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隐笔下的女性世界

庐隐笔下的女性世界（一）一直以来，本人钟情于女性文学，特别是五四时期的女性写作，先后阅读冰心，庐隐，石评梅，凌叔华，陈衡哲，冯沅君，林徽因，苏雪林等作家的作品，感受那个年代特有的气息，最近有了写作的冲动，夜深了手捧一本《庐隐文集》，却久久无法入睡，不禁拿起笔梳理起自己的思绪。

摘要：作为“五四的产儿”庐隐是“觉醒了的一个女性”，她独特的经历与其笔下人物命运息息相关，她以独立反叛的姿态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知识女性形象，在情与智的冲突中，她的创作以情绪的宣泄展现了觉醒女性反叛中的人生困惑，事过境迁，庐隐对女性意识的探索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关键词：庐隐、知识女性、反叛、意义从短篇集《海滨故人》、《曼丽》、《灵海潮汐》、《玫瑰的刺》到《归雁》、《象牙戒指》、《女人的心》、《火焰》中长篇集到散文集《云鸥情书集》等，在不平坦的十几年的创作生涯中，庐隐女士以独特的女性体验真实地记录了一个知识女性的所见所闻和真情实感，展示了五四时期一个女性悲欢歌哭的心灵历程。

本文试图通过作者笔下女性人物在知识探索、理想迷失、爱情婚姻及自我拯救等四方面展现出来的困惑和反叛探讨女性的出路问题。

一、“知识误我？我误知识？”“五四”时期是一个激情的时代。

“个人”的发现意味着“为自我而存在”的意识的觉醒，在挣脱束缚人性，摧残人性的传统思想羁绊的过程中，“五四”新一代知识者发现了自我个性的价值，认同了自我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个人开始抬起头来，主宰了他自己的独立自由的人格，维护了他自己的权利和自由”。

[2]这对于一直处于“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3]的中国人来说，可以说是为前所未有的人格解放。

在这个确立“自我”的时代，女性以他独有的敏感呼吸着时代的风气。

庐隐对中国女性的历史和当时的社会现状有着清醒地认识，她认为，中国传统女性有三大不幸：“一失掉了独立的人格。

二失掉了社会的地位。

三埋没了个性。

”[4]对于新女性走向社会，她是持肯定态度的，认为中国的新女性应该“打破家庭的樊篱到社会上去，逃出傀儡家庭，去过人类应过的生活，不仅仅做个女人，还要做人。

”[5]正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庐隐在她的小说中塑造了众多的青年知识女性形象，着力表现他们的自主、自立，展示他们的情感和心理轨迹。

处女作《一个著作家》中的沁芬为反对包办婚姻而殉情，以此来控诉对封建社会的不满，《灵魂可以卖吗》中的荷姑是一个有思想有头脑的觉悟的女工形象，“灵魂的可贵实在是无价之宝，这有限的工资便可以买去，或者工人便甘心卖出吗?” [6]以质问的语气向这个世界提出抗议；如果说沁芬是一只被扼杀在封建包办婚姻牢笼里的不幸的小鸟，那么《或人的悲哀》中，亚侠则代表了刚从狭小的牢笼里走出来的知识女性的命运。

尽管“游戏人间”是亚侠在无可奈何中的一种选择，而且结局是悲剧性的，但这毕竟是属于亚侠自己的选择。

“在《或人的悲哀》所笼罩着的‘人生究竟不可知’的虚无情绪之下，包孕着作者对人生价值的痛苦思索以及对黑暗社会的否定和叛逆”。

[7] 五四时期女性意识的觉醒激发了他们投入社会的热情，然而这毕竟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众多知识女性有这一颗“似强而实脆弱的心”，一方面因袭着封建的因子，一方面又受新思想的洗礼，渴望个性解放、灵魂自由，内心世界与现实产生了冲突与背离，在对自身价值有所觉悟但又无法在现实中实现自我的人格的失落和悲哀中，只好徘徊在理想和现实的歧路，因而抑郁寡欢，彷徨虚幻，寂寞颓废，苦闷悲哀便构成了情感的主旋律。

茅盾很真实地看到了这一点，“在反映了当时苦闷彷徨的站在享乐主义的边缘上的青年心里这一点看来，《海滨故人》及其姊妹篇（《或人的悲哀》和《丽石的日记》）是应该给与较高的评价的。

”[8]《或人的悲哀》中的亚侠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妇女，她一直苦苦探索人生的究竟，得到的结论却是“悲的多，乐得少”，现实的黑暗让她找不到人生的究竟，她“不能安于现在”，但又觉得“追求未来使得精神消磨的未免太多了”。

[9]最终发出了“我何尝游戏人间？只被人家游戏了我！”[10]的感慨，脆弱的理性战胜不了情感，情感的苦闷又使她对知识产生了怨恨。

《丽石的日记》里的丽石是一个“生的漂泊者”，她觉得社会“到处是污浊的痕迹”，常感叹“寂寞益我苦！无聊使我悲！渴望增我怒！”[11]《海滨故人》的露莎是个倔强孤傲的女孩子，反复探究“人生到底做什么？”被同学讥为著作家，然而苦思的结果仍摆脱不了矛盾的心理：“十年读书，得来的只是烦恼与悲愁，究竟知识误我？我误知识？”同样，宗莹对露莎所苦诉的“若果始终要为父母牺牲，我何必念书进学校．．．．．．现在进了学校，有了知识教我屈服在顽固不化的威势下，怎么办得到！”。

[12]，《彷徨》中的秋心曾寻找“光明绚烂的前途”，然而最终面对“前面是茫茫的大海，后面是荡荡的大河；四面又都是生疏的、冷酷的，没有一只渡船。

”[13] 亚侠、丽石、露莎、宗莹她们都是庐隐笔下自我意识觉醒的知识女性，常常以“游戏人间”的的姿态出现，她们一面谈论着社会，议论着人生，抨击着黑暗，一面又在自我抱怨。

新思潮唤醒了露莎对自我的认识，对爱情婚姻也有一种超凡脱俗的见解，并且敢于挣脱封建礼教的枷锁，热烈地爱上一个有妇之夫，但又常为习惯势力所左右，无法在破与立中找到支撑点，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所谓“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绝境。

这是一种时代病，知识女性对知识的怀疑是五四启蒙时代知识分子蜕变必经的苦痛，其间交织着软弱、妥协、焦虑、渺茫、困惑，派生出一种心理失意。

这一个个忧伤苦闷的女子让我们感觉到那种噬人的时代气息，感到的是笼罩在她们头上的可怕的社会阴影。

二.理想在现实中的迷失庐隐的内心是向往英雄的，她笔下的女性在对人生意义的追寻中否定和批判现实人生，她们高举妇女解放的火把，执着地追求理想的爱情与人生价值。

但是，她们也是无路可走的一代，在走向社会，投身社会运动的过程中，依旧彷徨与悲哀，她们追求的是一种理想的“乌托邦”。

《秋风秋雨愁煞人》，赞扬女革命家秋瑾，“但望革命克成，虽死犹生，又复何憾？”悲壮激昂的宣言是女性对革命的实践，然而“枫林古道，荒烟蔓草，何处赋招魂！更兼这——秋风秋雨愁煞人！”。

[14]面对革命运动，知识女性给我们展示的不是一味地激扬热情，而是一群唱着凄惨挽歌的理想迷失者。

小说《曼丽》中的曼丽是一个积极投身于社会的具有爱国热情的女青年，她积极入党，并热心为党工作，可是她在工作中发现，党内贪污腐化，滥用职权，尔虞我诈，投机取巧，使得她原本充满希望的心“沉溺在失望的海底”。

而此时她只知道“羞愤”，“忏悔”，认为自己“是一般没有主见的年轻人”，是“彷徨歧路的残痕”[15]而不知该如何走下去，想一死来了结理想的失落。

她们将自己的理想寄寓于与自己不相容的现实中，永远都无法找到人生的真正意义。

我们说知识唤醒了女性对自我价值的认识，使她们走出闺阁走向社会且铸起人生的理想，然而在面对现实时，她们的脆弱与无奈与现实格格不入“我在世界上，不过是浮在太空的行云！一阵风便把我吹散了，还用得着思前想后吗？假若智慧之神不光顾我，苦闷的眼泪永远不会从我心里流出开呵！”[16]在这里，庐隐很清醒的认识到知识女性在理想事业面前的无力，究其原因除去时代的原因外，还在于女性无法超越自我的局限性，旧有的范式已根深蒂固，已成为一种已经化为血肉了的内在精神。

知识所给予她们的毕竟不是全部，启蒙的意识到真正的兑现有着相当长的历程，她们的困惑在于既想充分地实现自我，又希望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来，使她们终于不可能轻松地在求解放的路上寻求。

“心灵天地的广阔，情感体验的丰富，导致其情感多于行动，徘徊多于抉择，敏于思而怯于勤，渴望新而苟且于旧，由于自身缺乏一种强悍的力量，因而对面前丑恶不合理的事物特别容易失望、伤感、惶惑”。

而女性要在生活中找到应有的位置来实现自我价值，则必须摆脱自身心理的“依赖感”来战胜世界，这对于刚觉醒的她们来说，的确是太艰难了。

于是，在她们的奋斗中，渗透着深沉的悲观和困惑。

三.“何处是归程”爱情在庐隐笔下是永恒的主题，主张“恋爱是人类生活的中心”的她给读者展示的不是温情脉脉而是悲气萧然。

在庐隐笔下，爱情不等于婚姻，婚姻变成了坟墓，家庭对女性来说是一种束缚，步入家庭的女性反比婚前有着更多的忧虑。

《丽石的日记》中的雯薇：“结婚以前的岁月，是希望的，也是极有生趣的，好像买彩票，希望中彩的心理一样，而结婚后的岁月是中彩以后打算分配这财产用途的时候，只感到劳碌烦躁，但到阿玉——她的女儿——没出世之前，还不觉得……现在才觉得彩票中后的无趣了。

孩子譬如是一根柔韧的彩线，被她捆住了，虽是厌烦，也无法解脱。

”[17]《胜利以后》借女主人公之口说：“当我们和家庭奋斗，一定要为爱情牺牲一切的时候，是何等气概？而今总算都得了胜利，而胜利以后依旧是哭得多乐得少，而且可希翼的更少了……从前以为只要得一个有爱情的伴侣，便可以废我们理想的生活。

现在尝试的结果，一切都不能避免事情的支配……”[18]这种自由爱情获得后产生的沉重的失落感同样充斥在《前尘》中：“结婚、生子、做母亲。

……一切平淡的收束了，事业志趣都成了生命史上的陈迹……女人，……这原来是女人的天职。

但谁能死心塌地的相信女人是这么简单的动物呢？……婚姻生活对于他们的规范是‘善持家政，好和夫婿’，‘厨下调羹弄汤’”[19]昔日满怀憧憬的乐趣，实在要比结婚实现的高得多。

”庐隐的作品《前尘》、《胜利以后》、《何处是归程》中知识女性从追求婚姻自由，渴望新式婚姻，到对婚姻的失望，完全粉碎了“五四”时期关于新式婚姻的神话，面对这个戒备森严的男权社会，她们无路可走，也无处告别。

对于她们来说，爱情是痛苦；结婚是痛苦，独身也是痛苦。

还是作者说的深刻：“结婚的结果是把他和她从天上摔到人间……结婚不好，不结婚也不好，歧路纷出，到底何处是归程啊？”[20]她们不甘沉沦，又无法飞升，“我对我的生，是非常厌恶的！我对于世界也是非常轻视的，不过我既生了，就不能不设法不虚此生！”，知识女性在肯定个体存在价值的意义时就黑暗的社会坚信“在眼睛能看见的社会之外，一定还有一个看不见的世界。

”希望“光明绚烂的前途”是有的，哪怕在无尽的哀怨与悲叹中，在失望与绝望的深谷里仍回响着她们来自心底的呐喊。

我们知道，婚姻问题对女性的束缚是千百年来中国文化的痼疾，“‘反婚姻家庭’的叙述是建立在对父权神权地位的反抗上，揭示了妇女在家庭中的奴隶本质，表现了女性对父权家庭分配给自己角色的否定与质疑”。

[21]“五四”对新式婚姻的倡导作为当时一种理想范式，表面看起来令人振奋狂喜，然而当这种思想之灯与现实相结合时似乎一切都换作新的面孔，投下的亦非指引迷茫者前行的光，而是如风雨中摇坠的叹息，在经受新思想洗礼过的女子们蓦然发现摆在她们眼前的不是“象牙戒指”，而是自欺欺人的善意的谎言，在这饱含欺人与自欺的谎言中，失意的女性沉迷于短暂的梦幻中，以“生的厌烦者”的姿态一面哀叹“不知何处是归程”，一面为觉醒的迷茫而苦恼，深味人世的荒谬与空虚。