因素。

这也是国俗语义具有区别性的体现所在。

第二，依据出现的语言环境。

此处的语言环境指的是词语在实际使用中所处的环境。

语言环境与一个词本身具有的文化内涵相联系，在实际的使用中形成特定的理解，“构成一个词义的属性或特征有许多，不同的语境会引入不同的属性或特征”［14］。

对于国俗语义而言，由于其产生于言语之中，对义项的划分必须考虑到词语在言语交际时的表达效果。

第三，结合认知的联想基础。

国俗语义的联想基础包括事物之间的相近关系和相似关系。

相近关系指的是在识别和记忆事物时，人们容易倾向于寻找距离上相近的事物作参照。

相似关系包括心理相似和物质相似，都是从事物之间相类似的特点出发来寻找关系的［15］。

其实，从认知的联想基础出发划分国俗语义的义项，是对语言任意性一定程度上的批判，无论是相近关系还是相似关系都体现了认知域之间的映射，这样的映射代表了义项之间理据性的关联，体现了对范畴划分的重新理解，也是多义词词义得以引申的关键所在。

四、余论国俗词语作为多义词确实存在国俗语义义项划分的可能性，上文也通过三个方面阐明了进行义项划分时需要注意的因素。

将国俗语义置于范畴理论下进行多义性的讨论着实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其相适应之处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但可以肯定的是，义项的划分对之后的各义项之间关系的分析员和该范畴下多义引申网络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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