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杰贡献

四人都“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为都相当浪漫，遭遇尤其悲惨”，因而其诗歌在思想艺术方面也有一些共同之处。
首先,他们看到贞观以后大唐帝国日益繁荣的气象,由此产生了但愿繁荣久长的希望以及欣逢盛世的自豪感。因此,他们的长篇歌行极力铺陈帝京的壮丽气象,其力量和气势,远远超过了刻板工丽的宫廷文学,而在歌颂太平时所流露的人事沧桑的感概,又使这些铺陈富丽的诗歌微笼着一层轻烟淡雾般的感伤情调。
他们力图冲破齐梁遗风和“上官体”的牢笼，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狭窄的台阁移向了广阔的江山和边塞，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当时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带有新气息诗风，推动初唐诗歌向着健康的道路发展。四杰对唐诗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大致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向荣的情绪，即使抑郁愁苦，也是英雄受挫的悲鸣，而非庸人碌碌的颓丧，因而具有“刚健”、“雄壮”、“宏博
”的特色，拉开了志在廓清“上官体”、“颂体诗”等浮华艳诗风，开创唐诗新境界的序幕和唐诗“风骨”美的先河。王勃自道：“若夫放旷寥廓之心，非江山不能宣其气，负郁怏不平之思，非琴酒不能泄其情。”（《春月孙学士宅宴序》）这种不平之气，不同与中唐以后孟郊之流的“感士不遇”，也不是叹老嗟卑，是刚健的，有冲击力的。诗歌被他们认为是抒发个人情怀最适宜的形式，向上进取精神及不平之气发之于诗，就形成了“浓郁的感情和壮大的气势”。①这与绮艳夺目而淡薄寡情的宫廷诗相比，显得生气勃勃，使长期以来生气萎绝的诗歌恢复了活力，呈现出感人的力量和“生龙活虎般腾卓的节奏。”②这鲜活蓬勃的生命力就是四杰提出得“风骨”的精神实质所在。他们又汲取六朝以来诗歌语言的精美工致，色彩的艳丽鲜明，音律的调协和婉，从而形成了雄放刚健、柔润美丽两相兼济的总体艺术风格。
”所谓“六朝锦色”，是指他们的诗仍有六朝宫廷诗的斑斓色泽，但是宫
廷诗风毕竟不是他们诗歌的主导倾向，他们文化生活的价值在于承袭基础上的革新：“正如宫诗体在卢、骆手里是由宫廷走道市井，五律到王、杨的时代是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汉。”②四杰都重视抒发情怀和不平之气，面向市井，写个人生活情怀，也写沧海桑田的感慨，思索人生的哲理。在仕途上，他们都坎坷不遇，背景离乡，辞亲远游，过州历府，聚集京都，结交天下豪俊，渴求达官显贵，进而科举应试，为人府属，外出做官，甚至从军边塞。梁实秋有云：“年小而名高，命运多坎坷。”而正因为这样，使他们接触了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大大扩展了生活视野，激发起广泛的创作激情。同时也促使他们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狭隘的台阁移向了广阔的江山和边塞，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内容，使诗歌摆脱了颂隆声，助娱乐的虚套，面向广阔的时代生活，用现实的人生感受，恢复了诗中清醒而严肃的自我，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带有新气息的诗风，推动了诗歌向着健康的道路发展。
某些社会现象加以揭露。
四杰
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改变齐梁时遗下的不正诗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其次，初唐四杰为五言律诗奠定了基础，并且使七言古诗发展成熟。五言律在“四杰”之前已有出现，唐初诗人王绩（王勃系王绩侄孙）曾作过一些努力，但作品不多。到了“四杰”的时候，五律这一形式才得到充分的发挥，并在他们的作品中被逐渐的固定下来。“四杰”以多数量、高质量的诗篇为稍后于他们的沈佺期、宋之问的律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杰诗的风格也是变化多样的，有的朴素清新，有的沉雄壮阔，有的铺张扬厉，有的声色华美，各有各的风格，正如陆时雍在《诗境总论》中所概括的：“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藻厚，宾王坦易。”与齐梁以来的宫体诗相比较，他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诗风开始转向刚健清新。一种积极进取的健康的思想感情，代替了宫体诗寄情声色的庸俗无聊的思想倾向。四杰诗也表现青年志士的英雄怀抱为主导内容，闪耀着积极进取的理想精神和乐观开朗的浪漫主义情调，有着生龙活虎的力量和欣欣
其次,他们使诗歌“由宫廷走到市井”，“从台阁移到江山与塞漠，在强烈的爱过热忱中贯注了人生的远大理想，抒发仰郁不平的苦闷，以及对边塞形势的密切关注和重义轻生的豪侠意气，表现了社会上一般人的胜利思想和正常健康的感情。
＂四杰＂虽然在艺术上没有完全摆脱初唐诗坛从齐梁陈隋沿袭下来的创作风气，但他们追求的远大人生理想以及因怀才不遇所激发的种种不平之鸣，开启了盛唐诗歌的基本主题；他们以比兴寄托融入词采华霏的齐梁体，为初唐诗歌融合建安风骨和江左问风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形式格律方面，也为五言律诗和绝句的成熟做出了自己的贡他们是初唐中后期很有才华的诗文作家，四人才名早享，在青少年时代就获得“四杰”的美誉。
五言古诗在三国时期以后盛极一时，而七言古诗却是到了唐代才兴盛起来，四杰（杨炯无七言诗）又以大量的杰作把七言古诗推向了成熟阶段。所以初唐四杰在发展诗歌形式上的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四人之中又各有偏重，王、杨以五律见长，卢、骆擅长七古。他们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对“四杰”十分敬佩。献。可以说唐诗声律风骨兼备的风貌，是从他们开始形成的。 （一）题材的拓展
初唐四杰实为初唐九十年诗歌发展历程中关键性的诗人，不仅是六朝诗的变革者，更是唐风初见的先行者。无论题材内容还是诗体形式，抑或是艺术风格，四杰都呈现出开创唐诗独特美学风格的风貌，不仅给沈、宋，而且更给陈子昂、李、杜、元、白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他们得以把唐诗发展到完全新的阶段。诚然，四杰的诗歌还有“遣词华靡，固沿陈隋之遗”的特点，但一方面这也是由于骈偶文丽文的影响以及个人对于文采的美的追求，这与齐梁陈的浮艳之风是有着天壤之别的。总之，他们在唐代诗歌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即越过齐梁直接晋宋，下开盛唐）的作用。崔融说：“王勃文章宏逸，有绝尘之迹，固非常流所及，炯同照邻可以企之。”李白说：“骆宾王为诗，格高指远，若在天上物外，神仙会集，云行鹤驾，想见飘然之状。”（《诗人玉屑》卷十二《李太白集》），可见四杰的诗文很受唐人的重视。杜甫也在其《戏为六绝句》中道：“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可见，唐人对四杰作了很中肯的评价。这就是“四杰”，历史的“四杰”扬之不可高，抑之不可太低。时至今日，无论是毁是誉，他们作为唐诗的第一座丰碑，是应该得到肯定的。
首先，表现在作品题材与内容上，其中包括有咏史诗和咏物诗，还有山水诗，像王勃的《腾王阁》；或为抒发登临送别的感慨的，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是千古传诵的名篇；以及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有歌唱征人赴边远戍的，描写征夫思妇的，与表达对不幸妇女的同情的。四人均才高而位卑，使他们比较接近社会现实，所以常用诗歌对
四杰虽然在一定的程度上仍然是齐梁诗的继承者，但比起齐梁到陈的浮艳的诗来，四杰的抒情诗（包括咏怀、咏史、送别的诗）内容是大大的丰富了，写景、咏物的诗也有了一些新的进展。
我们可以通过“Βιβλιοθήκη 杰”的具体创作来看它们的丰富内容和艺术水平。
（二）诗体的推进
四杰诗歌创作在拓展题材和内容的同时，也大大推进了唐诗体式的完善。唐人将诗体作了鼎足而三的区分：“凡效汉魏以下诗，声律未叶者，名注体；其所变诗，则声律之叶者，不论长句、绝句，概名为律体，为近体；而七言古诗，于往体外另为一目，又或名为歌行。”②值得注意的是唐人为何要将歌行单列到一目，从诗体的演进来看，五言古诗勃兴于东汉，建安正始间已取得辉煌成就，成为一种成熟的诗体。
在唐诗史上，他们是勇于改革齐梁浮艳诗风的先驱。唐太宗喜欢宫体诗，写的诗也多为风花雪月之作，有很明显的齐梁宫体诗的痕迹。大臣上官仪也秉承陈隋的遗风，其作风靡一时，士大夫们争相效法，世号“上官体”。
在齐梁的形式主义诗风仍在诗坛占有统治地位的时候，“四杰”挺身而出，王勃首先起来反对初唐诗坛出现的这种不正之风，接着其余三人也都起来响应，一起投入了反对“上官体”的创作活动之中。
诚然，贞观君臣学士最早对南朝诗歌进行纠偏改良，倡导中和雅正的文学，一改六朝浮艳轻靡的文风，使诗创作走向清丽典雅的道路。可惜上层贵族的创作多以奉和应制与歌功颂德、游宴唱酬而愉悦性情为总归，这种改革实质上只是一次宫廷文学的内部调整，其意义在于为唐诗的开创清扫了道路。①以初唐四杰为代表的寒素诗人崛起于诗坛，才真正为唐诗的创建带来勃勃生机。他们在唐诗发展史上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他们共同反对上官仪之流的文风，力图冲破齐梁遗风和“上官体”的牢笼，在客观上和“上官体”形成了对立的局面，表现了改进齐梁诗的新局面。四杰诗和那些写应制诗或入朝诗见长的上官体不同的地方，即是文风的纤细与否，是与其内容上的根本歧异有关的。上官体局限在描写大臣生活的狭小圈子里，限于单纯描写殿苑风光，用空虚的词藻歌颂皇帝和皇族，内容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正是它的毒素的所在。而四杰诗的题材范围相当宽广，它的表现力的深度和感情也较为接近人民。尽管他们也无法避免封建文人的命运，不能不匍匐在帝王的膝下，但不同于一般的宫廷文人，他们进入仕途的目的不是单纯的个人物质福利和享受，他们渴望建功立业，也不是以文事人，仰人鼻息，而有着独立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这种复杂性也就决定着他们诗歌内容的特殊状态。明代陆时雍《诗境总论》评云：“王勃高华，杨炯雄厚，赵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代六朝锦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