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旗帜的高扬_评张爱玲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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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爱玲小说具有被阐释的多种可能性。但作为一名女作家，其文本所拥有的女性主义倾向不容忽视。本文从纯粹的女性观照视角、对女性历史境遇的清醒认识及作品中男性形象的缺失等三方面考察、解释张爱玲小说蕴涵的女性意味，力图从较为客观的无性别差异的立场还原其小说的价值。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女性

张爱玲及其小说在中国现当代史上无疑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一代才女张爱玲凭借其小说集《传奇》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红极一时。而在四十年以后的八十年代中国文坛解冻以后更是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热潮。1995年张爱玲去世以后更是将这股热潮推向极致。大批的学者,尤其是文艺批评工作者纷纷致力于张爱玲及其小说的研究。一系列有关张爱玲及其小说的论文著作频繁见于报刊、杂志。这种现象一方面源于张爱玲及其小说被压抑几十年后的巨大能量的爆发，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张爱玲的小说确实有独特的价值。张爱玲以卓越的文学才华和历史洞察力给了当时正处于生死存亡之际的中国人反省的参照，并给沉湎于拥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打了一针清醒剂。

本文想从张爱玲作为一个女性作家，作为一个受过现代教育同时又洞悉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女性，来探讨她是如何从女性角度来分析、解构中国古老的文化史，从而构建起她的小说世界的。

纯粹的女性观照视角

纵观中国文学史，女性作家从来都是弱势群体。不仅体现在数量上与男性作家相比少得可怜，更体现在精神上的依附性。古往今来，中国女性作家（包括诗人），真正替女人说话，代女人立言，从纯粹女性的角度来观照女人的生活、爱情、事业的心理者少之又少。五四以后，再现代文明的烛照下，一批有才华的女作家走上文坛，以女性特有的敏锐、细腻和真诚在男人统治的文坛闯荡出一块女性的天空。其中还不乏震聋发聩之作。如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第一次发出了真正属于女性自己的呼唤。但时过不久，大部分女作家脱离了女性轨道，渐渐失去女性特有的纯真、至诚。重新走入男性主宰的文坛所设定的代圣人立言的窠臼。而正是这时候，张爱玲以勇敢的姿态和重新扛起女性大旗走上文坛。

中国社会从来都是以男性为主的社会，文坛也不例外。虽然有些女性作家凭借出色的才华和顽强的毅力冲出男性的重围建立了一块自己的领地。但她们举的旗子仍然是男性的。因为“身为女子而受着男子的教育，教育出来以后社会又要你做女子的事，其失败是一定的”。[1]身受男性化教育的女性作家，其思想、意识、技巧甚至心理都不可避免的带有男性的印记。因此这些女作家写出的东西表面上是女性的，内容又是男性的，根本代表不了女性的意志和愿望。且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女性作家同男性作家一样肩负起拯救国家拯救民族的重任，她们的性别意识被忽略甚至消失。她们同男性作家在气质、意趣等方面的界限也随之消失。他们的作品不再有女性的原汁原味。所以丁玲的小说后来在也没有了莎菲的深刻与大胆，渐渐走上了趋时与媚俗的路子。即使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不过是带有较浓的政治气息而已。

与之相反，张爱玲创作鼎盛期虽仅有短短几年，但她却真正坚持了女性的写作和观照视角。她摒弃了当时非常流行的政治观念较强的写作方式，而是深入到沪港市民的千家万户，深入到广大女性同胞们的琐碎生活与内心世界。与她们同喜同悲。所以其笔下活跃的多是女性小人物，多是关于她们的细碎却真切的生活。我们从中能够“触摸到颜色、气味、声音乃至人的肮脏与无奈，小奸小坏的空虚与无聊”，[2]从而能够“从小的地方展示人心的丰富与叵测”。[3]这正是张爱玲小说的引人之处。

纵观张爱玲的小说，无论是发轫之作《沉香屑 第一炉香》还是她在大陆的收山作品《十八春》，其关注的焦点始终是对准女性。在葛薇龙、曹七巧、白流苏等人的身上凝聚了张爱玲无限的爱怜和刻骨铭心的体验。她的这种女性的纯粹与执著是女性作家中少有的。即使与同时代的成名女作家相比她也是“始终是女性的”。[4]她“总是能用各种方式回到家庭，从上海市民家庭的窗口来窥视这个城市舞台日日演出的浮世悲欢”。[5] ……

客观地讲，张爱玲这种纯女性观照视角并不一定就具有更大的价值。然而可贵的是在那个如狼似虎的男性世界是她发出了一声女性的呼喊。这不仅进一步解放了男权统治下的女性文学，更给后人审视那个时期的市民社会尤其是女性社会提供了可靠的珍贵材料。因此，无论是从文学还是从文化意义上讲，以纯粹的女性视角观照中国文化与社会的张爱玲都无愧于是“中国当代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人物”。[6]

对女性社会历史境遇的清醒认识

张爱玲出身于官宦之家，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认识与理解。作为一个接受了现代教育的知识女性，她对女性在中国历史、现实社会中的境遇也就有了清醒的认识。为此，张爱玲虽然在小说中把她的女主人公们刻画的聪明、美丽，甚至有点精明。，但同时又为她们无一例外地设计好了悲惨的结局。她们无论如何折腾，始终逃不出社会、历史布下的陷阱。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便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曹七巧尊兄长之命嫁给了患有软骨病的姜家少爷为妻，由于出身低微她在与姑嫂争斗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所以她的家庭生活是不幸的。但幸运的是她精明而有耐心。十几年的等待终于换来了一份家业。但这时的她因家庭和社会的压力而性格扭曲变态，亲手扼杀了儿子、女儿的婚姻。实在是可悲之极！可叹之致！

实际上，作者在小说中为主人公设置了双重枷锁。七巧因得不到正常的性爱而变态，“她是担当不起情欲的人”，[7]因此受到情欲枷锁的钳制。早年生活的困顿又把七巧逼入了金钱的魔掌，她又被金钱牢牢控制。所以纵有天大的本事，曹七巧也摆脱不了这双重枷锁。一把是传统文化的家法枷锁，一把是现代物质文明带来的金钱枷锁。

如果说曹七巧的悲剧有其人单势孤的原因，那么《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姑母梁太太可谓是有权有势，但她同样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年轻时为了金钱嫁给富有的香港富翁，寡居后耐不住寂寞，利用各种手段甚至不惜以亲生侄女为代价来维系畸型的爱。所以，葛太太也被金钱、情欲两种枷锁套住。虽然强颜欢笑，但终究避免不了红颜衰老，人去楼空的可悲结局。

更可悲的是曹七巧、梁太太们把悲剧又转嫁到了下一代人身上。把金钱、情欲的枷锁亲手戴在下一代人头上。从而使这一悲剧效果具有了历史深度。哪位读者不会为这种历史的可怕延续而心惊肉跳呢？

张爱玲深谙东西文化交汇、新旧文化碰撞给这一时期的中国妇女带来的深刻影响。她“看到了中国都市人生中新旧交错的一面”，[8]她“提供的正是处于现代环境下依然顽固存留的中国封建心里的文化错位”。[9]而这种错位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情欲、金钱对女性的钳制、压抑。对人性的摧残，扭曲。这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

张爱玲时代的中国是一个承袭了几千年的封建文化积淀而又遭受外来文化入侵的特定时代。所谓的三纲五常等伦理观念统治着大多数人的头脑。男人玩弄女人，丈夫抛弃妻子等现象即使在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大上海也屡见不鲜。同时西方文明带来的金钱至上的观念也渐入人心。由传统文化赋予男人们的特权无情的压抑着广大女性的正常情感；外来文化赋予金钱钳制人们头脑的权力对她们的人性同样是一种摧残。她们不得不在男人、金钱的压迫下苟延残喘，并最中走向悲剧。

张爱玲真正理解中国妇女在当时社会中的境遇，以充满感伤而又富有激情的笔调向人们诉说着一个个女人们的（下转95页）

女性旗帜的高扬

——评张爱玲小说

郭学军 (河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05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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