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纳粹宣传及其群体心理学分析
群众是怎样被煽动起来的两本群众心理学著作读后
群众是怎样被煽动起来的——两本群众心理学著作读后这是两本很有意思的书，一本是法国人勒邦著《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另一本是奥地利威尔海姆．赖希著《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心理学》。
前者以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为背景取材，分析研究社会历史运动中作为主体参与的群众，他们的行为、心理的诸般特征，更多具有现象学意义。
后者则以希特勒纳粹时代为背景，蒹及苏联斯大林时期，探索极权制度中在谎言和恐惧状态下生存的普通群众，性格心理法西斯化过程呈现的非理性性质，并深入剖析其产生的生物性缘由，更多具有社会哲学价值。
两本书各有精义秘积之处，却又互印连类而学理相通，都具有实证研究之价值。
人类社会历史变革运动中，千千万万群众主动和被动的参与，他们的作用不可谓不重要。
群众行为动机到底呈现一种怎样的状态呢，人民在何种程度能主宰自己的命运？群众心理又是如何被统治者或领袖所操控？研究群众与群体行为，当然离不开对政治经济环境综合因素的考量，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
因此，从群众心理、性格结构的角度来探索，无论是实际考察抑或好奇心驱使，都是有价值意义的事情。
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动物，理智与情感、思想与灵魂、先天遗传与后天环境交替纠结在一起，支配人的行为。
现代心理学有一“情商”之说，认为一个人性格结构中，支配其行为，情感、意志、灵魂等力量大于聪明、才智“智商”的因素。
性格即命运，优劣成败的人生例子，我们不难于现实生活中找到大量印证。
昆德拉写过一本叫《生活在别处》的有名小说，描述一个青年诗人抒情浪漫的人生追求，最后却沦为向警察的告密者。
昆德拉思考的是浪漫主义与专制政治的隐秘情感联系，他说道：“抒情状态是人类的境况”。
不仅是浪漫之情，追求的激情、豪情，失败痛苦的悲情，乃至怨恨愤怒之情，七情六欲，情为何物？这是人类的宿命，它竟支配人生始终。
“情商”重于“智商”的现象，不仅于个体，人类群体概莫能外。
不管是阅读历史书本上记载，还是从现实生活之经验观察，我们知道，凡有群体行为发生之处，特别是事关重大社会政治经济事件，莫不是场面汹汹，激烈冲动，狂热的感情，有如泛滥的洪水，狂奔的野马，那种情绪压倒理智、盲目冲动代替思考的状态，被心理学家荣格称为“兽性的上层建筑”。
德国纳粹时期的思想与政策分析
德国纳粹时期的思想与政策分析20世纪30年代初，纳粹党（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在德国崛起，最终掌控了政权。
纳粹政权在短短12年间对德国和世界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
在这个时期，党内的思想以及政策对德国和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纳粹的思想纳粹政权的核心思想是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
纳粹政权认为，德国人拥有独特的文化和种族特征，因此应该成为统治者。
德国民族应该是世界上最好的种族，其他种族应该被剥夺权利和压制。
在纳粹改变后的德国法律中，犹太人、罗姆人和同性恋者等少数派被排挤在社会的边缘。
纳粹政府对这些少数群体实施残酷的迫害和屠杀。
此外，纳粹政权还鼓吹控制性和军国主义。
他们构建了一个蓝色领袖（Führer）制度，将权力集中于党首希特勒和他的圈子当中。
纳粹政权宣扬军民一体，让德国人相信他们需要服从军事法则，维护国家的利益。
纳粹政府将军事态度与纳粹党的控制形成一种新的统治模式，以确保政权的稳定。
政策纳粹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来支持其思想。
在国家肃清运动（Gleichschaltung）中，他们控制了政治组织、工会、学校和媒体，以确保思想统一。
在其中平民奖章（Volksempfänger）的广播中，纳粹政府宣传他们的思想、政策和成就，确保人们听取了组织流言蜚语。
他们的教育政策受到了极大关注，他们会确保通过宣传审查和学术重组来确保年轻人接受他们的思想。
纳粹政府还通过为家庭提供各种物资和僵化的道德教育来支持传统家庭观念。
在工业和经济方面，纳粹政府实行了发展路线经济学，重视国家经济自主，反对国际收支平衡的经济学。
他们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创造就业机会和提高工业产出。
然而，纳粹政权下，经济发展仍然步履蹒跚，经济约束压制着纳粹政府。
结论在纳粹时期，德国的思想和政策对这个国家和世界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纳粹政府的极端思想排斥了所有形式的多元文化，并导致国内的混乱和失序。
社会认同原理的案例分析
社会认同原理的案例分析
1. 斯坦福监狱实验：斯坦福监狱实验是由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洛姆巴多切于1971年进行的一项社会心理学实验。
实验中，一群志愿者被分为监狱囚犯和监狱管理员两组，被安置在模拟监狱环境中。
实验结果显示，原本无刑满释放时间限制的志愿者在短短几天内就表现出与真实监狱中的囚犯和看守相似的行为模式和社会认同。
这表明，环境和社会角色对个体社会认同的影响是显著的。
2. 纳粹德国的集体认同：20世纪上半叶，纳粹掌权后，德国社会普遍形成了对纳粹思想的集体认同。
大多数德国人对纳粹犯下的战争罪行持默许态度，纳粹的政策和行动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这一现象可以解释为社会认同原理的作用，即个体往往会根据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社会角色来塑造自己的价值观和认同。
3. 社交媒体上的集体行为：在社交媒体的影响下，人们容易被互联网上的集体认同所影响。
例如，在某个社交媒体平台上，一个话题或观点的大量支持者可能会影响其他用户改变自己的态度或行为，以符合共同的社会认同。
这种集体认同在形成和传播群体行为和观点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群体心理学角度谈纳粹的宣传
从群体心理学角度谈纳粹的宣传【摘要】群体心理特点包括从众心理、个人意志的消失与群体意志的突显。
两个特点本质均为中性，但因其使用目的，手段不同而产生了不同效果。
极端的负面效果体现于纳粹种族主义的宣传上。
通过群体心理学家勒庞的分析有助于让我们了解在特定环境下的群体心里状态。
【关键词】群体心理学；群体心理；纳粹宣传不借助于个体心理学，也许不能明白有人为何要杀人如麻；没有群体心理学，则人们永远无法理解，为何仍会有那么多人认为他不但做得正确，并且伟大无比——《群氓的时代》。
一、群体心理学人们总是要生活在某一社会群体中，一个“群体”的形成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容易，群体“内”和群体“外”的“距离”也比人们预期的要远。
心理学家曾经进行过这样一个实验：将一些互相不认识的小学生随机分成两个组，两组分开活动，中间有遮挡物使得他们互相不知道对方组的存在。
一段时间后，去除遮挡物，使其活动“领地”重叠，这时候两组之间出现了极强的对立情绪，还差点大打出手。
最后实验者让这两组学生完成一些需要共同合作才能达到目标的工作，对立情况才有所好转。
由此可见，即使是陌生的个体，一旦被我们贴上“自己人”的标签，就越看越合乎标准（甚至越看越觉得和自己很像，即“内群体偏好”），大家会一致对抗那些贴上“外人”标签的人，这些“外人”怎么看都和自己不一样（即“外群体偏见”）。
这就是“群体认同”在起作用，个体往往把群体作为自己社会认同的对象，并过分强调群体内的一致性、群体外的相异性。
再例如看比赛的时候，一方的球迷也会自发形成一个“隐形”的群体，共同“对抗”对方球迷，同时你支持的球队也成了你的群体内一员，他赢了仿佛你也赢了。
这也是为什么国家队遭遇不公平判决，就仿佛你自己蒙冤一样难受。
然而，到底什么是群体，加入群体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影响？（一）群体的概念群体是人们以一定方式的共同活动为中介而组合成的人群集合体。
勒庞在《乌合之众》中写到；“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群体’（我姑且把它称为一个组织化的群体，或换个也许更为可取的说法，一个心理群体。
德国纳粹统治时期的宣传政策
德国纳粹统治时期的宣传政策一、宣传的主要代表人物1、希特勒1889年4月20日，阿道夫·希特勒出生在奥地利和德国巴伐利亚边境的布劳瑙小镇。
1919年希特勒参加了德意志工人党，由于他出色的演讲口才，成为了该党的主席，1920年，该党改名为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nationalsozialistische），因为其缩写是“Nazi”，也就是“纳粹党”。
随后，希特勒等人利用德国人民对战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不满，大肆煽动日耳曼主义情绪，党员人数激增。
1923年，希特勒由于另立新政府被抓，被判监5年，最后只坐了九个月的牢，在此期间，他书写了他最重要的书籍《我的奋斗》，从此希特勒下定决心，要通过合法途径来登上权力的宝座。
面对1929-1932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纳粹党大肆宣扬通过暴力来解决经济危机，得到了越来越多垄断资本家的支持，1932年11月，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联名上书魏玛共和国总统兴登堡，要求委任希特勒为总理，并在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纳粹党成为了执政党。
2、戈培尔戈培尔（1897年10月29日－1945年5月1日），德国政治家，演说家。
其担任纳粹德国时期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擅长讲演，被称为“宣传的天才”、“纳粹喉舌”，被认为是“创造希特勒的人”。
戈培尔，1897年10月29日出生，父母都是普通的工人，同时也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戈培尔接受的全部教育都是得益于天主教会，在天主教会的资助下，戈培尔1921年于海德堡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但是戈培尔在他7岁的时候，患了骨髓炎，手术之后，左腿短了一截，长大后成了一个瘸子，因此，在他的生涯中，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他被拒绝参军服役，于是给他留下了较大的心理阴影，以至于他在后期曾说道：“别人对我所能施加的最严厉的惩罚莫过于检阅仪仗队。
而这并不总是可以回避的，每当在庆典的日程上列入检阅仪仗队一项活动时，我就一夜睡不好觉”。
1922年，当戈培尔第一次见到希特勒的时候，便完全被这位口若悬河的演说家折服，他说希特勒就像“一颗初升的明星”闪烁在他眼前，他感觉自己“仿佛得到了再生”。
纳粹德国的对外宣传与意识形态
纳粹德国的对外宣传与意识形态纳粹德国是二战期间最为恶名昭彰的政权之一，他们以极端的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为核心价值观，通过对外宣传和意识形态的塑造，试图将这些观念灌输给整个国家。
本文将探讨纳粹德国的对外宣传和意识形态，并分析其对德国社会和国际社会的影响。
纳粹德国的对外宣传是其统治手段的重要组成部分。
纳粹党通过广泛使用媒体，如电影、广播和报纸，将其意识形态传播给民众。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他以其独特的宣传手法和口才成为了希特勒的得力助手。
纳粹德国的宣传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实施。
首先，他们通过歌颂纳粹党和希特勒的崇拜来吸引人们的注意。
纳粹党的标志，即纳粹党的党徽，被广泛使用在德国的各个角落。
纳粹党的党歌《希特勒青年之歌》更是在德国的各个场合中奏响，以此来强调纳粹党的统治地位和希特勒的领导能力。
其次，纳粹德国的宣传还包括对敌对国家和种族的恶意宣传。
纳粹德国将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描述为国家的敌人，并将他们描绘成邪恶的形象。
纳粹德国的宣传机器通过制造并传播关于犹太人的恶意谣言和假新闻，试图将德国民众对犹太人的仇恨情绪煽动到极致。
纳粹德国的宣传不仅仅是对内的，它也试图影响国际社会。
纳粹德国通过宣传手段试图改变国际社会对德国的看法，以此来争取国际支持。
纳粹德国的外交政策也与其宣传息息相关，他们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来宣传德国的强大和希特勒的领导能力。
纳粹德国的意识形态是纳粹党统治的核心思想。
纳粹德国认为德国民族是优秀的种族，他们主张种族纯洁和种族优生。
纳粹德国将犹太人等少数民族视为“堕落的种族”，并试图将其消灭。
纳粹德国还倡导军国主义，试图通过战争来扩张德国的领土和影响力。
纳粹德国的意识形态对德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纳粹党通过宣传和教育系统将其意识形态灌输给德国民众，试图将其看作是合理和正当的观念。
纳粹德国的意识形态对德国社会的影响表现在对犹太人等少数民族的迫害和对战争的支持上。
然而，纳粹德国的对外宣传和意识形态并未获得全面成功。
纳粹主义的崛起：逃避自由的“后果”
纳粹主义的崛起：逃避自由的“后果”摘要］埃里希•弗洛姆的《逃避自由》分析了人们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获得更多自由的同时却也被孤独侵蚀。
一战后二战前，德国兴起了纳粹主义，纳粹主义不仅仅是社会政治经济因素所造成，其心理因素也是相当重要的原因之一。
弗洛姆从心理方面分析了纳粹主义为何会在德国兴起以及一系列问题。
［关键词］纳粹主义逃避自由心理因素文学论文,文学职称论文,发表埃里希•弗洛姆(1900-1980)出生于德国一个犹太家庭，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1933年为了逃避德国法西斯迫害而移居美国，成为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其代表作品有《逃避自由》、《爱的艺术》、《自为的人》、《健全的社会》、《人类的破坏性剖析》等。
弗洛姆于1940年出版了《逃避自由》一书。
在他看来，在20世纪上半页，虽然人类的意识还在继续提倡"自由";和"民主";，但人类的心理却己在倾向于相反的方向，人类的行为已在选择"逃避自由";，这个逃避自由的心理趋势最终导致了德国法西斯的上台和希特勒的执政。
1.逃避自由心理机制的生成弗洛姆从人与自然的特殊关系出发，展开人的生存的根本矛盾。
弗洛姆认为，他认为，人在改变自然的同时，必然相应有两个结果：一是人的自由的增长，二是人的孤独感的增强。
正是这种冲突，形成了"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
表现为三：第一，极权主义。
受虐狂和虐待狂的共生。
即个人放弃自己的独立自由，去与自己不相干的人或事结合起来，以便获得他所短少的力量。
第二，攻击性和破坏性。
是以摧毁一切威胁到自身存在的外力，由此来缓解内在的孤独和无力感。
第三，舍己的自动适应。
顺世和随俗。
前两者是少数，对大多数人来说，往往采用更温和的办法逃避自由。
一般来说，普通人为了打消自由和责任带来的重负和孤独，往往倾向于通过采取与世无争的方式或沉溺于、封闭于内心世界的方式来摆脱世界，摆脱威胁与孤独。
深入剖析大屠的根源
深入剖析大屠的根源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人道灾难之一，充满了血腥和暴力。
为了深入剖析这一事件的根源，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思考和分析。
本文将通过历史、社会和心理等视角，探讨大屠杀的根源。
一、历史背景大屠杀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历史的起源。
首先，历史上的国际冲突和战争为大屠杀创造了土壤。
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败国的屈辱和贫困促使了种族歧视和仇恨情绪的产生。
此外，殖民地时代的殖民者对被殖民地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也是大屠杀的根源之一。
二、社会动力大屠杀背后的社会动力非常复杂。
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意识形态的影响。
政治宣传和种族主义思想的传播对大屠杀的发生起到了推动作用。
纳粹德国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们通过宣传和教育传达了种族优越性和仇视犹太人的观念，从而激发了人们对犹太人的仇恨并导致大屠杀的发生。
此外，社会经济问题也是大屠杀的根源之一。
经济危机、失业和社会不公平会导致人们的不满情绪升级，进而发展为对某一群体的仇恨和暴力行为。
例如，纳粹德国经济危机的加剧导致了对犹太人和其他“不合群”的群体的恶性迫害。
三、心理因素大屠杀的根源还与个体心理因素密切相关。
集体意识和集体行为心理在大屠杀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些研究表明，个体在集体行动中有可能失去自我意识，被群体动力所驱使。
这种情况下，个体往往会盲目地服从群体意愿，从而执行残忍的行为。
此外，心理学上的其他因素，如拟人化、归因偏差和社会控制等，也可以影响人们对某一群体的态度和行为。
这些心理因素的作用导致了大屠杀中可怕的残忍行为。
总结：大屠杀是复杂的历史现象，它涉及到历史、社会和心理等多个方面。
从历史上的国际冲突、殖民地时代的压迫、意识形态的影响、经济问题、个体心理等角度综合来看，我们可以看出大屠杀的根源是多方面的。
唯有深入研究和学习这一历史事件，探索其根源，才能真正意识到人类追求和平、尊重和谐共处的重要性，从而更好地预防和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
（1209字）。
从心理学角度阐述希特勒性格及形成原因
从心理学角度阐述希特勒性格及形成原因——《大外交》读书笔记2010172315 陈英勿摘要：在历史长河中，曾经有这么一个人，他是在年轻妇女克拉拉的期盼中来到这个世界，最后又以自杀的方式回归自然。
他可以说是天才，是日耳曼人的灵魂，也可以说是人类恶魔。
因为他，一战后的德国迅速强大，因为他，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对于一个影响全球的人物，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呢？下面，笔者将从心理学角度阐述希特勒的性格及其形成原因。
关键词：希特勒心理学性格形成原因亨利·基辛格的《大外交》纵论古今，视接万里，内容丰富，而最吸引笔者的莫过于基辛格对人物的分析，其见解独到，耐人寻味。
《大外交》第十二章（284页）：假象破灭：希特勒的崛起与凡尔赛合约的毁灭中，基辛格对希特勒的分析更是透彻、独到，使我对希特勒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下面我将尝试从心理学角度阐述希特勒的性格及其形成原因，如有不足之处，望指出改正。
希特勒的性格我国心理学界一般认为，性格是人对现实的稳定的态度和习惯化的行为方式。
它的特点表现在态度和行为方式中，性格具有独特性、稳定性和可塑性。
性格收到遗传环境和自我意识等因素的影响而形成。
从性格的态度特征②讲，希特勒是一个富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强烈的人。
同时，他对人的态度充满矛盾：一方面，他“私底下为人非常友善，还经常关心她的生活”③，另一方面，他对犹太人冷酷统治，暴政统治。
他还是一个极端自负、内心孤独，凡事都追求完美的人。
从性格的意志特征④来讲，希特勒拥有可怕的自控力，他有钢铁般的意志力，是一个勇敢果断、有恒心的人。
从性格的情绪特征⑤来讲，希特勒是一个情绪强度较强且不稳定的人，情绪波动很大，极易生气的人。
从性格的理智特征⑥来讲，希特勒是一个较感性，记忆力超好，想象力丰富，思维跳跃快的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希特勒从气质类型上来讲师属于胆汁质⑦与多血质⑧的结合，多血质占主要部分，那么，希特勒的这些性格特征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下面笔者将对其一一阐述。
一位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后来当上了教育心理学材料分析题
一位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后来当上了教育心理学材料分析题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一位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当上了美国一所中学的校长，每当一位新教师来到学校，他就会交给那位教师一封信，信中写道:“亲爱的老师，我亲眼看到人类不应该见到的情景:毒=室由学有专长的工程师建造;儿童被学识渊博的医生毒死;幼儿被训练有素的护士杀害。
看到这一切，我怀疑:教育究竟是为了什么?我的请求是:请你帮助学生成长为有人性的人。
只有使我们的孩子在成长为有人性的人的情况下，读写算的能力才有价值。
”作为一名学生，你认为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学到什么呢?请综合材料内容及含意作文，要求选好角度，自定立意。
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透露个人信息。
不少于800字。
教育的目的:尊重生命《麦田里的守望者》为世界贡献了一个词语:守望。
教育不是管，也不是不管。
在管与不管之间，有一个词语叫“守望"。
一位美国教师在中国某医学院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在暴风雨后的一个早晨，一位男士在海边散步，注意到沙滩的浅水洼里，有许多被昨夜的暴风雨卷上岸来的小鱼。
被困的小鱼尽管近在海边，也许有几百条，甚至几千条，然而用不了多久，浅水洼里的水就会被沙粒吸干，被太阳蒸干,小鱼就会干涸而死。
这位男士突然发现海边有一个小男孩不停地从浅水洼里捡起小鱼，扔回大海。
男士禁不住走过去:“孩子,这水洼里有几百几千条小鱼，你救不过来的。
“我知道。
”小男孩头也不回地回答。
“哦?那你为什么还在扔?谁在乎呢?”这条小鱼在乎!”男孩儿一边回答,一边捡起一条鱼扔还大海。
其实，这个故事恰好对应了秦戈尔老人的一句话，“教育的目的应当是向人传送生命的气息。
"因此，教育之”育“应该从尊重生命开始，使人性向善，使人胸襟开阔，使人唤起自身身上美好的“善根”，也就是让学生拥有"这条鱼在乎”的美丽心境。
一位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当上了美国一所中学的校长，每当一位新教师来到学校，他就会交给那位教师一封信，信中写道:”亲爱的老师，我亲眼看到人类不应该见到的情景:毒气室由学有专长的工程师建造;儿童被学识渊博的医生毒死;幼儿被训练有素的护士杀害。
浅析群众心理与德国法西斯主义的产生_读约翰_省略_西方政治思想史_中关于法西斯主
对群众心理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产生进行探讨。
［ 关键词 ］ 群众心理；民族情绪；法西斯主义；希特勒
［ 中图分类号 ］Ｂ８４
［ 文献标识码 ］ Ａ
［ 文章编号 ］ １６７３－１１９０－（２０１０）０３－０２３０－０２
约翰·麦克里兰的 《西方政治思想 史》 是一部见解和写法都与众不同的政 治思想史。它围绕西方政治思想发展过 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及各种不同思潮之 间的关系，用活泼流畅的语言对西方政 治思想史进行全面深入的介绍。在书的 第九部“对自由主义的反动（三）”中，麦 克里兰深刻地阐述了他对法西斯主义的 理解。他以德国纳粹党为例分六个角度 来分析，分别是：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 义、纳粹与大战、纳粹与大众动员，纳粹 的种族学说，法西斯主义与社团主义，法 西斯主义与政治领导。本文拟结合《西方 政治思想史》 中的相关论述对群众心理 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产生进行探讨。
法西斯主义者按他们的想法相当熟 练地控制并利用群众的情绪。纳粹的意 识形态，是对一个领袖的盲从，对德国人 和日尔曼种族的抬高， 具有一种极其感 人的号召力。正是这种号召力征服了德 国群众， 使他们成为纳粹事业的狂热信 徒和斗士。麦克里兰认为《我的奋斗》中 所描述的魏玛共和国社会的人是一群失 落的灵魂，而这魏玛版的大众社会，也正 是希特勒所虎视眈眈的。“希特勒接近认 为可用群众来对治大众社会的种种问 题。”希特勒认为一旦控制了群众的意 识，一切都好办。他宣称，“大众的经验就 是他的经验，经过组织的群众就是他的 群众，群众的意志就是他的意志，民族的 意志与领袖的意志之间没有矛盾。”希特 勒是从群众中崛起的，“他的普通对他有 利，因为他能够声称他的声音是比任何 法西斯将军都更为可信的凡夫俗子的声 音……作为经过组织的群众，会带给德 意志一个重新振作的机会。”他就“像一
心理学第四讲服从、依从、群体动力
（三）服从的社会心理基础
通常认为，在一定情境下，社会赋予了某些社会角色更大的权力，而自己有服从他们的义务。比如学生应该服从教师，病人应该服从医生等，在实验室中，被试就应该服从主试
“军人的服从是天职”：一些行动者（军人或警察）被认为有职责去服从命令
“服从主管”的社会规范。这是一种强有力的规范，许多人会发现难以违背这一规范。不仅如此，我们不想做错事，服从主管的命令通常能帮助我们避免犯错
事件的快速进展 在许多情形中，事件的发展往往非常快速：示威突然变成了暴乱，逮捕变成了大屠杀。 事件快速进展不容参与者多加思考，就自然而然地、机械地做出了服从，命令—他们就这样做了，非常机械。 在米尔格拉姆实验中，被试被带进一个实验室，实验马上开始，被试发现他们面临对学习者施加强电压的任务。 事件的这种快速进展，也是导致高服从的一个原因。
小辈服从长辈的规范
社会常规（合法权力）
逐级涉入（心理卷入） 对于权威命令的服从常常是逐步升级的，服从者已经涉入了该事件而出现惯性服从，难以抗拒。 相对温和的行动（询问、恐吓、逮捕） 残暴行为（殴打、拷问、屠杀平民百姓） 权威人物使用了“渗入”技术，先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小要求，随之提出更大的要求 米尔格拉姆实验也是这样，最初的电压是非常低的，随后才逐步升高电压。
原因解释
01
人们一旦接受了一个要求，就增强了人们对这一某个特定问题的投入，心理能量投入
02
人际交往的作用：要求由同一个人提出，请求者与被请求者卷入了直接的交往
03
人们需要维持社会形象的一致性，因而一旦接受了一个要求，表达了一种态度，拒绝别人要求的困难也就明显增加，从而使人接受更大要求的可能性增加。
01
命令者的权威性越大，越容易导致服从现象。
纳粹德国的宣传机器与大规模洗脑
纳粹德国的宣传机器与大规模洗脑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纳粹德国的宣传机器被视为世界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宣传系统之一。
通过运用各种手段和策略，纳粹政权成功地实施了大规模的洗脑，控制了德国人民的思想和观念，从而为其带来了巨大的权力和影响。
一、纳粹宣传机器的组织结构纳粹宣传机器的核心是由约瑟夫·戈培尔领导的宣传部门，该部门下设多个分支机构，包括国家宣传部、新闻部、广播电台、电影和文化部。
宣传部门聚焦于制定并实施全面的宣传策略，通过不同媒体和渠道传播纳粹意识形态和政策。
二、宣传手段与技术为了实现洗脑的目标，纳粹政权采取了多种宣传手段和技术。
首先，他们广泛运用了海报、标语、演讲和宣传册等物质媒体，将纳粹思想灌输给民众。
其次，纳粹政权通过控制报纸和杂志等印刷媒体，掌控了新闻报道和信息传递的渠道，使得民众只能接收到符合纳粹观点的内容。
此外，纳粹还发行了大量的宣传相册、明信片和明信片集，用以传播纳粹党的纪念品和形象。
此外，广播电台也成为纳粹宣传机器的重要工具。
纳粹政权通过广播，向整个德国境内的民众传达纳粹的政策和思想，使纳粹声音无处不在。
通过利用广播，纳粹政权得以向更广大的民众传达宣传信息，实现了更大范围的洗脑效果。
三、纳粹宣传的主要内容纳粹宣传的核心内容是纳粹意识形态及其统治的正当性。
纳粹政权通过宣传将希特勒塑造成为一个神圣和无可匹敌的领袖形象，通过夸大其战争和政治成就来强化国民的认同感。
同时，他们还大力宣扬德意志民族的特殊性和优越感，将其他民族歧视为低劣和劣等。
纳粹宣传还展示了繁荣的德国形象，通过宣传德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军事实力的强大来吸引民众的支持。
他们通过夸大德国军队的战争胜利，营造出一种民族荣誉感和壮丽的民族复兴的幻觉。
四、洗脑效果与原因分析纳粹宣传的大规模洗脑效果显著，德国民众普遍接受了纳粹的意识形态。
这主要归因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纳粹政权在宣传中运用心理学原理。
他们灵活运用煽动性言辞和情感操控，调动民众情感，唤起对民族的忠诚心和对领导者的信任感。
心理学实验：著名实验案例解析
心理学实验：著名实验案例解析1. 引言心理学实验是心理学研究领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通过科学的实验设计和数据收集分析，帮助我们深入了解人类行为和思维背后的原理。
本文将介绍几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案例，并对其目的、方法和结果进行解析。
2. 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实验目的：了解个体所处环境对其行为的影响，探索“囚徒”和“看守”的角色认同程度。
•实验方法：在斯坦福大学内搭建监狱模拟环境，并随机分配志愿者为“囚徒”或“看守”。
记录参与者在角色认同、权力滥用等方面的表现。
•结果与讨论：实验结果显示，被赋予权力和被剥夺自由感的参与者在行为上表现出戏剧性变化，看守展示出冷酷、残酷甚至虐待行为。
“囚徒”则逐渐失去自我、遭受压迫。
该实验引发了关于道德伦理和实验伦理的讨论。
3. 米尔格拉姆实验（Milgram Experiment）•实验目的：研究个体对权威性命令的服从程度，探索人们是否会放弃个人道德观念以追随权威。
•实验方法：参与者被告知执行“学习者”的电击任务，并受到“教师”（实验者）以声音指令促使执行。
实际上，“学习者”是演员，没有真正遭受电击。
•结果与讨论：结果表明，大多数参与者在被要求施加严重电击的情况下仍会服从权威指令。
该实验揭示了人们的服从性和对权威的盲从，引发了伦理上的争议。
4. 纳粹集体犯罪与哈特岛实验（Nazi War Crimes and the Robbers Cave Experiment）•实验目的：通过模拟集体冲突和竞争环境，探索人类行为中群体动力、偏见和团队合作等方面的影响因素。
•实验方法：纳粹战犯审判后进行心理分析，揭示他们在纳粹组织内如何参与集体罪行。
哈特岛实验通过将两个互不了解的小组进行竞争，观察其之间如何产生敌对情绪和团队合作。
•结果与讨论：这些实验展示了集体行为中的群体动力和社会影响力，同时揭示了人类偏见和仇恨的根源。
这些实验提醒我们要警惕群体性极端行为和暴力。
《社会心理学》群体心理-知识点
第十二章群体心理群体虽由个体集合而产生，但群体是动态的有机的构成，群体心理绝非个体心理的简单累加，它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又一层次。
第一节群体心理概述定义：指那些成员间相互依赖、彼此间存在互动的集合体。
构成群体必需具备的条件：有频繁的互动；有信息、思想、感情上的交流；有共同的目标与利益；群体内有相互协作与配合的组织保证；有群体意识。
群体的分类：（一）正式群体与非正式群体正式群体——机关的科室、工厂的班组、学校的班级等非正式群体——同乡会、爱好者协会、诗社、绘画小组等（二）成员群体与参照群体参照群体常被其他群体成员视为榜样，在某些情况下能起到模范作用，例如学校的先进班集体、车间的先进班组等；但有时也会起到带头破坏社会规范的作用。
群体功能：执行任务、创造成就与满足成员的心理需要，是群体功能相辅相成、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两个方面。
群体规范：一个群体有别于简单人群集合体的原因之一是群体有一套成员应该如何做的行为规范。
群体规范的研究，始于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谢里夫。
实验说明个人的知觉习惯是对社会文化习惯的适应。
群体的两个方面低限交往情况下的群体影响——社会助长、社会懈怠、去个体化互动群体群体影响的三种情况——群体极化、群体思维、少数派印象第二节社会助长社会助长：个人对别人的意识，包括别人在场或与别人一起活动时，所带来的行为效率的提高。
社会干扰：别人在场或与别人一起活动时，造成行为效率的下降。
理论解释：促进简单行为他人在场唤起增强优势反应削弱复杂行为社会唤起效应：他人在场可以增强个体的优势反应。
拥挤现象：他人影响会随人数的增加而递增。
处在人群中，对个体的积极或消极反应都会有增强作用。
他人在场被唤起的机理解释：一是评价顾及，二是分心。
由于动物也存在社会助长现象，所以人类的社会唤起机制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先天性的反应。
总结：他人在场是社会心理学的基本问题之一，观察者与共事者的存在，能够提高简单作业的成绩，降低复杂作业的成绩，二者看似相反实则一致，唤起能够促进优势反应，他人在场为什么能够被唤起，原因在于我们的评价顾及，部分来自于分心，还有就是来自于他人仅仅在场。
真实事件改编的纳粹实验,失去控制的人性有多么恐怖
真实事件改编的纳粹实验，失去控制的人性有多么恐怖取材于1967年国外中学的真实事件，改编自国外小说家托德·斯特拉瑟的同名小说，由丹尼斯·甘塞尔执导，约根·沃格尔等主演的剧情片《浪潮》，讲述了高中教师赖纳·文格尔在国家体制里用实践的形式让同学们体验法西斯主义，但最后事态却不受控制的故事。
整部电影具有强烈的警醒作用。
正如《乌合之众》所说的："当我们悠久的信仰崩塌消亡之时，当古老的社会柱石一根又一根倾倒之时，群体的势力便成为唯一无可匹敌的力量，而且它的声势还会不断壮大。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1967年5月的第一周里，克柏莱中学的历史老师ron jones 在讲解关于纳粹国外的内容时，有位学生提出了一个问题："国外的士兵、教师、铁路列车员、护士、税收员乃至最普通的公民，怎么会在第三帝国终结之时，宣称自己对于所发生的事情毫不知情？当国民们本身就是某种事物的一部分，又怎么会在最后宣称自己并不真正相干？是什么让人们可以抹去他们自己（参与）的历史？"ron jones没能想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当时一个大胆的念头闪过了他的脑海。
他决定通过实践让同学们体验到真正的法西斯来论证法西斯主义所具有的一种"吸引力"。
他给这个活动取名叫做"第三浪潮"。
因为浪潮总是以三波的形式到来，最后一浪，即第三浪冲上沙滩时是最具有力量和生命力的。
一开始没有人觉得这样一个小小的实践会带来什么，但当学生们模仿着纳粹体制的礼节（希特勒的举手礼），绘制自己组织的旗帜，排斥不是组织的同学……ron jones突然意识到一个看似所谓的实践离真正的法西斯已然越来越近，就连他们活动的名字也与纳粹国外的"第三帝国"如此相似。
事态已渐渐脱离了自己的控制，学生们越来越沉迷于这项计划，并且表现出的前所未有的纪律和忠诚。
最后，ron jones悬崖勒马暂停了这场活动。
二战中的战争宣传与心理战
二战中的战争宣传与心理战二战是20世纪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战争之一，也是当今世界历史中备受关注和研究的重要事件。
在这场战争中，各个国家不仅在军事上进行了激烈的较量，而且还积极运用战争宣传和心理战来影响敌军和民众的思想。
本文将从战争宣传和心理战两个角度对二战中的相关策略和战术进行分析。
一、战争宣传战争宣传是指利用各种手段向敌方和友方传播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信息，以达到战争目标的一种手段。
在二战期间，各个交战国纷纷使用战争宣传来激发士气、动员国内资源和争取国际支持。
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德国纳粹党通过广播、电影、海报等媒介不断灌输德意志民族的优越性和纳粹意识形态，以激起德国军民的爱国热情和对法西斯主义的信仰。
同时，盟军也利用各种渠道向世界宣传纳粹侵略的残暴行径，以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战争宣传的目的在于塑造公众观念、操纵舆论、影响敌人的意志，并为自身行动提供合法性和道德上的优势。
通过将对手描绘成野蛮和邪恶的形象，宣传者试图引发敌方国内的动乱和反抗，瓦解其国家及军队的士气。
同时，宣传也被用来鼓舞本国民众的士气，让他们坚信胜利的可能性，从而增强全国抵抗敌人的决心。
二、心理战心理战是指以影响敌我双方的思想和意志为目标，通过各种手段和行动来达到战争目的的一种战术。
在二战中，心理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各个参战国家纷纷设立心理战部门和专门的心理战学院，积极开展相关研究和实践。
心理战采用多种手段，包括散布谣言、利用广播、传单以及战地广告等方式来影响敌军士兵和平民的思想。
例如，盟军在战争中使用了大规模的传单投放，将反法西斯的宣传资料和鼓舞士气的内容散布到占领区域，以削弱敌人的士气和扩大自身的影响力。
同时，通过广播等媒体向敌军播放大声疾呼的演讲，在战场上制造心理恐慌，以便占据更有利的战斗地位。
心理战还包括对敌方军队和平民的威慑和心理压力。
通过展示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毁灭性的打击能力，心理战试图让敌军丧失斗志，从而打破其战斗士气和备战计划。
变态心理学案例
变态心理学案例引言变态心理学是研究人类异常或病态心理的一个分支，通过研究变态心理学案例，可以深入了解人类心理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本文将通过分析几个著名的变态心理学案例，探讨这些案例背后的心理因素以及对个体和社会的影响。
1. 纳粹德国集体心理案例在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出现了大规模的集体心理异常现象。
许多普通德国人被激发出极端的民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思想，支持并参与纳粹党的犯罪行为。
这种异常的集体心理可以通过多个因素来解释。
首先，纳粹德国的宣传机器极其成功地利用了集体心理学的原理，通过媒体和教育系统灌输民族主义、仇外和种族纯洁的观念。
同时，宣传还强调了集体认同的重要性，并将纳粹党塑造为一个强大而崇高的组织，使普通德国人认同并愿意为其奉献。
其次，纳粹德国是一个极权国家，实行高度集权的统治体制。
这种集权的政治结构让多数德国人无法对纳粹党的行为提出异议，并对自身的思想和行为感到无力。
这种无力感导致了个体的自我压抑和对集体行为的盲从。
最后，纳粹德国的社会环境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的德国社会饱受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的困扰。
纳粹党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提出了一些有吸引力的政策，并通过各种手段为德国提供了表面上的稳定和繁荣。
这种社会环境使得普通德国人希望通过支持纳粹党来改变现状，同时也加剧了对他人的仇恨和排斥。
纳粹德国是一个痛苦的悲剧，但对于变态心理学的研究来说，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案例。
它提醒我们个体心理是如何受到环境和集体因素的影响的，同时也提醒我们集体心理异常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2. 威廉·赫斯特教育实验案例威廉·赫斯特是一位美国心理学家，他进行了一系列以儿童为对象的教育实验。
其中最著名的实验之一是“小阿尔伯特实验”，该实验通过条件反射的方式，给予婴儿恐惧刺激，并观察其对其他刺激的恐惧反应。
在实验过程中，赫斯特给小阿尔伯特一个白色的大白鼠，起初小阿尔伯特对白鼠没有恐惧反应。
然后，在小阿尔伯特接触白鼠的同时，赫斯特用钢琴上的铁锤敲击一根钢管制造巨大的噪音，引起小阿尔伯特的惊恐和哭泣。
纳粹 宣传 洗脑 书 -回复
纳粹宣传洗脑书-回复题目：纳粹宣传洗脑书的影响与后果引言：纳粹宣传洗脑书是二战期间纳粹德国使用的一种工具，用以散布极端思想和意识形态，以此达到控制大众思维的目的。
这些洗脑书如何产生，对德国及全球社会造成的影响以及如何避免类似事件发生等问题备受研究者关注。
本文将从宣传手段、洗脑效果以及对社会的影响等方面进行分析。
一、纳粹宣传手段1.1 政府控制的媒体1945 年之前，纳粹对德国媒体实行严格的控制，包括新闻报纸、广播和电影等媒体资源，这使得纳粹宣传者得以在媒体中广泛地传播极端思想和纳粹意识形态。
1.2 教育体系的渗透纳粹通过改变教科书和教学计划来塑造学生的思想，使其接受纳粹宣传中的种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
这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他们对年轻一代的洗脑。
二、纳粹洗脑书的影响2.1 社会道德和价值观的扭曲纳粹洗脑书以其蛊惑人心的思想，毒害了整个德国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
他们宣扬了对其他国家、种族和宗教的仇视，鼓励人们服从领袖的无条件崇拜，使德国的整个社会沉沦于道德和伦理的沟壑中。
2.2 种族主义的恶果纳粹洗脑书中鼓吹的极端种族主义思想对德国和全球社会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在纳粹德国建立集中营，对犹太人进行大规模屠杀的背后，正是这些洗脑书在人们心中灌输的种族优越观念在起作用。
2.3 系统性的歧视和迫害纳粹宣传洗脑书直接导致了德国社会对其他种族、宗教和弱势群体的歧视和迫害。
这种歧视和迫害不仅剥夺了他们的人权，也损害了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
三、如何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3.1 教育的重要性教育是防止洗脑和极端思想滋生的重要手段。
通过加强对历史和多元文化的教育，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和辨识能力，人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历史，提高对极权主义和洗脑手段的警觉性。
3.2 媒体监管严格监管媒体是保护社会免受洗脑影响的关键。
政府应该确保媒体的独立性，对媒体报道进行审查，并惩罚那些操纵信息传播、传播有害思想的行为。
3.3 推动多元文化和包容的社会建立一个多元化及包容性社会是预防纳粹洗脑书再次影响社会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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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纳粹宣传及其群体心理学分析国内学者在有关德国现代史和纳粹运动的研究中，对纳粹宣传的背景、内容、手段和性质等方面有不同程度的论述，但多从属于其他主题，专题性论述尚少。
①西方学界对纳粹宣传的研究较为充分，视角和方法亦多样化。
②在此基础上，本文主要从宣传思想、宣传内容、宣传运作三方面探讨早期纳粹宣传（1919-1933），并进行群体心理学分析。
对纳粹宣传进行群体心理学分析，其认识论与方法论如西方新弗洛伊德主义创始人弗洛姆所言：“除了解产生法西斯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之外，还有一个人性的问题需要探讨”。
[1](第17页)这促使我们关注作为现代人性格结构动力因素的心理因素。
对心理因素的重视并不排斥其他因素。
纳粹宣传有一个心理学的问题，但心理因素受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制约；纳粹宣传是一个经济的和政治的问题，但它对德国民众的控制必须从心理基础来理解。
纳粹宣传思想的形成有较为丰富的认知资源。
政治实践为纳粹思想提供了极为直观的素材，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战。
一战期间，各国为自己的“正义性”大造舆论，渲染民族主义，肆意“妖魔化”敌国。
如英国的战时宣传把德国人描绘成“无论如何要加以消灭的、野蛮又可怕的敌人”[2](第67页)。
英国的宣传模式、宣传人员的高素质，都远胜于德国。
纳粹党对此感触颇深。
希特勒认为德国一战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宣传上的失败，他不仅对英国的宣传极为钦佩，对这一教训也念念不忘。
20世纪早期正处在西方政治民主化浪潮第一长波的波峰。
[3] 民主化以人权平等和扩大参与等主张不断消解以血统、神意、天意等为基础的旧政治权威，使之合法性来源发生转移。
其重大结果之一就是群众走到历史舞台的前沿，成为现代政治权威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时人对群众的崛起早有敏感认知。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在19世纪末就指出，“现代至高无上的力量，即群体的力量”出现了。
自此，“群体的势力便成为无可匹敌的力量，而且它的声势还会不断壮大。
我们就要进入的时代，千真万确将是一个群体的时代”[4](第6页) 。
认识群众并掌握这一力量，随之成为历史性要求。
纳粹党对群众政治运动及争取群众的政治宣传有深刻体认。
希特勒在维也纳流浪期间，就注意观察奥地利各政党的活动。
他赞扬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认识到大规模宣传的价值”，“是真正善于启发其选区群众的大师”。
[5](第111页) 他还十分崇拜维也纳市长、基督教社会党领袖卡尔·卢格博士，认为他“了解现代社会问题和宣传与口才在左右群众时的重要性”。
[6](第39页)纳粹党在早期没有正规宣传部，但有专人负责宣传工作。
从1920年起，希特勒、埃塞等人先后负责宣传工作。
1925年，纳粹党重建。
在新纳粹党组织机构中，专门设立了宣传部。
在同期出笼的《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就“战争宣传”与“宣传和组织”作了专门论述。
早期纳粹宣传思想亦初步成型。
戈培尔指出：“宣传是实用艺术，是达到夺取整个权力目的的手段”，[7](第60页) 纳粹宣传即服务于纳粹党夺权目的的手段。
其使命则是招致信徒。
希特勒说，“宣传的使命，就是使一小部分的中心人物，能够接受新主义，以造就将来组织的时候所必需的分子。
所以宣传工作就是孜孜不倦地为自己的主义去招致信徒”，而无须顾虑信徒的道德品质与智能。
为此，“宣传必须进行在组织的前面，而且必须广征人才，作为组织的成立基础”。
[5](第319-320页) 宣传应着力争取群众。
希特勒宣称：“宣传不应以知识分子为对象，而应以群众为对象。
”[5](第107页) 戈培尔也说：“宣传自身并没有任何基本的方法。
但它有一个目标，在政治中这一个目标总是围绕着一点而转变：征服群众。
”[7](第47页) 纳粹运动兴起之际，关于群众问题的论述已经颇多。
这为纳粹宣传思想的充实与体系化提供了认知资源。
在这方面，勒庞关于群体心理的研究具有典型性，影响亦大。
〖ZW(〗希特勒或其他纳粹党人是否读过勒庞的著作，尚无定论。
勒庞的《乌合之众》出版于1895年，到1921年已印到第29版。
有研究者如Robert Edwin Herzstein认为纳粹宣传思想受勒庞影响（The War that Hitler Won〖WT6BZ〗），此论合乎时代状况.勒庞认为，群体的特点是它受“群体精神统一律的支配”，即群体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个集体心理”。
[4](第16页) 这就是所谓从众心理。
群体成员因群体的数量优势感到无穷的力量，形成“法不责众”观念，失去责任感。
群体中的情感和行动则具有传染性。
群体的感情低劣。
冲动、易变、急躁使群体易受各种刺激的影响，难以统治。
他们听命于暗示，不受理性影响，失去批判能力，且很容易陷入极端轻信的状态。
群体只进行简单的形象思维，并“把歪曲性的想象力所引起的幻觉和真实事件混为一谈”，且“很少对主观和客观加以区分”。
[4](第29页) 群体的感情简单而夸张，很容易被极端感情所打动。
有鉴于此，勒庞指出：“希望感动群体的演说家，必须出言不逊，信誓旦旦。
夸大其辞、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这些都是公众集会上的演说家惯用的论说技巧。
”[4](第36页) 群体对各种外部意见、想法和信念只做简单化处理。
他们对于自身强大力量的意识，则赋予其偏执专横的性质。
群体绝不接受不同意见，以致“在公众集会上，演说者哪怕做出最轻微的反驳，立刻就会招来怒吼和粗野的叫骂。
在一片嘘声和驱逐声中，演说者很快就会败下阵来”[4](第39页) 。
感情的专横和偏执使群体只敬畏并听命于强权，而视仁慈为软弱可欺。
群体的观念、推理与想象力水平也十分低下。
群体只能接受简单明了的观念。
为此，需要把观念改造得通俗易懂，只注重其实际效果而不考虑其固有价值。
群体不理解逻辑论证，不会推理或只会错误地推理，也不受推理过程的影响。
群众的想象力活跃而敏感，但形象化。
影响群众想象力的关键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引起注意的方式。
纳粹党对上述内容颇有共识。
戈培尔指出：“选民的绝大多数始终是愚蠢、粗鲁、盲目的。
他们很容易被蛊惑者和政客所蒙骗。
”[8](第150页) 希特勒鄙视群众的抽象思维能力，认为他们不做冷静客观的思考，而只凭情感的好恶决定其行为，掌握群众的关键在于从情感上打动他们。
他说：“每一种宣传必须是通俗易懂的，也是群众所喜闻乐见的。
要将宣传的知识水平，根据那些想要注意但又知识程度低浅的人们所能接受的能力加以调整。
做宣传时，纯知识层面的标准愈低，就愈能掌握更多的群众。
”[5](第108页) 纳粹宣传亦无视道德理性。
戈培尔讲：“客观性与宣传没有任何关系，宣传和事实没有任何关系。
”[7](第50页) 希特勒则露骨表白，对群众进行宣传时，“弥天谎言往往有某种可信的力量，因为一个国家的广大群众常常比自觉或自愿更加容易地腐蚀在他们感情的深渊中，因此在他们纯朴的思想上，在大谎言和小谎言之间他们更容易成为前者的牺牲品，因为他们自己时常在小事上说谎，而不好意思编造大谎。
他们从来没想杜撰大的谎言，他们认为别人也不可能厚颜无耻地歪曲事实……极其荒唐的谎言往往能够产生效果，甚至在它已被查明之后”[5](第196-199页) 。
宣传绝不能客观，更不能承认对手的任何观点，对之做丝毫让步。
宣传需要讥讽敌人，更需将之“妖魔化”。
这有助于利用人们对恐怖的逆反情绪与敌人斗争。
宣传不仅要有激烈的内容，以吓退那些怯弱且性格不坚定的人，而且还需伴以暴力恐怖行为。
恐怖的价值在于不仅能来恫吓人们，而且可以争取追随者。
后来成为纳粹广播负责人的奥根·哈达莫夫斯基曾明言：“宣传与分等级的使用暴力必须用巧妙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使用。
它们绝不相互排斥，使用暴力是宣传的一部分。
”[8](第16页)勒庞认为，形象、词语、套话、幻觉是影响群体意见和信念的直接因素。
“词语的威力与它们所唤醒的形象有关，同时又独立于它们的真实含义。
最不明确的词语，有时反而影响极大。
例如像民主、社会主义、平等、自由等等，它们的含义极为模糊，……。
然而这区区几个词语的确有着神奇的威力，它们似乎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
各种极不相同的潜意识中的抱负及其实现的希望，全被它们集于一身。
”[4](第85页) 群体往往处在幻觉的影响下，他们充满幻想，“像趋光的昆虫一样，本能地转向那些迎合他们需要的巧舌如簧者”。
[4](第91页) 纳粹宣传者认为，言辞对群众感情的影响比报刊文字更具力量。
希特勒说：“在历史上推动最伟大的宗教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力量，从远古时候起，一直是说话的神奇力量，而且也仅仅是说话的神奇力量。
”[6](第39-40页) 只有演说家才能将群众中蕴藏的情感力量激发出来。
戈培尔宣称：“革命不是由伟大的作家产生的，而是由伟大的演说家产生的。
”[7](第47页) 勒庞将断言、重复和传染视为领袖说服、动员群体的重要手段。
断言必须简洁有力且不断重复才能发挥威力，影响群众的观念。
“得到断言的事情，是通过不断重复才在头脑中生根，并且这种方式最终能够使人把它当作得到证实的真理接受下来。
”[4](第103页)得到有效重复的断言能够消除异议，并形成流行意见，是为“传染”的启动。
传染的威力迫使个人接受某些意见和感情模式。
当时流行于工人阶级中的学说，被勒庞视为断言、重复和传染的成果。
纳粹宣传亦要求以简单易懂的方式重复表达。
希特勒指出：“群众对于（宣传的）接受能力是非常有限的，领悟能力低但遗忘性高，从这个事实来看，每一种有效的宣传只能局限在很少的几个要点，并以简短的标语形式表达，一直如此运用到确定任何人也都能够知道含意。
若把这些基本原则牺牲而想要多方面发挥，就将造成宣传功效整个都散失掉。
这是因为群众对过多供应的材料，既无法加以消化也记不住。
”[5](第108页)弗洛伊德曾言，勒庞的“问题意识”“使他的见识即使只从经验层面看，也没有人敢于断然否认其价值”。
[4](中译者序第9页) 但勒庞群体心理学分析的许多内容并未得到实验心理学的充分支持，且偏见亦多。
如何理解许多偏见、非理性的内容被纳粹宣传惊人地大量套用，仍需要对纳粹宣传之心理因素做深入探讨。
弗洛姆的群体心理分析认为，人类活动取决于两种心理需要：一是与同类交往以逃避孤独，一是需求自由以发展个性。
但是，“摆脱了既保护人又限制人的前个人主义社会的枷锁的现代人，并没有获得能使他的个人自我得以实现，即他的智力、感情和感官方面的潜力得以发挥这一意义上的积极自由。
自由给人带来了独立和理性，但同时又使人陷于孤独、充满忧虑、软弱无力。
这种孤独是人所难于忍受的。
摆在人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逃避自由的不堪忍受的负担，重新去依赖、屈从他人；二是进一步去争取建立尊重个性、把人置于至高无上地位这一基础上的积极自由”[1](第11-12页) 。
实际上，逃避自由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异化”人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