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克纳的时间哲学

福克纳的时间哲学

吴晓东

时间意识是二十世纪现代主义小说家一种极端自觉的意识。没有自己独特的时间感受和体验,想在二十世纪成为卓越小说家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时间问题是理解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个贯穿性的视角。

时间命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无论是小说的外部形式还是内在体验,都离不开时间和空间这带有终极性的根本问题。而从抽象的意义上,我们还可以说任何一个小说家在小说形式中都隐含了他的时间哲学与空间哲学。比如萨特就说:如果认为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中各种反常的实验和形式仅仅是写作技术上的小手法,是雕虫小技,那就错了,“小说家的美学观点总是要我们追溯到他的哲学上去。批评家的任务就是要在评价他的写作方法之前找出作者的哲学。而显然,福克纳的哲学是时间的哲学”。

这段话出自萨特著名的论文《福克纳小说中的时间:〈喧哗与骚动〉》(一九三九)。这篇文章探讨的正是时间的主题。时间体验的确构成了《喧哗与骚动》的整个第二部分借助于小说核心人物之一———叙事者昆丁的叙述所表达的贯穿性主题。这主要是通过昆丁的爷爷留给他父亲,他父亲又送给他的那只著名的表来表现的。昆丁叙述的时间段是一九一○年六月二日,这是他在哈佛大学自杀的那一天。昆丁叙事的开头就是关于这只表引发的时间问题:

窗框的影子显现在窗帘上,时间是七点到八点之间,我又回到时间里来了,听见表在滴嗒滴嗒地响。这表是爷爷留下来的,父亲给我的时候,他说,昆丁,这只表是一切希望与欲望的陵墓,我现在把它交给你;你靠了它,很容易掌握证明所有人类经验都是谬误的reducto absurdum(归谬法),这些人类的所有经验对你祖父或曾祖父不见得有用,对你个人也未必有用。我把表给你,不是要让你记住时间,而是让你可以偶尔忘掉时间,不把心力全部用在征服时间上面。因为时间反正是征服不了的,他说。甚至根本没有人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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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量过。这个战场不过向人显示了他自己的愚蠢与失望,而胜利,也仅仅是哲人与傻子的一种幻想而已。

昆丁的父亲堪称一个深刻的哲学家,他告诉昆丁,人类也许可以征服一切,但只有时间是人所无法征服的。所以昆丁父亲说:“这只表是一切希望与欲望的陵墓。”时间的维度最终把一切希望与欲望都消解掉了,你的一切希望与奋斗,在时间的面前最终都化为尘土,作为时间的具体象征物———手表,因此成为一个坟墓的象征。就像中国的诗人说的那样,“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辛弃疾这首《摸鱼儿》中的另一句“惜春常怕花开早”,也正是人类在时间面前一种无奈的表征。昆丁父亲的名言在这个意义上表达的正是类似的思想:衡量人的一切希望、欲望、努力、挣扎的最终尺度,只有时间。这令人想到了根据英国小说家福斯特的小说《印度之行》改编的同名电影中一个充满睿智的印度哲人的台词:“要做尽管做,结果都一样。”这与美国导演卓别林的名言正好相反,卓别林则认为:“时间是个伟大的作者,它总会写出圆满的结局来。”卓别林传达的可谓是关于时间的乐观的看法,但似乎就有些浅薄了。

上面是从一般的哲理意义上理解昆丁父亲的这句格言。而《喧哗与骚动》通过那只表传达的时间意识和哲学要更为复杂。昆丁的父亲(或者说福克纳)还认为,一个人是他的不幸的总和,而时间正是你的不幸。小说中的原话是:“父亲说,人者,无非是其不幸之总和而已。你以为有朝一日不幸会感到厌倦,可是到那时,时间又变成了你的不幸了。”何以时间会变成我们的不幸?也许昆丁爸爸在说,我们最终的不幸是因为存在于时间之中,惟有时间是我们无法超越和无法摆脱的。正像昆丁的叙事从头到尾始终伴随着那块表的滴嗒声一样。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昆丁做出的那个给读者深刻印象的举动:

我来到梳妆台前拿起那只表面朝下的表。我把玻璃蒙子往台角上一磕,用手把碎玻璃渣接住,把它们放在烟灰缸里,把表针拧下来也扔进了烟灰缸。表还在滴嗒滴嗒地走。我把表翻过来,空白表面后面那些小齿轮还在卡嗒卡嗒地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化。

昆丁拧下来表针,但没有表针的表仍在滴嗒滴嗒地走。他以为终146

止了时间,实际上终止的只是时间刻度,而没有表针的滴嗒声更象征了时间的无形的存在。美国哲学家巴雷特分析说,表没了表针,便不能准确地告诉昆丁所流逝的可计算的分分秒秒的时间进程。因此,时间对他不再是一个可以计算的序列,而是一个不可穷尽又无法逃避的存在。巴雷特认为这就是构成着我们生存的更本质的时间,它是一种比表、钟和日历更深层更根本的东西。时间是稠密的媒介,福克纳的人物在其中走动,仿佛是拖着双腿涉水似的。就是说,福克纳的人物其实是在稠密的时间媒介里穿行。巴雷特说,这就如海德格尔常说的,时间构成了人的实体或存在。而取消钟表时间并不意味着隐退到一个无时间的世界里,正相反,一个无时间的世界———永恒的世界已经从现代作家的视界里消失了。时间因此就变成了一种更无情、更绝对的实在。“有时间性”是现代人的视界,一如“永恒”是中世纪人的视界一样(《非理性的人》,5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一月版)。

为什么时间在现代人这里变成了一种更无情的存在物?巴雷特没有深入解释。但一九九○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墨西哥诗人帕斯的说法却提供了一定的解答。他认为在传统诗人那里,空间的概念是主要的,比如中世纪的但丁的宇宙仅被一种微弱的时间之流所掀动,但丁笔下的那些灵魂,几乎处于一种不变的时间中,末日审判之后就不再流动了。“在但丁中,空间吸收了时间。只有空间,是可见的永恒之形式。”他还认为,“汉诗中,时间也附属于空间,佛教中空的无上体验,对诗人王维来说就与取消了时间的空间有关。例如,‘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就是佛感悟空的类似现象”(《批评的激情》,25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七月版),因此,王维的诗中有对虚空的感悟和对空寂的感悟。帕斯同时认为,与永恒的空间不同的是,西方的时间,尤其是现代时间,已经使我们成了流浪者,无休止地被驱逐出自身。在这里,时间维度意味着一种动荡和漂泊,意味着一切不安定因素的根源。它是随着“现代”的字眼同时出现的。换句话说,正是“现代”的幽灵使时间的意识空前强化。所以巴雷特说“有时间性”是现代人的视界。而这种现代的时间,也被本雅明称为“同质的、空无的时间”。

从巴雷特对昆丁的表的分析中还可以看出,其实有两个“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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