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纳粹宣传及其群体心理学分析

早期纳粹宣传及其群体心理学分析

国内学者在有关德国现代史和纳粹运动的研究中，对纳粹宣传的背景、内容、手段和性质等方面有不同程度的论述，但多从属于其他主题，专题性论述尚少。①西方学界对纳粹宣传的研究较为充分，视角和方法亦多样化。②在此基础上，本文主要从宣传思想、宣传内容、宣传运作三方面探讨早期纳粹宣传（1919-1933），并进行群体心理学分析。对纳粹宣传进行群体心理学分析，其认识论与方法论如西方新弗洛伊德主义创始人弗洛姆所言：“除了解产生法西斯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之外，还有一个人性的问题需要探讨”。[1](第17页)这促使我们关注作为现代人性格结构动力因素的心理因素。对心理因素的重视并不排斥其他因素。纳粹宣传有一个心理学的问题，但心理因素受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制约；纳粹宣传是一个经济的和政治的问题，但它对德国民众的控制必须从心理基础来理解。

纳粹宣传思想的形成有较为丰富的认知资源。政治实践为纳粹思想提供了极为直观的素材，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战。一战期间，各国为自己的“正义性”大造舆论，渲染民族主义，肆意“妖魔化”敌国。如英国的战时宣传把德国人描绘成“无论如何要加以消灭的、野蛮又可怕的敌人”[2](第67页)。英国的宣传模式、宣传人员的高素质，都远胜于德国。纳粹党对此感触颇深。希特勒认为德国一战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宣传上的失败，他不仅对英国的宣传极为钦佩，对这一教训也念念不忘。

20世纪早期正处在西方政治民主化浪潮第一长波的波峰。[3] 民主化以人权平等和扩大参与等主张不断消解以血统、神意、天意等为基础的旧政治权威，使之合法性来源发生转移。其重大结果之一就是群众走到历史舞台的前沿，成为现代政治权威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时人对群众的崛起早有敏感认知。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在19世纪末就指出，“现代至高无上的力量，即群体的力量”出现了。自此，“群体的势力便成为无可匹敌的力量，而且它的声势还会不断壮大。我们就要进入的时代，千真万确将是一个群体的时代”[4](第6页) 。认识群众并掌握这一力量，随之成为历史性要求。纳粹党对群众政治运动及争取群众的政治宣传有深刻体认。希特勒在维也纳流浪期间，就注意观察奥地利各政党的活动。他赞扬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认识到大规模宣传的价值”，“是真正善于启发其选区群众的大师”。[5](第111页) 他还十分崇拜维也纳市长、基督教社会党领袖卡尔·卢格博士，认为他“了解现代社会问题和宣传与口才在左右群众时的重要性”。[6](第39页)

纳粹党在早期没有正规宣传部，但有专人负责宣传工作。从1920年起，希特勒、埃塞等人先后负责宣传工作。1925年，纳粹党重建。在新纳粹党组织机构中，专门设立了宣传部。在同期出笼的《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就“战争宣传”与“宣传和组织”作了专门论述。早期纳粹宣传思想亦初步成型。戈培尔指出：“宣传是实用艺术，是达到夺取整个权力目的的手段”，[7](第60页) 纳粹宣传即服务于纳粹党夺权目的的手段。其使命则是招致信徒。希特勒说，“宣传的使命，就是使一小部分的中心人物，能够接受新主义，以造就将来组织的时候所必需的分子。所以宣传工作就是孜孜不倦地为自己的主义去招致信徒”，而无须顾虑信徒的道德品质与智能。为此，“宣传必须进行在组织的前面，而且必须广征人才，作为组织的成立基础”。[5](第319-320页) 宣传应着力争取群众。希特勒宣称：“宣传不应以知识分子为对象，而应以群众为对象。”[5](第107页) 戈培尔也说：“宣传自身并没有任何基本的方法。但它有一个目标，在政治中这一个目标总是围绕着一点而转变：征服群众。”[7](第47页) 纳粹运动兴起之际，关于群众问题的论述已经颇多。这为纳粹宣传思想的充实与体系化提供了认知资源。在这方面，勒庞关于群体心理的研究具有典型性，影响亦大。〖ZW(〗希特勒或其他纳粹党人是否读过勒庞的著作，尚无定论。勒庞的《乌合之众》出版于1895年，到1921年已印到第29版。有研究者如Robert Edwin Herzstein认为纳粹宣传思想受勒庞影响（The War that Hitler Won〖WT6BZ〗），此论合乎时代状况.

勒庞认为，群体的特点是它受“群体精神统一律的支配”，即群体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个集体心理”。[4](第16页) 这就是所谓从众心理。群体成员因群体的数量优势感到无穷的力量，形成“法不责众”观念，失去责任感。群体中的情感和行动则具有传染性。

群体的感情低劣。冲动、易变、急躁使群体易受各种刺激的影响，难以统治。他们听命于暗示，不受理性影响，失去批判能力，且很容易陷入极端轻信的状态。群体只进行简单的形象思维，并“把歪曲性的想象力所引起的幻觉和真实事件混为一谈”，且“很少对主观和客观加以区分”。[4](第29页) 群体的感情简单而夸张，很容易被极端感情所打动。有鉴于此，勒庞指出：“希望感动群体的演说家，必须出言不逊，信誓旦旦。夸大其辞、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这些都是公众集会上的演说家惯用的论说技巧。”[4](第36页) 群体对各种外部意见、想法和信念只做简单化处理。他们对于自身强大力量的意识，则赋予其偏执专横的性质。群体绝不接受不同意见，以致“在公众集会上，演说者哪怕做出最轻微的反驳，立刻就会招来怒吼和粗野的叫骂。在一片嘘声和驱逐声中，演说者很快就会败下阵来”[4](第39页) 。感情的专横和偏执使群体只敬畏并听命于强权，而视仁慈为软弱可欺。群体的观念、推理与想象力水平也十分低下。群体只能接受简单明了的观念。为此，需要把观念改造得通俗易懂，只注重其实际效果而不考虑其固有价值。群体不理解逻辑论证，不会推理或只会错误地推理，也不受推理过程的影响。群众的想象力活跃而敏感，但形象化。影响群众想象力的关键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引起注意的方式。

纳粹党对上述内容颇有共识。戈培尔指出：“选民的绝大多数始终是愚蠢、粗鲁、盲目的。他们很容易被蛊惑者和政客所蒙骗。”[8](第150页) 希特勒鄙视群众的抽象思维能力，认为他们不做冷静客观的思考，而只凭情感的好恶决定其行为，掌握群众的关键在于从情感上打动他们。他说：“每一种宣传必须是通俗易懂的，也是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要将宣传的知识水平，根据那些想要注意但又知识程度低浅的人们所能接受的能力加以调整。做宣传时，纯知识层面的标准愈低，就愈能掌握更多的群众。”[5](第108页) 纳粹宣传亦无视道德理性。戈培尔讲：“客观性与宣传没有任何关系，宣传和事实没有任何关系。”[7](第50页) 希特勒则露骨表白，对群众进行宣传时，“弥天谎言往往有某种可信的力量，因为一个国家的广大群众常常比自觉或自愿更加容易地腐蚀在他们感情的深渊中，因此在他们纯朴的思想上，在大谎言和小谎言之间他们更容易成为前者的牺牲品，因为他们自己时常在小事上说谎，而不好意思编造大谎。他们从来没想杜撰大的谎言，他们认为别人也不可能厚颜无耻地歪曲事实……极其荒唐的谎言往往能够产生效果，甚至在它已被查明之后”[5](第196-199页) 。宣传绝不能客观，更不能承认对手的任何观点，对之做丝毫让步。宣传需要讥讽敌人，更需将之“妖魔化”。这有助于利用人们对恐怖的逆反情绪与敌人斗争。宣传不仅要有激烈的内容，以吓退那些怯弱且性格不坚定的人，而且还需伴以暴力恐怖行为。恐怖的价值在于不仅能来恫吓人们，而且可以争取追随者。后来成为纳粹广播负责人的奥根·哈达莫夫斯基曾明言：“宣传与分等级的使用暴力必须用巧妙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使用。它们绝不相互排斥，使用暴力是宣传的一部分。”[8](第16页)

勒庞认为，形象、词语、套话、幻觉是影响群体意见和信念的直接因素。“词语的威力与它们所唤醒的形象有关，同时又独立于它们的真实含义。最不明确的词语，有时反而影响极大。例如像民主、社会主义、平等、自由等等，它们的含义极为模糊，……。然而这区区几个词语的确有着神奇的威力，它们似乎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各种极不相同的潜意识中的抱负及其实现的希望，全被它们集于一身。”[4](第85页) 群体往往处在幻觉的影响下，他们充满幻想，“像趋光的昆虫一样，本能地转向那些迎合他们需要的巧舌如簧者”。[4](第91页) 纳粹宣传者认为，言辞对群众感情的影响比报刊文字更具力量。希特勒说：“在历史上推动最伟大的宗教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力量，从远古时候起，一直是说话的神奇力量，而且也仅

仅是说话的神奇力量。”[6](第39-40页) 只有演说家才能将群众中蕴藏的情感力量激发出来。戈培尔宣称：“革命不是由伟大的作家产生的，而是由伟大的演说家产生的。”[7](第47页) 勒庞将断言、重复和传染视为领袖说服、动员群体的重要手段。断言必须简洁有力且不断重复才能发挥威力，影响群众的观念。“得到断言的事情，是通过不断重复才在头脑中生根，并且这种方式最终能够使人把它当作得到证实的真理接受下来。”[4](第103页)得到有效重复的断言能够消除异议，并形成流行意见，是为“传染”的启动。传染的威力迫使个人接受某些意见和感情模式。当时流行于工人阶级中的学说，被勒庞视为断言、重复和传染的成果。纳粹宣传亦要求以简单易懂的方式重复表达。希特勒指出：“群众对于（宣传的）接受能力是非常有限的，领悟能力低但遗忘性高，从这个事实来看，每一种有效的宣传只能局限在很少的几个要点，并以简短的标语形式表达，一直如此运用到确定任何人也都能够知道含意。若把这些基本原则牺牲而想要多方面发挥，就将造成宣传功效整个都散失掉。这是因为群众对过多供应的材料，既无法加以消化也记不住。”[5](第108页)

弗洛伊德曾言，勒庞的“问题意识”“使他的见识即使只从经验层面看，也没有人敢于断然否认其价值”。[4](中译者序第9页) 但勒庞群体心理学分析的许多内容并未得到实验心理学的充分支持，且偏见亦多。如何理解许多偏见、非理性的内容被纳粹宣传惊人地大量套用，仍需要对纳粹宣传之心理因素做深入探讨。

弗洛姆的群体心理分析认为，人类活动取决于两种心理需要：一是与同类交往以逃避孤独，一是需求自由以发展个性。但是，“摆脱了既保护人又限制人的前个人主义社会的枷锁的现代人，并没有获得能使他的个人自我得以实现，即他的智力、感情和感官方面的潜力得以发挥这一意义上的积极自由。自由给人带来了独立和理性，但同时又使人陷于孤独、充满忧虑、软弱无力。这种孤独是人所难于忍受的。摆在人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逃避自由的不堪忍受的负担，重新去依赖、屈从他人；二是进一步去争取建立尊重个性、把人置于至高无上地位这一基础上的积极自由”[1](第11-12页) 。

实际上，逃避自由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异化”人的结果。进入20世纪，高度集中的垄断资本使许多人在经济上失去了自主性，感到孤独、无助和不安全。在20-30年代，德国民众特别是下层中产阶级，在“君主和国家”的失败和倾覆及通货膨胀、经济危机的打击下，心理上和经济上变得双重匮乏。残酷的现实摧毁了他们原有的首创精神和勇气，使其指望通过个人努力而成功的希望破灭，信念动摇，这些处于无助与无望困境的“德国的数百万人民，渴望放弃自由的程度，不亚于其祖先渴望追求自由的程度，他们非但不要自由，而且想方设法逃避自由”[1](第16页) 。

对逃避自由的现象，弗洛姆用“权威主义性格”（施虐—受虐待狂性格）做了心理学分析。他认为：“正是这种性格结构使纳粹的意识形态具有最强大的号召力。”[1](第217页) 西方“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威尔海姆·赖希在用性经济的性格结构心理学解释法西斯主义时亦指出：“正是人的畏惧自由的权威主义性格结构，使希特勒的宣传获得了根基。”[9](第35页) “施虐—受虐待狂者的主要特征体现在对待权威的态度上。他仰慕权威，愿意屈从于权威，但同时又渴望自己成为权威，迫使他人屈从于他。”[1](第217页) “虐待狂旨在以不受限制的权力，多少带有破坏性的方式支配另一个人；受虐狂旨在将自我消融于一种压倒一切的强权之中，以分享其威力和荣耀。”[1](第289页) 在一战后的动荡岁月中，渴望权威以结束混乱是德国民众普遍的心理需求。观察德国舆论可见一斑。《法兰克福报》要求结束“议会党团的混乱局面”；《德意志报》则宣称“人民深深渴望着领导和权威”。许多人认为专制手段是解决德国难题的好办法，并“象宗教迷信那样渴望有一位神奇人物式的领袖，由他来拯救这个多灾多难的世道”。[10](第35页) 希特勒正是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1923年10月，一位参加希特勒演说集会的妇女说道，“每一个人，在当前与经济灾难同时发生的心灵苦难中，都在寻求支持，并且将从一个不会使她感到失望的人身上找到这种支持，因此，我们能理解

为什么他一出现就引起强烈的感情……”[11](第118页) 。从心理学角度看，实如有论者所言，“希特勒的窜起与其说是个人精彩无比的演技发挥，不如说是那个时代德国人内心无比的脆弱”[2](第61页) 。

勒庞亦曾论及群众对权威的态度：“群体喜欢的英雄永远像个凯撒。他的权杖吸引着他们，他的权力威慑着他们，他的利剑让他们心怀敬畏”；“群众随时会反抗软弱可欺者，对强权低声下气”[4](第40页) 。纳粹宣传者深谙此道。戈培尔说：“除了想要个象样的统治，人民什么也不想要。”人民对于他“无异于石头对雕塑家。领袖和群众有点象画家和颜料。”[1](第291-292页) 希特勒也认为，群众需要“强者的胜利和弱者的消灭及无条件投降”，“热爱支配者而不是哀求者”。[1](第289页)从宣传角度出发，他把演说者以其优势打垮听众意志作为宣传之要义，认为“具有一种盛气凌人的使徒性格的出众演说才能”更容易地争取群众。而进行这种演说的最佳时间则是群众意志力最弱的晚上。这一时间，群众“更易于屈从于一个更强意志的支配力”，很容易对听众施加肉体疲劳术以使他们接受暗示。[1](第290页) 希特勒还对从众心理做了分析：一个强大团体会对因孤独而恐惧的与会者“产生一种增强和鼓舞信心的效果”，一个参加群众集会的人，发现“周围成千上万尽是和他抱有相同信心的人”，“他自己就会顺从于我们所说的集体暗示的魔术般影响”。[1](第291页) 纳粹宣传实际上也发挥了复兴德国民众心理的作用。许多德国民众正是借助投身纳粹运动，扮演了虐待狂和受虐狂的双重角色，既满足服从权威的渴望，也实现了支配弱者的要求。

“权威主义性格”也适用于解释纳粹宣传施动者的心理。纳粹宣传施动者也是“渴望权力的虐待狂”。弗洛姆指出：“这种渴望乃是希特勒与德国群众、他的政敌的关系的特征，对德国群众他以虐待狂的方式予以蔑视和‘热爱’；对他的政敌们，他则显示了那些破坏性因素，而这是他的虐待狂的重要组成部分。”[1](第289页) 戈培尔现身说法，解释了施虐狂对施虐对象的依赖。“有时人被一种深刻的忧郁支配着，只有他再次面对群众，他才能克服这种忧郁。人民是我们权力的源泉。”[1](第292页) 纳粹宣传施动者渴望获得权力支配他人，并因此而具有活力，得到心理满足。正是在此意义上，弗洛姆说“权威主义性格”的实质是“虐待狂和受虐狂冲动的同时并存。……虐待狂和受虐狂这两种倾向之产生，都是由于隔绝的个人无力保持孤独而需要克服这种孤独的共生共存关系”[1](第289页) 。纳粹宣传施动者的性格结构，最集中而典型地体现了宣传受众各自独特的人格结构。受众很容易对施动者宣传的内容产生共鸣，并追随施动者。由此，不难理解纳粹宣传何以会招致那么多的狂热信徒。诚如有论者所言：“在法西斯主义上升阶段，某些基本说法只不过是为了宣传或其追随者的自我欺骗而已。……追随者某种程度的自我欺骗或领袖们对追随者进行某种程度的欺骗构成了法西斯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12](第84页)

纳粹宣传思想体现于宣传内容，并贯彻于宣传运作。

内含民族复仇和对外扩张的极端民族主义是纳粹宣传的重要内容，“凡尔赛的耻辱和平是德国人苦难和仇恨的渊薮”[13](第10页) 成为其不朽的话题。法国则被“妖魔化”为不共戴天的死敌。纳粹党鼓吹要建立“大德意志帝国”。希特勒宣称，新帝国不只是恢复1914年的德国疆界，而且要“扩大空间，开拓世界。必要时使用刀剑，开辟道路。在争取生存的斗争中取得胜利！”[14](第113页) 魏玛共和国和议会民主制被视为德国民族不幸的祸根，而“惟有根本肃清德国现行之全部制度，始有挽救之道”[15](第274页) 。

在纳粹种族理论中，犹太人被看作劣等民族，现代文明的病源，人类文明的破坏者，应该被淘汰和灭绝。纳粹党还要求犹太人单独为1918年德国战败及其后果负责。在纳粹宣传中，反犹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紧密相连，“二十五点纲领”要求“反对国内外犹太人的唯物主义精神”[15](第109页) 。在纳粹党看来，犹太人种下的祸根中最坏的，就是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苏维埃国家，必须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乃至将之从德国政治、社会生活中清除出去。

民族主义愤恨体现了心理学上所谓的“投射作用”：“原先的中产阶级成员不是意识到他们这个阶级的经济和社会命运如何，而是自觉地从民族的角度考虑自己的命运。民族的失败和凡尔赛和约都变成一种象征，人们把真正的挫败——社会的挫败——转移到那上面去了。”

[16](第181页) 极端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宣传也利用了群体的道德观。勒庞指出，如果把“舍己为人、自我牺牲、不计名利、献身精神和对平等的渴望”算作“道德”的内容，则“群体经常会表现出很高的道德境界”。“以名誉、光荣和爱国主义作为号召，最有可能影响到组成群体的个人，而且经常可以达到使他慷慨赴死的地步。”[4](第41、42页) 在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感召下，宣传受众不以自己的暴行为不道德，反视其为无私奉献的美德而自觉崇高。但问题在于，“哪里存在着一个凌驾于一切的共同目标，哪里就没有任何一般的道德或规则的容身之地”。纳粹宣传的危害性结果，便如西方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所说，是“从集体主义的立场出发而产生的不容忍和残酷地镇压异己，完全不顾个人的生命和幸福”。[17](第143页) 不仅如此，这还导致任何对德国、纳粹运动的攻击和诽谤宣传反过来强化了那些本不认同纳粹党的人对它的忠诚。

领袖原则和绝对权威也是纳粹宣传的重要内容。领袖原则不仅指最高领袖的个人独裁，也指处于各种领导地位的所谓精英们可以按领袖原则在权力所及的一切领域行事。它是一种所谓绝对责任和绝对权威无条件相结合的制度。“二十五点纲领”要求“建立帝国强大的中央集权，中央政治国会及其一切机构拥有绝对权威”[15](第108页) 。希特勒声称，绝不能实行多数决定的制度，必须由一个人单独来做出决定。他追求的“领袖的意志，以及他以任何方式表达的意图”，可以修改乃至取消现行法律。[5](第449-450页)纳粹宣传极力树立希特勒是德国人民“救世主”的形象。领袖独裁而又做人民之“救世主”体现了权威主义施虐—受虐狂性格。

纳粹宣传的“社会主义”别有含意。希特勒指出：“我们使用的社会主义这个名词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毫无关系，马克思主义是反对私有财产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则不是。”

[11](第147页) 反资本主义也另有所指。希特勒对垄断资本家解释说，纳粹党只反对“贪婪的犹太资本”，而绝不反对“创造性的雅利安人资本”。这不仅对后者没有实质性危害,反而有助于将群众引入反犹太主义轨道。民族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仅限于向民众提供衣食娱乐的社会政策，并不触动私人财产，与经济和政治决策无关；相反，国家通过采取福利政策，把工人争取到民族主义方面，建立一个克服阶级对立的“民众共同体”，会为工业家带来更大利润。可见，民族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最多不过是后来加上的配料而已”。或如戈培尔所谓：“在我们纲领中的社会主义只是一个捉鸟的笼子。”[14](第158页) 希特勒还对“社会主义”做了民族主义的解释。他将民族而非阶级视为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宣扬将“民族”和“社会”合二而一，“民族必须置于民众的共同体之上”。[18](第134-135页) 其结果是使“社会主义”从属于“民族主义”。在纳粹宣传中，“社会主义”是不分阶级的民族的“群众运动”。纳粹党从1926年起也宣称它不是一个“阶级的政党”，而是一个“大众的政党”。勒庞认为社会主义强大的原因即因为它是具有活力的幻想有其认识上的偏见，但纳粹宣传利用民众对“社会主义”的幻想却是不争的事实。勒庞对只看效果，不顾理性，以词语和套话影响群众意见和信念的心理分析，在此亦找到了例证。

1925年纳粹党重建后，格利戈尔·施特拉塞和戈培尔先后负责宣传工作。宣传部门在党的各级机构中建立起来，进行体系化运作。宣传部自上而下发布特别指令，内容细致到规定在群众集会上使用的主题和口号。宣传部还负责为各地区统一印制海报、传单，地方活动的信息则被收集起来逐级上传。在宣传部的统筹指导下，纳粹宣传以复杂多样的方式展开。

一是利用报刊及其他印刷品。1920年12月，纳粹党拥有了正式的机关报《人民观察家报》。该报所宣传的内容从下述评论可见一斑：“如果有人想以对敌人的仇恨作为判断报纸的价值，那么它就是德国最有价值的报纸。……对犹太人、马克思主义者罪犯、勒索者……的

仇恨，没有任何一家报纸报道得象民族社会主义党的《人民观察家报》那样多。”[8](第23页) 此后，纳粹党的《冲锋队员》、《观察家画报》、《民族社会主义通讯》、《柏林工人报》、《萨克森观察家报》、《进攻报》先后创刊。《人民观察家报》的发行量：1929年26,715份,1930年84, 511份，1931年108，746份,1932年126,622份。报纸的种类增加到121种，总发行量超过100万份。[8](第32-33页) 传单、海报、小册子等也为纳粹宣传广泛利用。在海报、招贴画上，刺激而具有煽动性的语言与触目惊心的图画交相衬托。其内容多为反犹、反共和国，美化纳粹党。如有的海报画着一个肥胖而丑陋的小犹太人，骑坐在一个被道威斯计划捆缚的强壮的德国人的肩膀上用鞭子抽打他，标题是“打倒金钱奴役！投民族社会主义的票!”有的画着一只纳粹巨拳将一群犹太阴谋的代理人、银行家、魏玛政府官员、社会主义代理者打倒在地，标题是“打倒腐化堕落！投民族社会主义者的票！”[19](第181页)有的画着纳粹党人向众多只手发放工具，标题是“工作和面包”。勒庞说，要影响群体的想象力，“必须对它们进行浓缩加工，它们才会形成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惊人形象。掌握了影响群众想象力的艺术，也就掌握了统治他们的艺术”[4](第53页) 。海报、招贴画以直观的方式指引了群众的形象思维。其效果如依安·凯尔肖所言：“这些纳粹宣传的视觉影响是十分强烈的。”[20](第41页) 二是利用演说集会。“演说集会作为达到认同感和统一党员情感的方式，可为大量使用群众宣传技术以赢得群众支持这一目的服务。”[11](第33页) 群众集会还是“一个人对大部分人施加真正有效影响的唯一方式”[19](第273页) 。纳粹演说集会颇具特色，海报主题、音响、色彩、出入口等每个细节都得到精心安排。一次典型的夜间集会场景如下：人潮旗海，会场周围配以描绘着图画或简单有力文字的大型图版，巨大光柱亮射天空，在庄严隆重甚至令人屏息的气氛下，奏起激昂奋发慑人魂魄的瓦格纳乐章，接着演说者以煽动性的演说使集会达到高潮。“这种气氛逐渐地也感染了那些出于好奇或模糊的同情而来参加大会的人，他们被卷进大会上弥漫的激动与狂乱的情绪中，千年至福的希望和深深的仇恨交加的漩涡中。”[11](第154页) 演说集会的吸引力在《人民观察家报》对1932年君茨堡一次集会描述中可见一斑：“在下午，人们从各方汇集而来，或步行，或骑自行车、摩托车，或乘货车和汽车。……演说尚未开始，大厅就被挤满了。数千人只好站在外面。”[20](第60页)

三是发明宣传标识和利用现代传媒手段。威廉·夏伊勒说：“希特勒要作艺术家没有成功，做宣传家却成了一个大师。”[6](第67页) 希特勒认为纳粹党缺少一个能够表达政治主张、打动群众心灵的徽号，一面旗帜，一种象征。他设计的党旗，使“纳粹党由此有了一个任何其他政党所不能比拟的标记”，“旗帜上带钩的十字仿佛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吸引着在战后初期混乱的年代中一直彷徨无依、生活没有保障的下层中产阶级，鼓舞着他们朝着一个新的方向采取行动”。[6](第69页)纳粹党还是使用现代技术进行宣传的先行者：一方面是借助现代传播技术：另一方面是借助现代运输工具。唱片、麦克风、扬声器成为纳粹宣传所用的标准装备。在竞选活动中，纳粹党用卡车载着扬声器四处宣传。希特勒还租用飞机，在全德做飞行演说。

四是在宣传中伴以暴力恐怖行为。这主要体现在冲锋队的活动中。希特勒指出：“冲锋队绝对要起政治作用：他们必须是从属于党的进行政治恐吓和宣传的工具。”[21](第114页) 他们的任务是在“一种以恐怖手段进行的持续竞选中”[10](第101页) 瘫痪对手的意志。冲锋队整齐有序、威武雄壮的游行，不仅对群众产生心理压力，而且在当时低沉的气氛中给人以蓬勃向上的印象。曾管辖冲锋队的扎洛蒙说道：“一大群人表里一致，有纪律，可以明确无误地看出或者猜出他们不遗余力的战斗意志，这种场合会给德国人造成极深刻的印象，而且对他们的心灵产生比任何文字、演说和逻辑都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的语言。”[10](第101页) 其效果在施佩尔的记述里有例证：他的母亲看了一次冲锋队的示威游行，“这次游行在当时一团糟的形势下表现出纪律性，在当时普遍感到无希望的气氛中给人以朝气蓬勃的印象，似乎博得了她的好感。不管怎么说，她在甚至没听到过一次演说或阅读一份小册子的情况下参加了纳粹

党”。[22](第17页) 这是典型的从众心理。冲锋队打击对手的暴力行为也具有公众效应。1938年出版的一份德国官方文件提到，在早期，“党的最大困难实际上在于无人注意到它”。但暴力行为促使新闻界转变了对纳粹党的冷淡态度，此后，“资产阶级和红色报刊每日都要与纳粹打交道”[8](第16-17页) 。在暴行影响下，许多人惶惶不安地投靠了冲锋队。奥托·施特拉塞在一次冲突后写道：“所有那些在斗争后留在大厅里的人，自发地站到我们这一边。……在短时间前，对我们还持怀疑态度的人……现在这种态度改变了。”[8](第21页)冲锋队拥有力量并加以施展，参与者分享权力与荣耀，纳粹暴力宣传深刻体现了“权威主义性格”。

就宣传本身而论，它是价值中立的。宣传既可用于劝说、改变既定态度和思想，也可用于加强现存思想倾向和信念，使之更明确更集中。虽然宣传在历史上不断被用于追求各种价值属性不同的目的，但诚如纳粹宣传研究者特伦斯·考尔特所言：“由于我们的态度和行为也是理性决定的结果，所以宣传也必须诉诸人类本性中的理性因素”[23](第2页) 。无视这一现代性要求，民主政治的发展必受危害。纳粹党夺取政权的过程也是德国由民主政治走向极权主义的过程。此间早期纳粹宣传所扮演的角色毋庸赘言。真正发人深思的则是其深远性危害。这可见于西方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对极权主义宣传的评价：“极权主义所特有的不是宣传本身，也不是它所使用的技术，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里，完全改变了宣传的性质和效果的事实是：一切宣传都为同一目标服务，所有宣传工具都被协调起来朝着一个方向影响个人，并造成了特有的全体人民的思想‘一体化’。这样做的结果是：在极权主义国家里，宣传的效果不但在量的方面，而且在质的方面都和由独立的与相互竞争的机构为不同的目标所进行的宣传的效果完全不同。如果所有时事新闻的来源都被唯一一个控制者所有效地掌握，那就不再是一个仅仅说服人民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灵巧的宣传家于是就有力量照自己的选择来塑造人们的思想趋向，而且，连最明智的和最独立的人民也不能完全逃脱这种影响，如果他们被长期地和其它一切信息来源隔绝的话。”比这种危害还要严峻的，则是“极权主义宣传所引起的一种更为深远的道德影响。它们对于一切道德都是具有破坏性的，因为它们侵蚀了一个一切道德的基础，即对真理的认识和尊严”[17](第146-147页)。

对纳粹宣传的心理学分析也提醒我们，尊重理性而不能陷于理性“崇拜”与迷信。毕竟，在政治和理性的关系上依然存在着难以解决的问题（如对政治现象的理性认识和政治能否成为理性指导的对象）。赖希认为，在政治上表现为法西斯主义的普通人的非理性性格结构，“既不限于某些种族或民族，也不限于某些政党，而是普遍的和国际性的”。从人的性格的角度来看，“‘法西斯主义’是具有我们权威主义机器文明及其机械主义神秘生活观的被压抑的人的基本情感态度”[9](第三修订增补版序言第3页)。如此讲，每个人在性格结构上都具有法西斯主义的情感和思想因素，都有某种程度的“权威主义性格”倾向。这也提醒我们，在理性之外还要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诸多非理性因素。民主的危机，乃至人自身发展的危机不是专属于哪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每一个现代国家所面临的。要解决这些危机，不仅要关注外在因素，还要从人类自身，从自己的心中、自己的态势中探究原因，寻求智慧与力量。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免于成为为逃避自由而失去自我的乌合之众。

权威主义性格----完全盲目相信权威,迷信权威,崇拜权威;打压弱小,欺压弱势,贬低比自己弱的人.其实本质就是害怕孤独,怕被孤立,所以才想方设法的跟大队,迷失了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