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渐进过渡考试

第三章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渐进过渡（考试）第一节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方式与路径比较一、改革与发展道路的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之争华盛顿共识最初是由曾担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约翰-威廉姆森提出来的。

针对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陷入了长达10余年的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债务危机频频爆发的困难格局，威廉姆森系统地提出指导这些拉美国家通过经济改革走出困境的各项政策主张。

这些政策包括以下十个方面：（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施利率市场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用低的、统一关税取代数量限制，开放市场；（7）开放外国直接投资；（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管制，取消除证明为攸关安全、环境和消费者保护以外的一切阻碍和限制竞争的制度；（10）立法保护私有财产。

后来威廉姆森本人对“华盛顿共识”下了这样的定义：“由华盛顿为基地的机构设计给拉丁美洲国家的各种政策建议的最低公分母”。

“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内容是私有产权条件下的资本与市场的全面开放，它显然秉承了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经济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传统一脉相承，因此后来人们又把这些所谓的共识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列茨教授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向“华盛顿共识”发出了有力的挑战，提出了“后华盛顿共识”。

“后华盛顿共识”强调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相关的政策主张只有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而制度建设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

因此，政策设计不仅应关注经济增长，而且应关注减少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等问题；强调政府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倡导的私有化、资本账户开放和经济紧缩政策。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日益被国际社会所公认，作为直接挑战“华盛顿共识”并建立在中国经验基础上的“北京共识”愈益被国内外学术界所广泛关注。

“北京共识”包含了三个重要的原理：创新的价值。

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持续进步的手段；努力建造一个有利于持续、均衡与稳定发展的大环境；自主发展理论。

二、激进式改革与渐进式改革的比较所谓市场化过程或过渡问题是指从传统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过程。

本书中主要是从资源配置方式角度来定义市场化过程，即市场化过程从资源配置方式角度看，实际上是从等级规则向产权规则转变，其核心是资源配置权的拥有这主要由政府转变为企业与个人。

所谓等级规则是指首先构建一个层层隶属的金字塔型的等级架构，再界定每一个行为人在这个等级构架中所处的位置，然后再进一步界定与这个等级位置相适应的资源配置权力。

一个人所处的等级位置越高，资源配置的权力就越大。

所谓产权规则是指一个人拥有资源配置权力的大小与其所拥有的资产数量正相关，你拥有的资产越多，你所拥有的资源配置权力就越大。

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就是产权关系必须明晰化。

根据建立在新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华盛顿共识”所提出的一揽子改革方案，一个更容易完成体制过渡的方案是激进式改革。

其主要内容如下：（1）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化，所谓民主化就是多党制。

（2）在经济上全盘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

（3）在经济政策上的采用休克疗法。

休克疗法也可以称为“一揽子改革方案”，其核心内容就是在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前提下全面放开价格，从而在控制通货膨胀和稳定宏观经济形势的条件下，在很短的时间内由市场价格替代计划价格，让转制后的企业马上接受价格机制的考验，从而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

我国没有从先验的理论出发，而是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选择了一条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道路，逐渐从一个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

这种渐进式改革有以下几个特点：（1）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

我国没有像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采用“推倒重来”的改革方式，现彻底瓦解等级构架，再确立产权，而是不仅完整保留了原先金字塔型的等级构架，而且通过原先等级构架中的领导人组织市场取向的改革，并在市场机制的作用逐渐扩大的过程中渐渐减小等级规则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因此，我国的改革一开始表现为放权让利式的改革，逐渐过渡到价格改革和产权制度改革，进而导致政治体制的变革。

（2）增量改革，即在不率先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在边际上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我们经常讲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就是典型的则增量改革方式。

改革实际上是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我国是在原有的等级构架保持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引入市场机制，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对利益格局的调整采取“推倒重来”的方式，而只能采用增量改革的方式，即在等级规则作用较小的边际上，选择具有帕雷托改进意义的利益调整方式进行体制变革，逐渐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

（3）先试点，后推广，即先在局部范围内取得改革的经验，然后再在全局范围内推广改革经验。

在自上而下的改革中，下级逐级向上级传递改革需求的信息，最后中央政府按照自己的约束条件和目标函数来筛选这些信息并设计一套改革方案加以推广。

由于每个下级都有自己独立的利益，在一个等级构架中传递与接收信息时又都存在信息的不对称问题，因此在传递信息和落实改革方案时都有可能是“失真”或“走样”。

作为即是改革的组织者又是改革风险最后承担着者的中央政府为了既使市场取向的改革过程是不可逆转的，又能使改革后果的不确定性所引起的风险是可承担的，就会选择先试点后推广的改革方式。

也就是说，找个企业或地区来试一试，看一看此项改革到底有多大的收益和成本，进而对改革的收益和成本进行比较，如果收益大于成本，就全面推行该项改革方案，否则就中止此项改革。

第二节市场取向改革与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一、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的特征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制度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规则，其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相互作用的稳定的（但不一定有效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

1制度的最重要功能在于通过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体行为，为竞争与合作确立基本的经济秩序。

1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制度变迁的需求决定模式假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单个行为主体总是力图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谋求确立预期对自己最为有利的制度安排与权利界定。

一旦行为人发现创立和利用新的制度安排的净收益为正时，就会产生制度变迁的需求。

这种需求能否诱导出新的制度安排，取决于赞同、支持和推动这种制度变迁的行为主体集合在与其他利益主体的力量对比中是否处于优势地位。

如果力量优势明显，则原有的制度安排将被淘汰，国家通过法律等形式确立有利于占支配地位的行为主体的产权规则，从而导致制度变迁。

影响行为主体对制度创新需求的因素是多样的，如生产要素与产品的相对价格、宪法秩序、技术与市场规模的变化等。

我国的市场取向改革是在权力中心（党中央、国务院等国家权威部门）组织与领导下，通过行政命令和法律法规的强制自上而下推进的。

我们把这种由权力中心推进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称为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其含义是在一定的宪法秩序和行为的伦理道德规范下，权力中心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能力与意愿是决定制度变迁的主导因素，而这种能力与意愿主要决定于一个社会的各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结构与力量对比。

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一般具有以下特征：（1）在政府主体与微观主体共同参与的制度安排的社会博弈中，由于政府主体在政治力量的对比与资源配置权力上均处于优势地位，所以政府主体是决定制度变迁方向、速度、次序、方式的主导力量；（2）政府主体是有一个权力中心和层层隶属的行政系统构成的。

权力中心凭借行政命令、法律规范及利益刺激，在一个金字塔型的等级构架内自上而下地规划、组织和实施制度创新；（3）尽管潜在制度受益的出现会诱发微观主体的制度变革需求，但只有当权力中心的制度收益大于其成本时，实际的制度变迁才可能发生。

由于权力中心与微观主体制度创新目标函数与约束条件是有差异的，应此，政府主体与微观主体在具体的制度创新中的利益摩擦是难以避免的；（4）在不确定性和制度供给不足的条件下，为了控制风险，权力中心为制度创新设置了严格的进入壁垒，如类似于优先权的改革试点权等，下级政府或微观主体只有得到权力中心的授权才能进行制度创新；（5）统一观念，即建立和推行一套可为下级政府和广大民众接受的意识形态，以减少新规则实施中的阻力，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费用。

二、约束制度供给的因素分析影响权力中心制度供给意愿和能力的因素是众多的，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当属宪法秩序。

所谓宪法秩序是指用以界定国家的产权和控制的基本结构，它包括确立生产、交换和分配的一整套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它为集体选择确立了原则，从而是制定规则的规则。

宪法秩序通过对政体和基本经济制度的明确规定来界定具体制度安排的方向与形式，即具体的制度安排不能超越宪法秩序明确规定的制度创新空间。

除了宪法秩序外，约束权力中心制度供给意愿与能力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制度供给成本。

从博弈各方角度衡量的制度供给成本包括：（1）个体成本和收益。

这主要从个人、企业和利益团体角度来度量某项制度安排的成本和收益；（2）社会成本与收益；（3）政治成本与收益。

这是从权力中心的角度衡量的某项制度安排的成本与收益。

在影响制度供给的其他制约因素中，财政约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

除了财政约束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知识约束。

三、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与制度选择目标之间的冲突作为制度选择目标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是产权关系明晰化，为了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就应贯彻分权原则。

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所遵循的是等级规则。

市场化改革必将冲击等级规则。

第一，随着放权让利或改革的推进，权威存在扩散化倾向。

第二，与权威扩散化相联系，纵向隶属的等级制发生了松动，即由传统的单向依赖的等级规则演变为双向依赖的委托代理关系。

第三，随着决策权的分散化，相当一批原先具有行政隶属关系的企业脱离了等级规则的束缚，成为不依赖于行政部门而独立存在的经济实体，行政命令对其就不再具有充分的约束力。

第四，下放权限的直接后果是在一定程度上引入了产权规则及市场机制。

于是，原来等级森严的行政协调系统在产权规则的冲击下出现了若干“真空”地带。

第三节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与地方政府的特殊功能一、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中的“诺思悖论”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制度，核心是产权制度，因为产权的明晰与否直接决定了行为人的收益预期是否明确，而一个人从事某项经济活动的动力或激励力度与其收益预期正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