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三姐歌谣”概念之再思考

“刘三姐歌谣”概念之再思考当前学界对“刘三姐歌谣”的研究热度不减，成果日丰，令人振奋。

然溯源归本，何为“刘三姐歌谣”？对于每一位研究者而言，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刘三姐歌谣”是流传于广西壮乡的宜州、柳州、桂林等岭南一带的民间山歌、歌谣的总称。

“刘三姐歌谣”是劳动人民在宜州壮族山歌的基础上，汲取客家山歌及广西其他少数民族山歌精华创作改编的、反映壮族人民社会生活、生产劳动、历史文化、心理素质、思想感情及宗教信仰等的口头诗性文学。

2021年，“刘三姐歌谣”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其身份得到国家认可，然而国家非遗名录中对其概念的界定还有商榷的余地，“刘三姐歌谣”是刘三姐唱（传）的歌吗？这是一个必须明确回答的问题。

“刘三姐歌谣”概念的界定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所以，“刘三姐歌谣”概念的界定还有再考辨、再思考的必要。

一、“刘三姐歌谣”概念的提出要考究“刘三姐歌谣”的由来，必须先考究刘三姐的由来。

刘三姐是岭南珠江流域（主要是广西）壮族等少数民族歌圩文化的产物（钟敬文先生早有此论述），她是歌仙，是神圣化了的艺术典型形象。

她是一个民间历史传说人物，而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

由于刘三姐在一些人心中的形象太伟大，他们已经是刘三姐的信徒，他们一直坚信刘三姐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且不容置疑，均以一些方志之凿凿记载为据力争其实，心情可以理解，但历史不容歪曲，这些方志的记载仅仅能说明有刘三姐传说之实，并不能说明有其人之实。

刘三姐的传说最早见于南宋的地理志《舆地纪胜》，其后多见于明清两朝的一些方志与一些文人的稗记，这些文献资料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记载刘三姐是一个神通的人物。

她思维敏捷，机智勇敢，心地善良，歌才如江如海，能凭借山歌战胜种种困难，是劳动人民心中的女英雄，是一位无所不能的仙人。

一言以蔽之，刘三姐是一位会唱歌的仙人，是歌仙（关于刘三姐斗歌传歌骑鲤升仙之事就不必赘述）。

人们都认为广西是一片会唱歌的热土，广西处处都有刘三姐，广西人认为，如今广西成歌海，都是三姐亲口传。

1918年，歌谣学在北京大学发起的歌谣征集运动中随势而生，随着研究的需要，学科的分类越来越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有学者把歌功颂德歌谣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研究，广西作为民间歌谣特别是少数民族歌谣富集区自然吸引学者的目光与脚步前来探寻研究，刘三姐作为广西能歌会唱的神圣典型形象自然获得学者的青睐。

当年公开发表的文章如冯道先先生的《合浦民间恋歌拾掇》、王礼锡先生的《江西山歌与倒青山风俗》、朱自清先生的讲稿《中国歌谣》等，都表明了当时学者对刘三姐文化（歌谣）已产生极浓厚的兴趣，而著名民俗学专家钟敬文先生的《歌仙刘三妹故事》和《几则关于刘三妹的故事材料》两篇文章则收录了当时广西若干首民歌，并标明为“刘三姐（妹）所唱歌”。

这一时期，学者们认为，广西民歌“流传的歌调，大概多出自她（刘三姐）的遣教”，刘三姐是（广西）民间的“歌圣”。

这时期学者们虽然没有鲜明提出“刘三姐歌谣”的概念，但是他们认为广西民歌（谣）就是刘三姐所唱的歌，这样的认同为下一阶段“刘三姐歌谣”的收集界定整理研究奠定了学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于1950年3月成立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收集歌谣、传说和故事等工作，并且结集出版，《柳州宜山山歌选》、《鱼峰山下的恋歌》等歌谣集是新中国成立初广西民间文艺工作的重要成果之一，这时有的学者提出了“刘三姐歌谣”的概念。

1984年开始随着三套集成编纂工作的深入开展，全国各地的民间文艺工作者对民间歌谣进行了更大规模和更多形式的收集整理工作，关于“刘三姐的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以“刘三姐歌谣”和“刘三姐山歌”等命名的民歌集主要有：《刘三姐歌韵歌例》、《宜山县歌谣集》、《刘三姐丛书》中的《刘三姐山歌集》、《刘三姐传世山歌》。

这一时期，学者们都把刘三姐歌谣当作广西独特的民间歌谣类型加以收集研究，在学界中“刘三姐歌谣”的独特性不断得到展示，学者们对“刘三姐歌谣”的认识不断深化，对“刘三姐歌谣”的认同意识日益笃深。

21世纪初，2021年中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国人逐步理解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念，相继整理发掘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021年，“刘三姐歌谣”被广西宜州市（县级市）人民政府认定为本地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加以挖掘保护，在刘三姐乡挂牌成立“刘三姐歌谣保护区”，2021年经过保护申请，“刘三姐歌谣”正式进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刘三姐歌谣”的名称概念终于得以落槌敲定，并且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合法的称谓得到最终确认与确立。

纵观当前的歌谣名录称谓，一般均以“地名+歌谣”和“民族+歌谣”等两种表述形式出现，极少出现“人名+歌谣”的表述形式。

那么，为什么“刘三姐歌谣”的概念名称得到最终承认呢？通过分析研究，原因不难发现，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刘三姐歌谣”大抵上就是“广西（壮族）歌谣”，因为“刘三姐”这一名称经过长期孕育提炼发展，在广西（尤其是壮族地区）已经成为一个鲜明的艺术形象符号，也是一个鲜活的文化品牌，言及刘三姐必言及广西（壮族），在这种特殊性意义上和特定语境下，刘三姐完全能够代表广西（壮族），刘三姐与广西（壮族）是前生注定的缘分，它们必将携手相依走进新时代。

二、“刘三姐歌谣”概念内涵的丰富性时至今日，刘三姐这位歌圩的女儿已经是广西最鲜明独特的文化名片，她是广西的，也是世界的，东南亚各民族同样十分认同接受刘三姐“歌仙”这一形象（《刘三姐歌谣·情歌卷》，廖明君、韦丽忠主编，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21年出版）。

刘三姐是壮、汉与其他少数民族在长期融合交流中共同塑造形成的文化形象，同样，“刘三姐歌谣”也是各民族主要是壮汉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晶，这是不争之实。

覃桂清先生认为，刘三姐会说各少数民族语言，会说汉话，会唱各少数民族的歌，也会唱汉语山歌，从歌式、内容和艺术技巧看，形式上包括三字头、七言六字和七言四句等在内的“刘三姐唱的汉语山歌”，与相邻各省甚至远至安徽、四川、陕西等省的歌谣有着密切的同源关系，刘三姐所唱的汉语山歌是上述地区汉歌传入粤西后与各族歌谣交流融合的产物。

这是前辈学者经过长期考察研究得到的结论。

基于“刘三姐歌谣”是“汉歌与粤西各民族歌谣交流融合的产物”的认识，可以说，壮族歌谣就是“刘三姐歌谣”，而“刘三姐歌谣”不一定全部都是壮族歌谣。

由于历史原因，壮族一直没有广泛通用流行的文字（1957年政务院颁布的《壮文方案》并没有得到真正推行），因此“刘三姐歌谣”中原生的壮族歌谣保存下来的不多，能够保存下来的大多是翻译成汉语（西南官话桂柳方言）以文字的形式保存下来，汉语对壮族原生歌谣的保存功不可没，同样，汉语对其他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文化的保存功莫大焉。

因为这种客观现实情况，所以黄桂秋先生认为：“广西整理出版的各种民歌、山歌、情歌集子都被称为‘刘三姐歌谣’，或者是刘三姐家乡的歌，而所有这些所谓的刘三姐民歌，都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壮族民歌，而是用汉语桂柳方言演唱的七言四句体民歌。

”道理正在于此。

那么，“刘三姐歌谣”在民族融合交流中是如何形成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承认“刘三姐歌谣”形成过程中壮汉两个主要民族的主体作用，当然不能否认其他少数民族的参与作用，如果把壮族对“刘三姐歌谣”形成的作用与其他少数民族的作用等同在一个平面上的话，那么估计壮族是不乐意甚至是不答应的。

因为刘三姐是歌圩的女儿，而壮族是歌圩风俗最浓厚的一个民族。

“所谓‘歌圩’，壮语北部方言叫‘圩蓬’，意即欢乐的圩场；南部方言叫‘航端’，意为垌场圩市。

是因其群集欢会酬唱，情如欢乐的集市而得名”。

但是，如果说“刘三姐歌谣”就是百分之百的壮族歌谣，这个观点同样也是站不住脚的。

至公元前214年秦入岭南设三郡起，壮族先民就开始接受历代王朝在岭南地区确立起来的汉文官方地位，历代王朝从未放松对没有自己文字的壮族先民进行汉文教育，可以说，壮族是接受汉文化教育历史最早的少数民族之一。

覃乃昌先生认为：“历史上，壮族与汉族在经济文化上的交往就十分密切，壮族地区长期在汉文化圈内生活，使用的是汉字。

”“壮族地区大约在西汉末年东汉初年即办有以汉文教育为主的私学，自唐宋以后，设有孔庙和书院，继之设有府学、州学、县学和私塾。

壮族文人还借助汉字的形、音、义和六书构字法创造了表达壮语音义的古壮字。

”由此可见汉文在壮族人民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由于壮语的特殊性，各地壮族方言很难做到无障碍直接沟通交流，壮族人民更乐意用桂柳方言等汉语言与其他方言区的族群进行交流。

壮族人民接受汉文化的主导（主流）地位，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有二：一是汉文化强势地位与其巨大的文化辐射能力，二是壮族其深层民族心理性格中具有强大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同时具有向先进文化学习的趋同性，有人认为，壮族已经完全汉化了，这个观点虽然偏颇，但确实反映一定现实状况。

由此推理，壮族歌谣由于受到壮语方言的影响，各地壮族方言歌谣是无法做到无障碍直接交流的，为了使歌仙留下的歌谣传承下去、传播出去，壮族人民便把汉文作为不二的传唱媒介，只有这样“刘三姐歌谣”才能更好地传唱下去。

由此可见，汉文化对“刘三姐歌谣”的影响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仅以“三姐”的称谓这例就能说明问题，“三姐”是汉族的称谓，按照壮语的表达习惯，“三姐”的壮族称谓是“姐三”。

同时，也要认识到在不同民族文化交流中，不同文化之间互相影响从来都不是单向的，也就是说，汉族文化影响了壮族文化，壮族文化同样影响了汉族文化，二者之间的影响是双向互动的。

“历史上，壮族和汉族的一部分曾经互为同化，一部分移居广西的汉族被壮族所同化；一部分壮族则被汉族所同化，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密关系”。

壮族作为一个爱唱歌的民族，“开口一唱诗成河”的诗性特点同样深深吸引并影响到汉族人民，壮族歌圩孕育出来的“歌仙刘三姐”形象同样被汉族所接受认同，在彼此的交流过程中，汉族需要学习壮族人民的歌才以提高山歌的创造力，壮族人民需要借助汉族把自己的歌谣传播出去，二者各有需求，互相帮忙，互为推动，于是以汉文字记录下来的大量汉歌“刘三姐歌谣”产生了，当然也不否认以古壮字记录下来的壮族“刘三姐歌谣”保留了一部分下来。

总之，“刘三姐歌谣”的内涵既包含原生的壮族歌谣，又包括翻译成汉语的次生壮族歌谣，当然包括一些纯粹的汉族歌谣和其他少数民族歌谣等，它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

三、界定“刘三姐歌谣”概念的意义“刘三姐歌谣”研究至今，专家学者们都认为其内涵是丰富的，它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产物，其产生的地域范围是岭南地区珠江流域一带，其传唱的核心地区是广西，广西宜州是其代表性地区，其主唱民族是壮族，这一点大家应该已经达成共识，但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解释“刘三姐歌谣”，其定义的外延与内涵就相应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